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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史:抗战胜利前后的民国变迁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年代里,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仍然缓慢地发展着。为抢救民族的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的学前教育方针。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圣罗一女中举行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由于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抗战期间的学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下得以维持,并为战后学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战时儿童保育院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前教育史:抗战胜利前后的民国变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年代里,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仍然缓慢地发展着。

(一)抗战时期的学前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形势需要,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纲要》规定了九大方针,十七要点。

《纲要》对幼稚教育作了如下规定:“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加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

(二)颁布幼稚园规程和幼稚园设置办法

为了加强对幼稚园的管理,1939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又一部重要法规《幼稚园规程》,其所规定的教育目的同《幼稚园课程标准》。1943年,教育部对《幼稚园规程》进行了修正,改称《幼稚园设置办法》,于同年12月颁布实施。《幼稚园设置办法》共三十二条,规定招收4—6岁儿童,必要时招收3岁以下儿童予以保育。同时规定幼稚园的儿童数以120人为限,具体编制应按儿童的年龄智力分组,视儿童多寡,合并或分别保育,但每一教员应保育的儿童数日不得超过20人。“课程应顺应儿童的个性,遵循其身心发展特点实施教育。”但是,由于当时的抗战环境,《幼稚园设置办法》几乎成为一纸空文。

(三)幼稚园的发展

抗战时期,我国很多地方的幼稚园被迫停办,从下表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幼稚园的数量还是入园幼儿数都在连年下降,战争结束后才有所回升。

1937—1947年全国幼稚园发展统计

(四)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

为规范幼稚师范、幼稚园教员任用标准,严格师资水平,提高师范教育的程度,1946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国民学校教员检定办法》。

《检定办法》规定,要担任幼稚师范科的教员,必须具备:其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即国内外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毕业者,国内外大学研究院研究期满得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国内外大学教育学院或其他各院系毕业曾学习教育学科二十学分以上有证明书者,国内外大学各院系高等师范本科或专科毕业后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者。其二,有相当的实际经验或研究成就。如国内外专科学校,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者,曾任师范或者同等学校教员五年以上,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认为成绩优良并有专门著作发表者,具有精练技术者(如劳作科教员)。其三,考试合格者。如以上两条件都不具备,便要参加儿童心理、保育法,教育测验与统计,幼稚园行政、幼稚园教材及教学法考试,检定合格者才可任教。幼稚师范科教员任用条件的规定,强调了幼稚师范科教师的素质和水平,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训练保姆的水平已有本质差别。

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小学及幼稚园教员的检定标准,交由省(市)制定。1946年,教育部向全国各省推荐福建省对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幼稚园主任,教员的任用办法。

幼稚园主任的条件是:幼稚师范学校幼稚科毕业服务幼稚教育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具有下列各项资格之一——服务幼稚教育两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师范学校各系科,旧制师范学校本科或高级中学师范科,特别师范科毕业者,乡村师范特科毕业服务国民教育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乡村师范本科,简易师范科或简易师范学校毕业服务国民学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幼稚园教员的任职条件是:一是幼稚师范学校或幼稚师范科毕业者,二是经笔试、口试或实习各项检定合格者。笔试有公民、国语、算术、本国史地、教育概论、有关各科教材教法等,占70%。口试或实习占30%。一次检定合格期限为四年,三次以上拥有成绩及格证明书者发给长期合格证书。三是具有下列各项资格之一者,并曾任幼稚园教员一年以上之女子:师范学校各科系、旧制师范学校本科、高级中学师范科、特别师范科或乡村师范学校特科毕业者,高等师范学校、专科学校、师范专科学校或大学师范专修科毕业者,国内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毕业者、体育师范学院毕业者,乡村师范学校本科、简易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科毕业者。

由此可以看出,幼稚园主任的任职特别注重教育的实践经验,幼稚园教员的任职必须要达到高级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要有教育理论素养和幼稚教育的实践能力。这样训练、聘用、考核幼稚教育的管理员和教员,体现了国家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由于条件限制,《检定办法》要在城乡真正推行,具有相当大的困难。

(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侵略,使许多幼稚园毁于炮火,幼稚园数量急剧下降。大量儿童在敌人的残暴进攻下流离失所。为抢救民族的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的学前教育方针。

战时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理事安娥,为了保护战时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她先后找“共产党的邓大姐、民主人士史良、国民党唐国桢”等,请她们做发起人;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会,出任保育会的理事长,以更好地解决难童的教养和经济问题。同时积极同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来到武汉的各界进步妇女人士座谈,商讨如何救助战火中受难儿童问题,促进保育会的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急剧增加到184人之多,从沈钧儒、郭沫若到李德全、郭秀仪等,各界爱国志士,都成为保育会的中坚力量。(www.xing528.com)

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圣罗一女中举行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大会由李德全任主席,安娥报告筹备经过,由宋美龄等致辞。会上确定了保育会宗旨:以挽救、收养战区难童,培养民族幼小主人为目的。推举李德全、郭秀仪、钟可托、安娥、唐国桢、吕晓道、于汝洲、朱涵珠、曹孟君9人为筹备委员并成立筹备办公室,积极开展了具体工作,成立经济委员会、保育院计划委员会、运输工作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武汉临时保育所委员会、难民儿童服务委员会等,制定工作大纲,规划各省设立保育院、所的地区和数量等工作。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岛设分会20多个;在各战区设立儿童保育院53所,如著名的延安第一、第二保育院。总共收容难童3万多名。由于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抗战期间的学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下得以维持,并为战后学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时儿童保育院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追求真理,反抗侵略。特别注重劳作教育,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在教育方法上,教育与劳动和实践相结合。总的来说,战时儿童保育院对挽救和教育难童、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当然,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保育院和幼稚园的课程设置很不全面,也不细致,有的内容超出幼儿的接受水平,政治性较强。幼稚园课程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

下图为日寇侵华之际,由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宋美龄、邓颖超领导建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地区的保育会就收养了2 000多名难童,这些孩子得必学一门“功课”,即躲避轰炸。

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练习躲避日机轰炸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进行深入反省并不断改进,使得教育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时能够维持并有一定的发展,这些成绩应归功于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理论的正确引领。

思考与练习

1.试析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

2.评述民国时期我国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

3.阐述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幼稚园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

拓展阅读

蔡元培先生教育轶事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是绍兴人,1868出生,字鹤卿,号孑民。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史,以其坚定的民主爱国精神,一生致力教育救国、美育救国、科学救国,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学贯中西,博精群籍,学识宏富,操守高洁,一生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为中外人士所敬仰。虽辞世达六十五年,蔡先生的情操与风骨,一直为后世称颂,毛主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很多的教育轶事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思考。下面,有他在任北大校长时的几个小故事供大家学习。

民国初年的北大,多处还保留着清朝京师大学堂的规矩,如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需递交呈文,经校长批示后,再揭晓于告示牌上,像是一座衙门。蔡元培到任后,立即出了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当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蔡先生就把有关提案及时送往《北大日刊》登载,并择其合理可行者,迅即督促职员实行。

适逢学生毕业,蔡先生精制了一批铜尺赠给北大毕业生作纪念,上刻他亲自撰写的一副对联: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上联“日新”语出《礼记·大学》“日日新,又日新”,下联“岁寒”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在勉励毕业生离校后奋斗不息,不断求新。虽然世道纷乱,社会黑暗,但更须保持松柏坚贞之节。

蔡先生出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保守、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学堂中豪富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要用上千块银元,有的甚至要花四五千块银元。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把上大学只不过是当作自己晋升之阶而已。教员中也有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更是敷衍塞责。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然后才神态安详地走进大门。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蔡元培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开新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国立大学焕发生机。

也就在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贸然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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