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发展是要有耐心的。汉族的形成从夏族开始在黄河流域崛起，到秦始皇叱咤风云统一华夏族，汉族形成的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长河中整整滚动了2500多年，才临近汉族形成的最后一个阶段——汉帝国，奏起了汉族形成的第三部曲。
（一）汉承秦制：华夏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族发展转化
历史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秦始皇以其赫赫大功，彪炳于中国历史和汉族发展史之际，带给人民的却是繁役重赋，苛法酷刑，饥饿与死亡，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地交汇而激化，强大一时的秦帝国统一后仅15年的历史一瞬间，即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狂飙之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是继承“秦制”的汉帝国。华夏族在这个历史的急骤转变过程中，也随之发展转化，形成为汉族。“汉承秦制”，从汉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汉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
华夏族是如何发展转化为汉族的呢？
汉承秦制，汉帝国完全继承了秦帝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并根据其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了中央集权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大大强化了汉帝国的国家机器，也大大强化了汉族的统一性。
政治学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中央集权是国家完整性的象征。中央集权的强弱程度，表明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大小。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执行国家对外的职能上，能动员全部国力抵御外来侵略，保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在执行对内职能上，又能抵御自然经济产生的地方的离心力。同时，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不仅能不断加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使国家的统一日趋稳定，而且也能加强国内民族的内部团结，使统一的民族日趋稳定。
为了在下面能展开分析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简略地考察一下中央集权制在中国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源。
先秦时代，被称为“社稷”的国家政权，不仅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是民族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夏到西周，社稷与君主是合二为一的，其源盖出于君权神授。这个传统观念，不断地被历史上胡作非为的君主导致社稷不安的现象所冲击，荀子就明言：“有乱君，无乱国。”[243]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君主即社稷的观念。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晏婴就大胆地把君主与社稷区分开来。战国时一些思想家进一步认为，君主虽然是社稷的中心人物，但君主的言行不一定符合社稷的利益，在两者发生矛盾时，应该把社稷的利益放到君主利益之上。对此，孟子有一句名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44]
在战国另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里，社稷被称为“公”、为“天下”。与社稷即君主的观念一样，春秋时期“公”与君主也是合二为一的。为“公”就是为君主。战国时期，“公”与君主也就逐渐一分为二了，把君主的个人行为、喜好等视为“私”。许多思想家提出了贵公而后私、尊公而抑私等主张。《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贵公》，把这种理论主张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从社稷与君主分析为二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央集权制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社稷与君主分析为二的观念。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各大小诸侯国之间的斗争，使得君主专制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从夏、商、周三个王朝来看，无论是夏王朝的“官百”，还是商王朝的“内服”“外服”，或是周王朝的“六卿”“五官”，都没有产生过制约君主决断的政治机构。商王朝初年，大臣伊尹还可以对不遵汤法的帝太甲“放之于桐宫”。但到商王朝末年，谁也奈何不了纣王的暴虐统治。西周虽行分封制，但周天子依然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春秋的争霸和战国的称雄，都使君主专制愈来愈强化。荀子对这种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总结，提出“以善至者待之以死，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245]，这就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开了先河。于是，社稷的理论与专制主义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如前一节中所述，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华夏族诸族群得以统一。
汉承秦制，中央集权的秦帝国索然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反而更加强大。特别是汉武帝“兼文武，席卷四海”[246]，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内一统”[247]，华夏族迅速完成了从华夏族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在政治上，106年，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13州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巡行监察郡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其一。其二，实行“编户齐民”[248]，户口簿上登记了居民的年龄、性别、亲属关系以及土地财产等情况，并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迁徙。使国家直接控制民户。其三，实行“削藩”，逐步剥夺各诸侯国的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统辖。在这个过程中，汉景帝还以果断的行动，于公元前145年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把各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侯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削弱侯国割据势力，还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于是由郡统辖的，只能衣食租税的小侯国越来越多，而诸侯王国的封地却越来越小。后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政治势力的发展。并以种种借口夺爵或废除侯王，使侯国的数目也越来越少。显然，这些政治上的措施，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都有利于民族内部团结的加强，有利于民族共同地域的稳定。
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建议，汉武帝颁布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即由均输官掌管各地输京物品的买卖和运输。它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运输“径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249]的现象，有利于各地经济联系。平准法即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250]。这样，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了规模巨大的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借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大大发展。另外，又统一和稳定币制。汉初，因为“秦半两”太重，使用不便，允许私铸一种轻而小的“荚钱”，结果使铜钱轻重不一，造成货币混乱。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整顿了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并宣布销废郡国铸造的各种铜钱，颁行名为“三官钱”的五铢钱。因其质好量足，轻重合宜，适合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自汉至隋700多年间，虽中经南北朝之钱制混乱，但隋时乃以“五铢钱”统一全国的钱制。显然，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对于民族认同来说，都是有利于加强汉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有利于汉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统一和稳定的。
在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汉帝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
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个大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学，其在世时通过删定“六经”，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聚徒讲学，使得儒学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孔子虽然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但在奴隶社会衰亡，封建制度兴起的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中，尽管其思想难免带有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烙印，由于其所创立的儒学适应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孔子应该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
第一，孔子的家庭早已从奴隶主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51]事就是鄙贱的技艺，这种没落贵族的家庭出身袁为其成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阶级基础。
第二，孔子所在的鲁国，春秋时期无例外地被卷进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漩涡之中。早在孔子出生前，鲁国的政权已掌握在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之手。以权势最大的季氏而言，其把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采用封建的征税制，显然这是对奴隶制度的革命。但是，在政治上季氏却没有胆量开夺君位的先例。这样处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中，既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的鲁国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必然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为其成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提供了政治经济的基础。
第三，子产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其创立按“丘”征“赋”制度，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的种种改革，政绩卓著。特别是关于“乡校”一事，有人主张毁掉平日一般士大夫议论朝廷政治的集聚地——“乡校”，子产反对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11岁。他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52]在这里，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政治改革，足见他的思想和时代的步伐基本是合拍的。
正因为孔子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所以在封建制度确立的战国时期，儒家已成为“百家”中力量最强的一派。在其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日益渗透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之中。故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其本来就置有包括儒学在内的博士官70员。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秦始皇把以儒学的“圣智仁义”为核心的人伦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种人伦关系，在无孔不入的渗透中积淀成为华夏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汉初，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为时不久，汉武帝即为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为经学，在形式上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这对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影响极大。
在汉帝国，“‘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汉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53]在这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孔子所主张的大一统，只是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却是有进步意义的。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汉武帝策问贤良文学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54]在这里，他宣称《春秋》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谁也不可违抗的最高原则，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于是，在孔子的旗帜下，他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了，如他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与墨家的义利学统一了起来，把孟子的性善学与荀子的性恶学统一了起来。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统一体，既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华夏族向汉族发展、转化为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汉帝国，“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的建立，“人伦”关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使儒学成了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前已提及孔子经典性地提出了关于“仁”的道德伦理学说，认为人和人之间要相爱，“仁”的标准是“礼”。关于“仁”和“礼”，可以用孔子自己讲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55]。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仁义道德伦理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又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256]。在天道之下，“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257]。董仲舒又吸收韩非子的学说，提出如同天地阴阳一样，由天的意志决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三纲”。而维护和调整“三纲”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就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在此基础上，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制度的四大权利：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无须多言，董仲舒所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整套封建的“人伦”的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乃至反动作用是人们共知的。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者，在批判和清除“三纲”、“五常”的消极影响和反动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人伦”道德观念，对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的无孔不入的深远影响；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到其在汉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影响和作用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孝”上。“孝”，作为集中反映和表现汉帝国时从华夏族发展、转化而形成的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伦理观念，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论述周民族的形成中曾指出：周民族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长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形成“有孝有德”的伦理性特点。其实，再往上追溯，“孝”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的产物，是家族血缘关系在伦理观念上的反映。恩格斯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258]“孝”就是这种义务的具体表现和概括。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孝”的观念，还是原始社会末期祖先崇拜事实的反映，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259]即是一例，而且从夏、商两代都重视祖先崇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正因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利”[260]“百所不通”[261]的东西，所以“孝”的伦理观念在汉帝国的“大统一”中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262]的历史景观。
首先，汉帝国把《孝经》立为经典，成为“七经”之一，确立了《孝经》在经学中与《春秋》并驾的地位。《孝经》是后世儒家根据孔子“孝慈，则忠”[263]的思想阐发写成。所谓“孝慈，则忠”，就是说统治者若能以孝治家，老百姓就会效忠于他。所以“孝”被看成是各种道德的根本，正如《孝经·开宗明义》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于是《孝经》作为经师传授的主科之一，遂成为汉帝国通行的教科书。据历史文献和文物记载，汉代关于“孝”的教育十分普及，除经师传授外，又以碑刻、画像石等形式遍及各地，如武梁祠画像中有“曾子□□孝以通圣明”、老莱子“事亲至孝”[264]；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中有“伯榆悲亲”、“京师节女”、“丁兰侍木人”[265]等孝行故事入画。还对“孝子”进行颂扬，如乡里中著名的孝子死后，可直接以“孝子”题名墓碑[266]。这样不仅中原地区农村“令幼童读《孝经》”[267]，而且边远地区也“令家家习之”[268]。
其次，汉帝国以孝廉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确立了“举孝廉”的察举制。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军廉各一人”[269]。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下诏：“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270]此后，以“孝”为本的察举制遂成定制，到东汉和帝时，“二十万人者举一人，不足二十万二年一人，不足十万三年一人[271]”。于是孝廉遍布全国，有孝行的人可到地方乃至中央做官，正是：当官必走行孝之途。汉代不少名臣，如王吉、京房、师丹、孟喜均以举孝廉入仕[272]，赫赫有名的曹操少时也曾被“举孝廉”[273]。
再次，汉帝国在农村设乡官“孝悌”，掌握村社中农民伦理道德行为和社会风尚[274]，使“孝”成为封建皇权维系农村基层统治的纽带。汉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各一人）”[275]。汉代农村中关于孝行方面的教育、表彰、劝诫等事，均由乡官孝悌承担。正因为孝悌在汉帝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汉帝国十分重视对“孝”的伦理道德的体现者——孝悌的奖挹。汉初惠帝时，即“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276]，武帝时下诏“嘉孝悌力田”[277]，昭帝时又下诏“闻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悌以故乡里”[278]。这种优抚孝悌的诏令在汉代不断发布，几乎与汉帝国相始终。
最后，汉帝国以“孝”为谥，企图通过世代不绝的尊祖爱亲，以求刘家王朝一族一姓统治权的安享延续。从这个目的出发，汉代帝王可以因祥瑞、灾异“改元”，而不能去掉谥号上的“孝”字，所以除高帝刘邦和世祖刘秀外，自西汉惠帝、东汉明帝以下，帝王谥号都标以“孝”字，“孝”成了刘家王朝保证长治久安的“护身符”。
从上可见，汉“以孝治天下”，就是通过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伦理的、艺术的、礼仪的种种渠道，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进入到人们的血液、骨髓之中，使“孝”在社会各个角落有形或无形地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279]，从而使儒学成为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赵苞的故事就是一个活例：东汉时，辽西太守赵苞在母亲和妻子被鲜卑掳获做人质的情况下，仍率兵大破鲜卑，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其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280]”说完，号哭呕血而死。因此，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稳定来说是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的。
汉帝国，特别是汉武帝时使“海内一统”种种措施的实施，都表明汉帝国时中央集权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华夏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281]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从此以后，汉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汉族族称的确定
汉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确称为“汉族”。
历史具有发展速变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保守缓变的一面。华夏族诸族群在秦始皇的武功面前迅速统一了起来，秦帝国的声威也风驰电掣般地飞扬四域。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秦帝国的“庐山真面目”，其又俄顷土崩瓦解，为汉帝国所取代。于是，当四域各国称统一的华夏族为“秦人”之时，华夏族已发展、转化为汉族了。由于这种“时间差”的产生，西汉之时，刚形成的汉族仍被四域各国各族称之为“秦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称汉族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域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据查，《汉书·李广利传》在抄录这段文字材料时，仅将“秦人”改为“汉人”，可见此所谓“秦人”即指汉族。随后，班固在《汉书》中亦称汉族为“秦人”。《汉书·匈奴传》载：“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这里的“秦人”，即“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于孙尚号秦人。”[282]可见秦人后裔在汉代仍被匈奴称为“秦人”。那么汉帝国之人是否也称之为“秦人”呢？《汉书·西域传》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轮台之诏罪己，引军侯弘上书：“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对此，颜师古《注》中明确指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宋代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亦云：“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可见汉帝国之人也被称之为“秦人”。
除历史文献的记载外，历史文物也提供了例证，永寿四年石刻《刘平国治□谷关颂》：“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尧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王国维考此石刻，证明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283]
正因为汉帝国之时汉族称之为“秦人”，所以尽管秦帝国早已土崩瓦解，但因其声威远震，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国人仍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等，后在佛教经典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现代西方各国称中国为China，其源盖出于：“秦”字[284]。
然而，随着历史岁月的蹉跎，东汉之时汉族已有“汉人”之称，除上已提及的《汉书·李广利传》将“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中“秦人”改称为“汉人”外，在《后汉书》中是频频出现，如：
《后汉书·西城传》载：莎车国大人休莫霸“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王真王”。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求内附。”“汉人韩
随南单于入朝。”
《后汉书·西羌传》载：“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议郎蔡邕在议及破鲜卑问题时曰：“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后汉书·耿恭传》载：车师王国后王夫人“先世汉人”。
又《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所载建安十一年（206年），“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一事，《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记为：“乌桓乘天下大乱，掠有汉民十余万户。”
可见汉帝国在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邻国和邻族进行了空前频繁的交往，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各邻国和邻族遂弃旧称，在称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兵”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改称“秦人”为“汉人”。当然，此时所称之“汉人”或“汉民”，均为汉朝人之义。同时，毋庸赘言，“汉人”之称则源于汉帝国。这也是现代一些史学家认为汉族之名起于汉帝国的主要原因[285]。
其实，“汉人”一词真正赋予“汉族”之意，指称汉族是在南北朝之时。这时国运长达400年之久的汉帝国被魏、蜀、吴三国肢解后，经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之割据政权，特别是北朝的北魏、东魏和北周的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他们对所统治的中原居民，统称为“汉人”或“汉儿”[286]。对此“汉人”一词指称汉族之缘起情况，清末文学家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文字虽然较长，但为了弄清汉族族称确定的历史情况，还是有必要引述如下：
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以高氏，虽云渤海蓚人，而欢之祖徙居怀朔镇，已同胡俗。故《北史·神武纪》云：“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及执魏政，其姻戚同起者，如娄昭、尉景、刘贵等，皆非中国种族，遂目中原人曰汉人。如《文宣皇后李氏传》云：“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以李后为赵郡李希宗女也。《杨愔传》：“太皇太后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以时愔等议，欲处娄后于北宫，改归李后，故娄后为此言也。《废帝纪》云：“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以废帝李后所生也。《愔传》：“废帝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指愔及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也。《斛律金传》：“神武重其古质，每戒文襄曰：‘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北齐书·高昂传》：“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兵，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高德政传》：“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北史·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薛修义传》：“斛律金曰：还仰汉小儿守，收家口为质……’”此类甚多，皆分别汉人之始[287]。
及至唐代，由于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繁盛的京都长安，丝绸古道上的骆驼商队，乘风破浪的日本遣唐使船，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以及诗坛上的千古绝唱，艺苑中的书法和绘画……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其震古烁今的文明，千余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东方和世界。于是，唐帝国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族的新情况。如沈亚之《沈下贤文集》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288]《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又如元人吴鉴在《岛夷志略·序》中云；“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者，外形率待以命使臣之礼。”再如《明史·外国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关于“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云：“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逻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族为“唐人者”，多为自唐帝国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所以至今东南亚一带及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不少国家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但是，“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并没有被汉族本身所承认，唐帝国时虽比汉帝国更繁荣、昌盛，但其在与周边邻国和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由于唐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很多，如契苾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光弼等，他们与汉人郭子仪、郭虔瓘等统领的军队均系蕃汉兵混编而成，故《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特别突出的是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即称“蕃汉两家”[289]，在划定边界时也称蕃界、汉界，至今仍耸立在拉萨的《唐甥舅联盟碑》碑文中，就写有蕃、汉两字，或分写，或联写。在新疆出土的藏文书信中，就有一封命令中说：“驻陇州大臣：猪年期间发布手令，据汉（蕃）两族官员呈报，先是，蕃松及相论亚耶二人，编造谎言，取沙州汉人女子，名为娶妻，实则用作奴婢。[290]”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就是指唐地及唐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族之义则由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族的自称了。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唐以后，“汉人”（或“汉民”）一词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1.在辽代
《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在记述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时说：阿保机起家于汉人的生产和技术不为过誉。
《辽史·地理志一》载：辽迁扶余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迁勃海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处[291]。
《辽史·刑法志上》载：由于汉人居被统治地位，因此“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由于辽王朝对汉人用汉法，使得“汉人”始具有血统编民的法律意义[292]，这对汉族族称的确定有着一定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张砺传》载，张砺在被契丹掳获后说：“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刀；”[293]张砺自称为“汉人”，民族自我意识感跃然纸上。
2.在金代
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294]
《金史·张亨传》载；“世宗谓宰臣：‘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
《金史·贺杨庭传》载：“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所谓“汉人”考，乃故辽境内的汉人及已汉化了的渤海人、契丹人；“南人”者，乃河南、山东之汉人。
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卢彦伦传》载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云：“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汉人”作为族称之意不言而喻。
3.在西夏
成书于1190年，至今保存完好的西夏文汉语对照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在这里，“汉人”一词指称汉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4.在元代
元帝国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4等。此所谓“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界，实承袭金代的传统说法。后元帝国取消了“汉人”与“南人”之间的界限，统称为“汉人”。由此之故，原是南宋宫廷琴师的诗人汪元量，在元灭宋，随三宫被掳北去后所写的很多纪实诗中常以“汉人”或“汉儿”入诗，如《湖州歌》有“汉人歌罢楚人歌”，“汉人犹惧夏爷爷”之句，《幽州歌》有“汉儿辫发笼毡笠”之句；《淮人水驿诗》中又以“汉儿”与“越女”相对称[295]。此所谓“楚安”“越女”即指“南人”。这里既说明了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又反映了宋王朝的人对“汉人”一词的认识。
关于“南人”指南方“汉人”之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女真语称“汉人”曰“泥哈”；满语称“汉人”曰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曰Nangiai[296]，均源于“南家”一词[297]。
这样，“汉人”一词作为汉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亦然。明王朝行改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而汉人又分为隶属八旗的“汉军”和普通汉人两等。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军汉人》中云：“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宜省人为汉人。”康熙实行“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选贤能推用。”[298]
纵观自汉至清2000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帝国，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族族称的专有名词。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之称渐转为“汉族”之称。
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兮日也，虽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299]
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族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300]
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即“五族共和”之说，“汉人”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族族称最后确定。
为什么汉帝国的朝号——汉，能蜕变衍化为汉族的族称，而“秦人”“唐人”之称却被历史的筛选而淘汰？
原因之一，汉帝国国运长久。如前所述，华夏族统一于秦帝国，一般来说，称其为“秦人”是顺理成章的事，西域各国乃至西亚即用“秦人”之称。但是，秦帝国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至公元前206年亡，前后仅仅15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汉帝国则完全不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前后长达400多年，国运长久，这就为汉帝国之朝号——汉，取代国运短命的秦帝国之朝号——秦为汉族的族称，提供了最起码的历史条件，也为它不被国运达289年的唐帝国的朝号——唐所取代，打下了基础。
原因之二，汉帝国国势强盛。秦帝国煊赫一时，它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华夏族的种种措施虽有进步意义，但终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并未真正彻底实行，何况其暴虐的统治更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阴影。汉帝国则完全不同，正如史书所说，汉承秦制，秦帝国所制定的种种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不仅在汉帝国得到了实行，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使汉帝国成为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世界大国屹立在东方，与西方古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如此强盛的国势，是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所以“汉人”之称逐渐取代“秦人”之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唐帝国虽然在统一、繁荣、强盛方面均超过了汉帝国，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汉帝国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海外已有称汉族为“唐人”，但唐帝国之人仍自认为是“汉人”，决无以“唐人”之称取代“汉人”之称的意思，所以，“唐人”之称也就无取代“汉人”之称之力。
总之，无论是他称还是自称，由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帝国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千锤百炼，这既从族称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汉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反过来，也从汉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和层次，表现了汉族族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汉承秦制，华夏族这个雪球，在历史的风雨之中，历经从夏到汉2000多年的滚动，从多元走向一体，终于形成为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合而不同又高度认同的汉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参阅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载《文物》1983年第3期。
[2]徐中舒：《夏史初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参阅洛阳博物馆：《洛阳矬李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1期。
[4]《史记·五帝本纪》。
[5]《韩非子·说疑》。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63页。
[7]参阅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发展》，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
[8]《洛阳矬李遗址简报》，载《考古》1978年第一期。此遗址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9]水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五期。
[10]《河南偃师灰嘴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0期。此遗址属二里头文化。
[11]《尚书·甘誓》。
[12]《吕氏春秋·召类》。
[13]《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14]《墨子·非攻下》。“幾”即衰亡之意。
[15]《国语·周语下》。
[16]《淮阳县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48页。
[23]《左传》，文公十八年。
[24]《史记·五帝本纪》。
[25]《左传》，哀公七年。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3页。
[27]《史记·夏本纪》。
[28]见《尚书·禹贡》。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6页。
[30]《左传》，襄公四年。
[31]《诗经·商颂·玄鸟》，玄鸟即燕。
[32]参阅胡厚宣：《甲骨文所见商族鸟腾的证据》，载《文物》1977年第2期。
[33]《史记·殷本纪》。
[34]《史记·殷本纪》。
[35]《商书·盘庚上》。
[36]参阅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二卷，第一页。
[37]参阅《竹书纪年》。
[38]《管子·轻生篇》。
[39]《管子·轻生篇》。
[40]《诗经·商颂·长发》。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4页。
[42]《孟子·腾文公下》。
[43]《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竹书纪年》。
[44]《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45]《墨子·兼爱下》。
[46]《尚书·汤誓》。
[47]《史记·殷本纪》。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
[49]《史记·殷本纪》。
[50]《尚书·盘庚下》。
[51]《尚书·周书·君奭》。
[52]《诗·大雅·生民》。
[53]《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78页。
[54]《史记·周本纪》。
[55]《殷墟书契前编》5·7，及6·30；《殷墟书契后编》下37；《新获卜辞》277片。
[56]《史记·周本纪》。
[57]《史记·周本纪》。
[58]《诗·大雅·緜》。
[59]《史记·周本纪》。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89页。
[61]《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62]《后汉书·西羌传》
[63]《诗·大雅·文王有声》。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6页。重点号是原有的。
[65]《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66]《左传》，定公四年。
[67]《左传》，僖公十四年。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0页、148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0页、148页。
[70]《殷墟书契前编》2·10。
[71]《殷墟书契前编》上·2。
[72]《康侯封鼎》。
[73]《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
[74]参阅《孟子·公孙丑》。
[75]参阅《孟子·尽心下》。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45页。
[77]《史记·周本纪》。
[78]南京博物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86。
[79]《诗经·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
[80]参阅《诗经·豳风·七月》。
[81]参阅李剑农：《先秦西汉经济史稿》。
[82]《夏小正》。
[83]《孟子·滕文公上》。
[84]参阅《卜辞通纂》，107-108页；《殷墟书契菁华》，6页；《殷契粹编》，801页。
[85]《诗·小雅·北山》。
[86]参阅《汉书·食货志》。
[87]参阅《周礼·地官·小司徒》。
[88]参阅《汉书·刑法志》。
[89]《诗·鲁颂·
宫》。
[90]转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图版三释文，科学出版社，1956年。
[91]《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92]《诗经·大雅·卷阿》。
[93]《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版，151页。
[94]《国语·晋语四》。
[95]参阅《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
[96]《诗经·大雅·板》。
[97]《左传》文公二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98]《论语·为政》。
[99]《礼记·曲礼》。
[100]《礼记·王制》。
[101]《左传》襄公十三年。
[102]《论语·泰伯》。
[103]王国雄：《观集林》卷10“殷周制度论”。
[104]《诗经·鄘风·相鼠》。
[105]《周礼·大司乐》：“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馨，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宗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106]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231页。
[107]参阅舒之梅：《三苗与楚“祖源相同”说质疑——与⑨伟超同志商榷》，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一期。
[108]《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颛顼氏有子曰梨，为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重黎及其弟吴回都当过火正，有祝融之号。
[109]《诗经·殷武》。
[110]《汉书·五行志》。
[111]《史记·楚世家》。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4页。
[113]范文澜：《中国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166页。(www.xing528.com)
[114]《史记·楚世家》。
[115]据《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讷。”杜注：“夏讷，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夏口，即今汉口，又《左传》昭公十三年：“王沿夏，将欲入鄢。”杜注：“夏，汉别名。顺流为沿，顺汉水南到鄢。”
[116]《左传》文公十六年《正义》。
[117]《战国策·楚策》。
[118]参阅何浩：《春秋时楚灭国新探》，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四期。
[119]梁启超：《国史研究·霸政前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2册，《春秋载记》，中华书局，1932年。
[120]《左传》襄公十三年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与《国语·楚语上》文异略。
[121]《史记·吴起列传》。
[122]《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
[123]见《涉江》。
[124]参阅姜亮夫：《楚辞通故》南人，南夷诸条；《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53页。
[125]关于楚民族共同地域发展到湖南全境的问题，湖南考古发掘有不少材料可证，详见何介钧：《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湖南境内的民族分布》，载《求索》，1983年，第4期。
[126]参阅《史记·西南夷列传》。
[127]见《翼骚·序》。
[128]详见《说苑·善说篇》。
[129]《史记·楚世家》：熊王封三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130]《国语·晋语》：“楚为荆蛮，……故不与盟。”
[131]见《吕氏春秋》中《为欲篇》《功名篇》。
[132]宋人黄伯思：《翼骚·序》。
[133]参阅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261页；潘允中《批判胡适的“吾我篇”》，载《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一期；洪城：《关于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形态问题的讨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134]参阅游国恩：《楚辞讲录》，载《文史》第1期，141页；董洪础：《〈楚辞〉中第一人称代词“⑧”和“予”的用法》，载《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35]《人民诗人屈原》，《奴隶制时代》，科学出版社，1956年，144页。
[136]《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137]《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138]《吕氏春秋·音初篇》：“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139]见《说苑·善说篇》。又见《春秋》哀公十三年。
[140]见《孟子·离娄上》。
[141]见《论语·微子》。
[142]刘向：《新序·节士篇》。又见《史记·吴世家》。
[143]《梁任公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94页。
[144]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奴隶制时代》，144页。
[145]详见《屈原研究》，《历史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46-48页。
[146]又见《史记·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147]人们常视刀耕火种为生产落后的表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其实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在当时当地仍是一种有效的耕作方法，至今江南遍布的梯田不少是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
[148]见《杜诗分类注》卷13。
[149]《温庭筠诗集》章3。
[150]见《柳先生集》卷42。
[151]《江西万年县仙人洞世界级考古成果首次系统分布》，载《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1粒1.2万年前的古栽培稻》，载新华网，2011年1月1日。
[152]以上所引见《史记·楚世家》。
[153]《战国策·楚策》。
[154]参阅胡小石：《屈原与古神话》，载《雨花》1957年第1期。
[155]见《十二州箴》，清王谟辑本。
[156]转引自《读史方⑦纪要·湖广》。
[157]《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
[158]参阅江应樑：《越族的形成》，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1期。
[159]《史记·夏本纪》云：“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土涂泥。……”
[160]参阅《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161]《水经注·渐江水》。
[162]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载《考古》1977年第5期。
[163]《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164]《史记·吴太伯世家》。
[165]《国语·吴语》。
[166]《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167]《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168]《越绝书》卷十一。
[169]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载《文物》1966年第5期。
[1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5页。
[171]这19代为：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徐桥—疑吾—枥卢—周繇—屈羽—吏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另《吕越春秋》则将“熊遂”作“熊”“遂”两代，则共20代。
[172]《史记·吴太伯世家》。
[17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74]越国从寿梦称王，经五代：诸樊—徐祭—馀味—州于（即王僚），到阖庐时，才称王建越国。
[17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⑦地志》。
[176]《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⑦地志》。
[177]《吕氏春秋·知化篇》。
[178]《越绝书》卷七。
[179]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4期。
[180]周代的夷、蛮、戎、狄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可能处在氏族、部落阶段，有的可能已结成部落联盟，有的可能已联合成部族，有的可能已向民族过渡，有的可能已形成为民族，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分辨清楚，故统称为族群。
[181]《周礼·职公氏》亦云：“四夷、八蛮、九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释地》也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182]《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83]《左传》僖公十九年。
[184]《列子·汤问》：“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薪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为孝子。”又见《墨子·节葬下》《吕氏春秋·孝行览》：“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
[185]参阅田继周：《周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载《思想战线》1985年第2期。
[186]《左传》，昭公九年。
[187]《左传》，昭公十五年。
[188]《周礼·明堂位》。
[189]《左传》闵公六年：管仲曰：“戎豺狼不可厌也。”《国语·周语下》：周大夫富良曰：“狄，豺狼之德也。”《左传》襄公四年晋大夫魏庄子曰：“戎，禽兽也。”
[190]《国语·周语上》。
[191]《国语·周语上》。
[192]《国语·周语上》。
[193]指今甘肃平凉、镇原一带。
[194]《后汉书·东夷传》。
[195]据郭沫若《中国文稿》第1册研究：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到西周时已成为习见的东西，但因其量很少，还不可以普遍应用。到春秋时，铁器才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国语齐语》所记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以甲兵赎罪的建议时说：“恶金以铸
，试诸壤土”是一例证；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戥（铁字的初文）徒四千”一句，更是有力的例证。
[196]《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
[197]《司马法》。又晋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国语·晋语三》也有些说法。故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170页），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4月，112页）、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94页）以及《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2版，第950页）均采用此说。此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然此说本为六乡制度，六乡之人本来就要服兵役，无所谓作“州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晋所谓作“州兵”的“州”，应是《司马法》中之王国“二百里为州”的“州”。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118页）一文采用此说是有道理的。
[198]参阅《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宋微子世家》。
[199]《史记·孔子世家》。
[200]《礼记·檀弓上》。
[201]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
[202]《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203]参阅《左传》宣公三年。
[204]《史记·吴太伯世家》。
[205]《左传》襄公十四年。
[206]《左传》襄公十四年。
[207]《左传》襄公十四年。
[208]《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此仅举一处为例。
[209]《左传》襄公四年。
[210]《左传》定公十年。
[211]《淮南子·泰族训》。
[212]《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
[213]《淮南子·齐俗训》。
[214]《史记·吴世家》《史记·楚世家》。
[215]《淮南子·齐俗训》；又见《汉书·严助传》。
[216]《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
结、耕田、有邑聚。”“
结”，注［会证］了颜师古曰：结读曰髻，为髻如椎之形也。另见《史记·陆贾列传》：“陆生至，尉他
结箕倨见陆生。”司马贞索隐：“谓为髻一撮以椎而结之。”今人王玉哲认为“
结”就是“盘发”，参阅《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65页。此从王说。
[217]《后汉书·南蛮西夷传》。
[218]《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315页。
[219]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战国时期全图》，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
[220]以上所引均见《史记·赵世家》。
[221]《史记·货殖列传》。
[222]参阅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秦即犬戎之一支》一节。
[223]《史记·秦本纪》。
[224]《史记·楚世家》。
[225]参阅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302页。
[226]《左传》鲁文公十六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
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后由于“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27]《战国策·楚策》。
[228]《战国策·楚策》。
[229]《战国策·楚策》。
[230]《史记·商君列传》。
[23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32]参阅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24页。
[233]《斯大林全集》，第2卷，294页。重点号是原有的。
[234]《史记·秦始皇本纪》。
[235]《说文解字》，315页。
[236]《斯大林全集》第2卷，293页。
[237]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38]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39]《汉书·贾山传》。
[240]《史记·淮南衡山传》。
[241]以上所引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42]参阅彭英明：《试论民族的稳定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243]《荀子·君道》。
[244]《孟子·尽心下》。
[245]《荀子·王制》。
[246]《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247]《史记·自序》。
[248]《前汉书·食货志》。
[249]《盐铁论·本议篇》。
[250]《前汉书·食货志》。
[251]《论语·子罕》。
[252]以上所引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53]《论语·季氏》。
[254]《汉书·董仲舒传》。
[255]《论语·颜渊》。
[256]《春秋繁露》卷十一，《为人者天地篇》。
[257]《春秋繁露》卷八，《度制篇》。
[2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页。
[259]《论语·泰伯》。
[260]《孝经·三才章》。
[261]《孝经·感应章》。
[262]《论语·为政》。
[263]《论语·为政》。
[264]参阅常任侠：《汉画艺术研究》，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版。
[265]参阅吴曾德：《汉代画像石》。
[266]《隶续》卷十一有《都乡都里孝子严举碑》。
[267]《四民月令》。
[268]《后汉书·盖勳传》。
[269]《汉书·武帝纪》。
[270]《汉书·武帝纪》。
[271]《后汉书·丁鸿传》。
[272]参阅《汉书》：《王吉传》《京房传》《师丹传》《儒林传》。
[273]《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十二月己亥令。
[274]汉代乡官有三：孝悌、力田、三老，各有不同职守。
[275]《汉书·文帝纪》。
[276]《汉书·惠帝纪》。
[277]《汉书·武帝纪》。
[278]《汉书·昭帝纪》。
[279]《孝经·孝治章》。
[280]《后汉书·赵苞传》。
[281]《史记·货殖列传》。
[282]《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
[283]王国维：《刘平国治阴谷关颂跋》，《观堂集林》卷二十。
[284]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264-278页“Cin”字条。
[285]如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武帝章帝以后，便开始叫做汉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19页。）
[286]如《北齐书·祁武纪上》高观云：“今以吾为王，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资治通鉴》梁纪“汉儿”作“汉人”。
[287]《越缦堂日记》第29册，第51页下至52页上，《桃花圣解盦日记》辛集第二集，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转引自贾敬颜：《“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288]《沈下贤文集》卷10，《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策》。
[289]《旧唐书·吐蕃传》。
[290]转引自汶江：《吐蕃治下的汉人》《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
[291]《辽史·地理志》上京道长泰、定霸二县之下。
[292]参阅李一氓：《试释汉族》《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293]又见《契丹国志·张砺传》。
[294]《金史·希尹传》。
[295]均见《湖山类稿》。
[296]蒙古语中“汉人”一词还有契丹的Kitat；与“旗”字相对应的lrgen，即民。
[297]参阅伯希这《南家》一文，冯承钧汉译本，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篇》，81-84页；冯氏自作《元代的几个南家台》一文，收入遗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汇辑》，200-216页。转引自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298]《东华录》卷七。
[299]《亡国篇》载《国民报》，1901年第4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91页。
[300]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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