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源之一——炎黄
自古以来在汉族中就流传着关于炎帝和黄帝的传说。炎帝“人身牛首”[1]，既是太阳神，又是农业之神。黄帝则长着四张脸[2]，是以雷神崛而为中央天帝。因此，历代不少史学家认为炎帝和黄帝并无人格的存在，其传说不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只是神话的想象而已，把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完全对立了起来。其实并不然。
从理论上来说，神话传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艺术，在本质上与其他艺术一样，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是怎样产生的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原始人在最初脱离动物界进入历史的时候，“他们还是半动物性、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3]。马克思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物虽然是神话中的人物，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传说确切地反映了氏族制度。”[4]因此炎帝和黄帝虽然“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5]，但却透露了汉族远祖原始氏族制度的信息，表现了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性的统一。
从先秦典籍看。虽然《诗》《书》没有记载炎帝和黄帝，但是不仅喜以远古历史作论据的诸子明言黄帝的著作有《老子》《管子》《庄子》《古书》《尸子》《韩非子》《列子》《孙子》《吕氏春秋》等，即司马迁所说“百家言黄帝”[6]。而且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世本》《竹书纪年》《周礼》《礼记》《大戴礼》《易系辞》和《山海经》等重要史籍也无不普遍地辑录了炎帝黄帝的事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即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的记载。《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晋云：“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2000年前以治史谨严著称的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不仅掌握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炎帝和黄帝的史料，而且实地调查了黄帝的遗迹，核对了史书上的材料，初步剔除了关于炎帝和黄帝传说中的神话外衣，还历史的真面目，编写了《五帝本纪》，肯定了炎帝和黄帝传说的历史真实性。
从祭祖风俗上看。民俗学史告诉我们，祖先崇拜及对祖先的祭祀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且对祖先的祭祀是按照世系的先后进行的。春秋之世的郯子就声称：少皞氏“吾祖也，我知之”[7]。可见盛行过祖先崇拜的汉族先民，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把自己祖先的系谱从原始社会记述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国语·鲁语上》明确地记载说：“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传世的齐威王所铸战国铜器《陈候因资敦》铭文也载：“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兮扬厥德。”都表示了对黄帝作为远祖的确认。《左传》成公十三年曾说：“国之大事，在祀为戎。”因此，把黄帝作为祖宗顶礼膜拜的汉族的先人是绝对不会否定炎帝和黄帝的真实性的。
从考古材料上看。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年代上，距今约5000年的黄帝，与经碳-14测定的仰韶文化的下限一致；在地望上，炎帝和黄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多在豫西、关中和晋南地区，而仰韶人的体质与现代中原人的体质一样；在仰韶文化出土物上，仰韶文化后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出土的精美的磨制石刀、石斧、石臼、磨盘、磨棒、石锄、石镰、石铲，以及粟的标本，包头牲畜的圈栏遗迹，马、牛、羊、鸡、犬、猪的骨骼，长方形的炉灶，等等，与史书上记载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8]，黄帝“斲木为杵掘为臼”[9]，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10]，黄帝“伐木构材，筑仆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11]，“灶，黄帝所置”[12]等关于黄帝造物的故事又大体相符，可见黄帝传说所透露出来的原始社会的信息，就是考古学上仰韶文化后期的社会概貌[13]。
总之，炎帝和黄帝的传说虽然都披上了神话的外衣，但是其内核却是真实的。
2.炎黄部落联盟族群集团的建立
炎帝和黄帝是如何诞生的？这个问题神话的迷雾特别浓厚，由于古代人对原始社会的茫然无知，传说里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要弄清华夏族的根源所在，必须先搞清这个问题。
关于炎帝的诞生，《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
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我们剔除混杂在其中的关于神农诞生的传说，以及关于少典氏为炎帝之父子误[14]，可知炎帝母曰任姒，有
氏女，感生炎帝，人身牛首。即炎帝是牛氏族的男子与蛇氏族的女子任姒婚配所生[15]，炎帝以牛为图腾。
关于黄帝的诞生，《国语·晋语四》曰：“昔不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在此，我们剔除糅合在其中的关于炎帝诞生的传说，可知黄帝的生父是少典氏，生母是有
氏。少典氏即是以熊为图腾的有熊氏[16]，即是熊氏族的男子与蛇氏族的女子任姒婚配所生，黄帝以熊为图腾。
这样看来，炎帝生父是牛氏，生母是有
氏；黄帝生父是熊氏，生母是
氏，故《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按原始社会的婚配制度。也就是说有
氏这个氏族的女子可以与牛氏和熊氏两个氏族的男子通婚。这种既按父系方面计算世系，又按母系方面计算世系的现象，正说明炎黄时是母权制衰亡，父权制度确立的转化阶段。
炎帝氏族从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后，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此即《竹书纪年》所说：炎帝“育于姜水，故姜姓”。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其源出岐山，流经武功，折而向南注入渭水。从古至今，渭河两岸，八百里秦川，是陕西最丰腴的地方。在这个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炎帝氏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后来，由于种种现在无法具体查清的原因，炎帝部落的一部分人离开了渭水流域向东迁徙到中原地区，在黄河南岸发展起来，并与早已游徙到中原的黄帝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式的族群集团。
黄帝氏族从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后，也有一部分逐渐从渭水流域东迁到中原地区，久居河南，在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逐渐强大起来，在向东、南、西、北四方扩展中发展成为黄帝部落。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据《括地志》《新唐书·地理志》载，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西山均在山东省境内；空桐在原州平高县即今甘肃原县；鸡头山在陇西，两地均在今甘肃境内；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即今湖南省岳阳县；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即今河北省怀来县。黄帝部落活动范围如此广大，表现了其势力的强大。
所以，炎帝部落初与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族群集团之后，炎帝部落很快与黄帝部落发生了矛盾，各有各的“仁道”，又各行各的“仁道”。“炎帝欲侵陵诸侯”，争夺部落联盟站得住的权位。可是“诸侯咸归轩辕”[17]，被黄帝争取去了。《吕氏春秋·荡兵篇》载：“兵所自来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即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部落的矛盾犹水火之不相容，终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在战场上，炎帝用火攻[18]，而黄帝则“帅熊罴狼豹
虎为前驱，鹖鹰鸢为旗帜”[19]，向炎帝部落作了几次猛烈的进攻，“三战，然后得其志”[20]，炎帝最后一败涂地，黄帝部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声威大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21]，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汉族常常自称为“炎黄世胄”？就是因为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曾结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式的族群集团而称雄于中原。又为什么常常自号为“黄帝子孙”？就是因为炎黄阪泉决战之后，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雄踞部落联盟之首。追本穷源，“炎黄世胄”和“黄帝子孙”之称的根由盖出于此。
3.炎黄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以黄帝为首的炎黄族群集团与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究竟有什么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实体。民族的形成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解体，在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下以地缘关系的建立为标志的，因此我们追溯一个民族的起源，就必须了解和查清该民族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渊源关系。
华夏族是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在春秋时融合而形成的，这就是说夏、商、周、楚、越等民族都是华夏族的族源。再向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夏民族是炎黄族群集团中黄帝部落的后裔。
《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就是说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血缘关系。那么，这条史料是否可信呢？《大载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世本》也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古本《竹书纪年》亦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根据古代“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22]的祭祀原则，我们只要把握住不明社会发展史的古代史家常常误把氏族部落系谱当作家谱的情况，在运用上述资料时就能剥去古代史家们强加给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帝王家谱式的外壳，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系谱所反映的一个民族的族源关系。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实际上是说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事实上，在原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殖，时间的推移，黄帝部落本身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遥《史记·五帝本纪》即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些所谓新的族姓实际上应是从黄帝部落中分化出来的一些新氏族，夏后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像这样的姓氏变更并不打乱该氏族所依据的亲属关系”[23]。所以，夏氏族虽然其姓氏、名称与黄帝部落不同，但他们一直确认黄帝是自己最早的祖先。因此，不仅上引《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中也说：“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禘祭”是一种专为王者祭礼始祖而特设的祀典[24]。夏后氏“禘”祭黄帝，足见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悠久深远的族源关系。正是“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25]，12亿多汉族（包括华侨和华人在内）作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黄帝子孙”都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把一切文物制度的创立都归功于黄帝，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仍在陕西中部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始源的象征。
夏民族与炎黄族群集团中的黄帝部落有着族源关系，周民族则与留居在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有着族源关系。
前已述及，《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在何地？《水经注·渭水条》说：“岐水又东，纪姜氏城南，为姜水。”《世本》曰：“炎帝姜姓。”《帝王世纪》亦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可见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其地理位置在陕西西部偏南，炎帝部落最初就生长在这里。而姬水所在之地，虽难以明确，但据徐旭生考证大约在陕西的北部[26]，炎黄两个部落的发祥地相距并不远。后来虽然这两个部落的大部分人先后徙到了河南中原地区，但仍有部分成员留居原地。
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不断分化的情况下，留居在陕西的炎帝、黄帝部落也经历了历史的坎坷，而成为周民族的主要族源。关于周民族的女祖袁《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是姜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所以我们可以说留居陕西的炎、黄部落就是周民族的族源。
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生息在中原大地上的炎黄部落中的一支——夏后氏部落，在历史的机遇中，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率先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在夏王朝国家诞生的历史凯歌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而炎黄部落联盟的另一支，即周部落，由于种种历史的、自然的、地理的、社会的原因，在渭水流域的原始社会的摇篮中比夏部落多生活了1000多年，姗姗迟到文明的大门口。但是，周部落一旦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口，一跃而为春秋时形成的华夏族的核心力量。这些笔者将在下面详细论述。但是，仅此足见炎黄部落联盟是华夏族的基础。汉族又总是骄傲地、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世胄”，其源盖出于此。
汉族的源在何方？炎黄族群集团就是汉族的主源之一。汉族的根在何处？炎黄族群集团就是汉族的主根之一。
（二）主源之二——东夷
1.东夷的含义、组成及分布
在华夏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族群集团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亦云：“夷，东方之人也。”也就是说因其居于炎黄部落联盟之东而谓之。东夷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狭义专指秦以前居住今山东、江苏、安徽等省自淮以北沿海一带之异民族。广义则为秦汉以后……指满洲、朝鲜、日本、琉球等为东夷。”[27]了解和研究华夏族的起源，当然以狭义的东夷为范围。与炎黄部落的联盟不同的是，东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包括有众多氏族、部落联盟的泛称，因而我们只能统称其为东夷集团。(www.xing528.com)
东夷集团的族群结构比较复杂，先秦古籍常号称为“九夷”，学术界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有的称东夷可分为隅夷、莱夷、淮夷、徐戎（或徐夷）、岛夷（或鸟夷）、介夷和根牟七种[28]；有的认为可分为太皞(或太昊，实为大皞），少皞（少昊，实为小皞）和蚩尤三部分[29]；有的认为可分为太皞、少皞、皋陶、伯益、颛顼、帝喾六部[30]；有的认为可分为“土著”、“外来户”、“移民”和“遗民”四类[31]，等等。我认为从华夏民族起源的角度来看，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部分。它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当然还有一些较小的氏族或部落，如以舜的乐正仍夔为首领的有仍氏等。但从这个分布情况中我们已可看出东夷集团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个地理位置在华夏族的起源中是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的。
2.东夷集团五大部
（1）蚩尤部。
蚩尤是一个与炎帝、黄帝同样古老的部落。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详细考证了蚩尤属东夷族群集团之一部。其理由：一是继蚩尤之首领地位的少皡属东夷集团；二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蚩尤的祠堂和坟墓均在今山东西部的东平县；三是蚩尤之为其酋长的九黎氏族地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四是涿鹿之战时，蚩尤与太皞、少皞为同一方[32]。徐先生以上所见，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33]，但正如《逸周书·尝麦解》所说：“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足见“昔天之初”蚩尤是与中原的炎帝和黄帝鼎立的强大部落之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蚩尤与少昊的关系问题。涿鹿之战黄帝杀了蚩尤之后，《逸周书·尝麦解》又说：黄帝“乃命少昊清司马乌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也就是说，少昊是在蚩尤之后继任部落首领的，这与后来周武王杀了商纣王后立武庚为王如出一辙。正如徐旭生所说：“当两个部落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是没有继续相处的办法的。”[34]此乃原始社会时部落战争初期阶段的情况。所以蚩尤和少昊是属于东夷族群集团的同一个部落的，绝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少昊即蚩尤也”[35]，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认为的蚩尤与少昊是东夷蚩尤集团两个不同的部落[36]。
少昊为部落首领后，由于与炎黄族群集团关系比较和平，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大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秋，郯子末期，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师而鸟名。”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包括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
鸠氏、鸬鸠氏、爽鸠氏、鹘鸠氏、五雉和九扈等二十四个氏族。对于少昊氏考古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材料，那就是在山东西南部大汶口出土的陶器刻辞中有一个“
”字，即“日下从火”的“炅”字，也就是“昊”字[37]，此即证明这种陶器应是少昊时代的遗物，其时间约为5800年前，其地区处在莱芜以南，曲阜以东，即与“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38]的历史传说相合。
（2）帝俊部。
如果说黄帝是炎黄族群集团为代表的西方之人崇拜的上帝，那么，与黄帝有同等地位的帝俊就是东夷之人崇拜的上帝。所以《山海经》之世系传说[39]除黄帝以外，帝俊就是可以与之并列的一大宗。
帝俊又称帝喾，《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注》曰：“‘俊’宜为‘喾’。”甲骨卜辞中有名“夋”[40]者繁多，如“贞煑于夋”[41]“癸已，贞于高祖夋”[42]“壬申贞，求禾于夋”[43]等。王国维在《殷卜辞先公先王考》中即认为“高祖夋”、帝俊与帝喾实为一人。所以有的古籍认为“帝喾名夋”[44]。实际上，从原始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看，帝俊或帝喾大约是一个以帝俊为首领的部落，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的拥有“伯备、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八个氏族的高辛氏部落[45]。
帝俊，历来又有不少学者认为又即舜[46]，其理由或称《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姚姓，《楚辞·天问》等说舜也是姚姓；或称《礼记·祭法》云“殷人褅喾”，《国语·鲁语》亦云“商人褅舜”；或称“舜”与“俊”“夋”古音义俱同，等等。其实，由于原始社会历史的发展缓慢，没有文字记载，很难说帝俊即是舜，因为如前所述帝俊是与黄帝具有同等地位的“上帝”，那么人性大于神性的舜，与帝俊是有时代差距的。《韩非子·难一》云：“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楚辞·天问》亦云：“舜服厥弟。”由此可见，基本上已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了的舜不大可能与神性十足的帝俊实为一人。但是舜是从帝俊部落所出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也。”[47]
帝俊部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交界的地区。上引《韩非子·难一》中所说的舜去过的“历山”[48]，以及《墨子·尚贤中》所说的舜打过鱼的“雷泽”[49]，《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舜做什器的“寿丘”[50]和旧时住的“负夏”[51]，均在今山东西南，还有作为舜后裔的“陈”在今河南睢阳县地，都足以证之。
（3）莱夷部。
莱夷部是东夷族群集团中地处山东东北部的一个古老的土著部落。《禹贡椎指》引颜师古注即云：“莱夷，莱山之夷也。今莱州、登州二府，三面濒海。”《汉书·地理志》称之属于东莱郡，有今之山东掖县、平度、黄县、蓬莱十余县。《尚书·禹贡》云：“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可见其初始过着游牧的生活，后来随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发明而定居下来从事农业，并以养蚕出名。
莱夷由于地处僻远，所以长期保持着母系氏族公社制的遗习，如人殉、人牺风习以及“亞形”祭祀。以莱夷中最强大的
部落为例，从山东黄县出土的
器来看[52]，
器中有“妇尊”、“诸妇”的文字，表明莱夷长期保留着妇女参加祭祀或主持祭祀的遗制[53]。而“人殉”、“人牺”之风习，《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注》云：“睢水受汴，东经陈留、梁、谯、沛、彭城县入泗，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又《左传》桓公十五年也载：“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邾文公、鄫子、雍纠皆东夷遗裔，由于风俗具有储存历史信息的功能，这两条史料给我们折射出莱夷“人殉”、“人牺”风习的影子。亞形祭祀是莱夷特别重视的一种宗教祭祀。所谓“亞”，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说：“亞，火塘也。象形，原始社会有祀火之俗，于室之中央砌一
形之塘，燃火其中，昼夜不息，视为神圣之所，无敢跨越。”[54]可知“亞”实为原始之“社”。由于莱夷曾盛行亞形祭祀，所以殷末周初东夷之器，多附氏族族徽在“亞形图像”之中。
（4）徐夷部。
徐夷，自称为“虎”，殷卜辞中称之为“虎方”[55]，“徐”是周时对它的称呼，为“徐虎一声之转”[56]。因其勇悍又被周人称为“徐戎”[57]。其活动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安徽泗县以北，至江苏徐州一带。
徐夷是一个以虎为图腾的部落，他们自称为“虎”。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虎字，字形虽然很多[58]，但可清晰看出“虎”字从“图像字”演变成“符号文字”的过程。青铜铭文中就有不少虎形族徽，如“虎簋”、“
父乙壶”、“父乙爵”、“父丙鼎”、“虎父子鼎”等青铜器中，都有初为“图案式”，进而“线条化”，进而“符号化”的虎形族徽[59]。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金文编》中有一个屋，“
”形下缀以“两虎”的图形，“
”是“庙”的象形字，是祭祖的，在庙里祭虎，足见徐夷是以虎为图腾的部落。
（5）淮夷部。
淮夷也是东夷中一个古老的土著部落。《后汉·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也就是说淮夷最初是由这九种夷氏族组成的部落。
淮夷在东夷中也是一个具有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部落。《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其豬，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淮夷珗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这就是说，淮夷北与徐夷相邻，是居住在淮、扬两府而滨海的地带，即《禹贡椎指》所说：“今淮、扬二府近海皆是。”这就为淮夷农耕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谓“海岱及淮惟徐州”，此其一。
其二，淮夷经过原始社会漫长的岁月，已治服了沂、淮两水，开垦了蒙、羽两山，土地已可耕，庄稼已丛生，发展了锄耕农业经济，是“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其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
其三，淮夷不仅有了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出产蚌珠和美鱼。孔颖达即曰：“
是蚌的别名，此
出珠，遂以
为珠名。”所以孔传曰：“淮夷二水出
珠及美鱼。”《诗经·泮水》所云：“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就是说淮夷之民当洪水平后，献
珠及鱼。是谓“淮夷
珠暨鱼”也。
3.东夷与华夏族的族源关系
东夷族群集团与华夏族又有什么渊源关系呢？
展开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画卷，我们几乎到处可见东夷人的踪迹。
在夏代，相东居帝丘之时，就曾先后征伐过淮夷、畎夷和凤夷、黄夷。其后，於夷来朝。少康即位的时候，来觐见的是云夷。及至芬继位后，淮夷“九”部都被夏征服。此即《竹书纪年》所载：夏“后相三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凤夷及黄夷。七年，於夷来宾。少康即位，云夷来亥。后芒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至夏末，当商汤按照伊尹的策谋，停止了对夏王朝的贡纳之时，夏桀还下令“起九夷之师”[60]来攻商汤。
在商代，商民族本身就是东夷集团中之帝俊部发展而形成的，下面将详述。除此之外，东夷其他各部仍存。特别是商末之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强盛起来，武乙时，他们“分迁淮岱，渐居中土”[61]，成为商王朝的主要威胁。帝乙时便大肆征讨东夷，帝乙十年九月（公元前1092年）打到淮水流域的攸国，十五年（公元前1087年）又征东夷，远及齐、顾等地。帝乙子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虏了“亿兆夷人”做自己的军队。但在征东夷凯旋之时，却遭到周武王的袭击，终以“纣克东夷而殒其身”[62]结束了商王朝的历史。
在周代，武庚反周时，就联合了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等部落或方国。周公平定了“武庚之乱”后，即封伯禽到奄，建立了鲁国；封师尚父到薄姑，建立了齐国。所以《后汉书·东夷传》说：“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伯禽到奄后，继续对徐夷和淮夷用兵[63]。尚师父到封地时，周公即授权他说：“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天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64]于是齐国附近的东夷小“国”，先后都被齐国所灭。而参加过“武庚之乱”的徐夷到周穆王时又强大起来，《后汉书·东夷传》云：“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代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可见徐夷的势力这时几乎席卷东南，周穆王也不得不承认其为东方霸主。
由此看来，当炎黄部落联盟中的夏后氏部落突破了历史的网络，走进文明的大门，形成为民族之后，东夷族群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瓦解、融合，在夏末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商部落，也按其历史发展的规律，紧接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云：“商人禘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则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合到了一起，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可见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族群集团是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曾几何时，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可以说整个的东夷族群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浓厚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春秋战国历史上有名的“尊夏卑夷”的观点。这是儒家的传统观点，其根源主要是以炎黄为始源的周民族在后来的民族大融合中成了华夏族的核心，成为正统，而以东夷为始源的商民族以及其他东夷各族群都是被征服者，是非正统。但是“尊夏卑夷”的观点仍然向我们折射出了东夷集团作为华夏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因此，综观炎黄族群集团和东夷族群集团成为华夏族主源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华夏族主要是以炎黄和东夷为基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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