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纷争战乱和封建割据。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各族群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傒等南方少数民族或族群交错杂居的局面。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是新生还是灭亡？汉族第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古代世界上有很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古埃及民族、古罗马民族、古希腊民族、古印加民族等，都由于战争或被消灭，或被征服同化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可是汉族则不然，在东汉以后的魏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这样长期的动乱、分裂的险恶形势下，不仅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他族所同化，恰恰相反，是汉族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又南移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唐文化，把汉族的文化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一）北方民族融合风起云涌
汉族发展的第一部曲是东汉末年由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奏响的。
1.北方少数民族向内地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内地的大迁移。
驰骋漠北300来年的匈奴，在东汉末年开始南迁，史载：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冬，“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亦列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候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候屯氏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1]
甘露二年（公元52年），“呼韩邪单于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部落入居朔方诸郡”。[2]
《晋书·载记序》亦云：“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南匈奴）数万人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
从而揭开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内迁的序幕。其后，匈奴内迁之势愈演愈烈，如风起云涌不可遏制。请看：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南匈奴“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中，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子河内。”[3]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编组匈奴部众，“分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4]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有塞外匈奴二万余落来降，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东平诸郡均有匈奴人居住[5]。
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有匈奴二万九千三百人降晋。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又有匈奴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王骏降附。次年，匈奴都督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口降晋，都入居塞内[6]。
南下内迁的匈奴中，除南匈奴外，还有被称为“屠各胡”[7]“卢水胡”“羯胡”和“稽胡”的匈奴人。
屠各胡，汉末从武威向东，北地、五原、西河及至并州都已有其踪迹遥魏晋以后，他们在内地的分布更为广泛，在太行山东麓，屠各胡与乌丸等人杂居[8]，从汉末到魏中期达300年之久。在凉州，除两汉时已有屠各胡居武威外，曹魏时又迁来一批，《三国志·魏志·郭淮传》载：“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二千余家附雍州。淮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为民保障，其后因置西川都尉。”在秦陇地区屠各胡的分布更广，更活跃，《晋书·刘曜载记》中有“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的记载；《晋书·石勒载记》中有“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中有“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单于，寇掠郡县”的记载；《魏书·于栗·附子洛拔传》中有“会陇西屠各王景文恃险窃命，私署王侯，高宗诏洛拔与南阳王惠寿督四州之众讨之，徙其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的记载，凡此等等，直到北周之时还不绝于史。在渭北，苻秦郑能进任冯翊护军时，为邓艾祠所立的《邓太尉祠碑》中就明言邓太尉“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9]。《魏书·尉拨传》亦云：“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亲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可见，汉以后，到北魏之时，屠各胡已内迁分布在西起凉州，夹秦陇抵东西，直至渭北的广大地区了。
卢水胡，其名始见于东汉明帝、章帝年间[10]，所居之地在今甘肃西宁附近。到汉末、三国之时，卢水胡分布逐渐广泛，其一部分南下进入四川汉山(今茂县)境内，不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有记载[11]，而且《华阳国志·大同志》中也有记载[12]。曹魏时，迁入凉州后武威附近的卢水胡曾经一度起事[13]，居于关中渭水北岸的卢水胡的声势已相当大了，不仅曾反抗过曹魏的统治[14]，而且还参加过西晋末年的反晋斗争[15]。十六国时，前秦瓦解之后袁张掖的卢水胡乘机兴起，渭北的卢水胡也曾一度占领长安[16]。直到北朝时，关中的卢水胡还不断起兵反抗鲜卑拓跋部的统治[17]。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终于爆发了卢水胡盖吴在陕西杏城领导的反魏大起义[18]，范围扩大到秦陇的金城、天水、略阳，东及河东，南至渭水南岸长安、盩厔。卢水胡内迁的人数虽没有具体记载，但从盖吴在杏城领导的起义失败后，尉拨出任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亲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19]的记载中可窥一斑。
羯胡，主要指内迁河北、山西间的匈奴人，所以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风《晋书》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20]十六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石勒就是羯胡人[21]，故《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
稽胡，又称山胡、生胡、步落稽。《周书·异域传》云：“稽胡，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各间，种落繁炽。……凶悍恃险，数为寇乱。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后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宫。……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周书·韦孝宽传》亦云：“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
总之，上述这些情况都表明，并州以及雍州、凉州、幽州等地，已遍布匈奴及其别部。
在匈奴南下向内地大迁移的同时，乌丸、鲜卑、氐、羌也开始大举内迁。
乌丸，又称乌桓，原居西辽河地区，早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击匈奴时，就把乌丸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塞外。东汉时，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丸大人郝且等9000余人率众诣关，封其渠帅为侯王者80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22]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征辽西乌丸，首掳二十余万人，余部逃在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截击，余众万余落，悉徙居内地[23]。所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说：“幽州、并州，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于是，三国以后，乌丸已分别编入军伍了。
鲜卑，自178～184年，东汉光和年间檀石槐以后，诸部落各自发展，分别迁入内地，其情况大致如下：
慕容部于曹魏初年，由大帅莫护跋率其部众入居辽西，跟从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居于棘城（今辽宁义县）之西；西晋时，莫护跋的曾孙慕容廆迁居大棘城；廆死后，其立者慕容皝迁居龙城，自称燕王，皝死后，第二子慕容隽继立，入中原征讨石闵，于是中原归入前燕幕容氏治下，隽迁都于邺城。
秃发部，八世祖匹孤始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西晋时，秃发树机能起兵秦州，占凉州之地。秃发乌孤时徙于乐部，自称西平王，建南凉。
乞伏部，于三国时魏置鲜卑人数万于雍、凉之间，其首领伏乞国仁在秦亡后自称大单于，建立了西秦，并在他控制的地区设置了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
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12部。国仁之弟乞伏乾归时又占据了陇西、巴西之地。
拓跋部，原沿大兴安岭北段的东麓、嫩江支流甘河的上源，于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到大泽，又于洁汾时始居匈奴故地[24]，再于洁汾子力微时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山西归化城南）。及至拓跋珪建立北魏，挥师南进，消灭了夏、北燕、北凉几个政权，献文帝指跋弘皇兴年间，又从南朗刘宋手中夺得三齐之地，北方完全纳入拓跋部治下。
宇文部，其先为辽西鲜卑之一部，至宇文泰时据关中，后为西魏之丞相，泰之子宇文党篡西魏而建北周。
从上所述鲜卑内迁之情况，可见自十六国至北朝，鲜卑人已是遍布中原大地了。
羌人，自汉以来，迁入内地的很多。建武九年（33年），班彪亡书说：“今凉州郡，皆有降羌与汉人杂处”[25]。晋时，羌人迁入关中，江统在《徙戎论》中说：“王莽之败，西部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子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26]其后，羌人继续内迁，《魏书·刘藻传》中即有北魏太和年间“北地诸羌数万家”的记载。除北地郡羌人甚多外，华州、泾州、河州也有不少羌人，其中以姚氏最著名，《晋书·姚弋仲载记》云：“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负荫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所率的都是羌人。
氐人，主要居住在天水略阳一带，《宋书·氐传》云：“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石为豪族。”《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亦云：“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自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建安十六年（211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平魏郡所守是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衔左右，亦有万余落。”西晋时，氐人大批内迁入蜀，最著名者为李特，《晋书·李特载记》云：“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人入蜀，生活无着的流民，“咸往归特，骋马属
，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后李特在蜀建成汉。
综观上述，可见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等大规模向内地迁移，正如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27]！又如江统在《徙戎论》中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28]。于是，在中原大地形成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
2.北方各族人民的大混杂
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态势。
我们先来看一看人口激增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向内地大迁移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口数量是很多的。以匈奴人为例，据《晋书·匈奴传》记载，魏时入塞的匈奴人有左部都尉所统万余落，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北部都尉四千余落，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共计三万落左右，以一落五口计，约有十五万口匈奴人内迁。晋时入塞的匈奴人，则有大水泥塞黑难等二万余落居河西，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十余万口诣雍州，大豆得一育鞠等万一千五百口，共有二十余万口。从魏至晋，两代相合内迁匈奴人达三十五万以上，故江统在《徙戎论》中极言匈奴人口之度，谓“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29]。而当时并州户数还不足六万。后来氐人李特入蜀，据《晋书·李特载记》云：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也有十余万口。此外氐、羌人口虽不可详考，但江统在《徙戎论》中乃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过半。”[30]而晋时关中雍、秦、凉三州人口仅十六万数千户，又并州西河国有数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八十五万口左右，可知氐、羌约有四十二三万口之多。至于鲜卑，在辽东与汉人杂处的就有十余万落[31]，也有五十余万人口。十六国时，早在前燕已有大批鲜卑人随慕容隽入居中原，370年，苻坚灭前燕，曾“徙（慕容）
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32]。386年，西燕幕容
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
这样，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大量内迁，使内地的人口数量激增，查《晋书·地理志》，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时，魏蜀二国人口仅“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但17年后，到280年，即晋太康元年，此地区的所有户口如下表：
表1景元四年（263年）魏蜀人口户数
17年中，由九十四万户激增至二百三十多万户，其中除自然增加的以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据估计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其总数超过二百万。
再来看民族大混杂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混杂。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三十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33]。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帝国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窑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
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商人郭敬、地主宇驰家做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34]。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族群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3）流亡中的混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关西略阳、天水等六郡以氐人李特为首的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经汉中入蜀求食；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35]，巴蜀人数万家十余万人为避乱流入荆湘二州[36]，到幽州“乞活”的田禋一部就有五万人[37]。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汉族人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4）“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遥
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38]。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珪）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39]。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和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并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素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羯胡则徙居上党武乡一带，氐人、羌人不断迁入关中、四川以及西北诸郡，原居湘、鄂一带的部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大阳蛮28000户内附，李崇还将岔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6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中原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人民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为北方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创造了条件。
3.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
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民族大混杂的形势，民族大混杂又促成了民族大融合的风起云涌。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内涵，就是汉族同化[40]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这个大融合的过程大致是经过下面三条途径进行的。
（1）第一条途径：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前述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刘聪和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八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41]。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42]。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43]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也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44]汉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汉化了。
（2）第二条途径：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姓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政策？《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中记述的孝文帝与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作了很好的解释，其言：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如何？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但是，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45]。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融合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共同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民族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融合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可见，从融合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融合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3）第三条途径：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296年氐人豪帅齐万年领导的关中各族的反晋斗争，301年氐人李特领导的益州流民起义，303年义阳蛮张昌在江夏领导荆州蛮和汉族流民的起义，311年蜀人杜弢在长沙领导的流民斗争，都是汉族劳动人民与流民中的匈奴、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共同斗争，其性质既是反抗民族压迫，又是反抗阶级压迫。毫无疑义，这种反对统治阶级的共同斗争，必然会大大增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反晋斗争，虽然带有突出的民族斗争的性质，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的。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和认同。众所周知，这次起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共同的敌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如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得到六镇各族士兵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响应，高平镇人赫述因等起义，推敕勒人首领胡琛为高平王，而鲜卑人万俟丑奴则为其部属；秦州羌人莫折太提，莫折念生父子率秦州、关陇各族人民起义，氐人张长命在南秦州响应，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鲜于修礼是丁零人，汉族人葛荣则是其部将。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后，余众被北魏政府安置在冀、定、瀛3州，而作为镇兵的杜洛周和丁零人鲜于修礼分别率河北农民起义，后又都为汉族人葛荣所统率，突出表现了各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情谊。大家生死与共，民族成见和隔阂自然逐渐消除。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的沟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限的溶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然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6]因此，民族融合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决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掺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限才会完全溶解，其结果必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汉化的扩大和加速。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从大迁移到大混杂，从大混杂到大融合，打破了共同地域，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改换了民族语言，甚至改变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融合于汉族的历史过程。
在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前赵政权崩溃后，平阳及附近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以及乌丸6夷20万户，刘曜迁长安的上邽氐羌20余万口，都被汉族同化了。匈奴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后赵聚集20万人，在被冉魏灭国后，也很快被汉族同化了。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早在慕容廆都棘城时，就收容汉族流民和士族数万家，汉化已较深；慕容隽入都蓟，迁鲜卑胡羯3000余户；前秦灭前燕时，迁鲜卑40000余户到长安，这些鲜卑慕容部最后都被汉族同化了。氐人苻坚建的前秦国，除掳获匈奴、鲜卑等“杂夷”以及汉族人到长安外，还派出大量氐人出兵镇守关东，前秦之后，不仅长安城各族被汉族同化，镇守关东的氐人也被汉族同化了。羌人姚苌建后秦国后，也把大批汉族人掳获到长安和关中地区，其后，这些羌人也被汉族同化了。总之，到了北魏后期，早期内迁的匈奴、乌丸、氐、羌，以及稍后的鲜卑慕容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北朝时期，由于文明程度较低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掳获人口，充实都城，用作奴隶，所以这时民族同化的范围和规模比十六国时期更大更广，风更急，云更涌。据部分材料统计，北魏掳获和附降的各族人口达一二百万。396年，魏道武帝攻后燕时出兵多至40万，足见北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后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又经北周周武帝在“先治心”、“择贤良”为中心内容的“六条诏书”[47]指导下，所进行的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不仅通过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包括官府控制的所有杂户和僧侣地主控制的僧祇户、寺户、沙门），使北方人户得到了澄清，而且通过创府兵制度的兵制改革，扩大了府兵中汉族的成分，使北魏以来最顽固，也是最后的一个民族壁垒——兵制上的民族界限被打破了。于是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入隋后也最后被汉族同化了。及至唐代，尽管唐皇室以及诸多勋戚将相大臣的先世或出于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或杂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原有民族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感情，所有的只是汉族的一切特征了。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和族群，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到隋灭周至唐帝国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在民族大融合中汉化了。
（二）南方民族融合如火如荼
当北方民族融合风起云涌之时，南方的民族融合也如火如荼。这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中国北方汉族大量融合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族群之时，在中国南方也出现了汉族融合部分少数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1.南方少数民族分布概况(www.xing528.com)
东汉以来，中国南方，即在今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境内，散居着被统称为“南蛮”的一些少数民族和族群。到南朝时，“南蛮”名称虽然繁杂，但从分布来看主要是蛮、俚、僚、傒四族。
（1）蛮族的分布。
南朝蛮族的分布，除今湖北、湖南全境外，还包括四川、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大约计有：
峡中蛮，居四川、湖北之间。《宋书·沈攸之传》中有“巴东（今奉节东）、建平（今巫山）为峡中蛮所破”，其后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的记载；《梁书·阴子春传》中有梁秦二州刺史阴子春曾“讨峡中蛮，平之”的记载。
丹淅二川蛮，居河南、陕西、湖北交界处。《宋书·张邵传》中有“丹淅二川蛮屡为寇”的记载。
雍州蛮，居湖北沔水（今汉水）两岸。《宋书·沈庆之传》中有“大破缘沔诸蛮”的记载；《宋书·蛮传》中有“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的记载；《南齐书·高帝本纪下》中有元嘉十九年“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的记载；《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伐襄阳诸山蛮”的记载。
荆州蛮，居湖北境内长江两岸及江北的沮水、漳水之间。《宋书·蛮传》中有“江北诸郡蛮所居”和“南郡临沮（今远安南）当阳蛮反”的记载；《南齐书·蛮传》中有“汶阳（今远安西北）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的记载。
西阳蛮，居湖北东部的五水流域。除《末书·文帝本纪》中有“江州刺史王骏统众军伐西阳蛮”的记载外，在《宋书·沈庆之传》《宋书·柳元景传》《南齐书·刘怀珍传》等均有攻打西阳蛮的记载。
湖阳蛮、南阳蛮，居河南西南。《南齐书·张敬儿传》中有“击湖阳（今唐河县南）蛮”，“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的记载。
弋阳蛮、汝南蛮，居河南东南，弋阳即今潢川县西，汝南即今汝南县。《宋书·殷琰传》中有“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的记载；《宋书·臧质传》中有“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的记载。
晋熙蛮、庐江蛮，居安徽西部晋熙（今潜山）、庐江（今舒城）两县。《宋书·蛮传》中有“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的记载；《陈书·宣帝纪》中有“台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枞阳，刺史鲁广达讨平之”的记载。
江州蛮，居江西九江一带。《南齐书·曹虎传》中有“江州蛮动”的记载；《宋书·庾悦传》中有“寻阳接蛮”的记载[48]。
湘州蛮，居今长沙一带。《南齐书·柳世隆》中有“湘州蛮动，遣世隆以本官总督伐蛮众军”的记载；《南齐书·吕安国传》中有“湘川（川为州之误）蛮动，安国督州兵讨之”的记载。
莫徭蛮，居湖南零陵、衡阳等地。《梁书·张缵传》中有“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的记载。
巴陵蛮，居今湖南岳阳。《梁书·太祖五王传》中有“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的记载。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南朝蛮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据称为“盘瓠之后”[49]，崇拜犬图腾的“荆、雍州蛮”。他们在东汉时主要居住于湖北西部与湖南西部交界的武陵地区，故又称为“武陵蛮”；“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得北迁”[50]，至于荆州（今江陵）、雍州（今襄阳），故史称“荆、雍州蛮”。另一类是据称为廪君后人[51]，由东汉时的江夏蛮演变而来的，崇拜白虎图腾的“豫州蛮”。由于西阳蛮是其核心部分，而西阳郡又包括在东晋侨治的豫州范围之内，故史称“豫州蛮”。其分布范围比较广，《宋书·蛮传》云：其“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52]
蛮族人口据有关史料的粗略统计，有140万左右。正如史书所说，北齐时豫州境内“蛮多华少”，蛮人输租赋的有“数万户”[53]。刘宋王朝镇压蛮人，“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54]，其言虽过其实，但仍可见蛮族是南朝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2）俚族的分布。
俚族，本称“里”，而“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55]。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所提之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的“蛮里”；日南、象林的“蛮夷”，九真缴外夜郎的“蛮夷”；苍梧的“蛮夷”；郁林、合浦的“蛮汉”；交趾、合浦、乌浒的“蛮”等，均为俚人。
俚族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东汉时，岭南交州的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除南海郡外，其余六郡都有俚人[56]。南朝刘宋时的广州包括南海、苍梧、晋康、新宁、永平、郁林、桂林、高凉、新会、东官、义安、宋康、绥建、海昌、宋熙、宁浦、晋兴、乐昌18郡[57]，都是俚人的分布区，故《宋书·夷蛮林邑国传》云：“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此外，湘州的南部也有俚人。《宋书·良吏·徐豁传》载，徐豁为始兴太守，表陈三事，第一件说到剥削太重，“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第三件说到“中宿县俚民课银”问题。始兴郡则属湘州。
俚族人口，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仅东汉末被称为“合浦蛮里”的合浦乌浒人，一次“内属”就有十万余而“开置七县”，即高凉郡。可见俚族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一支少数民族。
（3）僚族的分布。
僚族是由汉代的板楯蛮以及一部分巴人和濮人融合而形成的[58]，后由南向北迁移，到魏晋时已分布在北至陕西汉中、甘肃南部，西及建南高原、岷江上游，几乎遍布整个四川盆地，故《华阳国志·李特雄寿势志》云：僚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魏书·獠传》亦云：“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
僚族人口，益州部分的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梁州部分的约20万户。以1落为1户，1户5口计，僚人共约30万户，150余万户人。
（4）傒族的分布。
傒族，南朝时亦作“溪”族，是与东北的奚族完全不同的一个南方少数民族。其主要分布在鄱阳、庐江、豫章、始兴等郡，即今江西赣水流域一带。历来学术界对傒族论及甚少，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傒族中出了不少名人袁仅东晋南朝的将帅就有陶氏、胡氏、黄氏、周氏、余氏、熊氏、侯氏7姓10人[59]，如著名诗人陶渊明的祖先，东晋名将陶侃就是鄱阳郡的傒人，胡杨晖称之为小人，温峤嘲之为溪狗[60]。又如南齐将军胡谐之就是豫章南昌的傒人，“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遗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61]。
这样，在整个南朝，蛮、俚、僚、傒等族分布在东起安徽，西北达陕西，南到广州，西及四川的广大地带，涉及了南朝的大部分地区。南朝国家掌握的最多人口数，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是大明八年（464年），人口数为546万多。而蛮、俚、僚、傒四族人口的极不完全的统计，人口数共300万人左右，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62]。
2.汉族向南方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以来，当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掀起了向内地大迁移的运动之时，北方的汉族人民也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移。
北方的汉族人民为何要向南方大迁移呢？前已提及，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从黄巾起义开始，经三国鼎立的分裂，十六国的混战，直到南北朝的对立，在蔓延全国的大变乱之中，在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田园既停止了生产的机能，战乱又增加了人民的恐怖。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和族群的大规模内迁，十六国的大混战，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故乡虽好，但却变成了难居之地。汉族人民为了生存，也开始向四处迁移逃亡，正如古语所云：“老弱转诸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当时相对来说变乱比较小的南方，由于甚少北方兵燹之灾，加之地广人稀，历来政府控制不严，所以成了汉族人民迁移的主要方向。
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在汉魏之际，中原大动荡时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首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开始动乱，汉族人民纷纷避难江南，史载：
沛郡人桓晔，献帝“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63]。
汝南人袁忠，献帝初平中客会稽上虞，“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64]。
汝南南顿人程秉，“避乱交州”[65]。
沛郡竹邑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66]。
《释名》的作者，北海人刘熙也及往交州，曾为程秉、薛综的老师[67]。
苍梧广信的士燮，其先祖于两汉之际从山东迁来，因“谦虚下士，中国土人往往避难者以百数”[68]。
顾野王《舆地志》云，“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于此筑城为家”[69]。
黄巾起义失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更是大量逃亡，除部分向西、向北外，主要是向南。南移的汉族人民以益、荆、扬三处为集结点。大约关中一带的人，多移往益州和汉中，《后汉书·刘焉传》就说：“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也说：“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从者万家。”关中一带的人移入荆州的也很多，《三国志·魏·卫觊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诸葛亮就是从山东琅琊避难移入荆州的，鲁肃则因“中州扰乱”而率男女三百余口南徙江东的[70]。徐州及淮河流域的人则多移入扬州，《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即说：“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山东青州的人也有移徙扬州的，琅琊阳都人诸葛瑾“汉末避乱江东”。凡此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又形成了第二个高潮。
西晋虽然使中国暂时得到了统一，但随之而来的“八王之乱”给中原人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长达16年的兵祸战乱，使田园荒芜，屋宇倾圮，天灾凶年接踵而来，中原人民或死于血泊之中，或流离失所。更不幸的是祸不单行，“八王之乱”招致的“永嘉之乱”，由于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刘聪和羯人石勒等率领部众，大肆屠杀汉族人民，犹如雪上加霜。永嘉七年（313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中原的汉族人民在这种残酷，血腥的民族斗争面前无法忍受，别无他择，只有向比较安定的江南逃亡。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又称“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71]《晋书·王导传》亦云：“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于南方不少地方“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72]，南迁的汉族人民可以按原籍聚居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南方建立了大批的侨郡、侨县。据《宋书》记载，仅长江下游，即今江苏一带就有33个侨郡和75个侨县。在东晋初年的几十年中，据《晋书》的粗略统计：
从雍州迁出的四五万户；
从并州迁出的约四万户；
从梁、益二州迁出的约二十万户；
从冀州迁出的约万余户；
从宁州迁出的甚众。
合计三十万余户。
西晋时雍、并、梁、益、冀、宁诸州合计约68万户，可见南迁的户口已占其半了。若和西晋全国户口比较，则全国245万户中有1/8南迁曰若户以5口计，则南迁者150余万人，占全国1600万人口之1/10[73]，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74]。
3.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
从黄巾起义到隋的统一，在3个多世纪的动荡之秋中形成的一次又一次汉族人民南迁的冲击波，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使南方少数民族也被卷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激流之中。
在北方汉族人民不断地大规模南迁的冲击下，原来居住深山，少与汉族交往的蛮、俚、僚、傒等族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了。
以蛮族为例，原来住在今湖南、湖北境内的蛮族，乘西晋末年战乱之隙，向长江以北的淮水、汝水、沔水流域迁移，占据了东晋、南朝统辖区域的腹心地带，加强了与汉族封建政权的联系，加强了与汉族人民的往来。历经魏晋，相当多的蛮族已与汉族杂居，有的则已编入郡县地方行政体系。汉族人民进入蛮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刘宋规定“蛮人顺服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75]，这比汉族农民的负担轻得多，所以汉族人民因“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76]，以避繁重的赋役。此外，又有汉族经商入蛮者[77]，也有逃入蛮区为蛮族首领者[78]。这样一移一迁，汉族与蛮族相互渗透，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俚、僚、傒等族的情况亦如此。汉末至东晋，中原汉族人民也纷纷避难至交、广地带，加上东汉常以罪人徙于岭南地区，避役的汉人“年及应输”[79]，也往往逃入俚人村落。于是，在岭南珠江流域也逐渐形成了汉族与俚族杂居的局面。俚族人民，也有许多被人掠卖为奴婢，所谓“小婢从成，南方之奚”[80]。更多的则被抓当兵，进入汉区，与汉族人民杂居。而本来比蛮族还要落后的僚族，在李成统治后期也逐渐向平地移居。东晋后，僚族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81]。南胡刘宋时则置三巴校尉，治荆、益二州的蛮僚，肖齐时立平蛮校尉，专管梁、益二州僚人，这表明在这些地区也终于出现了汉族与僚族“参居”的局面。
在中国南方，经过两汉以及孙吴的经营和开发，直到两晋时，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域的沿岸，限于从荆州南下，经湘州越五岭至广州的交通线上，限于沿海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而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山区，都是由蛮、俚、僚、傒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或族群（甚至还有氏族、部落）居住着。汉族的地狭人少，与少数民族的地广人多形成对照。但是，经过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从北方南迁的大批汉族人民，与土著的汉族人民汇合在一起，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广大的地区内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了。除今江西西南部沿赣江流域，四川中部和北部沿嘉陵江和岷江流域，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外，还从长江中游向南，沿湖水、赣水、郁水流域，向两岸地区伸延扩展，并波及钱塘江、瓯江、闽江流域，汉族及汉族文化的发展在南方出现了由点、线连成面的新局面。
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情况与北方有着不同的特点。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在汉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崩溃以后，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汉族处于被征服、被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被征服民族融合了文明程度较低的征服民族。南方则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处南方的汉族封建帝国，特别是南朝时，由于土宇日蹙，人口日少，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扩大劳力来源，增加财富，必然对居腹心地带，人口众多，对封建政权征收赋役，提供人力、物力有重要意义的南方各少数民族加强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统治民族融合了文明程度较低的被统治民族。
蛮族，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其乘西晋之乱，从湖南、湖北扩展而出时，仍处于奴隶制社会。至刘宋时还是“衣布徒跣，或椎髻，或剪发。兵器以金银为饰，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而且“言语不一”[82]。而俚族在东汉时代，由于汉族封建官吏“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才“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以礼义”[83]。有的在刘宋时还“皆巢居鸟语”[84]。可见俚族最早在东汉时才进入阶级社会。向居山险，少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僚族则过着“略无氏姓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85]”的原始社会生活。晋、宋时才进入“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的奴隶社会[86]。显然，与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相比，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或族群是大大落后了。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民族融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斗争的过程。一般说来，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总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因此，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把蛮、俚、僚、傒等族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故西晋太康七年（286年）、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大明元年（457年）和大明中期，先后有蛮、俚、僚诸族自愿“归化”，编入汉族州郡县。南朝时，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逐渐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
再以蛮族为例，首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蛮族与汉族一样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其农业方面生产米谷，手工业方面生产布绢，南朝政府对属郡县的蛮族征收的资费与汉族完全相同。其次，南朝蛮族逐渐归州郡县统辖，直接变为汉族封建政权的编户齐民，服役纳赋。正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说：“蛮民顺附者”都输赋税。再次，蛮族上层有的拥有大量的部曲，刘宋末以功封为征虏将军的蛮帅田益宗有部曲4000余户，南新郡蛮帅田彦生有部曲6000余人。梁代沔东太守蛮帅田清喜、定州刺史蛮帅田超秀等，都有一批部曲。蛮族的部曲虽然不一定与汉族的部曲相同，但部曲的身份近似农奴，则是蛮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与蛮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吻合的。而且蛮族中的大姓田氏、向氏、冉氏、樊氏、梅氏等，在政治、经济特权上都是世袭的，其中有的还有封地，食邑多的达3000户。
在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中，汉族封建政权顺应民族融合的大潮流，推行了一系列比较进步的民族政策，从而大大加速了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第一，直接编入汉族封建政权的州郡县。这从南朝州郡县增多的情况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有20州，252郡，1250县[87]，至梁中叶大同元年（546年）时，则有104州，586郡[88]。这些新增加的州郡县，很多是为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而设置的。如越州，是宋末为了加强对俚族地区的统治所建立的，开始时只有8郡，7县，齐末时发展为20郡，55县[89]。
第二，设置左郡左县。南朝为了集中治理归属的少数民族，使之不因剧烈的变动而惊恐，又能按照汉族封建政权既定的同化政策而发展，便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设置左郡左县的办法，用渐变的形式，逐步把少数民族变为郡县编户齐民，其官吏有的用汉人，有的则用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史载刘宋泰始年间，已有左郡11个，左县25个[90]。齐末增加到51郡，145县，其中僚族建立了5郡，4县（多数僚郡无属县）；俚族建立了8郡，22县；蛮族建立了38郡，118县[91]。南朝左郡左县的设立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虽然左郡左县利用“蛮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南朝政府并不打乱少数民族原来的组织形式，不干预其内部事务，仅具有“羁縻”作用，但是冠以郡县之名，则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非“化外”之域，是南朝政府同化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步。
第三，设置管理少数民族的地方官吏，具体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南朝设置校尉一职，专司少数民族事务，其地位高于一般州刺史，相当于“刺史领兵者”[92]，即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据史书记载，蛮左校尉计有宁蛮校尉、南蛮校尉、安蛮校尉、平蛮校尉等。此外，校尉府与州府一样有一套较完整的机构，如宁蛮校尉置佐吏，见于史籍的有护军、长史、参军、主簿、功曹等[93]。一般情况下，这些官吏不是采用武力俘虏“生口”的镇压办法，而是采取撤关卡、省烦苛、布恩惠、减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剥削，用发展生产的办法，积极推行进步的民族同化政策。如刘宋元嘉七年至十九年（430～442年），刘道产为雍州刺史宁蛮校尉时，“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乎土”[94]，“百姓乐业，民户干赡”[95]。又如梁大同九年（543年），张缵为湘州刺史时，其主张“省烦苛”，于是“历政不宾服”的湘州零陵、衡阳等郡的蛮族，“因此向化……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州境大安”[96]。又如陈太建八年（576年），沈君理为广州刺史时，“推心抚御”，使得“世相攻伐”的南俚族逐渐相安，“甚得民和”[97]。
第四，采取“以夷治夷”的方针。南朝为了保持内部的安定，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尽量采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敕封少数民族首领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以夷治夷”，逐步汉化。此方针的确定曾经发生过争论，南齐初年，就对是否解除西阳蛮首领侯位问题有过一场争论，虽然解除派力主废除少数民族首领封官加爵，但保留派终以“戎夷疏爵，理章前代。酋豪世袭，事炳前叶”为由，坚持“宜存名以训殊俭”[98]，取得了齐太祖的同意。宋、齐、梁三代都曾封敕少数民族酋师为王、侯、将军、刺史、太守等爵位和官职，而且朝代更替，封爵和官职不变。这种“以夷治夷”的方针，就是为了达到“以训殊俭”，逐步汉化的目的。
第五，使用蛮兵，迁徙蛮民。南朝曾利用蛮酋统率蛮兵，或为前驱攻打北朝。《北史·蛮传》中就有“梁遣将围广陵，楚城诸蛮，并为前驱”的记载；或参与统治阶级的内争，《南齐书·刘怀珍传》中就有“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游击将军裴仲穆统蛮汉军万人出西阳”平定沈攸之反叛的记载；或“以蛮攻蛮”，《南齐书·蛮传》中就有利用归顺的北上黄蛮文勉德驱逐抗命南襄城蛮秦远的记载。不管南朝统治者使用蛮的用心何在，客观上总是加强了蛮兵与汉族人民的联系和往来，有利于民族同化的发展。此其一。其二，南朝统治者当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对他们进行征伐之后，往往采取徙民措施，其迁徙方向大致有两种：一是移于京师。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雍州刺史武按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99]。又如沈庆之“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100]。二是引出平土。如刘道产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时，“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民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101]”。显然，迁徙蛮民的结果，是使这些少数民族进入了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大加快了他们汉化的速度。
这样，自西晋后，经过南朝四代，169年的历史熔铸，南方蛮、俚、僚、傒等少数民族的一部分被汉族融合了。本来，中国南方是“南蛮杂种，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也”[102]。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如火如荼的民族大融合，则“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103]。《通典》对僚族被汉族同化的情况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其说：僚“初，因蜀李势乱后，自蜀汉山谷出，侵扰郡县。至梁时，州郡每岁伐獠
以自利，及后周平梁益，自尔遂同华人矣”[104]。因此，到了隋朝时，汉中地区“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原益州地区“又有獽、狿、蛮、
，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獠，而亦与蜀人相类”[105]；原荆州和雍州地区“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106]。很清楚，这里所谓“殆与华不别”。“与蜀人相类”“与诸华不别”等都是说明蛮、俚、僚被汉族同化后，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汉族相同了遥所以，隋唐以后，至迟到两宋之间[107]，反映蛮、俚、僚、傒等族聚居地区的左郡左县取消了，敕封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制度废除了，专管这些少数民族的机构也不复存在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名称，如傒等，也完全消失了，他们中的一部或全部，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
过去，史书在讲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问题时，一般都只提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主中原后，被汉族融合的情况。显然，这是片面的。实际上，如前所述，汉族在北方融合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同时，在南方也融合了蛮、俚、僚、傒等族的一部分。因此，隋统一全国后，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展的汉族也统一了。特别有意义的是，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再是两汉时的汉族，而是吸收了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蛮、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汉族。这样，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汉族第一次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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