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学前教育在华活动-《学前教育史》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传教、办学等特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先后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会学校，这其中主要包括学前教育机构和幼教师资培训机构。这也是旧中国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创办幼稚园

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福州、宁波开始办幼儿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塾通考》第十集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6所，学生194人（男女各半）”，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以后，在福州、宁波、上海、北平等地都有外国人办的幼稚园出现。民国初期以后，更有发展。1913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议案中又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教会幼稚园数目大增。根据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基督教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夕共开设幼稚园139所。据调查，1924年全国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办的156所，占全国总数的80%。张雪门1928年参观了30所幼稚园，其中就有洋教士办的12所，日本式的幼稚园5所，由中国人办的普通式幼稚园只有13所。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幼稚园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办的数目。这些幼稚园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人自办的幼稚园施加影响，造成幼稚教育的“洋化”。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办教育，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培养治华代理人和实施中国基督教化。学前教育的宗旨，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总目标，尤其重视对幼儿心灵的熏陶，使其接受基督精神，为培养殖民地国民打下根基。欧美国家在中国设立幼稚园，均通过教会来组织，这些幼稚园内宗教色彩浓厚，使儿童从小忠于基督，成人以后便可以服服帖帖地受洋人摆布。牧师梅因就曾颇有把握地讲，如果给他机会训练儿童，一直到7岁，便可以保证使儿童以后对教会一直保持忠诚。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式的，一种是宗教式的。日本式的幼稚园兴办于清末民初。清末“癸卯学制”和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主要借鉴于日本。这种日本式的幼稚园很像小学校，也可叫做小学式的幼稚园。教学内容有游戏、谈话、手工、唱歌、识字、算术、图画、排板、检查身体、习字、积木等。把这些都视为功课，像小学校一样，明明白白地把各科规定在逐日的功课表里，不许混杂。保姆就像小学里的教员，高高地坐在讲台上，孩子一排一排整齐地坐在下面，不许乱说乱动。可见，这种教育学龄前儿童的办法，忽视了儿童自身的心理特征。这种幼稚园对我国清末民初的幼儿教育影响很大。由于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如此呆板的教育形式，很容易被人们接受，蒙养院及蒙养园时期的教育主要仿效这种形式。

另一种是欧美国家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它本先于日本在华办的幼稚园，但兴盛时期在日本之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主流教育思想主要受欧美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影响，日本的学前教育影响逐渐减弱。这种学前教育，都由教会掌管，所以也被称为教会式的幼稚园。这些幼稚园一般都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桌椅，精致的玩具，孩子在幼稚园的活动要较日本人办的幼稚园自由得多，课程排得也不那么死板。在安排自由活动以后，工作以前，孩子们要闭一会儿眼睛，唱一支祷告的诗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都要唱出“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教会办的幼稚园，保姆都是教徒。他们教孩子的目的是培养新教徒。因此，这种幼稚园，虽然有好的设备，也很难受社会欢迎。由于设备过于奢靡，一般家境的孩子也无法进入。

宗教办的幼稚园活动内容比较丰富。以上海崇德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为例，这是由美国传教士黎曼顾硕士开办的，建于1920年。根据《大上海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载，这所幼稚园作业的情况是这样的：

作业：上午9：00—11：30，下午1：30—3：00

上午：8：30—9：00入园

　　　9：00—9：10朝会（清洁检查）

　　　9：10—9：40作业活动（包括恩物、美术、工艺）

　　　9：40—9：50批评已成工作

　　　9：50—10：00解溲

　　　10：00—10：30户外游戏

　　　10：30—10：45静息

　　　10：45—11：10音乐（律动、节奏在内）

　　　11：10—11：20故事（儿歌、故事表演在内）

　　　11：20—11：30游戏

下午：1：15—1：30入园

　　　1：30—1：45睡觉

　　　1：45—2：10识字游戏

　　　2：10—2：30户外游戏

　　　2：30—2：40点心

　　　2：40—2：50日记

　　　2：50—3：00游戏(www.xing528.com)

　　　3：00—3：30散学

宗教式的幼稚园，实行洋化教育，用外国式的设备，玩外国玩具，唱外国歌曲，孩子不过中国传统节日却过外国的圣诞节，甚至吃点心也要外国货。如此培养，无疑是训练基督教徒。

（二）培植师资，兴办幼稚师范

中国人出国接受幼教专业训练的国家，首先是日本。日本从1872年颁布学制后，便开办了女子学校。中国女学生赴日最早在1901年。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学生十余名。最初就学的学校有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师范科科目有：教育、心理、理科、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工艺科科目有：教育、理科、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刺绣、编物、图画等。这所学校，虽分此两科，但均有幼稚园保姆的训练。

1905年，湖南省派20名女生到日本学速成师范科。1907年奉天（今辽宁省）女子师范学堂派21名学生到日本学习，就读于日本实践女学校师范科。江西也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赴日留学。到1907年，仅日本东京一地，便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中国女学生在国外，求学心切，气度不凡，当时日本人曾评价她们说：“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及。”她们回国后，不少从业于幼儿教育。如1904年上海务本女塾经理吴馨派吴朱哲女士到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1907年吴女士回国，在上海公立幼稚舍开办了保姆传习所，学生36人，学习内容和管理办法全是日本式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有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

除日本以外，欧美国家也积极争取中国留学生。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党人（像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十分活跃，成为反清的一股强大洪流。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结合，由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906年由清政府颁布留学规则，对赴日留学生严加控制。与此同时，欧美便加紧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活动。1907年出洋考察的清朝大臣端方访美，美国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及卫理斯尼（女子）学院，便与端方协商，每年可派免费留学生赴美。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费用。以后其他各国，也仿照美国的办法。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的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学前教育，也从仿习日本逐渐向学习欧美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如教育家陶行知，回国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并在实践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乡村教育、民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早年也曾留学美国，他批判地吸收西方教育理论，在探索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帝国主义除了为中国培训师资之外，还在华设立幼稚师范学校或女学。1844年，美国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最早的教会女学，也是中国最初出现的女子学堂。以后各国在中国办的女学逐渐增多。这些女学，很多都兼负培养幼稚园保教人员的任务。

1892年，美国监理公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幼稚园师资培训班，每周六下午上课，收学生20名。这是为教会幼稚园培训师资服务的。

中国新学制产生后，英、美教会鉴于当时在中国培养师资的重要性，在各地开设师范学校，部分附设幼稚师范科，如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1916年）、厦门怀德幼稚师范学校（1901年为幼稚师范班，1912年正式取校名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幼师科（1916年）、北京协和女书院幼稚师范科（1905年）、北京燕京大学幼稚师范专修科。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还要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用。

这些幼稚师范学校都为教会所办，重视宗教教育与英文教学，有较为完备的教学设备。如景海幼稚师范课程，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适应外国在华办教育的需要，英文占的学分最多，一年级各科总学分为54，英语占20，二年级全年各科总学分为53，英语占10，三年级各科总学分为59，英语占10，在校学习3年，外语几乎占去了总课时的1／4。同时开设宗教学、圣道教法这些课程，直接为资本主义国家传布基督精神，培养顺民服务。第二类是文化课，如国文、体育、生理及卫生、生物学、音乐等。第三类是专业课，如心理学、学校管理法、实习、幼稚教法、启智用具教法等。教会办的这种幼稚师范，一般规模比较小，毕业生人数不多。如杭州弘道女学幼稚师范科历届毕业生人数，少的年份（如1918、1920年）只有1名，多的年份（1931、1933、1935年）也不过10名。从1917—1942年，共有19届毕业生，总计不过108人。

（三）任教于中国幼稚园，翻译教材，出版幼儿读物

外国教习在中国官办、私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中任职，自清末蒙养院诞生起就很盛行，最初多为日本教习。请外国教员（包括日本的和西方的）在中国幼稚园中任教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几乎官办、私办的蒙养院都有日本教习任教，此外还有女学、女子师范学堂，也都要请日本人当教员。这些学校中主要文化课和专业课都由日本教习任教。

学前教育所用书籍，包括幼稚园读本、幼稚师范生教材等也多由外国进口。对此，东、西洋也是十分积极地向中国施加影响，他们很重视利用教材影响中国，认为为中国编辑教科书是传播西方“文明”的极好形式。传教士默多奚说：“把你们所要加于这个国家生命之中的东西，放在学校里，就可以达到目的”、“达到这目的之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它放进学校教科书里去”。到1937年，翻译的日本书籍中，教育一类的书就有140余种。西洋的教育书籍就更多。

东西方国家还编译和出版了不少儿童图书和期刊，如《儿童故事》、《儿童乐园》、《童男须知》、《童女须知》等，更加广泛深入地影响中国儿童。

（四）兴办各种“慈幼机构”

在设立幼稚园和幼稚师范的同时，帝国主义还以兴办“慈善”事业为名，到处设立孤儿院、慈幼院、育婴堂之类慈幼机构。早在19世纪40年代，教会就在湖南衡阳开办了一所慈幼院，此后其他地方的教会也陆续举办了一些这类“慈善”机构。在这些“慈善”机构中，儿童们长年被关在高楼深院里，与世隔绝，生死大权完全掌握在“慈善家”手里，由于饥饿、疾病、体罚不知夺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小生命。据调查，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南京圣心儿童院以及广西、西安、芜湖等地的类似机构中儿童的死亡率，少则占60%，多者竟达99%。有的孤儿院还设有剥削和压榨童工的工厂。帝国主义除从肉体上摧残儿童外，还从精神上腐蚀、毒害中国儿童，使之感恩戴德，长大了死心塌地为之传教服务。

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许多爱国有识之士严正指出育婴堂是杀婴堂，并愤然抗议。如1868年，外国传教士在扬州设立的育婴堂，有不少婴儿因受虐待致死，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慨。当时，参加扬州府考的文武生员曾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的罪行，群众也纷纷参加，最后大约有1万人结合起来，捣毁教堂救出婴儿。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群众也愤怒地焚毁了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但是，由于当时和以后的反动政府甘心投靠帝国主义，卖国为奴，致使这种摧残毒害婴幼儿的罪恶行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最终结束。

（五）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办学，从幼稚园至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技术教育、盲聋哑教育等，形成独立的教会学校网。外国在华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不必在中国政府立案，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利用他们办学的合法机构，从事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侵略活动和宗教宣传。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并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李大钊也著文论述宗教问题，更有恽代英撰文《打倒教会教育》，反对外国利用宗教办学，破坏中国教育主权，压制学生。1923年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吴虞、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全国“非基督教大同盟”。蔡元培在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大学不必设神学科；各学校均不得有宗教教义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1924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首先由广州开始，成立“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当时有影响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如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都开会、撰文支持和参加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华教育改进社要求政府制定注册条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许多教会学校学生退学、教员辞职，不少教会学校关闭或改组，数量上大大下降。

在运动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6条：“（一）外人捐资设立各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须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上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必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

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强夺中国教育主权斗争的成果。此后，凡外国在中国办的幼稚园、幼稚师范学校或幼师培训班，都要向中国政府注册，课程也要大致符合中国教育部所颁发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如景海女学幼师科，1927年以后，在中国立案并开始聘中国人为校长，第一任中国校长是江贵云，任校长职务一直到1951年。杭州弘道女学师范科，冠以“私立”二字，全称为“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师范科”，1927年首次由中国人倪雪梅为校长。课程设置与中国教育部的规定也比较接近。如美国传教士费启鸿夫人在上海创办的修德幼稚园，1934年课程设置有：训育、谈话（故事、谜语）、工作、美术、游戏、音乐、识字、计数、卫生、社会、自然、餐点等，与教育部颁发的幼稚园课程相差不多。

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也有不少流于形式，真正收回教育主权只能在收回政治、经济、军事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