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108]唐以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汉族人民大批南移，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历史现象，民族大融合的风云再起于中华大地。
（一）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同化风云的再起
汉族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在唐代大融汇的新基础上，相对稳定了一个历史时期后，在历史上惊人相似的重演中，又开始了新的大发展。五代十国时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西突厥的沙陀族人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分别所建。10世纪初，形成汉族的北宋、契丹族以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以“三国鼎立”。12世纪初金灭辽、灭北宋后，又出现了女真族以金国与汉族的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276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灭南宋，统一全中国，在被征服的民族危机面前，汉族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正如历史进程所表明的那样，通过这次民族危机的考验，汉族的稳定性再次得到证明，汉族的内聚力和吸收力再次得到表现，就是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汉族先后融合了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大融合风云的再起中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也是从民族的大迁移开始的。拿辽来说，907年阿保机建立辽国后，便大举侵略汉族地区。921年，入居庸关、掠檀、良乡、遂城等10余城，并俘获大批汉族居民而返。938年，燕云16州又归辽。为了安置这些被俘获作为奴隶的汉族人民及其他少数民族，从阿保机到辽太宗，先后建置了许多“投下州县”。这样在辽国的疆域内就出现了契丹族与汉族，以及与奚族和渤海国人杂居的局面。金更是如此，从阿骨打反辽到吴乞买侵宋的初期，经常把掳获的大批汉人迁入东北，特别是在黑龙江流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的交错杂居。后来，随着金统治地区的扩大，金统治者先后4次把女真族的“猛安谋克”[109]迁入中原地区，正如文书所说：“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敬居四方”[110]迁入人口之多，仅第4次，即宣宗南渡后，把河北的“猛安谋克”迁入河南的军户有100多万人，经过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111]。于是，在华北地区也形成了汉族与女真、契丹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发生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历史现象，当然是群众的事业，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当然也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要扩大群众队伍，即要加快民族融合的速度，加深民族融合的深度，就必须沟通民族的心理。在这方面，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这种切身利益，即阶级利益的一致，不仅把杂居在一起的各族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加深互相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和成见，不断沟通了民族的心理，民族融合的这种深层发展，促使民族界限逐步消失。辽、夏、金三国在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过程中，都逐步形成了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建国不久，即建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12]，北南并列的两套政治行政制度。圣宗时，汉人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兼北院枢密使，进封为大丞相，总管全国事务，这就标志着契丹族与汉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西夏建国后也建立了蕃官和汉官并行的政治制度。毅宗时更是大量吸收汉族人做官。全国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最高统治集团。世宗时，参与统治核心的女真贵族有22人，汉人有14人，契丹、渤海各2人。
各族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联合，使得本来较尖锐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而阶级矛盾则有所突出，这就使各族劳动人民容易看清民族压迫的本质就是阶级压迫，有利于民族隔阂和成见的消除。辽、夏、金三国都发生过各族人民的起义，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即各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辽各族人民联合反对各族剥削阶级联合统治的一个高潮是渤海大延琳起义。本来辽灭渤海国后，允其维持原来的制度，不仅无盐酒等税，而且关市商税也较少。但圣宗时汉族人韩绍勋为户部使，强对渤海居民征税。户部副使王嘉又令渤海居民造船，将粟米运往燕地。渤海居民不堪忍受，于1029年8月在东京起义，推大延琳为首，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邻近的女真族人也起而响应。起义坚持了1年多才遭失败。在金国，海陵王组建多民族成分的最高统治集团之时，正是各族人民联合反抗之日。除山东开山赵和东海张旺、徐元领导的汉族人民的起义外，最著名的是契丹族人撒儿、窝斡等领导的起义。为反对征兵，契丹译史撒儿等杀金招讨使起义，于是西北路各族人民奋起响应，形成了一支巨大的起义洪流。后窝斡攻下临潢府，于正隆六年（1161年）12月称皇帝，逐年号“天正”。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大定四年（1164年）5月才被金世宗完全镇压下去。在这种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各族劳动人民从本民族的狭小眼光中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了联系，加深了了解。这种共同斗争像吸尘器一样，消除了蒙在民族关系上的灰尘，即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沟通了民族的心理，使民族融合，在群众队伍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融合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也必然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影响和规定。在中国历史上，一则由于汉族一向人口众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就不得不同战国时期楚将庄
入滇“变服以其俗以长之”[113]一样，实行汉化政策。二则由于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14]。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被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115]”。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什么政策？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说：“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逆着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后一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资的浪费。”[116]同样的道理，如果掌握国家权力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顺应历史的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加速。促使民族融合过程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反之，如果统治者执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反对汉化，那轻者延缓民族融合的进程，重者加深民族隔阂，挑起民族斗争。辽、夏、金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辽在太宗死后，发生过主张汉化派别与反对汉化的派别的斗争；西夏景宗到毅宗时发生的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也就是主张汉化与反对汉化的斗争；金世宗教极力保持女真旧俗，反对汉化。但是，在民族融合风云兴起，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之时，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夏、金三国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辽圣宗是辽国推行汉化政策的代表。圣宗本人不仅喜读《贞观政要》，而且善吟诗作曲，成了契丹族汉化的带头人。他推行的改革，如仿汉族政权修史体制，编修实录，把《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西夏，毅宗、崇宗、仁宗都是推行汉化政策的人物。毅宗执政后，首先下令夏国人都不再用蕃礼，改用汉礼。后又改用汉姓，并增加官职，任用汉族人。崇宗定汉学为“国学”。仁宗时又实行科举制，办学校，尊孔子为文宣帝，传授儒学。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汉化推向前进。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毫不逊色于孝文帝的魄力和措施，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同时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也从上京迁到燕京大房山新建的“山陵”安葬和祭祀；又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的住宅，平作耕地，表明了汉化的决心。后来他又废除南北选制，统一了选取汉官的科举制。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皇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表明了对汉族心理素质的继承。辽、夏、金三国的所有这些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都表明在人民还处于无权的被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掌权者执行什么政策，确实是民族融合能否实现的关键。
杂居的环境，心理的沟通，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虽然都是汉族融合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吸引，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117]一句话，经济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以党项族来说，早在唐末宋初，即有接受了汉族经济和文化的“熟户”出现。西夏建国后，“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畜牧甲天下”[118]的党项族也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由畜牧业逐渐转向农业。如陕西横山地区，是党项族迁至陕北后的主要聚居区，已是“延袤千里，多马宜稼”[119]。又如在葭、芦、米脂地区，有人们颂称的“歇头仓”，“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珍珠山、七宝儿，言其多出禾黍也”。[120]再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载有犁、铧、子耧、镰、锄、
、杴、锹，以及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与原西北地区的农具大致相类。所以在西夏领域内，包括以走廊著称的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不仅是有名的牧区，盛产良马，同时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121]。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汉族先进的文化对党项族的被汉化也有重要的影响，这除了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在唐代已完全汉化了的佛教外，还集中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对汉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积极采用上，元昊以来使用新制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古籍，流传至今的就有《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六韬》《十二国》《德行集》等等，不胜枚举。依据汉文古籍编译成书的则更多，现存的有：《天盛年改新定律令》《猪年新法》《官阶封号表》《贞观玉镜统》《三世明言集》《掌中珠》《文海》《文海杂类》《钦定文海》《五音切韵》等等[122]。为了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西夏统治者经常向宋王朝请求各种经、史书籍，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巨著[123]。于是在党项族中出现了像儒学渊深的斡道冲[124]，诗才超妙的汉王仁忠[125]，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金[126]，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127]，撰写《夏国谱》的罗世昌[128]等善于汲取汉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契丹族也是如此，在“投下州县”和燕云十六州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汉族熟练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民袁而且还促使契丹族迅速封建化。本来契丹族在大漠之间“畜牧畂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29]。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早在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时，就“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数民耕”，而太祖平诸第之乱后，“弭兵轻赋，专意于农”[130]。这虽不代表契丹族人已经普遍经营农业，但却反映了契丹族人对农业已有了一定的重视。阿保机时，更是从被用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驱往漠北充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领悟到：是否学习汉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是关系到契丹国兴衰的大问题。于是，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131]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132]，并正君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133]，改变契丹族旧有的统治方式。936年，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事件，其给契丹族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是无可置疑的。所以，经阿保机的经营已跨入封建制门槛的契丹族，在汉族经济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时下令说：“诸州有逃户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134]的史料对契丹族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说明。在文化上，汉语、汉字一直与契丹文字一样通行，而契丹文字则是在汉族人帮助下创制的。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一直受到重视，阿保机于神册元年（918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莫”[135]。及至道宗，更是“诏求乾文闻所缺经籍，命儒臣校雠”，并“诏有司颁作《史记》《汉书》”，在学校颁“五经传疏”[136]，以便士子阅读。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浩皓的《松漠纪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今讲之。
可见道宗汉化之深。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如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137]。又如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更有甚者，辽太宗并于会同三年（940年）宣布：“契丹人投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138]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139]，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风云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女真族更是如此，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使“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以物博易，无工匠”[140]的女真族的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收多支少”的丰收年景。二使女真族社会封建化。女真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主要表现为“猛安谋克”的封建化。几经南迁的“猛安谋克”领授耕地，散落在汉族地主庄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时，租佃关系已经普遍存在。金章宗时又大量解放“二税户”[141]，“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142]，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语言、文化逐步汉化。不仅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猛安谋克”户学会了汉语，连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会说女真语了。同时，女真人简译汉姓和改易汉姓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143]。最后不得不解除民族间婚姻界限，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144]。于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145]。女真族就是这样在被汉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着。
宋辽夏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这种情况，还可以以苏轼（东坡）与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家族的关系作具体的说明。
苏轼，汉族人，是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与苏轼同时的正是耶律楚材的曾祖父耶律内刺，其曾任辽国太师，对苏轼在宋朝的威望十分了解，并努力收集、精心保存苏轼的议奏和诗文。官至金国尚书右丞相的楚材之父耶律履对苏轼也非常熟悉，甚至连苏轼的家庭生活情况都了如指掌，其特别佩服苏轼的诗文和政治才能。楚材本人更是五体投地地崇拜苏轼的性格、品德和志向，称其为“坡仙”[146]。他在《免景贤》诗中说：“既慕东坡才，当如东坡志；君才如东坡，其志未相似。诗似东坡诗，字如东坡字，胡不学东坡，且学长不死。”[147]这种思想意识、学术风格、文化修养方面的关系，在楚材时还进一步发展成亲缘关系，楚材的继配夫人苏氏是苏轼四世孙苏公弼之女，其长期跟随楚材生活在漠北和林，又曾伴同楚材随蒙古大军西征，辗转跋涉于西域各地，生子铸、镛及女儿数人。楚材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元朝的种种建树，都与苏氏的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1242年，苏氏逝世，葬于燕京瓮山（今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麓。1244年，楚材也逝世，与苏氏合葬于此[148]。显然，历经宋辽金元四朝的楚材家族与苏轼的关系发展成亲缘关系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汉族与契丹族互相依存，不断往来，契丹族同化于汉族的必然结果。
在民族大融合风云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愈积极，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就越烧越旺，把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都熔化到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元统一中国后，把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些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种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固然反映了元统治者分化汉民，以利其统治的目的，但却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北方自宋、辽、夏“三国鼎立”，以及金与南宋“南北对峙”以来民族同化基本完成的事实。元朝末年袁即宣告免除北人与南人的界限。这正如斯大林所说：“历史的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149]汉族这个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这时经过宋辽夏金时期大分裂、大动乱的再一次重演，民族大融合风云的再一次兴起，在新的基础上，由于又汉化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越滚越发展了。
（二）从两宋到明清汉族自我意识的增长
民族的自我意识，亦即民族意识。所谓民族意识，梁启超曰：“谓对他而自觉为我。”[150]费孝通称：“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151]这就是说民族意识是民族自我存在的思想反映，也是联系民族思想、民族感情，即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它通常表现为对民族利益的一种感觉和维护，也包括对民族形式、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热爱。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152]。
民族意识的强弱与民族稳定性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汉族自西汉从华夏族发展、转化形成以来，经历史的长期检验，经阶级斗争烈火的考验，经民族斗争风暴的洗礼，越来越稳定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汉族的这种稳定性不仅表现出强大的吸收力、融合力和凝聚力，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而且还表现出强烈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民族意识不断增长。汉族的民族意识，经过魏晋南北朝亡国灭族的危机，及至隋唐的统一，在两宋到明清时期得到了特别显著的增长。
从两宋到明清，汉族的民族意识增长并得到表现，根本原因在于汉族的北宋政权面临着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两个政权的侵扰，后又被女真族的金所灭；汉族的南宋政权一直受到金亡国灭族的威胁，后亡于蒙古族的元；元始终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处于“民族监狱”之中；满族的清灭明后，汉族又一次陷入亡国灭族的危机之中，民族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这个矛盾的民族斗争也就成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样，当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时，民族的内聚性和自识性所引发出来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就会由于外力的作用而显得特别突出和强大。从两宋起，特别是自南宋起，经儒学传统伦理道德长期熏陶的汉族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的增长，激烈复杂的民族斗争为汉族自我意识的表现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1.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斗争，是汉族民族意识增长的突出表现
出身于农民的岳飞，在女真贵族灭了北宋，侵占了广大中原地区，进而威逼南宋，汉族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呼出了“还我河山”的豪言壮语，表示了保族卫国的雄心壮志。自20岁开始从军，转战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在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支使下，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后来，汉奸秦桧卖国投降，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仅39岁的岳飞。正因为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之时，岳飞代表汉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卫民族生存的强烈愿望，英勇奋战了一生，所以他被誉为汉族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英雄。
岳飞的英名成了汉族民族意识增长的一个象征，在中国历史上，800多年来很少有人不知道岳飞的名字。而他所开创的抗金事业，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和民族精英，例如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他们继承了岳飞的事业，坚持抗金，用热血表明了他们不愧是黄帝的子孙、华夏的后裔、汉族的精英；用诗词写出了汉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153]的民族精神，反映了汉族“一心中国梦”，“愿睹汉旌旗”[154]的民族意识的突出增长。陆游的《示儿》诗：(www.xing528.com)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不仅是他的遗嘱，而且还是他抗金的最后号召，教育和鼓舞了汉族后代无数的革命志士，直到五四时期，陆游的诗还鼓舞着反帝斗争中的人民，梁启超就热烈地赞扬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155]还有，曾经直接参加过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辛弃疾强烈的民族意识表现在他对被分裂的北方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上。他送杜叔高的《贺新郎》词就说：
起望衣冠神州路，
白日销残战骨，
叹夷甫诸人清绝。
夜半狂歌悲风起，
听铮铮，
阵马檐间铁。
南共北，
正分裂。
这样，陆游的诗和辛弃疾的词犹如一对号角，鼓励南宋人民力争抗金的胜利。
在这种强烈民族意识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了挽回南宋覆亡的命运，寸土血战，百折不挠，直到战败被俘，仍然坚持民族气节，誓死不屈，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156]。他的杰作《正气歌》既表现了坚持民族气节的自豪感，又表现了他对民族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为什么汉族的民族意识如此强烈呢？南宋的思想家陈亮说得十分明确：“尧之都，舜之垠，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157]这就是说汉族历史极为悠久，其浩然之气一定会压倒沾染中原的女真族的腥膻味，即“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正因为汉族民族意识的历史作用，所以每当汉族的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的影响就越大，人们往往从他们的事迹和作品中吸取精神的鼓舞力量。
2.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提出，反映汉族民族意识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中国，却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汉族被人为地分成“汉人”和“南人”。在政权机构和军队组织上排挤和歧视汉族人，在刑法上重惩汉族人，在征敛方面重收汉族人都不必说，而且还规定汉族人不得聚众畋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允许。因此，元朝民族矛盾一直处于尖锐状态，民谣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158]。所以元于1271年建立后，仅80年，即1351年就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
在起义过程中，义军首领刘福通、陈友谅、明玉珍先后建立过“大宋”“大汉”“大夏”政权，国号取名“宋”“汉”“夏”，都强烈反映了汉族的民族意识。汉族这股民族意识增长的浪头，在元末红巾军的大起义中。最后汇集在一起，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洪流，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59]的口号，明确地表示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强烈地表示了汉族的自我存在和民族光复的决心，反映自两宋以来民族意识的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是汉族用热血谱写的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1644年，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族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族的危机，抗清风云席卷中原大地，悲壮义烈的保族卫国的战斗遍及大江南北。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困守孤城，誓死不降，最后英勇牺牲，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的民族气节，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1645年6月15日，清政府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部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遵依者即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迟疑借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违抗者“杀无赦”。剃发之后，衣帽装束随之改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160]自古以来蓄发是汉族传统的风俗，是汉族民族意识的外部表现。强迫剃发，实际上就是灭族，这是对汉族的民族意识的公开挑战。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就说：“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161]所以，当清朝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汉族人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的誓言，奋起进行了悲壮勇敢的反剃发斗争。其中江阴和嘉定两地的斗争最为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在24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81天，誓死不剃发。嘉定人民组织乡兵，地自为守，人自为战，有10多万人参加反剃发斗争，坚持了1个半月，2万多人壮烈牺牲。汉族人民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民族意识的一曲悲歌。
在民族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明末农民起义军服从民族的最高利益，在汉族民族意识的指导下，从反明转为联明抗清。李自成的余部在李过、郝摇旗等人率领下，与南明将领何腾蛟合作，奋战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与各地反清起义相呼应，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一次高潮。后来，张献忠的余部在李定国领导下，与南明的桂王政府联合抗清。出广西，攻湖南，入广东，败敌数十万，获得空前未有的大捷。这样，加上李过儿子李来亨领导的李自成的余部和东南沿海郑成功等人的配合，掀起了南明抗清的第二次高潮。农民起义军联合南明政府的抗清斗争最后虽然都归于失败，但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汉族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也是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强烈表现汉族民族意识的又一曲悲歌。
从两宋以来到明清时期，汉族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既是汉族稳定性的表现，又对稳定汉族有重大作用。在民族矛盾的漩涡和民族斗争的风浪中，锻炼了汉族为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民族精神，锤炼了汉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清初满族贵族虽然灭了明朝，暂时征服了汉族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征服汉族人民的心，即汉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被征服中，汉族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融合了大部分满族[162]。汉族这个雪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越滚越发展了。这样，从两宋以来到明清，汉族第二次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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