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形成的研究

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汉民族史研究的起始部分，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的记载或简或缺，考古材料的发现或有或无，一直是汉民族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就夏、商、周的族源，林祥庚《黄帝与夏商周》（《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批驳了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一书中的“三代不同源论”，认同了金景芳的“三代同源论”，但争论从未停止过，认为三代同源的主要有：郑光的《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田昌五的《先商文化探索》（《华夏文明》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夏商周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探索夏文化的关键之二》（《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认为三代不同源的主要有：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周伟洲的《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争论中，2010年，李龙海在《汉民族形成之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较中和的观点，他认为：

从具体的细节来看，夏人、商人与周人有着诸多不同的特征。表现在三者具体的起源地域有别，夏人当起源于晋南；商人起源于豫北冀南太行山东麓地区；周人起源于关中东部渭水流域地区，而兴起于周原。另外三者在天神崇拜观念、习俗制度如日名、族氏名号与女子称名等名号制度、亲属称谓、纪时方式、崇尚的方位、典型陶器及其特征、墓葬制度、占卜方式等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三者拥有各自不同的族群意识。

从大的方面来说，夏人、商人与周人又有许多相同的特征。表现在三者在其早期均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周原黄土的区域内，而且这一地带正处于黄河中游的流域内。三者起源与活动的范围位于农牧业分界线的南侧——适于农业生产的一侧。三者均为农业民族，且主要从事旱作农业，以粟类为主要食物。另外，三者的语言相同，在生活习俗上如衣式、发式，墓葬习俗如埋葬方式、墓穴形状、葬式，亲属称谓，纪时方面等也存在着共同的特点。

基于上面两点，笔者对夏人、商人与周人的族属关系概括为：夏人、商人与周人虽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三者又都处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体内，其文化特征的区别都是细节方面的与具体的。所以说在这种族属关系下，一旦条件具备，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便易于进行，并为三者最终在族群意识上的认同打下一个好的基础^[32]。

而对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和形成则甚为复杂，正如张国硕在《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中所说：

有关夏商周三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分歧较多，各家观点皆有其文献和考古材料依据。乍看起来，似乎各家观点都有一定道理，莫衷一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是文献记载较少且含糊不清，不同文献记载互相有出入。对有关文献材料的分析，有的学者不够慎重，要么把一些文献材料看作绝对精确的记载，或者干脆就完全摒弃不用。

二是有些学者在文献材料与考古遗存相结合方面不够慎重，出现瞎猜、“乱扣帽子”的现象，对考古资料提出一些错误的设想或推测。

要正确地研究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张国硕认为必须正确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必须建立在确凿的三代文化遗存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来追溯三族的历史。三族始源年代应局限在距今4500耀4000年之前，以避免造成三族起源的无限上溯。

其次，要用联系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三族的起源。据文献记载，夏商周三族的始祖曾经组成一个亲密的部落或酋邦联盟，三族共同活动在一个相近的范围之内，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三族同源的理论，但至少可以说，三族的始祖是活动在一个相邻的范围之内，从各方面材料综合考察，这个大范围应在今晋、陕、豫三省相邻地区，探索三族之某一族的起源，也要兼顾另外三族的起源，甚至也要兼顾与三族关系密切的尧、舜等部落、酋邦的居地。

综上所述，有关夏商周三族起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令人信服、完美无缺的观点尚未出现，相对来说，有关夏族的起源，豫西说、晋南说的证据较充分一些；关于商族的起源，山西说的说服力更强；关于周族的起源，则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山西说和陕西说的论证上。

（一）关于夏族起源和形成研究

夏族的历史一直处在朦胧之中，但关于夏族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是作为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认为：“关于夏族的起源，概各家之言，主要有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豫西说支持者人多势众，证据也较充分。”但并不是“无懈可击”。“晋南说文献证据颇有分量，但其一个致命弱点‘难以解释’——陶寺类型与二里头文化的不衔接现象”。“关于山东说，其漏洞较多……东南地区说更是值得商榷……至于四川说，更不足信……相对来说，有关夏族的起源，豫西说、晋南说的证据较充分一些”。

具体而言，吕琪昌《从夏文化的礼器探讨夏族的起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认为：“从考古实际确定了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及中原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之后，夏族的来源已是呼之欲出了。二里头文化来自‘王城岗类型’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龙山文化又源于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颍水类型’的来源则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所以夏族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由海岱地区进入中原的史前东夷族的一支部族，是可以肯定的。”

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认为：“总而言之，从考古文物来看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古城，还是字符，或者是对龙的崇拜，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夏禹与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由此可见，夏蜀同源问题既于文献有证，又得地下出土物的印证，有了这‘两重证据法’的证明，确是有案可查，无须怀疑的了。”

王克林《论夏族的起源》（《文物季刊》1997年第3期）认为：夏族及其文化当起源于山西，他认为“有关夏族和文化的起源，从迄今所见的考古文化判断，目前只能说在山西晋南。而河南地区说只能说是夏族建国后辗转迁徙于中州大地伊、洛一带的后期活动中心”。

叶林生《禹的真相及夏人族源》（《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禹的本相神是社神，禹渊源于北方的狄族。“夏族源于北方一部分向南与东夷族杂居，文化上互相吸收，并有婚姻关系。另一部分由山西北部南进。与东夷族渊源极深的一部随东夷有虞氏由东向西发展，在伊洛流域建立了夏王朝。”

谷因《从习水便舟文化特征看夏越民族的同源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新石器时代居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的古骆人属于海洋型文化群落，习水便舟是其显著的文化特征。夏越民族都以‘骆’为最早名称和别称，并都具有习水便舟的文化特征，因此夏越民族都同源于古骆人。”又在《骆是夏越民族最早的名称》（《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骆是越族和夏族的别称，也是最早的名称。越族最早称骆，源于越族先民以骆马为图腾。夏族最早名称曰骆，亦源于夏族先民以骆马为图腾。这说明越族和夏族存在同源关系，即都出自古骆人。”还在《从骆的名称看夏越民族的同源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中原的骆人是骆人向北发展的最前头部落，他们是后来夏民族的先民。江南各地骆人称越，则因为夏人南下和于越人的再南下交融而起。夏越同源于古骆人，他们是同一族系民族。”

王宁《夷夏关系新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认为：“夷是夏王朝所属诸部族的自称或统称，夏代没有夷、夏之分，故亦无夷夏交争或融合之事。”

方酋生《夏与东夷族关系新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认为：“良渚文化晚期和马桥文化，是与夏代文化同时并存，并与夏文化互为影响的东夷族文化，夏与东夷族关系始终十分密切。”

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他形成的标志，也是名称的来源。夏族或华夏族经过商周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后由于汉朝的存在而又逐渐改称汉族，但族体未有质的变化。(www.xing528.com)

李晓路《夏文化地望在东南地区说》（《江汉论坛》1987年第11期）认为：“从地域上看，夏文化按李氏所言‘夏文化’包括先夏文化、夏代文化和夏后文化活动时期几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地点与江淮江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特征上看，夏文化与活动在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有较多相似之处……夏文化的活动中心应该在长江下游西岸地区。”

由此可见，目前学界关于夏族起源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豫西说与晋南说的争论上。据李龙海在《汉民族形成之研究》的研究，他认为：近年来，随着豫西夏文化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使不少学者对夏人起源于豫西深信不疑。不过也有学者或从文献记载，或从考古材料认为晋南说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并指出近年来对晋南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较少，是晋南说得不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探讨夏人的起源地域，文献记载的夏人最初活动地名是解决此问题的一把钥匙。《史记·封禅书》正文引《世本》：“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即今临汾西；安邑，即今夏县境；晋阳，即今虞乡附近，曾为夏都的平阳、安邑、晋阳均在山西南部，古今学者无疑义。可见以上这些地名最早都在晋南，所以，夏人起源于晋南的说法确有相当的证据，应当格外予以重视^[33]。与此同时，袁广阔通过对二里头文化、“新砦期”文化、山西龙山文化及东下冯类型一期文化比较后指出：虽然就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而言，的确是吸收了当地龙山或“新砦期”文化的大量因素，但是如果从城址、房基、灰坑、陶器纹饰等综合因素分析，二里头一期文化与“新砦期”文化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他却与晋南陶寺在房基、灰坑、墓葬习俗和礼制、陶器等方面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特征。所以，山西龙山文化也应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34]。

（二）关于商族起源和形成研究

商族在历史记载中的迁徙不定，使商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是一个长期议论不一的研究课题，历代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司马迁最早的西方说（陕西商洛），东方说（鲁西南、豫东地区），北来说（东北地区）、江浙说、河北说、冀中说、山西说等七种，其中尤以东方说为多。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认为：商族起源主要有陕西、东方、河北、冀鲁豫、东北及山西六说。“陕西说多是汉晋学者的推测，考古材料得不到任何佐证……关于东方说，尽管赞同者较多，但各家并非完全一致……河北说，主要是依据一些文献和对甲骨材料的解释，几乎没有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冀鲁豫说把商族的活动区域扩大，但其不足之处则是包括了东方说和河北说的各种缺陷。至于东北说，存在两大弊端。一方面，东北说并未建立在确凿的商文化遗存基础上，另一方面，东北与中原相距甚远，不可能与夏、周二族及尧、舜部落建立一个密切的联盟。关于山西说，相对而言，在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较其他各说更充分一些”，但仍有不尽圆满之处。

宋新潮《近年来商族起源研究概述》36中归纳为4说：

（1）东北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尧于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和《商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蔺新建《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化》1987年第1期、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10月）；（2）冀中说（邹衡《关于探讨夏商文化的几个问题》《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文物》1997年第3期、《论菏泽地区的岳石文化》，《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论汤都郑毫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3）西方说（陕西商洛）（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姚政《论商族的起源——兼论黄帝》，《南允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4）东方说（鲁西南、豫东地区）（杨亚长：《试论商族的起源与先商文化》，《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郑伯昂：《论红山文化非先商文化——商先起源于幽燕论商榷》，《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和《先商文化及其渊源与发展》，《商丘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杨宝成《商文化渊源探索》，《华夏文明》第1集）。

但有人又提出山东说。龚维英《商的由来浅说》（《中学历史教学》1985年第2期）认为：“商族属于东夷鸟图腾族团，今之商丘即古之商地。”荆三林《试论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商族发源于太华之阳的洛河和丹江流域，以后逐渐向豫北、豫中发展，至成汤时到达今山东曹县、江苏徐州一带。”景以恩《商族源于齐东新探》（《学术月刊》1996年第10期）认为：“研究商族起源问题，不能单就商族而论商族，首先必须对古书记载的夏、商、周的祖先禹、契、樱同出于黄帝以及他们在同一个组织中共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夏商周的祖先禹、契、授同出于黄帝，同生活于山东地区，并在同一组织（虞夏联盟）中共事，“商族当起源于齐东地区”。王宁《商民族来源新说》（《民族论坛》1997年第4期）认为“商民族本是起源于东亚或中亚的蒙古人种，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故地气候发生变化，故向南游牧迁移。夏族当地土著原住民和商族是蒙古人种之先人在山东与当地土著民族共处，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灿烂的华夏文化，并因此形成的”。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认为：“商始祖帝誉一族大约生活在豫东、鲁西南一带。到龙山前、后期之交，其一支北迁入冀东、北京、津、唐地区，与来自西北方的戎狄族融合，形成以契为首领的商族和以喇叭庄形龙山遗存为代表的早期先商文化。漳河型为晚期先商文化。”

有人又提出豫、冀说。杨亚长《试论商族的起源与先商文化》（《北方文化》1988年第2期）认为：“灭夏之前的商族是以高辛氏族为核心而逐渐形成的。该氏族以鸟为图腾，属于少昊氏族鸟图腾集团的一个分支。先商族的发祥地在今鲁西南地区，后来逐渐向西发展而主要聚居在豫东商邱一带。”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认为：契居蕃应在“滚水支流的博水流域”，砒石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沱河之间”，“商族起于易水，溯着商水东南进，到了成汤时代，定居在议水流域”。张国硕（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认为：商族的始源地在关中东部与山西相邻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即为其文化遗存。昭明到相土前，商族在晋南、晋中地区流徙，其文化特性逐渐丧失，而被当地文化逐渐同化。相土时带着晋南、晋中地区的文化风格东迁，并最终定居豫北、冀南地区，在吸收了当地原龙山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并直接演变为二里冈期商文化山西说。与此相近的李江浙《商族起源新考》（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认为：“商族作为独立的氏族实体是在大费秦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费秦族的一个分支”，原始发祥地为漳河地区“‘商’起初是人名”，由于商及其族人的久居之地，又转化成“商族的原始发祥地”。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互相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认为通过分析夏代族际关系和各族分布情况得知，商族发祥地在冀中南及邻境地区。

有人又提出晋南说。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认为：“契居蕃在晋南一带，汤时又迁回到了晋南，并把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坦曲商城确指为汤居之毫可称作‘坦毫说’。”林祥庚《商非东夷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认为：“以鸟为图腾，始祖有卵生传说同东夷族产生没有必然的联系”，“商遗民与东夷诸国结成反周联盟，不能说明商夷有血缘关系”，“‘殷’非‘夷’之变字，古书并无称殷为夷的记载”，“山东不可能是商族的起源地，山东龙山文化不可能是殷商文化的先型”，并从语言、服饰、重要习俗、种系等层面进行论证，得出结论为“商族非起源于少昊族，也不属于东夷族系，但却是一个受到东夷族影响很深的华夏族系的部族”。

最近，李龙海在《汉民族形成之研究》中对商人的起源地作了研究，他认为：探寻商人的起源，首先要清楚先商时期商人活动的地域。张衡《西京赋》曾言：“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目前在豫北冀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址，被学界称为下七垣文化。下七垣文化与早商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相同的特征。以陶器为例，两者就均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细绳纹尤为流行。对于比下七垣文化更早的先商文化，学界主要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河北涧沟型龙山遗存为先商文化之源；一种认为下七垣文化的主流是继承晋譬龙山中期文化逐渐发展而形成起来的；一种认为“东下冯文化、辉卫型、南关外类型”为先商文化，将漳河型排除在外；一种认为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先商文化。以上四种观点，东下冯类型为夏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后岗二期文化也被学者所否定；晋中地区的文化遗存其族属包括鬼方、土方、舌方、燕京之戎，所以都不会是先商文化的主源，只有河北涧沟龙山文化在文化特征上与漳河型先商文化存在着承袭关系。但不可否认的，前几种文化对下七垣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李维明在比较了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后指出，“先商文化漳河型主要来源于豫北—冀南地区龙山文化，其次来源于晋中、南地区和豫东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35]。可见，从考古学角度，商人与先商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豫北冀南太行山东麓地区，而同时又受到邻近民族与文化的影响。

（三）关于周族起源和形成研究

在夏、商、周三代中最后一统“天下”的周族，近20年来关于周族起源和形成研究，发表的论文论述较少，且以起源地论述居多，族源探溯居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认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陕西说，泾水上游说、甘青说、山西说和黄土高原说等观点。”

1.陕西说

陕西说认为周族始源于陕西关中地区，有的确指在武功地区。阎忠《周族的兴替与戎狄族的关系》（《松辽学刊》1993年第3期）认为：“周族的发祥、发展、立国，乃至最后的衰落都与戎狄各族漏犹、鬼方等的兴替密切相关，周族是居于陕甘一带的古老部落，始祖名弃。”葛志毅《周人变戎复夏考论》（《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认为：“周自夏末不窟失官起便深入戎狄中求生与发展，后受中亚民族迁徙浪潮的冲击，向东发展。周向东发展的过程亦是不断与东、西戎狄斗争的过程，这迫使它作出各种认同中原文化的努力。”尹盛平《先周文化与周族起源》（《华夏文明》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明确提出先周文化渊源于武功一带的漆水下游，即所谓古部地当无疑。姚政《论周族的起源——兼论黄帝》（《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一文中，对武功郎地说又进一步加以考证。

2.泾水上游说

持此说法者认为，周族起源于今甘肃平凉、庆阳及陕西彬县以北的泾水上游地区。胡谦盈《浅谈先周文化分布与传说中的周都》（《华夏文明》第2集）认为“所谓“周后樱封部”之地望的传说出于后人附会。根据先周文化的分布状况加以考察，目前已知的周人最早的居住和活动地区，是在泾河上游流域，因此，周族兴起于泾河上游流域，后来才进驻关中平原地区。

3.甘青说

刘起钉《周姬姜与氏羌的渊源关系》（《华夏文明》第2集）认为：“华夏族最早的祖先分别被称为姬、姜两姓的黄帝族、炎帝族，是由称为少典、有蜻的氏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接着是夏族、四岳族，直至岐周的姬、姜两族，也都是先后从氏羌两族发展分化出来的。”“渭以北迄河西走廊大抵为古代氏族区域，渭以南的陇西，青海以迄川、藏，大抵为古代羌族区域。”

4.山西说

山西说的首创者是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此后持这种观点的有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王克林《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的关系——兼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徐中舒《周原甲骨文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先周历史初探之一》（《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5.黄土高原说

田昌五《对周灭商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华夏文明》第2集）认为：“台卜不在武功，在闻喜而又非周之祖居。”“姬、姑同宗黄帝，它们原来可能在今晋陕与内蒙古、宁夏之间，后来夹黄河东西而南下。周人是其偏西的一支，以洛水为南下路线。”周人沿洛水南下，西与羌人结盟，至洛水下游又与夏人结盟，在夏商之际返退至汉水上源而后再度南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