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族起源与形成研究─中国汉族通史.第1卷

季羡林先生曾言：“中国古史应当重写”，“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或者南方文化至少可以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36]。而为此话作注的就是著名史学家张正明先生，正是他对楚文化和长江文化研究的开拓性贡献，让中华文化史增添了璀璨的一页。1987年出版了开拓性的楚文化研究专著——《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书中，张正明把楚文化比作一只凤凰。他说，楚人的性格，像他们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他们写下的历史，他们留下的文物，使身为我们的后人看到，他们不仅有筚路蓝缕的苦志，有刻意求新的巧慧，有发扬蹈厉的豪气，有谗神媚鬼的痴心，而且他们有顾曲知音的才情。张正明先生对楚学的开拓可以说是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1988年，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志》出版，这是楚文化研究由专题讨论进入再现楚文化面貌阶段的代表作。随之，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共18部专著出版，其中《楚史》为张正明独著。在《楚史》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楚学”这一概念，并把楚学放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再现了楚文化的兼容性、独创性、中介性、集成性等文化特征。在这个背景下，学者们对楚族研究继续保持开放的势头，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湖北考古辑刊》1986年第3期）认为：“楚文化”的形成吸收了长江南北众多的土著文化的营养。楚文化形成的多源性使其在先秦时代成为南方文化的顶峰。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古代中南半岛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文化均直接或间接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张正明开拓的楚文化研究，他的代表作《楚文化史》阐述了楚文化的渊源及其形成发展过程，认为“楚文化”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而形成的一种带有浓重的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西周时期为楚文化的滥觞期，春秋时期为其茁长时期，战国早中期为其灿盛期，战国晚期为其滞缓期，秦至西汉早期为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期。

对于楚族的起源和形成研究来说，1988年是一个收获年，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对祝融氏黎和九黎的来源和迁徙、昆吾氏诸国、董姓诸国、彭姓诸国、曹姓诸国的分布和迁徙，荆楚的来源及其迁移，夔、胡两国关系，鄂国、越章国、罗国、康国的来源和迁徙，楚族名敖，楚国王族氏族等详加考述。李玉洁在《楚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对楚族起源、楚国建立和发展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叙述。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认为楚族之根在中原，形成于胄熊时期，在武王时期进入国家文明，楚、楚地、楚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其中只有楚公族集团的文化才是最有典型意义的楚文化，这一文化是在中原华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其形成于春秋早期，繁荣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战国晚期为衰退期。

但是关于楚族源问题讨论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楚祖高阳说属华夏集团，二为楚祖炎帝说属苗蛮集团，三为非夷非夏亦夷亦夏说多民族融合。

（一）华夏说

庄春波《楚族溯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1期）认为“楚族源于华夏族”。薛正昌《楚民族与楚文化及其演进》（《衡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楚族的先祖出自黄帝系统，属于华夏族的一支。”楚文化不仅是构成民族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中原华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一致性与平衡性，是汉文化形成的前身之一。杨权喜《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探讨》（《江汉考古》1989年第4期）认为：楚文化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化系统长期交融的结晶，这长期交融过程的主线乃为江汉的土著文化但在相当于商、西周阶段，中原先进的青铜文化又曾起过主导的作用，而楚文化特色的产生显然为土著因素所决定。楚文化与同期的中原文化相比较，同一性是基本的方面，差异性是次要的方面。

（二）苗蛮说(www.xing528.com)

顾孟武《楚世家族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楚世家是“令居楚”而称楚，春秋时被公认为祝融之后，其祖先可上溯至撷顶。撷顶源于西方，故楚世家之先也出于西方民族，其为羌族芊姓，而其庶民大都为土著蛮族。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求索》1988年第4期）认为“楚族的先民是在原三苗和荆蛮地域内土生土长的‘蛮族’，很可能就是三苗集团和并蛮集团中的一支和组成部分”，因长期近居于华夏族，被中原文化同化，“由夷变夏”而成，“同苗族先民是同源异支”。吴永章《论楚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的关系》（《民族研究》1992年第6期）认为：“楚擅称王侯、崇凤尊虎、服短衣、好着彩衣、椎髻、喜饰物、饰服、能歌善舞、以笙为乐、重‘少’者、‘信鬼而好祠’、祭山鬼、重招魂、行巫风与卜式、善于舟战与竞渡之戏、尚武与善射”的习俗，“与南方诸族颇多相类之处”，“楚与南方诸族先民，均属‘南蛮’系统”，“楚即属于南蛮集团的一支”。何明新《楚为蛮夷考》（《重庆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楚源于黄帝，后南迁江汉流域，与南方民族相融合、涵化，理应属于蛮夷，“源于黄帝的楚族，南迁江汉流域后，虽然仍保留楚之名，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南方众多古老民族互相影响甚至融合吸收了优秀的南方文化，形成一个民族复合体，逐渐发展为在社会文化、民情习俗方面与中原国家不同的一个民族，用春秋战国时期区分夷夏的标准来看，理应属于蛮夷”。刘岩《祺说三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楚和濮、越不是同一民族，语言也不是同一系属，但楚民族与濮、越民族之间产生了很深远的文化渊源关系，楚文化中蕴存极为丰富的濮、越人的土著文化，而濮、越亦吸收楚文化，二者既已发生过民族上之亲缘关系。”石宗仁《楚文化特质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认为：“三苗之后为荆蛮蛮夷，荆蛮之后为苗族，楚国是苗族建立的国家。”王廷洽《论楚国形成过程中的转化契机》（《民族论坛》1996年第2期）认为：“楚人进入青铜器时代也就标志着楚国国家的形成，进入了文明时代。”

（三）融合说

夏禄《变服从俗为长说——试论楚国族源问题的双重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楚国族源具有双重性，其“王室贵族家谱，可以上溯至中原的华夏族血统，南下荆楚以后，变服从俗为之长，与土著民融合一体，形成了新的楚族，土著民以苗蛮集团为主，但也不能排斥东夷、诸夏集团部落交错并存的可能。关于楚族的夷夏问题，中原各国多以蛮夷视楚人。楚人自认为夷狄，楚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尽同于蛮夷”。

此外，还有楚越同祖说，黄德辨《千古之迷——“楚越同祖”试解》（《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认为：“‘楚越同祖’这一命题，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夔越和楚王封于越族聚地的封君如鄂王等，与楚同祖皆为芊姓”，但“建于长江下游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国是与楚不同祖的”。从上可见楚族起源于苗蛮说占主要地位。但李龙海在《汉民族形成之研究》中认为：南方说（即苗蛮说）虽然有相当多的学者坚持，并有大量的文献与考古材料辅证，但其在对文献记载的认识与解读上似乎存在着不足，一是它回避了文献关于楚族祖先在中原活动的记载；二是南方说既已认为楚苗同源，故而在推测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遗存时，自然就会有非苗即楚的思路；三是一些学者从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语言、习俗、器物特征来判定楚为南方土著；四是关于楚族先祖祝融为炎帝佐神，主火正配南方的文献如长沙子弹库楚锦书^[37]与《山海经·海内经》都是数术家言，这四点可证明南方说的不可靠性。与此同时，李龙海认为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提出的中原说比较为长，其理由一是祝融是楚族公认的先祖，而祝融及其后裔均曾活动在中原地区；二是甲骨卜辞与文献记载的“楚”“楚丘”的地望在今河南滑县东。甲骨卜辞记有“楚”；三是楚族尚东，这种习俗不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墓葬制度中也是如此。^[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