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族新发展：中国汉族通史第1卷

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当汉族这个雪球完成了第二次脱胎换骨的滚动发展之后，随着中国近代史^[163]的开始，而奏起了汉族发展的第三部曲。

（一）部分满族汉化：近代史上汉族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贯穿中国历史的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前期，是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从“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后期，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夺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的历史在中国继续重演。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汉两族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流血的冲突，历经近200年的历史磨合，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满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冲突转向融合，其主要表现就是在汉族吸收满文化的同时，部分满族汉化。满族的汉化由来已久，在此让我们追述一下清帝国前期、鸦片战争前满汉融合，满族汉化的历史。

其一，满族对汉文化仰慕已久，清兵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随之移居到广大中原地区，从而处于典型农耕文明，即汉文化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尽管起初满族人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但这种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犹如一个个孤岛，散布在汉文化的汪洋之中，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不仅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在文化上则更是后进的地位，汉文化对满族如磁铁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其二，清帝国的皇帝已不再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已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这种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对清帝国的皇帝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头号大事。而君临天下最大的难题是在中国传统的正统观中被视为蛮夷的满族统治者，怎样才能得到人数众多的汉族，尤其是汉族士大夫阶层在文化上的认同，更要认同以清代明为名正言顺的正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者被文明程度高的被征服者征服就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清帝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满族的汉化，首先由皇帝们主导。康熙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首次南巡途中向陪侍的汉臣们自述：

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敢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撼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164]。

据历史记载，康熙汉文造诣极深。1696年4月进兵漠北，经独石口，过多伦泊，瀚海砂碛，粮运困难，备尝征伐之苦，有感而赋诗，曰：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度连营。

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165]。

乾隆可以说是清帝国的皇帝中吸收汉文化的代表，他一生徜徉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嗜苏菜，喜昆曲，陶醉江南山水园林，纵横驰骋，挥洒自如，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自谓“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166]乾隆一生九次巡行孔子的故乡曲阜，写下了大量诗作，内容丰富，感情真挚，充满着对汉文化的圣祖孔子真诚的崇拜和敬仰。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乾隆第六次驾临曲阜祭孔时，在孔庙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大礼，向孔子行三跪九叩头大礼，命大学士于敏中祭崇圣祠。并写了多首诗叙怀，其中《金丝堂赞》曰：

礼乐诗书，金丝万古。

岂系鲁恭，广宅斯举。

在左移西，亦惟其所。

悬瓮乃神，夫子不语。

对于祭孔，乾隆曾说：“朕自养德书斋，服膺圣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释于怀……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脺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圣人之风。诵其诗袁读其书，皆足以观感兴起。况亲陟降其庭，观车服礼器，得见宗庙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向慕俛焉。”^[167]而乾隆的诗作，正是对他尊汉文化情结的一种表达。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168]的一种具体表达。

其三，满汉杂居相混。众所周知，清初曾严格划定旗民界限，使满汉各居一方，但为时不久，北京和畿辅的旗人和汉人就杂居在一起了。各地驻防旗人，也很快地打破了满汉居地的边界而杂居起来。康熙末年，关外奉天、锦州两个府，已是“旗民土地，相互交错”^[169]。“驻扎成都、荆州的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170]乾隆年间，“奉天各州县及旗庄地方，旗民杂处，并无旗界民界之分”^[171]。嘉庆年间，吉林及伯都纳、阿纳楚喀等地，“多系旗民同居共处”^[172]。这种杂居为满汉融合互动提供了地理条件，为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互动、碰撞、磨合和整合搭建了历史舞台，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又一种具体表达。

其四，学汉语习汉文流行。在满汉杂居的地方，汉人多，满人少，自然是以汉语、汉文为主。因此，入关以后，满人学汉语、习汉文的风气逐渐流行。乾隆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173]，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雍正三年（1725年），吏部奏请拣选精通汉文的官员说：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司官如不识汉字，必被猾吏欺隐，“以致误事”。建议今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拣选通晓汉文的人员补授，以便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者，愈加勉励矣”。这一建议得到雍正皇帝的允准^[174]。

于是，在皇帝的提倡下，满洲八旗人学汉语、习汉文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居住北京的旗人，很多已是只通汉文，不懂满语^[175]了。康熙年间，已因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而裁去中央各部院及各省将军衙门的“通事”^[176]。雍正年间，被选任知县的旗人艾深，在皇帝召见时，奏对履历，竟“不能清语”^[177]。守卫皇宫的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乾隆初年，在南苑的侍卫、官员、兵丁，也“俱说汉语”了^[178]。嘉庆年间，已形成“满洲非唯不能翻译，甚至清语生疏，不识清字”的局面^[179]。如担任广州将军要职的满洲旗人庄保，“具奏甄别官员一折，竟用汉字书写”，呈上的“请安折，亦用汉字”^[180]。道光七年（1827年），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员进内考试，以了解洲官员通晓清文的程度，结果“翻译通顺及稍有错误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能落笔者过半”^[181]。

不仅关内的满族学汉语、习汉文流行，就是满族发祥的东北各地，到了乾隆以后，也转而使用汉文、汉语了。如在盛京（今沈阳）而言，许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谕：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呼之”^[182]。又如黑龙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183]。尤其是呼兰府的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到咸丰末年，皆用满文书写，汉军旗人和官庄壮丁，虽说汉话，而文移往来，仍用满文，到光绪中叶，这里“语言文字，俱从汉俗”，旗人能通满语的，“千人中之一二矣”^[184]。凡此种种学汉语习汉文流行事例，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一种具体表达。

其五，允许满汉通婚。在历史上，汉人同少数民族通婚是被禁止的，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习惯法，都没有规定民族间通婚^[185]。清初，制定和实行允许满汉通婚的政策是民族关系史上非常重大的突破。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世祖向礼部发出指示：“方今天下家，满汉宫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接着，世祖指令户部说：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责令户部具体负责实施”，做了明确的规定：凡满族官员的女儿欲嫁汉人，应先向户部报告；满族人无官职，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告户部后，才准予结婚；部册无名者，由各牛录章京自行批准；汉官之女欲嫁满族人，也须报部；没有任职的，“听其自便”，不须报部。对满族官民只有一条限制，即必须娶汉人之女为妻者，“方准其娶”，其意不准娶汉女为妾^[186]。可见，在清帝国允许满汉互通婚姻，在民间已属自由通婚，仅有官职的人须履行申报手续。清帝国实施满汉通婚，是一项有伟大意义的开放性的政策，对沟通民族心理、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和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是“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的一种具体表达。

于是，满汉融合渐成趋势，到了清帝国开国100多年后的乾隆时，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和思想信仰等在内的满文化日渐式微，日益汉化，满族兵丁与贵族宗室“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不学习清语，俱说汉话”^[187]。还有原来信仰萨满教的满族也尊崇佛教。顺治拜僧为师，法名“行痴”，“痴道人”，甚至想出家为僧，遁入空门。雍正对佛教也推崇备至，亲自参与辑选佛家典籍《御选语录》，法号“圆明居士”。乾隆时，满族人对萨满教逐渐失去热情，也信奉起佛教来。

满族所有这些汉化的涓涓细流，进入近代后终于汇成满汉融合，满族汉化的潮流，席卷了中国近现代史。据定宜庄和胡鸿保研究，1911年前后北京的旗人后裔总数在60万以上。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京，八旗俸饷停发，广大旗人生活陷入绝境。由于在升学求职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旗人纷纷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20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北京市的满族人口仅为80411人。在这8万人中，应该还包括了1949年以后移入京城的其他地方的满族人^[188]。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仅2399228人，由此，可窥满族汉化之一斑。

满族汉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满姓改汉姓。清雍正年间，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已经能够更加和睦的相处了。这时候，满姓改汉姓风行的程度超乎想象，朝廷内员的满族大臣也流行开来，随后，满族人改汉姓遂成潮流。到民国时，满族人基本上都改汉姓了，有关研究统计满族老姓改汉姓的情况试举例如下。

表2满族老姓改汉姓简况

续表

满汉融合，部分满族汉化的过程，应该说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双向的互动过程，而绝非单向的——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满族逐渐汉化的简单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拥有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汉族，也是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主体融合了周边蛮夷戎狄等历史上业已消失了的民族而在秦汉时开始形成的，而后又经历了一次次以汉族为主体的与其他进入中原地区的民族经过双向互动的融合过程而愈益得到加强。中国的文明史有如长江黄河一样，从那天地浑沌的洪荒远古，就汩汩浩浩地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如果说江河干流是汉族，那么，数百十条汇入干流的支流和支流的支流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以及在历史上消失了的民族。从汉族看，她气度恢弘地容纳百川，从其他民族看，正是由于她们前赴后继地竞相汇入干流，才共同成就了江河恢弘的气度，才不断注入江河奔泻入海的动力；干流离开众多的支流就会干涸，支流失去干流也无所依归；尽管干流和支流都有清波，也有浊流，有甘泉，也有泥沙，尽管百川交汇之时总要激起恶浪，荡起漩涡，但劫波渡尽，又融融漾漾地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向着大海奔流前进了。满族与汉族是两个各有不同历史谱系、文化传统的民族；清三百年，汉文化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而满文化则因有政治优势在盛清时代发挥着主导作用；数量巨大的满文史料和满文史籍，遗留至今的物质的精神的历史印记；这一切，大概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全过程的最有价值的个案^[189]。

（二）中国民族融合方向开始转向

民族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当条件发生了变化之时，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发展了几千年的民族融合，促使汉族像滚雪球一样地发展开始转向，这就是为什么满族汉化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最后完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方向呢？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1.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扭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清朝闭关政策的影响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固守传统“夷夏之辩”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弄不清以往的“蛮夷之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战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意识？

首先，民族概念的引入，破除了中国“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术界引入并接受了西方的民族概念，如梁启超在研究民族史时，对民族的定义格外关注。他认为伯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以前的学者往往把民族和国家相混，所以伯伦奇里才给民族下了定义，认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发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其始也同居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此言其朔耳）；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对此，梁启超认为“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谓之民族。”^[190]对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要素，梁启超特别强调语言、风俗、民族性，即“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191]。又如1924年，孙中山在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对民族的概念作了解读，他说：“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哪逊’这一个词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他认为自然力造成民族，霸道力造成国家；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192]。孙中山对民族概念的解读影响极大，被人们称为民族五要素说。孙中山关于民族的这个概念，后来写入1936年出版的《辞海》而成经典。

凡此种种关于民族的概念，都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民族观，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仅仅对华夏文化和汉文化认同的问题，认同则为“华”或“夏”，不认同则为“夷”或“蛮”的简单的划分。民族应该是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这种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真是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扭转了中国民族融合几千年来以汉化为主流的大方向。

2.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理。此后英、俄、德、法、美、日等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而引发了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在《马关条约》签订未久即撰《救亡决论》一文^[193]，呼出救亡的时代强音。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之严重性，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表达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维新运动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把这一震撼视为中国人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开端，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94]

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停止，不久就发生了真刀真枪的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发动的广州起义。前者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试图以“笼统排外”方式抵制列强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后者则要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统治，把中国引上革命建国的道路，重建民族国家。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气势磅礴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

甲午战争的民族危机，真正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用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等概念，他说：“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195]于是，不仅“民族”一词开始在20世纪初风靡于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人中传播日广，逐步渗入人心。这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是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有必要详述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背景和过程。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分为3个时代：“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中华民族”以较为科学的内涵，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点，不仅矫正了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狭隘的排满民族主义思想，而且也为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及满清开明贵族所接受，为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关系和谐、实现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196]。这正是中国人民族觉醒的标志。所以，1903年12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说：

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197]。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实行“五族共和”的思想。同年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议决：“取五族共和的意义”，以五色旗为国旗。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在摈弃了传统的“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民族观之后，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摆在同等的地位。中国民族融合的汉化之路从此不再复返！

因此，尽管这时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集中在“推翻满清王朝”上，但坚冰已经打破，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从此开始改变。几千年来，中国民族融合的雪球一直朝汉化的方向滚动，使汉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近代以后，中国民族融合雪球的滚动将开始向中华民族凝聚的方向滚动。

3.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自在开始转向自为，即从单纯反清转向反帝反封，套用梁启超所言所谓民族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这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自觉为中华民族。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升华。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消极目的”和“积极目的”，推翻清朝只是达到了“消极目的”，而“积极目的”则是使整个中华民族“驾美欧而为世界之冠”^[198]。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批评了“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的论调，强调清朝虽然被推翻，但是各国列强还在压迫中国，“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所以我们还是三民主义缺一不可”。^[199]他把抵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民族主义的任务提了出来，反映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升华。这种变化为后来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把反帝国主义列入其中，从而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现反帝爱国斗争浪潮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重要政治条件^[200]。

此后，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帮助并推进了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发动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民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在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历史性升华中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4.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201]。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正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的合作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所有爱国的人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中。正是源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爆发出的爱国激情，成为支持中国持久抗战的巨大精神源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正如晏阳初所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202]。

二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上。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最初是孙中山在清末成立兴中会时提出来的，表述为“振兴中华”。民国后，随着国内民族运动的迅猛开展，中国人民族复兴的意识日益明显，到抗战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当时的论者认为，日寇侵华固然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也迫使国人猛醒，奋起拯救国家，图谋民族复兴。有人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衰而复盛的历史，阐明了民族复兴的必然性和光明前途，指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曾遭遇多少次的压迫，翻过来曾演出多少次的复兴，以这样悠久健全的民族精神，说是今后没有复兴性，这是万无此理”；“我们要自觉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的可能”^[203]，郭沫若认为“复兴民族”就是复兴中华民族精神，为此，他作了具体阐释：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什么？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现在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民族精神渐渐地苏活转来了，我们应该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204]。

这样，从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扭转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最后到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给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融合方向开始转向的路线图。就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族融合的方向开始锁定中华民族的大方向！

（三）汉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汉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制民族，也随之逐步转化为一个半殖民地民族。这虽然是汉族的不幸，但却是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在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过程同步兴起的民主革命中，汉族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自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贵族征服了汉族，统一全国后，汉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是被消灭了，但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虽然成了一个被统治民族，但因其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民族内聚性和向心性强，仍然是清朝统治下的主体民族。清初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火种却保存下来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也继承下来了。所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不仅使中国人民日益贫困化，同时也促进了他们的革命觉醒。在这里，首当其冲的是构成中国国家人口主体的汉族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最先觉悟，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推进到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时期的也就是汉族。从此以后，汉族人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不管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汉族在革命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

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鸦片战争一开始，汉族人民在广州三元里就鲜明地举起了“平英团”的旗帜，以落后的长矛和大刀，对先进的火炮和火枪，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从三元里1个乡发起，进而发展到103个乡，又发展到广州郊区几个县，把英国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其后虽然断送在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手里，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自发抵抗外国侵略斗争的第一声，表明了汉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汉族人民为粉碎帝国主义强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为挽救民族危机，兴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本称“义和拳”，是具有反抗外族压迫历史特点的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朱元璋曾组织以白莲教为核心的农民起义军灭元建明。在清朝，白莲教又进行了“反清复明”的革命活动。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整个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了帝国主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从焚烧洋教堂，破坏铁路和电线，发展到抗击“八国联军”的武装斗争，以暴风骤雨之势横扫北京、天津，波及大江南北，关里关外。义和团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于清朝反动政府的叛卖和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但却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汉族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表现了其在反帝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更是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姿态，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幕。当时，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竟要把战败国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种荒谬绝伦的规定，把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蕴藏在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激发了出来，犹如火山爆发一样，呼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拒绝和约签字”的反帝口号，火烧了赵家楼，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汉族人民从打先锋的学生到主力军的工人阶级，都以自己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勇敢的革命行动，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此后，主要由汉族的精英，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指明了道路，而且在实践上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梁。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汉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鸦片战争以来的最佳“竞技状态”投入了抗战，与各族人民一道，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一次最辉煌的胜利。

同样，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汉族也是居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的。从太平天国起，不仅发布了《奉天讨胡檄》，令民蓄发，把斗争矛头直指反动的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反封建的伟大思想，实行了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经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全国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发动了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一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行了第1次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发动了上亿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在苏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经历了解放战争，全歼了中国大陆上的800多万国民党反动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最后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汉族在中国近、现代史时期的这种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向全国各民族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各民族人民表明了她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造成这种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汉族人口众多。西汉华夏族发展、转化为汉族后，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有人59594978人。东汉时，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有人口56486856人。后虽经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隋、唐时漏报户口又较多，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有人口48143609人。宋、元以后，从统计数字上看人口有了明显地增长，据《元史·地理志》所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不包括山区人口，全国有58834711人。明朝时，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上升为60545812人。而清朝，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国人口已上升到205591017人。而到1849年，即道光二十九年，竟增至412986649人。进入近代后，全国人口一直保持在4亿左右，据《申报年鉴》记载，1928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86人。一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口达548770000人。所有这些人口统计数字，如果扣除非汉族人口，那么从西汉一直到元、明，汉族人口大致保持在5000万～6000万，而在近现代，汉族人口又一直保持在4亿～5亿，这样众多的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自秦以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汉族人口总是最多，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这种在人口比例上的绝对优势，使之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居主导地位，起主体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次，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即是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自西汉形成以来，在经济和文化上始终处于先进的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后，汉族虽然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但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的发展程度，仍始终高于其他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这种先进地位，使其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居于主导地位，起主体作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再次，是近代工人阶级的队伍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最早是在汉族中产生和形成的。其后，在整个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是汉族成分的工人最多。这就使得汉族在中国进入近代后，作为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也就必然在全国各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

最后，是汉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较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又最早在汉族中诞生，使得马克思主义最早在汉族人民中得到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最早在汉族中进行，并产生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这样，在中国共产党这种领导作用的支配下，汉族当仁不让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

所有这些与深深扎根于2000多年的文明史中，根源于上下5000年的历史源流中的汉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坚固的民族稳定性结合在一起，与汉族反抗任何民族压迫的革命的民族精神和传统融汇在一起，就使得汉族在国内民族关系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起着主体作用，这也就是汉族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新发展。

对于古老汉族的发展来说，如果说两汉是其幼年时期，隋唐是其青年时期，明清是其中年时期，近代则是其老年时期，这是民族发展规律之使然。从清帝国前期即开始的满汉融合，满族汉化，历经267年（1644～1911年）最终并没有彻底完成，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一个长期封闭自守的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民族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从此改变了中国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中华民族这个雪球，开始在中国滚动。汉族将与中国其他所有的民族一道，凝聚和融合在中华民族之中！

试看未来的世界，中华民族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后汉书·匈奴传》。

[2]《晋书·匈奴传》。

[3]《晋书·刘元海载记》。

[4]《晋书·匈奴传》。

[5]《晋书·匈奴传》。

[6]《晋书·匈奴传》。

[7]屠各胡名称繁多，或称休屠，或称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等。参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384页。

[8]参阅《资治通鉴》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9]陆曜：《金石续编》，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394页。

[10]参阅《后汉书·窦融附弟子固传》《后汉书·西羌传》。

[1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西又有三河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徼外。”

[12]《华阳国志·大同志》：“汶山与乐县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广柔、平康、文降列紫利羌有仇。”

[13]《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

[14]《三国·魏志·郭淮传》：淮“护左将军张邻、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皆破平之”。

[15]《晋书·惠帝纪》元康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

[16]参阅《晋书·姚萇载记》。

[17]见《魏书·沮渠牧犍传》《宋书·沮渠蒙逊传》。

[18]参阅《魏书·世祖纪下》。

[19]《魏书·尉拨传》。

[20]《晋书·石勒载记》：“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21]《文选》卷59。

[22]《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

[23]见《后汉书·乌桓传》。

[24]参阅《魏书·序纪》。

[25]《后汉书·西羌传》。

[26]《晋书·江统传》。

[27]参阅《晋书·匈奴传》。

[28]参阅《晋书·江统传》。

[29]《晋书·江统传》。

[30]《晋书·江统传》。

[31]参阅《魏书·鲜卑传》注引《魏书》。

[32]《晋书·慕载记》。

[33]《晋书·匈奴传》。

[34]以上均引自《晋书·石勒载记》。

[35]参阅《晋书·王弥传》。

[36]参阅《晋书·杜弢传》。

[37]参阅《晋书·石勒载记》。

[38]参阅《三国志·魏志·牵招传》。

[39]《魏书·元遥传》。

[40]同化的一般定义是一个民族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同化又分为强迫同化与自然同化两个类型。笔者认为民族同化实质上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当另文专述。

[41]《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42]《晋书·慕容廆载记》。

[43]《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189页。

[44]《晋书·慕容廆载记》。

[45]《魏书·李冲传》。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4页。

[47]参阅《周书·武帝纪下》。

[48]寻阳郡治在九江。

[49]《宋书·蛮传》《南史·夷貊传下》。

[50]《魏书·蛮传》。

[51]见《宋书·蛮传》《南史·夷貊传下》。

[52]关于蛮族的分类参阅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汉江论坛》，1983年第6期。又万绳楠将魏晋南北朝时的蛮族分为板楯蛮、廪君防爆瓠蛮三类，见《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316页。

[53]《北齐书·元景安传》。

[54]《宋书·蛮传》。

[5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李贤注“九真缴外蛮里张游”。

[56]参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57]广州是吴孙休永安七年（264年）分交州立。

[58]参阅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6页。

[59]参阅陈连庆：《东晋南朝胡越出身将帅考》，《松辽学刊》，1983年1-2期。

[60]《世说新语·容止篇》。

[61]《南史·胡谐之传》。

[62]参阅朱大渭：《南朝少数民族概况及其与汉族的事例》，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www.xing528.com)

[63]《后汉书·桓荣传附晔传》。

[64]《后汉书·袁安传附玄孙忠传》。

[65]《三国志·吴志·程秉传》。

[66]《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67]《三国志·吴志·程秉传》《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68]《三国志·吴志·士燮传》。

[69]王漠辑：《汉唐地理书钞》，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70]参阅《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71]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地理志》。

[72]《元和郡县志》25，《江南道》1，《润州丹徒县》。

[73]参阅倪今生：《五胡乱华前夜的中国经济》，载《食货》，第1卷第7期。

[74]参阅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82页。

[75]《宋书·荆雍州蛮传》。

[76]《宋书·荆雍州蛮传》。

[77]参阅《南齐书·张敬儿传》。

[78]参阅《魏书·蛮传》《南齐书·陈显达传》。

[79]《宋书·徐豁传》。

[80]《初学记·乔道元与天公》。

[81]《魏书·獠传》。又见《北史·獠传》。

[82]《南齐书·蛮传》。

[83]《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檄外蛮里和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又唐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因汉族官吏任延守九真时“教其耕稼”，故引此说明俚族社会发展的情况。

[84]《宋书·徐豁传》。

[85]《宋书·獠传》。

[86]《魏书·獠传》《周书·獠传》。

[87]《宋书·州郡志》。

[88]参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⑦地表》。

[89]《南齐书·州郡志》上《越州条》。

[90]《宋书·州郡志》。

[91]《南齐书·州郡志》。

[92]《宋书·百官志下》。

[93]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

[94]《宋书·荆雍州蛮志》。

[95]《宋书·刘道产传》。

[96]以上均引自《梁书·张缵传》。

[97]以上均引自《陈书·沈君理传》。

[98]《南齐书·蛮传》。

[99]《宋书·文帝本纪》。

[100]《宋书·沈庆之传》。

[101]《宋书·刘道产传》。

[102]见《隋书·南蛮传》。

[103]见《隋书·南蛮传》。

[104]《通典》卷一八七《南蛮》。

[105]以上所引均见《隋书·地理志上》。

[106]《隋书·地理志下》。

[107]蛮、俚、僚、傒等族的一部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但仍有部分因种种原因未被同化，而走上了独立发展或被中国南方其他少数民族同化的道路。如僚族的绝大部分至迟到两宋之际，即11、12世纪时被汉族同化，但其西昌、凉山地区的僚族后裔“曲鸣”，后来却被彝族同化。

[108]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149页。

[109]女真族的社会基层组织，以100户到300户组成一个“谋克”，10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

[110]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

[111]《金史·陈规传》。

[112]《辽史·百官志》。

[113]《史记·西南夷列传》。

[11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70页。

[11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22页。

[11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471-472页。

[117]《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60页。

[118]《金史·西夏传》。

[119]《宋史·种世衡传》。

[120]《宋史·食货志上三》。

[121]《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附案语。

[122]参阅陈振华：《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123]参阅《宋会要辑稿·礼》62之40。

[124]⑤集：《道园学古录·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125]《西夏书事》卷33。

[126]《宋史·夏国传下》。

[127]《番汉合时掌中珠》原序。

[128]《金史·西夏传赞》。

[129]《辽史·营卫志》。

[130]《辽史·食货志》。

[131]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列录》。

[132]藤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一》。

[133]《辽史·后妃传》：“大祖慕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134]《宣府镇志》14。

[135]《辽史·宗室传》。

[136]《辽史·道宗本纪》。

[137]《辽史·仪卫志》。

[138]《辽史·太宗本纪》。

[139]转引自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140]《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

[141]所谓“二税户”原为契丹贵族俘虏的汉族农民，既要向所属契丹贵族交租，又要向辽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又为女真贵族所有。

[142]《金史·章宗纪》4。

[143]刘祁：《归潜志》卷12，《辨亡》。

[144]《金史·章宗纪》4。

[145]《金史·唐括安礼传》。

[146]耶律楚材：《谢西方器之赠阮杖》，见《湛然居士文集》卷10。

[147]见《湛然居士文集》卷12。

[148]参阅孟广-：《苏东坡与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149]《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斯大林全集》第10卷，209页。

[150]《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44页。

[151]《关于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52]《关于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153]李清照：《夏日绝句》。

[154]郑思肖：《德祐二年岁旦》。

[155]梁启超：《读陆放翁集》。

[156]《过零丁洋》。

[157]陈亮：《水调歌头》。

[158]《元史·五行志》。

[159]《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1，《鸿猷录》5《北伐中原》。

[160]《清世祖》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161]杨秀清：《奉天讨胡檄》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118页。

[162]参阅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31页。

[163]本书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到1949年，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164]《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249页。

[165]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90年，51页。

[166]《清高宗实录》。转引自郭成康：《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7]乾隆十三年《大清皇帝躬诣阙里孔子庙庭御制碑文》：ttp://www,sdwenbo,com/art,asp?id=86&type=7

[168]《清世祖实录》卷43。

[169]《清圣祖实录》卷262，11页。

[170]《八旗通志初集》卷28，6页。

[171]《清高宗实录》卷998，3页。

[172]《吉林通志》卷45。

[173]《清高宗实录》卷443。

[174]《清世宗实录》卷35。

[175]清代文献多称满语为“清语”。

[176]《清圣祖实录》卷35。

[177]《上谕八旗》雍正九年二月初十。

[178]《清高宗实录》卷35。

[17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47。

[180]《清宣宗实录》卷127。

[181]《清宣宗实录》卷79。

[182]《奉天通志》卷23。

[183]《黑龙江外纪》卷6，51页。

[184]《呼兰府志》卷10，《礼俗志》。

[185]因政治原因而与少数民族通婚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是例外。参阅李治亭：《清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503-504页。

[186]《清世祖实录》卷40。

[18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81、183页。

[188]《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定宜庄、胡鸿保认为：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1949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且都作为满族论。

[189]郭成康：《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90]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452页。

[191]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452页。

[192]孙中山：《民族主义》，载《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617-620页。

[193]《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严复《救亡决论》发表于1895年5月1日至8日的天津《直报》。

[19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1页。

[195]《清议报全编》第1册，1901年。

[196]赵志研：《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第一人》，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19日。

[197]《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27页

[198]《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88页。

[199]《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394页。

[200]参阅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载《高教理论战线》，2009年第3期。

[20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89页。

[202]晏阳初：《农民抗战的发动》，《大公报》，1937年10月11日。

[203]赵正平：《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载《复兴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12月1日。

[204]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