人类的社会交往，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人类交通事业缘起的根本动因。据考古发现，500万年之前就有“南方古猿”活跃于南非和东非丛林。1974年11月24日，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发现一具古人类化石，地点是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凹地，化石是一位生前约20岁的女性，身高仅有1．06米，但已经实现“从猿到人”的进化，被公认为最古老、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标本，命名为“露西”，“考古年龄”约320万岁。2010年6月21日，美国塞拉西耶博士宣告：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又发现一具不完整的早期人类骨骼化石，身高约1．52—1．67米，“考古年龄”约360万岁，命名为“露西祖父”。由此可见，目前所知的人类历史至少已经有360万年之久。
人类发展的进程，大体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就目前所知，人类最古老的石器可以追溯到300万年之前。这就是说，人类的石器时代至少拥有299．4万年的历史，占99．8%；而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叠加起来也只有6 000年的历史，仅占0．2%。由此可见，石器时代确实是人类社会的漫漫长夜，其进展之艰难，道路之崎岖，实在是难以想象。
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博士继发现50万年前的“北京人”〔1〕之后，又发现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2〕。专家们从“山顶洞人”的遗物中，清理出一批用兽牙、兽骨管、石珠、鱼骨、介壳制作的装饰品。其中，“穿孔的介壳，为海蚶，共有3个，均在铰合部以下有一巨孔。介壳的边缘已磨光滑，证明佩带已久，孔不是钻的，而是从壳顶部磨出来的。过去多认为是来自160公里的渤海湾，但目前从钻探资料来看，当山顶洞人生活时期，海岸线还距离周口店不远”〔3〕。由此可见，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开辟通达海滨的道路。但是山顶洞人遗存的3件海蚶壳制品，毕竟只占141件装饰品的2．1%。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又可以窥见，即使是仅有50公里路程的海滨，当时也并不是人们可以经常光顾的地方。
1974年，考古学家周国兴先生在河南许昌灵井遗存中，发现有海牡蛎壳装饰品〔4〕。此地与海滨的距离已经有千里之遥，可见迄今约8万年的“许昌人”〔5〕已经开辟了行程千里的通海道路。也就是说，“许昌人”不远千里拾取海牡蛎壳的经历把中国旧石器时期的道路交通史向前推进了大约6万年。
新石器时期中国的道路交通，显然更有进一步的发展。郑州西山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有海螺〔6〕，湖北洪湖乌林矾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海贝〔7〕，甚至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县的柳湾遗址也发现有36枚海贝作为随葬品〔8〕。由此可见，海产资源长距离、多方位的流动，表明新石器时期的道路交通已经比旧石器时期更为长远、更为广阔。
此外，内地自然资源的流动也反映出新石器时期道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位于沈阳市皇姑区的新乐遗址是迄今约7 200年的古文化遗址，也是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经过切割加工的煤精制品〔9〕，以及大量经过研磨和刮削加工的石墨、赤铁矿、墨玉雕刻器、玉珠和玛瑙〔10〕。经鉴定，这些煤精产于百里之外的抚顺煤田〔11〕；玛瑙出自沈阳市苏家屯区的康家山；玉石出自200公里之外的宽甸县。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的道路交通，确实是古代人奋力突破自然生态分布局限的初步尝试，也是人类以劳动改造世界，以劳动开拓生存空间的伟大壮举。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使我们了解新石器时期的道路交通设施。陕西宝鸡市金台区的北首岭文化遗址是一处6 000年前的古人类聚居地。考古发掘发现，在3大住宅片区中间有一块面积约6 0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附近就残留有一段结构为4层的道路遗存，不仅路面十分平坦，而且用兽骨渣、碎鹅卵石、碎陶片铺垫构筑有厚度约8—12厘米的路基层，以及经过火烧硬化达到2厘米厚度的红土层〔12〕。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类，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道路修筑经验。
西安市临潼区姜寨文化遗址是一处6 600年前的古人类聚居地，其道路的修筑显得更加有规模，布局也十分讲究。专家们从中发现，此处遗存的5大住宅片区均围绕中心广场修筑有道路，各片区之间也有道路相互连通，路面以料礓石〔13〕铺垫，路基采用火烧硬化土层。其中心广场西侧已经发掘出两条平行的人工道路，一条残长53．3米，宽0．7米；另一条残长12．5米，宽0．75—0．8米，用料礓石铺设的路面不仅十分平整坚硬，而且厚度也达到10厘米〔14〕。
苏州市吴江市龙南文化遗址是一处5 000年前的古人类聚居地，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一条用碎陶片铺成的小路，残长约15米〔15〕。
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平粮台文化遗址是一座面积约3．4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迄今约4 300年，相传曾经是太昊伏羲氏〔16〕的首都所在之地，城内已经修筑有整齐的大路和小道，大路的宽度约1．7米，路面全部采用料礓石铺垫，出城路段还埋设有陶制排水管道〔17〕。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末期的道路构筑已经有相当完善的配套设施，这表明当时的道路交通工程已经动员社会力量普遍参与。就总体而言，石器时代毕竟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时代，由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人类还只能利用自然界的个别要素，依赖于一定地域空间的生存条件。古人所谓“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18〕，这应当是新石器时期原始社会道路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
【注释】
〔1〕北京人：即“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名称是“北京直立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生活年代迄今约60万年。1921年8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首次发现龙骨山遗址。1929年12月2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博士在龙骨山遗址发掘出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命名为“北京人”。此后又相继出土分属于40多个人体的古人类化石，以及10万余件石制品和骨角制品。
〔2〕山顶洞人：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博士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顶部发现古人类化石，经鉴定确认为3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命名为“山顶洞人”。此后裴文中博士又相继发掘出大量石器﹑骨角器和穿孔装饰品，以及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墓葬。
〔3〕见贾兰坡等人《中国史前的人类与文化》（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93页。
〔4〕见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年第2期）。(www.xing528.com)
〔5〕许昌人：1965年春，中国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发现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2007年12月17日，灵井遗址发掘出16片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许昌人”。经鉴定，“许昌人”的生活年代，迄今约8—10万年，恰好填补中国考古发现的一段空白。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所谓“非洲起源说”。该学说认为，中国北京猿人等古人类在距今约20万年前突然消失，因此现代中国人只是来源于非洲的古人类后代。另一种学说就是“多地区进化说”，中国考古学家坚持的“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就是其中的学说之一。“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重要依据，就是发现了200万年前的重庆“巫山人”、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6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人”、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这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进化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中却存在一项关键性缺失，那就是没有5万—1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而这一时期则正是“非洲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各地的关键时段，“许昌人”头骨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项关键性缺失。为此，专家们认为“许昌人”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一次重大发现，而且也是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以及研究中国现代人种起源的重要学术依据。
〔6〕见刘东亚《郑州市西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7〕见洪湖博物馆文物组《湖北洪湖乌林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第5期）。
〔8〕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章第232页《齐家文化墓葬》。
〔9〕见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10〕见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1〕见辽宁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沈阳市新乐遗址煤制品产地探讨》（《考古》1979年第1期）。
〔12〕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六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2期）。
〔13〕料礓石：即“料浆石”。“料”是指一种容易加工的白色石料，“浆”是指与石料黏结的沉积碳酸钙，几乎就是一种天然水泥。
〔14〕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章第2节第52页《遗迹·道路》。
〔15〕见《吴江发现五千年前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16〕太昊伏羲氏：即中华民族最初的人文始祖，也是最先组建华夏15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首。据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考证，太昊伏羲氏出生于四川阆中的嘉陵江畔。
〔17〕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8〕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卷第29页《力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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