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学前教育史、教育改革与抗日运动

陶行知是“五四”前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旗手，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创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他用毕生精力践行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诺言，矢志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生活教育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一）生平和幼儿教育实践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生。他自幼聪明好学，17岁从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3天后便愤而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在校学习期间，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1914年，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

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五四”运动后，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1年，陶行知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筹备工作，改进社成立后，他担任主任干事。1923年夏，他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务，举家迁至北京，专任改进社总干事。8月，他与朱其惠、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先后赴河南、浙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在从事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他开始注意到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1926年下半年，他到南京附近考察乡村教育，成立乡村教育研究会。

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1926年1月他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撰文为乡村教育确定了基本任务：“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他所绘制的蓝图是：“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1927年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他要求学生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住在牛棚柴房。

晓庄师范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陶行知在这里进行了平民教育实验，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成为他教育思想的核心理论体系。由于晓庄师范有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陶行知都给予大力支持。国民党气急败坏，1930年4月8日，勒令停办晓庄师范，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1931年春回国后，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1932年10月，陶行知根据晓庄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和“劳工幼儿团”，广泛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小先生”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陶行知先生对国民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界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他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也是罕见的。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立即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中。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后，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去参加公祭大会。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100天的生命冲刺。他在生命的最后100天中，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当得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在暗杀黑名单上列在第三名时，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后立即赶到，随后，全国各地先后召开追悼会，怀念陶行知先生，社会各界也纷纷送上挽联，追忆先生的为人和伟绩。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度过的，正如社会各界名人送与他的挽联上所写的一样，不仅是对他人格的褒奖，更是他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复兴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光辉写照。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二）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的教育基本理论。它的理论体系奠定于晓庄学校的办学实践中，并在后来的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一系列试验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其思想渊源而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的观点，但却是把杜威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扬弃和超越。

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在他看来，首先，生活就是教育。教育与生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自有人类以来，生活即是教育。到处是生活便到处是教育，生活“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其次，生活决定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有生活才能有教育，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再次，教育能改造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生活教育，就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教人生活的教育。因生活是社会的生活，改造了生活便是改造了社会。因此，“教育就是社会的改造”。教育只有和生活结合才能成为教育；教育要是脱离了生活，便不是教育。而旧的传统教育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教育与生活相脱离，教育必须与生活相结合，生活是教育的灵魂和生命。

陶行知所说“生活即教育”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二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三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四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五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也就是说“生活教育”是提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而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

2.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只是把社会上、生活中的东西搬一点到学校里，学校还是与社会相隔离的“大鸟笼”。他提倡“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其自由翱翔，把学校伸张到大自然、社会中去。“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的场所。”在社会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做师生。

陶行知提倡“社会即学校”，其目的是使劳苦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普及大众教育，就必须改造传统的学校，创办一个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新型学校。这样的学校就需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办。他说：“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3.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或称之为教育方法论。它来自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并加以改造。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做合一”强调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教与学都是为了“做”。

关于什么是“做”，陶行知认为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是“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强调“行”是知识的源泉，“亲知是一切知识的根本”，强调“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其核心就是要求学生“手脑并用”，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真知”。(www.xing528.com)

（三）论幼稚教育的重要性

陶行知非常重视幼稚教育。1926午10月，他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更加具体地指出，从福禄培尔创办幼稚园以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的重要。从蒙台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幼稚园的效力，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

陶行知非常重视儿童教育问题。他认为，儿童6岁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基础，这个时期将为一个人打下人格、智力、体格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一旦确定，便不易改变。6岁以前，是儿童求知的好时机，决不可任意放弃了，失掉了这个时机，便减少了很大的人类的造就。

陶行知特别强调幼儿教育的普及问题。他说：“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儿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儿教育也应当普及。”这种普及主张，较一般资产阶级关于强调义务教育和封建社会只有地主贵族阶层才能受教育的特权教育，是一大进步。他从20年代起，便苦心寻求和摸索在中国普及教育的道路。1927年，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后，便建立了晓庄小学，不断实践着他的普及小学教育，也要普及幼稚园教育的主张。

（四）论幼稚教育的普及方向

陶行知认为，我国幼儿教育机构在清末产生以后，多分布在大城市，为上层社会服务。况且，中国当时的幼稚园十之八九为教会所办，文化侵略从根做起。他指出中国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幼稚园接触的都是外国货，用外国货花钱就高，费用是小学生的几倍，因此平民子弟进不起，幼稚园成了富贵子弟的专用品。为改革这三种弊病，使幼儿教育为劳动大众服务；他提出幼稚园要中国化、省钱化和平民化的主张。他提倡要建设中国的幼稚园，力求幼儿教育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吸取外国有益的经验，打破外国偶像，训练本乡师资，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造幼童玩具。

陶行知对中国的现状认真进行调研分析后，向社会呼吁建设适应平民需要的平民的幼稚园。他感到有两个地方最需要幼稚园：一个是女工区域。妇女上工厂做工，小孩留在家里，无人照应，最感痛苦。另一个是农村。农忙的时候，农家妇女们忙个不停，小孩子跟前跟后，真是麻烦。他提出为了儿童教育，为了女工和农妇，为了工业生产效率，为了儿童的未来，就必须在工厂附近和农村开办幼稚园。他自己就是捧着一颗与劳苦民众甘苦化的心，毅然决然地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到晓庄、到工厂办起了一个个农村办农民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开辟了幼儿教育的新大陆。

（五）论“创造的儿童教育”

陶行知认为要帮助儿童发展，一方面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和身体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激发儿童的创造力。他针对传统儿童教育束缚儿童的种种弊病，提出了解开束缚儿童发展，挖掘儿童创造力的具体办法。

（1）活跃被禁锢的头脑，给孩子们想象的空间。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先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陶行知认为，束缚和压抑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形的“裹脚布”，它束缚和压抑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无形的“裹头布”。“自从有了裹头布，中国的儿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这是最可怕的束缚和压抑，因为它从根本上窒息了一个民族的活力。于是，陶行知大声疾呼：“这种要不得的包头布，要把他一块一块撕下来，如同中国女子勇敢地撕下了裹脚布一样。”“给孩子一个健康、轻松、活泼、富于想象力的大脑，远远胜于一日三餐”。

（2）解开被束缚的双手，给小孩子创造空间。手的解放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环节，传统教育对手的解放之重要意义是毫无认识，它只要学生“规规矩矩”、不准学生“乱说乱动”，把手束缚了起来。如果手没有解放，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人类的这些进化就无从谈起。他因此呼吁解放学生的双手，使手脑平衡发展，身心平衡发展。希望保育员或先生跟爱迪生的母亲学，让孩子有动手的机会。

（3）鼓励孩子们多动口，让他们享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人对物事的认识习惯于沉默，因怕话多必失而三缄其口。把言论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敢讲敢问，力争从通过解答问题增加孩子们的知识。

（4）让孩子走出教室，给他们了解社会的机会。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不要一味地强调书本知识，而是要让小孩子多去接触大自然，多了解大社会中的事物，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力争通过了解社会，知悉自然，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5）留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快乐游戏中成长。要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就是要“不把他的功课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使他有余暇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在游戏中找到快乐，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六）论幼儿师资的培养——“艺友制”

陶行知主张运用艺友制来培养幼儿师资，为普及幼儿教育，尤其是向广大农村和工厂培养幼儿教师的有利途径。晓庄学校逐步扩大为晓庄学院、吉祥学院、三元学院、万寿学院、和平学院五个学院。继这些学院后，他又增设了蟠桃学院，即幼稚师范学院，院长为张宗鳞，总指导为陈鹤琴、徐世壁，指导为王荆璞，幼稚学院建立的目的是培养高一级的幼教人才和研究实验幼儿教育科学。后来又成立了“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进一步对“儿童卫生”、“心理”、“儿童世界”、“解放儿童”、“未来的儿童教育”、“儿童教育的远景”以及“幼稚教师是一种什么人”、“乡村幼稚导师要怎样做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陶行知在《艺友制是补师范教育之不足》一文中指出：“艺友制是什么？艺是艺术，也可作手艺解。友就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

陶行知认为艺友要和导师交朋友，在实践中学习当教师，边干边学。这个方法的优点：一是解决师范教育的缺憾；二是边干边学，立见实效，可以改变师范教育中学理与实习二相分离的弊病，他称这种师范教育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艺友制似木匠、裁缝、漆工等三百六十行中带徒弟的办法，但又不是艺徒制。因一般师傅艺徒，秘诀心得不肯轻传，甚至徒弟要为师傅干很多与学艺毫不相干的苦差。艺友制学生称艺友，与导师的关系是朋友。而不是旧式的师徒。

陶行知认为，“学做教师之途径有二：一是从师，二是访友”。跟随朋友学习比跟随老师学更自然而有效，所以要成为优良的教师，就需要与优良教师成为真正的朋友。艺友制是对传统的师徒制的一种改造，它是新教育方式之一。在学做合一的情况下，艺友是跟着师傅在做上学的徒弟或学生；在教学做合一的情况下，艺友是徒弟又是师傅，是学生同时又是先生。

陶行知办晓庄学校时，各中心幼稚园、福建集美幼稚师范、广西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幼稚师范特科，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所办的平民幼儿园及张雪门、戴自俺主持的北平西郊罗道庄、核桃园所办的幼儿园也采用了艺友制的办法培养了一部分幼儿师资。

领导幼稚师范院的张宗麟曾指出，指导艺友学习的步骤共分为四步：第一期，实际参加幼稚生各种活动，以使他们学做一个儿童领袖为主。第二期，是指示给他们几种简单的方法，例如讲故事的简明点，认方块字的变化法，带小朋友玩时应注意的事项等等。艺友们知道了这些方法，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在小朋友中试做。这个时期也开始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如唱歌、布置室内工作等。第三个时期，一方面继续做各种基本技能训练，一方面又在幼儿园里实地去做。这时期与第一期不同的是艺友们要独立活动，导师只帮助他们制订计划大纲。另外还组织艺友到其他幼儿园参观，参观前后导师都做指导谈话，指出参观目的、内容，参观后进行讨论，提出对幼稚园工作的建议。第四个时期，是用三个月时间，两个艺友一组，在指导员指导下，独立担任整个幼稚园的工作。这四个时期大约要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然后便可参加工作，经半年或一年考察，合格者发给幼稚教师凭证。

陶行知提倡的这种艺友制师范教育最大的优点，第一是学生在幼儿园中实地学习，克服师范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第二，在不可能迅速建起大批幼稚师范学校的情况下，能迅速培养有质量的师资。第三，节省时间，仅用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业，缩短正规幼师3年毕业的期限。这种见效快、质量好的幼教师资培养的方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当然，他认为艺友制师范教育并不是培养师资的唯一方法，这种制度应和师范学校“相辅而行”，不是拿来替代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应当废除，而应当根本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