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源之一——苗蛮
1.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谈起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圆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正当中原大地流行着黄帝制器，创造一切的神话传说时，汉族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在流传于千古的《天问》中，却置黄帝传说于不顾，提出了宇宙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孰初作之”的问题。
与中原炎黄系统尊黄帝为“人文之祖”不同，在中国南方却盛行着“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回答了屈原提出的这个问题。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65]中，整理了古籍中的材料，详细记述了这个传说，他说：
据说当天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宇宙的景象就只是黑暗混沌的一团，好像一个大鸡蛋。我们的老祖宗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中。
他在大鸡蛋中孕育着，成长着，呼呼地睡着觉，这样一直经过了一万八千年。有一天，他忽然睡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啊呀！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是漆黑黏糊的一片，闷得人怪心慌。
他觉得这种状况非常可恼。心里一生气，不知道从哪里抓过来一把大板斧，朝着眼面前的黑暗混沌，用力这么一挥，只听得到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响：哗啦！大鸡蛋突然破裂开来，其中有些轻而清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另外有些重而浊的东西，沉沉下降，变成了地。——当初是混沌不分的天地，就这样给盘古的板斧一挥，划分开来了。
天和地分开以后，盘古怕它们还要合拢，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的当中，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
……
他孤独地站在那里，做这种撑天柱地的辛苦工作，又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到后来，天和地的构造似乎已经相当巩固，他不必再担心它们会合在一起，他实在也需要休息休息，终于，他也和我们人类一样地倒下来死去了。
他临死的时候，周身突然起了大的变化：他口里呼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轰隆的雷霆，他的左眼睛变成了太阳，右眼睛变成了月亮，他的手足和身躯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他的筋脉变成了道路，他的肌肉变成了田土，他的头发和髭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骨头，骨髓等，也都变成了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圆亮的珍珠和湿润的玉石，就是那最没用处的身上出的汗，也变成了雨露和甘霖——总之一句话：这“垂死化身”的盘古，用了他的整个身体使这新诞生的世界丰富而美丽。
为什么中国南方会流传与黄帝制器，创造一切的截然不同的盘古开天的神话传说呢？究其根源，是因为汉族除以炎黄和东夷为其主源之外，还以苗蛮为其支源。盘古开天辟地就是流传在苗蛮集团中的始祖神话传说。
2.苗蛮的名称、分布及组成
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在古籍文献中或称为“苗”[66]，或称为“三苗”[67]，或称为“三毛”[68]，或称为“有苗”[69]，或称为“苗民”[70]，或称为“蛮”[71]，或称为“南蛮”[72]。从古籍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约在尧、舜、禹时代多称“苗”、“有苗”等，至周代以后，则称之为“蛮”、“南蛮”等，考“苗”、“蛮”二声，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广雅·释诂》“苗”、“蛮”均解作“偒”（轻易之意），故徐旭生“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73]族群集团是比较合适的。
苗蛮集团的分布情况如何？许多学者常引用的《战国策·魏策》中吴起站在北方魏国坐北朝南的位置所说十分具体，他说：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此后，《韩非子》《韩诗外传》《史记·吴起传》《说苑·君道》《路史·国名纪》《初学记》等均从“左彭蠡、右洞庭”[74]之说。
其实，从苗蛮族群集团的活动来看，苗蛮最初并不局限于“左彭蠡、右洞庭”。《帝王世纪》云：“帝尧陶唐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苗蛮族群集团与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战争。战争的结果都以苗蛮族群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吕氏春秋·召类》即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命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丹水，即今之湖北丹江，发源于陕西东南部终南山，从商县经河南到湖北入汉水。此处正是在与炎黄集团接壤之处，可见，苗蛮族群集团的活动范围其西北抵湖北与陕西、河南的交界之处的丹江流域。此其一。
其二，《史记·五帝本纪》又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荆州，《汉书·地理志》称之为北荆条山。其在潼水上游，与丹江同在湖北西北部，此即与上所说苗蛮族群集团分布在丹江流域相合。而江，则为古长江的专称；淮，即淮河。可知，苗蛮又活动在长江至淮河流域一带。盖可知苗蛮最早的活动范围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和洞庭之间。
苗蛮族群集团的组成情况十分复杂，许多问题在战国之时已难以考证[75]，现在更是难以稽考了。但下列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苗蛮族群集团与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相比，是相对较落后的一个族群集团，因此，在关于苗蛮的神话传说中，反映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情况就比炎黄和东夷两个族群集团具体、明白。其代表就是女娲。屈原在《天问》中即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就是说女娲有人面蛇身的形体，到底是谁把她形体制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明确解释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成了创造万物的女神。原始社会初期的人不明白生育之原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女娲也是造人的女神，汉代的《风俗通义》云：“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子泥中，举以为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以女娲为首领，以蛇为图腾的氏族是苗蛮族群集团中最古老的一支，其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
第二，如果说女娲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那盘古就是南方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代表。盘古，初称槃瓠。《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了关于槃瓠具有的神秘色彩的历史：
昔高辛氏（即帝喾）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氏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十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以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立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复刊。经三年，生子一十一人，五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带。于是喜迎致诸子。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剥去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给我们透露出不少关于苗蛮的信息：其一，槃瓠是以狗为图腾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或部落。其二，槃瓠“言语侏离”，说明苗蛮族群集团在语言上与炎黄、东夷两族群集团完全不同。其三，苗蛮族群集团在炎黄和东夷族群集团的尧、舜时期得到了较大的“滋蔓”发展，并帮助帝喾部落打败了犬戎。
第三，颛顼也是苗蛮集团中一支重要的部落，有“苍舒、
、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76]八个氏族。颛顼史称“高阳”[77]，据《史记·五帝本纪》其为“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其实这是后人牵强附会的说法，重要的是颛顼以后的
兜[78]、三苗、祝融都成了苗蛮族群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尧、舜、禹时期，苗蛮活动最频繁的是“三苗”族群，其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与尧、舜、禹之间的战争。对此，古籍文献中留下的记载特别多。在尧时，“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79]“迁三苗于三危”[80]；在舜时，又“北分三苗”[81]；在禹时，“禹攻三苗”[82]，“三苗大乱”，“后乃遂几”[83]。
第五，
兜是苗蛮集团中以食鱼的水鸟——鹳鸟为图腾的部落。《山海经·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人，名曰
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84]可见这是一个渔猎和农耕经济类型的部落。这种以渔猎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情况，正好说明它是活动在江汉水网地带的南方苗蛮族群集团的一员。由于炎黄、东夷族群集团与苗蛮族群集团的战争以苗蛮的失败而告终，所以舜在战胜三苗部落流四凶时，将
兜逐于崇山[85]。如果说
兜部落与三苗不是同属苗蛮族群集团的话，那舜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
兜也加以放逐的。
第六，祝融部落史称有“巳、董、彭、秃、妘、曹、斟、芈”八个氏族[86]，传说是从始祖母的左、右肋下分别生出来的[87]。其首领名为重黎[88]，曾“掌祭火星，行火政”[89]，史载重黎死后葬于衡山，《荆州记》载：“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所以重黎葬地又称祝融峰[90]。可见，祝融部落也是苗蛮族群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3.苗蛮与华夏族的渊源关系
历史的多样性制约着民族的形成过程，苗蛮族群集团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这就是学术界多数所公认的，苗蛮族群集团中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族中盛传的关于槃瓠的传说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苗蛮族群集团中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又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与华夏族有一定的族源关系。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苗蛮中的一支发展形成的楚民族，后来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
关于楚民族的形成，笔者将在下面详述，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楚民族最早兴起的地方正是苗蛮曾活动过的丹江流域。《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丹阳之地有二：一是清人宋翔风所说的丹江与淅水相会之处的丹阳[91]，即今汉水上游地区；二是荆山丹阳，其大致地望，北不过汉水，南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今南河），东不过鄢水（今蛮河）。楚民族从丹淅丹阳迁到荆山丹阳，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即《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又“楚”字甲骨文作
、
[92]，小篆作
[93]，石鼓作
[94]，都有建国林中的意义。《说文解字》训楚为“丛木，一名荆也。从林。”[95]因此，先秦古籍文献中常称楚民族为“荆楚”或“楚荆”。例如《诗经·商颂·殷武》中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和“挞彼殷武，奋伐楚荆”的记载。正因为楚民族开发以荆山丹阳为中心范围的地域渐有成效，所以周夷王时熊绎之五代孙“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伐庸、杨奥、至于鄢。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江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96]证明江汉地区已成为楚民族左右驰骋、纵横捭阖的地域了。而丹江及江汉地区正是苗蛮集团活动的主要地域。作为华夏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楚民族既然崛起于丹江及江汉地区，那么自古就活动在这个地域内的苗蛮族群集团的一部分就是楚民族的主要族源，推而论之，苗蛮集团的一部分也就是华夏族的一个支源。
除此以外，女娲和槃瓠的传说在汉族中的流传演变也可证明苗蛮族群集团是华夏族的一个支源。
关于女娲的传说，从其造物、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故事中，可知至少在战国时期，女娲在楚民族，即南方的华夏族中，已成为一个开天辟地式的崇拜对象了。屈原之所以在《天问》中要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问话，其根源恐怕就是因为女娲氏族或部落是楚民族的老祖宗之一。也正是因为苗蛮族群集团中的女娲氏族或部落与华夏族有着这种族源关系，所以，在西汉汉族形成时，女娲成了整个汉族所公认的神圣人物和祖先之一，女娲的传说也就成了整个汉族共同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关于槃瓠的传说，前已提及，其后来演变成汉族的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这个演变情况，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徐整写的《三五历纪》。其云：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97]。
在此最可注意的是，《述异记》的记载，明确说明了关于盘古传说演变的具体时代和地方。时代，是“秦汉间”，这正是华夏族统一，并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时期。地方，是“吴、楚间”，这正是苗蛮集团活动过的地域。这就表明，秦汉之时，盘古开天辟地的英雄伟绩，不仅为南方苗蛮集团所传颂，更为正在形成的汉族所崇扬。盘古作为创造代表汉族共同地域的“五岳”的英雄，被汉族公认为开山祖。这也表明苗蛮族群集团中的槃瓠氏族或部落与华夏族也有一定的族源关系。
以上所述，可见，苗蛮族群集团虽然不是全部发展、融合为华夏族，但其中的一部分确是主要通过楚民族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所以，在族源关系上来说，苗蛮是华夏族的支源之一。
（二）支源之二——百越
1.“龙的传人”之缘起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飞龙脚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
这深沉感人的《龙的传人》之歌，竞相传唱在海峡两岸，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激起了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忘宗、不忘根的民族认同感。
为什么称之为“龙的传人”呢？
这与远古时人们崇拜龙图腾有关。《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高诱注亦云：“文身，刻画其体内，点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文身“为蛟龙之状”，正是原始人图腾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
那么，是什么人因崇拜龙图腾而文身呢？是越人。《说苑·奉使篇》云：“诸发曰‘彼越……处海垂之际，屏外著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斓然成章，以象龙子，将避水神也。’”《汉书·地理志下》应劭注亦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而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由此可见，汉族之所以又常称为“龙的传人”，是与古代越人崇拜龙图腾有着渊源关系的。古代越人所组成的百越族群集团是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又一个支源。
2.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当中国南方的一支土著——苗蛮活跃于长江中游的江、淮一带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了。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展现出了与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有着不同特点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繁荣情景。
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位于长江流域的杭州湾南岸的一个小平原上。其遗址分为4层，最下层年代距今6900多年[98]，很巧，这与距今6000多年，位于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的年代大体相当。两者有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粮食作物不同。河姆渡发现大量成堆的稻谷，半坡出土的却是粟。
第二，农具不同。河姆渡出土了做翻土用的骨耜，半坡出土的工具中却没有耜这种农具。
第三，房屋结构不同。河姆渡的房屋是用石斧、石凿等石器加工，基本上采用榫卯结构的木构建筑，房屋结构有适应南方气候较热特点的1米多的屋廊，半坡房屋则无论“半地穴式”或平地建筑，墙壁和屋顶均是以密集的木柱或木椽为骨干，外涂以一层很厚的草泥土的草泥木结构[99]。
这种不同的特点表明：不仅黄河流域是汉族先祖童年的摇篮，长江流域也是汉族先祖童年的摇篮。
那么，在河姆渡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是谁呢？是百越。其理由如下。
（1）图腾崇拜相同。
百越除上述崇拜龙图腾外，还崇拜鸟图腾。史籍中不仅关于越人认为鸟是吉祥象征的记载很多，如：
《水经注·浙江水》载：“（禹）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拨草根，秋啄其秽。”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载：“百鸟佃于泽”；“（无余）始多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越“众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时致贡，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复复王之祭，安集鸟田之端，以为百姓请命”。
而且有的还认为鸟为越“祖”。如：
《博物志》卷九云：“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白日见其形，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之祖。”
《吴越备史》卷一云：乾宁二年越州董昌称帝时，“有客使倪德儒昌曰：‘中和辰已间，越中曾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以为号”。
绝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的出土遗物中，在9件文物上有鸟形图案，计有：双凤朝阳象牙雕刻1件，鸟形象牙圆雕3件，骨匕2件，浮雕双飞燕器盖1件，木蝶形器2件。这些鸟形图案的出现，且多数雕刻在象牙器上，也有的雕刻在骨器上，并都经过精心的加工磨光。在雕刻的技法上，线条刚劲有力，把鸟的姿态生动地刻画了出来。特别是作为河姆渡文化艺术精品的鸟形象牙圆雕，整体别具匠心地成鸟形，造型新颖、精美，形态逼真、生动。一般说来，要雕刻这样的鸟纹，不仅要有熟练的技术，更要有对鸟的深刻认识和感情，而且从器型上分析，如蝶形器造型奇特，绝不是一般的日用器，可能是供特殊情况下使用的器物。因此，这种鸟纹的出现，说明了河姆渡人对“鸟”的崇尚，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图腾崇拜[100]。
（2）经济类型相同。
百越是以“饭稻羹鱼”为其经济生活特点的。
《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在“饭稻羹鱼”的同时，还以蛇蛤蜃贝为美食。《逸周书·王会解》亦云：“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蜃，共人玄贝。”这种情况与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淮南子·精神训》说：“越人得髯蛇，以炎上肴，中国得之无用。”更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的第3、第4文化层中，均发现大量的稻谷。在第4层的上部普遍有稻谷发现，稻谷、稻壳、稻秆、稻叶等混杂地堆积在一起，厚0.2～0.5米。所有的稻谷经专家鉴定都是栽培稻[101]。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一件刻有稻穗的陶盆[102]。可见河姆渡人经济生活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
另外，河姆渡的气温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亚热带地区，因此其地多为湖泊沼泽地带，从发掘所获的动物骨骼鉴定，表明当时不仅有生活于密林中的虎、象、熊、犀等大型兽类外，还有生活于沼泽芦苇地带的四不像、猝、鸭、雁、鸩，以及青鱼、鲫鱼、鲤鱼、鲇鱼等淡水鱼类[103]。可见渔猎经济在河姆渡人的经济生活又占有突出的地位。
（3）建筑形式相同。
《博物志》载：“南越巢居。”所谓巢居，即居住在后来称之为“干栏”式建筑形式的房屋里。其特点是：底部悬空，正脊的两头翘起，并长于屋檐，屋顶成两面坡式[104]。这种建筑形式既可防湿热，又可防兽害。与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应的。此后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及岭南一带长期住“干栏”式的房屋。《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引《临海水土志》云：安家之民[105]，“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
此外，河姆渡遗址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大片带有榫卯的木构建筑遗迹的出土。各种形式的榫卯形式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木构建筑技术的水平已相当发达。在第4层中，已发现排列整齐的桩木13排，至少包含着3座干栏式的有前廊的长屋。
（4）善舟之习相同。
在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江南地区，舟是百越的交通工具。《吕氏春秋·贵因》云：“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亦云：“越人善于舟。”对于百越之“善于舟”，《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有一段十分形象生动的描绘：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如此娴熟的驾船善舟之习确实是相当突出的，故《淮南子·齐谷训》中又云院即便“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浮于江湖”。
又是绝非偶然巧合的是河姆渡遗址曾出土6件木桨，其中1件还刻有几何形花纹，制作工整，造型美观。木桨的发现，说明河姆渡人为了适应江南水网地区的自然环境，已经善于用舟代车了。至今余姚、绍兴一带仍以舟代车为习。
从上述河姆渡人与后来的百越之人在图腾崇拜、经济生活、建筑形式和善舟之习诸方面的相同，说明河姆渡文化与百越文化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亲缘关系。而这种亲缘关系的存在又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还可以继续得到证明的是，继河姆渡文化以后，考古学上在长江下游还发现了马家滨文化和良渚文化，使我们可以理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脉络[106]，而且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汉族先民的主要体质特征由北向南似有：从颅骨短而高向长而低，上面部较狭长向低矮，眼眶较高向较低，面部较垂直向突颌，中宽的鼻形向阔鼻发展的趋势。可见远古汉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南北两大类型，以后逐步演化为现代华北人和华南人，而华中人则是两者之间的过渡型[107]。
紧接着的是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分布基本吻合，根据大量的考古材料可知，几何印纹陶文化主要分布在苏南、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及广东等省市，而其周围扩及台湾、广西、湖北及安徽的一部分地区，即大体分布在长江以南的中国东南部及南部地区。而《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百粤”即“百越”也。林惠祥先生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108]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还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的起始年代又基本一致。根据对考古材料的测定，几何印纹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距今3700～3500年。但真正进入几何印纹陶文化时代，则大体距今约3500年左右，即商代初期。所以，几何印纹陶文化于商周、春秋时期达到全盛化，至战国时期开始走向衰落，秦汉时代则基本结束，只是在个别地区还有一定比例[109]。而百越之登上历史舞台，见于史籍记载是开始于春秋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又张守节正义云：“《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此外，《竹书纪年》亦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东至九江，遂伐越，至于纡”。《路史》亦云：“纡，穆王伐之，大起九师，东至九江，蚖蝉为梁，在江东矣。”可见百越活跃于春秋，正好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全盛之时，这也绝非偶然的巧合吧！
从上述几何印纹陶文化与百越地理分布和起始年代上绝非偶然的吻合和一致，进一步表明百越是中国南方的又一支土著。
这样从河姆渡文化开始，经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直到几何印纹陶文化，百越一直是在中国南方土生土长的一个土著集团。
3.百越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百越族群集团种类繁多，《吕氏春秋·恃君》云：“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头之国，多无君。”高诱注亦云：“越有百种。”见于史籍的西周至春秋有吴（又称于越）、越；战国之时又有扬越、东越（又称瓯越），闽越、骆越、西瓯等出现；秦汉时又有南越出现。罗泌《路史》列入百越的种类最多，他说：“越棠、骆越、瓯越、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抉、禽人、苍梧、扬越、桂国、揖子、产里、菌、海葵、稽徐、比带、仆句、区吴是诸百越。”
那么，百越族群集团与华夏族以及汉族的族源关系究竟如何呢？与苗蛮族群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族群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傣、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仡佬、黎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族及汉族，成为华夏族及其后的汉族的组成部分。
西周至春秋时，活动在江、浙一带，百越族群集团中发展比较快的于越部落联盟发展形成为越民族，分别建立了吴、越二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楚灭越，于是越民族先融合于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族支系族群之中，后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及统一华夏族，而最后融合于华夏族中，成为华夏族的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在江、浙一带的于越形成为越民族，后又融合于华夏族的过程中，岭南地区的百越集团多处于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至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时，“百越叛云”[110]，反对秦帝国的统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派遣“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11]，经过多年的征讨，才统一了福建和岭南，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统治，并强迫大批华夏族的劳动人民迁来“与越杂处”[112]。
但是，由于秦帝国历史很短，在秦末的动乱中，秦将赵佗据地称王，以番禺为中心，建立了南越王国，一面以“中国人相辅”，另一面行“和集百越”[113]的改革，“教民耕种”[114]，使越人“知书识礼”，“渐见礼化”[115]。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王国，统一岭南，置九郡，南越王国中之一部分越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还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被“废为君长”的闽越和东越的首领，在秦末的动乱中，也率众“从诸侯灭秦”[116]。西汉建立后，被分别封赐其首领为闽越王和东瓯王。但由于闽越和东越这两个部落联盟干戈不止，东越抵挡不住闽越的攻击，只得向汉帝国“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117]。而闽越也因其四出掠夺，终遭汉帝国的武力镇压，而“将其民徙处江淮间”[118]。于是闽越和东越之越人遂融合于汉族之中。
总之，从上所述可见百越族群集团之于越于春秋战国之时融合于华夏族之中，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而百越族群集团中的其他一些族群，则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傒人、僚人，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傒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融合于汉族之中。对此问题当容在论述汉族的发展时再详述。但仅此我们已可以得出结论：百越是汉族的又一个支源。
（三）支源之三——戎狄
1.“戎”、“狄”名称小考
戎、狄是中国三代典籍中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或族群的泛称。《墨子·节葬下》云：“尧北教乎北狄，舜西教乎七戎。”《礼记·王制》亦云：“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何以称为“戎”、“狄”？
“戎”，《说文解字》曰：“兵也，从戈从甲。”盖“丆”即“甲”字，古代中原之西部的氏族、部落多被甲执戈，故段注：“引甲为戎狄之戎。”亦即俗称的“西戎”也。
“狄”，《说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因古代中原之北部的氏族、部落多以狩猎为生，用犬助猎，故俗称“北狄”也。又，“狄”又称之为“翟”，此例甚多，如《国语·周语》中的“狄”和“狄后”，在《史记·周本纪》和《匈奴传》中均作“翟”和“翟后”。又如《国语·周语上》云：“我先王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此所称之“翟”，明道本中作“狄”。
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以前戎、狄是互通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系十二翟王。”伐戎而称其王为翟。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重耳之母为“大戎狐姬”，而《左传》僖公五年又谓重耳母之国为“狄”。不仅如此，典籍中戎、狄还常常联用，如：“戎狄无亲而贪”；“戎狄荐居”；“戎狄高晋”[119]；“戎狄是膺”[120]；“戎狄之与邻”[121]；“戎狄之道”[122]；“戎狄叛之”[123]；“戎狄豺狼”[124]，等等，不胜枚举。
“戎”、“狄”之名始见于西周。西周以前，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族群集团，即
狁、鬼方、姜方。
狁，见称于《诗经》《小雅·出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等篇中。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匈奴传》所载，又称之为“荤粥”、“猃狁”、“山戎”、“獯鬻”等。
鬼方，《说文解字》谓“鬼”，“从人，象鬼头”。甲骨文即作此形。如“
”[125]。《竹书纪年》云：上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易经·既济》亦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又称为“
方”、“
方”、“媿氏”、“鬼方氏”、“鬼方蛮”[126]等。
姜方，《说文解字》谓羌“从羊，西羌牧羊人也”。甲骨文称之为羌方，如《前》曰：“癸卯卜宾贞，
甫呼命沚
羌方？”[127]又如《续》曰：“余其
遗告医田册皻方、羌方、羞方、繐方，余其从医田
戋四邦方？[128]”古文字“羌”、“姜”二字互作，周时羌方遂称为“羌氏之戎”[129]，或“姜戎”[130]輮訛。
这样看来，“戎”、“狄”之称实为后出，系中原之人对其之他称。若论汉族及华夏族的起源，应从
狁、鬼方、姜方谈起，但由于“戎”、“狄”之称自古已成为先秦时期中原之西部、北部之氏族、部落乃至少数民族的泛称，故本书仍从古俗。
2.从
狁、鬼方、羌方到戎、狄
狁、鬼方、羌方是如何演变为戎、狄的呢？弄清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对于我们了解戎、狄的种类分布及其与华夏族，乃至与汉族的族源关系都是有意义和作用的。
（1）
狁。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
狁考》中认为，
狁又称猃狁，在唐虞以上则曰熏育；古公亶父至周文王之时则称为昆夷、混夷、畎夷、犬夷等，春秋战国之时又被称为犬戎[131]。此说甚是，基本上自远古唐虞至春秋战国，把从
狁到犬戎的线索理清楚了。
除此以外，春秋时期之白狄也是
狁的一支变种。此证有二。
其一，白狄与犬戎有渊源关系。《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在此姑且不论黄帝与犬戎之间的关系是否可靠，有价值的是这里交待了白犬与犬戎的关系.《说文解字》亦云：“狄本犬种”，故白犬当为白狄，而犬戎是春秋之时
狁的别称，可见白狄亦即
狁之后也。还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曰：“小戎，允姓之戎。”“戎姓之戎”即
狁。所以晋国吕相在谈“绝秦论”时说：白狄“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又可见白狄即
狁之后也。正因为白狄与
狁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潜夫论·氏族篇》直截了当地说：“隗姓赤狄，姮姓白狄……汉有隗嚣、季孟、短，即犬戎氏。”[132]
其二，白狄的活动范围正是
狁的分布地区。《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记晋国吕相的“绝秦论”中说：“白狄及君同州。”指白狄与秦同处雍州。与此同时，白狄已渐东进，跨过黄河与晋边邑屈、蒲相邻，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晋侯败狄于箕，欲缺获白狄子”的记载。可见白狄在春秋时期的活动范围没有出今陕西、山西二省之北部，这正是西周
狁分布的地区。
（2）鬼方。
西周之时，鬼方之称继续沿用，直到春秋以后才改称为赤狄。王国维在《鬼方昆夷
狁考》中所言之鬼方、隗国、怀姓九宗、隗姓赤狄、赤狄之演变关系，也为学术界称是。其分布之地，据《史记·匈奴传》所言：“晋文公攘戎狄于河西圁、洛之间。”据马长寿先生所考，圁水出汉上郡白土县（横山县）西，东流入黄河，今总称为无定河；洛水即今陕西的洛河[133]。可见赤狄主要分布在晋国东南部，即今山西中东部地区。
（3）羌方。
羌方的发展和演变较小，自商至周一直都称为羌方或羌，只是其中两支发展较快，对西周影响较大，一支是居关中涓水流域，与周人为邻的姜，一支是在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以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地区的义渠国。其余的羌人，自春秋以后一般都称之为“戎”。因此，我们可以说春秋之时诸戎之主体就是包括义渠国在内的羌人。
弄清楚了
狁、鬼方、羌方与戎狄之间的演变关系，下面我们就可以分述戎、狄的种类和分布了。
春秋之时，戎、狄种类甚多，《尔雅·释地》即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称[134]。
戎的种类和分布是：陇以西的绵诸、绲戎、翟、豲四种。绵诸在今甘肃天水，绲戎在今陕西凤翔，翟在今甘肃临洮，豲在今甘肃陇西。岐、梁山、泾、漆之北的义渠、大荔、乌氏、昫衍四种。义渠在今甘肃庆阳及泾川一带，大荔、乌氏在今甘肃平凉，昫衍在今宁夏灵武[135]。伊、洛之间的扬拒、泉皋两种，在今河南卢氏、嵩县、汝阳等地。骊戎，在今陕西临潼一带[136]。茅戎[137]、条戎、奔戎、犬戎4种。茅戎在今山西平陆，条戎、奔戎在今山西安邑中条山北的呜条冈一带，犬戎在今山西太原附近。羌氏之戎和陆浑之戎[138]两种，在今陕西凤翔一带[139]。北戎，又称山戎。原在山西太原，后迁河北玉田县西北无终山，又称为无终。戎蛮，又称蛮氏、戎曼，在今河南省境。
赤狄的种类和分布[140]是：潞氏，在今山西潞城。甲氏，在今河北鸡泽。留呈，在今山西屯留。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廧咎如，初在晋国西边，后转徙于今河北魏县、元城一带。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北。白狄原分布在今陕西正安、山西介休境，后东迁于今河北境内，分出鲜虞、肥、鼓等部。鲜虞以今河北正定为中心；肥一部分在今河北藁城西南，一部北迁在今河北卢龙西北；鼓在今河北晋县以西。长狄[141]，流动于西起今山西临汾、长治，东至山东边境的山谷间。
总之，从种类上看，戎、狄种类甚多；从分布上看，戎、狄除主要分布在中原之西部、北部以外，也散布于中原各地。《国语·郑语》所记史伯叙述周初民族分布情况时说：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腾、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北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人也。
这段记载客观地反映了戎、狄在中原之西、北部，乃至包括中原在内与中原诸民族犬牙交错杂居的真实面貌。
3.戎、狄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戎、狄与华夏族，乃至与汉族一直有着深远的族源关系。
其一，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遥《史记·五帝本纪》曾载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荤粥即玁狁，釜山，《括地志》云在妫州怀戎县北。“合符釜山”，《索隐》谓“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又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时，曾教练熊、罴、貔、貅、
、虎等6个氏族、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6个在北方以野兽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很有可能就有属于
狁的氏族、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
狁的氏族、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
狁与黄帝部落联盟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注脚。由此可见，戎、狄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可谓深矣！
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居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姜，与周部落相邻。据《史记·周本纪》所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妇。《诗比·大雅·生民》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干脆把姜嫄当作周人的始祖。及至“古公亶文，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142]之时，姜与周的关系更加密切，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武王妃名邑姜，成王妃名王姜等，这种婚姻关系一直持续到周王朝末年。周民族的形成过程本书将在下面详述，但仅此可见早在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姜方中的姜部落已成为周民族的族源之一。
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晋初封国之时，像汪洋中的一个孤岛被戎狄包围着。正如《国语·晋语二》所云，当时的晋国是“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及至春秋之时晋国的北面有山戎、赤狄；南面有陆浑之戎、姜氏之
狁出没的地方，为
戎；东面有鲜虞；西面有白狄。但是，晋在与戎、狄的交往中，一方面有联姻“和戎”的改革，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以力服人”的方针，于是在晋国统治下的戎、狄，或垦耕于南鄙，或种田于河南，各得其所，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原来所谓“饮食衣服，不以华同”，“语言不达”[143]的现象逐步消失。曾几何时，处于戎、狄汪洋大海中的晋国，反小为大，发展成为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族的一个重要支系，而戎、狄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秦的崛起，与诸戎有密切的关系。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史记·秦本纪》云：“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潏，保西垂。”后因保周平王东迁有功，所以平王在始封秦襄公时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144]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初县之”[145]开始，直到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146]时止，秦之西之绵诸、绲戎、翟、豲、义渠、大荔、乌氏、昫衍八戎均融合于华夏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于是“自是中国无戎寇”[147]。
其四，汉族形成之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时民族大同化的潮流所吞没。
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自黄帝之时至春秋战国乃至魏晋南北朝之时，戎、狄各氏族、部落以及族群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汉族的体系之中。但是，并不是全部戎、狄都被征服，或融合、或同化于华夏族，乃至汉族之中的。有部分戎、狄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逐步发展形成为另外的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对此，《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记载，透露出了这个信息，其云：
至与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巴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姜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从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确实，向西、向南以及向北迁徙的戎、狄，“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注释】
[1]《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
[2]《尸子》（辑本）卷下。(www.xing528.co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18页。
[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231页。
[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73页。
[6]《史记·五帝本纪》。
[7]《左传》昭公十七年。
[8]《越绝书·宝剑篇》。
[9]《易·系辞》。
[10]《史记·五帝本纪》。
[11]《新语》。
[12]《续事始》。
[13]参阅林祥庚：《中华民族的象征——黄帝及其传说之试释》《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
[14]参阅屠武周：《神农、炎帝和黄帝的纠葛》，《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5]有
氏即蛇氏。《说文解字》曰：“
，虫也。”又《山海经·海外南经》曰：“虫为蛇，蛇号为鱼。”古“虫”像蛇盘曲之形，至今民间仍有人呼蛇为“长虫”。另有一说，有
氏为以蜜蜂为图腾的氏族。《山海经·中次六经》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各城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
虫，是为螫虫，实唯蜜蜂之庐。”骄虫亦作
虫即
虫，属蜜蜂类。
[16]《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集解》徐广曰：黄帝“号有熊”。《索隐》曰：“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故也。”又据《列子·黄帝篇》和《史记·五帝本纪》，熊和罴（即走熊）属黄帝族“六兽”之首，再则“姬”为黄帝后裔十二姓之首，由于“熊迹”而来，故少典氏即是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
[17]《史记·五帝本纪》。
[18]《淮南子·兵略篇》：“炎帝为火。”《史记·律书》：“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可知炎帝在打仗时主要用火攻。
[19]《列子·黄帝篇》。
[20]《史记·五帝本纪》。
[21]《史记·五帝本纪》。
[22]《左传》僖公十年、三十一年。
[23]摩尔根：《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新译本，291页。
[24]《礼记·祭义》：“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算出，以其祖配之。”
[25]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
[2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42-43页。
[2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1985年，73页。
[2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1985年，76-83页。
[2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48页。
[30]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36页。
[31]李白凤：《东夷杂考》，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16-17页。
[32]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50-53页。
[33]例如邹君孟在《华夏族起源说》（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中认为太皞属炎黄集团。
[3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51页。
[35]《古史辨》第七册（中），《少昊考》，上海古籍，1982年11月，372页。
[36]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36页。
[37]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23页。
[38]《史记·周本记》《正义》引《帝王世纪》。
[39]《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传说有十六条之多，足见帝俊在古史神话中有不亚于黄帝的至高之地位，详情可参阅《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233-234页，245页。
[40]甲骨文“夋”作“
”。
[41]《前编》6，18。
[42]罗振玉藏拓本。
[43]《后编》1，22，4。
[44]《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又《初学记》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
[45]又《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与《五帝本纪》之话契合。
[46]参阅郭沫若：《卜辞通纂》。259、351-354页。
[47]《孟子·离娄》。
[48]历山之地众说纷纭，但据《水经·瓠子河注》：“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有陶墟，为舜耕陶所在。”结合帝俊部活动在鲁、豫交界处的情况，历山应是今山东菏泽东北。
[49]今山东菏泽东北，因雷夏泽得名。
[50]今山东曲阜东北八里。
[51]今山东兖州北。
[52]详见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黄县
器》齐鲁书社，1983年11月。
[53]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49页。
[54]转引自李白凤：《东夷杂考》，153页。
[55]参阅李白凤：《东夷杂考》，98-99页。
[5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57]《尚书·费誓》。
[58]详见李白凤：《东夷杂考》，105-106页。
[59]详见李白凤：《东夷杂考》，100-102页。
[60]《说苑·权谋》。
[61]《后汉书·东夷传》。
[62]《左传》昭公十一年。
[63]《尚书·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戎，我惟征徐戎。”蔡注：“汉孔氏曰徐戎、淮夷并起寇兽。伯禽为方伯师诸侯之师以征。”
[64]《史记·齐太公世家》，又见《左传》僖公四年。
[65]《中国神话传说》上，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74-76页。
[66]见《尚书·益稷》“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鳏寡有辞于苗……降咎于苗。”
[67]《尚书·舜誓》：“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左传》昭公元年：“⑤有三苗。”《国语·楚语》“：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韩非子》：“三苗之不服者。”《战国策·秦策》：“舜伐三苗。”《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等等
[68]见《山海经·海外南经》。
[69]《尚书·皋陶谟》：“何迁乎有苗？”《竹书纪年》：“有苗氏负固不服。”《墨子·尚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乱天下。”《旬子·议兵》：“舜伐有苗。”《吕氏春秋·召类》：“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战国策·赵策》：“昔舜舞有苗。”等等。
[70]《尚书·吕刑》：“苗民弗有灵。”《礼记·缁衣》：“苗民匪用命。”
[71]《大戴礼记·千乘》：“南辟之民曰蛮。”《礼记·王制》：“南方曰蛮。”
[72]见《吕氏春秋·召类》。
[73]《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57页。
[74]彭蠡即今之鄱阳湖。
[75]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迁三苗于三危”，《集解》中郑玄引《地说》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但正如屈原在《天问》中所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战国时就搞不清楚了。
[76]《左传》文公十八年。
[77]《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生于若水，居于帝丘。若水即今之四川雅砻江，而帝丘即今河南濮阳。两地相距甚远，不甚可信，故不必拘泥。
[78]《山海经·大荒北经》又作
头。
[79]《吕氏春秋·召类》。
[80]《史记·舜典》。
[81]《尚书·舜典》。
[82]《战国策·魏策》。
[83]《墨子·非攻下》。
[84]又见《海外南经》：“‘
头国’……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
[85]《史记·五帝本纪》。
[86]《国语·郑语》。《世本·帝系》说为“六姓”。
[87]参阅《世本·帝系》。
[88]重黎之名说法不一，或称重、黎为二人，如《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或称重黎为一人，如《史记·楚世家》。此从后说。
[89]《汉书·五行志》。
[90]《路史》：“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阳，是所谓祝融蜂也。”
[91]参阅《过庭录》卷4，见《皇清经解续编》，卷414。
[92]分别见《粹》，1315、1547。
[93]《正草隶篆字典》，上海书店，1982年，172页。
[94]《正草隶篆字典》，上海书店，1982年，172页。
[95]《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6页。
[96]《史记·楚世家》。又《世本》和《大戴礼·帝系篇》所记略同。
[97]见《太平御览》卷二引《三五历纪》。
[98]参阅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1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以下所引河姆渡的材料均参阅该文，不再注明。
[99]参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第9页。
[100]参阅吴汝：《我国早期种植水稻的氏族部落》，载《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林华东：《试论河姆渡文化与百越族的关系》，载《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8-89页。
[101]游修龄：《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布和传播》，载《浙江农业科学论文集》，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80年。
[102]《浙江河姆渡遗址第2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80年第5期，图六；6图式：4。
[103]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04]参阅刘诗中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载《文物》1980年第11期。
[105]安家之民系越人后裔。
[106]参阅周国兴：《长江流域——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又一摇篮》，载《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曾骐：《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07]参阅刘咸：《论中国人的体质类型》（1937年）。http：//baike，baidu，com/view/200664，htm.
[10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上海书店，1985年，111页。
[109]参阅吴绵吉：《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应是三代越人的文化》，载《百越民史族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10]《越绝书》卷二。
[111]《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2]《史记·南越列传》。
[113]《史记·南越列传》。
[114]《大越史记全书·越鉴通考总论》。
[115]《后汉书·南蛮传》。
[116]《史记·东越列传》。
[117]《史记·东越列传》，其《集解》说：“东瓯王广武侯悉其名4万人来降，家庐江郡。”
[118]《史记·东越列传》。
[119]以上均见《左传》襄公四年。
[120]《诗经·鲁応》，又见《孟子·滕文公上》。
[121]《左传》昭公十五年。
[122]《礼记·檀弓下》。
[123]《诗经·小鱼渐序》。
[124]《左传》闵公元年。
[125]《乙》6684，又《乙》4508。
[126]见《梁伯戈》铭文。
[127]见《前》6·60·6又通。529。
[128]见《续》3·13·1。
[129]《国语·周语》。
[130]《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
[131]见《观堂集林》十三。
[132]汪继培校云：“短当作姮。”
[133]《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7月，第3页。
[134]八狄，《周礼·职方氏》作“六狄”；《诗经·小雅·蓼萧》《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李巡注《尔雅》作“五狄”。
[135]以上所述戎的种类参阅《史记·匈奴传》，分布参阅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秦与西戎》。
[136]以上所述戎的种类参阅《后汉书·西羌传》。
[137]茅戎又称贸戎。
[138]陆浑之戎东迁后又称阴戎。
[139]历来都认为羌氏之戎、陆浑之戎所在的瓜州即今敦煌，顾颉刚考“瓜州”即九州，即今陕西凤翔县一带。
[140]参阅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5页。
[141]《公羊传》文公十一年。
[142]《诗经·大雅·緜》。
[143]《左传》襄公十四年。
[144]《史记·秦本纪》。
[145]《史记·秦本纪》。
[146]《后汉书·西羌传》。
[147]《后汉书·西羌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