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汉民族史研究成果发布

汉民族史的研究说兴起得早也早，说兴起得晚也晚，让我们回溯一下这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早在25年前，徐杰舜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汉民族史研究的情况作了简要的回顾：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早在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提出了夏、商、周都是黄帝子孙的“三代同源说”。但是，对三代之间的渊源关系，司马迁没有作出明确的交代。以至到了唐朝，司马贞在给《史记》作《索隐》时，就指出夏禹不知祖父是谁^[1]，殷契和周后稷则连谁是父亲都不知道^[2]。笼罩在神话浓雾中的夏、商、周三族的远祖世系及其融合过程则很少有人论及。

在近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汉民族西来说”。

有的说汉民族来源于埃及。德国耶稣会教士凯什尔（Kircher）早于1654年在其所著《埃及谜解》及《中国图说》中，根据所谓中国与埃及象形文字有颇多相似之处，断定中国古代的人是埃及人的苗裔。继之法国人余厄（Huet）更所谓中国为埃及的殖民地，法国人都·给纽（De Guignes）亦云中国文化出于埃及。

有的说汉民族来源于巴比伦。持此说法最有力者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在其所著《中国古文明西源论》中认为《尚书》中所说之“百姓”，是巴比伦巴克（Bak）之转音，故汉民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即是巴比伦巴克族的酋长，其率族经海道追随其说，于1899年合著《支那文明史》，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文字、信仰、传说、政治制度等方面70条相类之处，从而证明汉民族源于巴比伦之说的正确。

有的说汉民族源于印度。法国人戈比奈（Godineau）在1853年就说：“一要足以证明摩奴法典所言之无误，而且因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实由印度英雄时代后一种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的首陀罗人）所传入，而中国神话中之盘古实即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时之酋长。”^[3]真是荒唐之极。

有的说汉民族源于中亚细亚。英国人波尔（Ball），美国人攀柏里（R.Pumpel原ly）、威廉士（E.F.Williams）等因为安诺（Anau）和墨夫（Merv）两个古址的发现，推论人类应发源于中亚细亚，后由于其地变为干燥，才分为两支，一支向西迁入巴比伦，一支向东迁入中国。

此外，对于汉民族的起源，还有什么印度支那说，北亚美利加说，土耳其说，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但是，“汉民族西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很多中国学者所批评^[4]。

辛亥革命后，较早把西方学者关于民族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的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论及“诸夏”时说：“吾族自古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学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对于“诸夏”地域之扩大，又说：“春秋初期，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东两全省（其中仍有异族）及山西、陕西、湖北、直隶之各一小部分；及其末期，除此6省已完全归属外，益以江苏、安徽2省及浙江省之半、江西省之小部分；及战国末年，则除云南、广东、福建3省之外，中国西部，皆为诸夏势力范围矣。”^[5]因人们一般都认为“诸夏”即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故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学者研究汉民族的先声。

在20世纪30耀40年代，不少爱国的历史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一面批判“汉民族西来说”的种种观点，一面论述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民族精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林惠祥先生所著的《中国民族史》。关于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林惠祥先生认为汉民族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华夏系“为今汉族之主干”，“汉以前祗称华夏，汉以后则称汉族”^[6]。此外，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7]中，也曾提出过汉民族在秦汉时即已形成的看法。

所有这些，虽然也盛极一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还不能为广大学术界人士所了解的情况下，这些研究虽不乏真知灼见，也批判和驳斥了荒谬的“汉民族西来说”，但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掀起了一个高潮。1953年下半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论证了中国（指汉民族）在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但他却称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民族为部族^[8]。与此针锋相对，1954年上半年，范文澜同志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9]，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秦汉起，已经具备了斯大林所指出的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范文澜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研究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第一炮，是汉民族形成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范文澜同志的观点，不仅在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也是一个丰富的充实。

对此，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的讨论。当时，除章冠英发表文章，同意范文澜的观点外，其余均持反对意见，宫显、曾文经、杨则俊、魏明经、张正明等同志认为秦汉以来开始形成的是汉部族而非汉民族。汉民族形成的具体时间在这些同志之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宫显、曾文经等同志的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以后的观点；另一种是张正明、杨则俊等同志的汉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的观点。凡此种种，分歧很大^[10]。

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民族”一词的译名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找到了产生分歧的原因，就为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座谈会的召开，《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的讨论》^[11]，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又趋活跃。在这段时间内，牙含章根据恩格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12]的观点，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夏代的意见。他认为“从秦及以前汉族自称‘诸夏之族’这一名称推断，汉族这个民族可能是在夏代就已形成的一个古老民族”^[13]。文传洋则提出了汉民族起源于夏、商、周诸民族，而正式形成于秦汉的意见^[14]。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最有影响的是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中所说：“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来看，华夏、夷、蛮三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15]

很可惜，这样活跃的讨论局面，却由于1964年李维汉同志受诬陷，批判了所谓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被破坏了。更使人愤慨的是，1965年10月，林彪、“四人帮”以“批判”《海瑞罢官》发难的浩劫，把一切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在内统统被绞杀了。(www.xing528.com)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乾坤扭转，社会科学如枯木逢春，喜获新生，汉民族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又日趋活跃，学术刊物上不时有对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很有见地的新论发表，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从已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来看，一般都承认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但是华夏族是怎样形成的？华夏族又是怎样发展为汉民族的？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以谢维杨、邹君孟、田断周等同志为代表，他们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分两步完成的。第一步是从夏部落或夏部落联盟发展到华夏民族，在形成的具体时间上却各有差别。谢维杨和田继周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夏代。谢维杨在《论华夏族的形成》和《华夏族形成问题初论》^[16]中说：夏代形成的文明民族，是由夏代前夕的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这个民族就是最初的华夏族。他们不仅创造了夏代国家及其文明，而且也是后来商代和周代国家及其文明的创造者。田继周在《夏代的民族和民族关系》^[17]中说：夏国家的建立对夏族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夏族形成的标志，也是夏族名称的来源，夏族或称华夏族。邹君孟则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即军事民主主义产生的时期，他在《华夏族起源考论》^[18]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由于他们认为华夏族形成于夏代或原始社会末期，所以他们又一致确认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共同体就是一个，即华夏族。田继周说华夏族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壮大于周。商人和周人是华夏族的一部分。邹君孟说华夏族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间经过奴隶社会夏、商、西周三代。谢维杨则更加明确地说：夏、商、周“三族”说完全不能成立，因为夏、商、周三代王族是三个亲属家族集团，从一开始就属于同一个华夏族的成员，从而根本否定夏、商、周“三族”的存在。第二步是从华夏族转化为汉民族。对此，谢维杨和田继周的意见比较简略，谢维杨说“华夏”是汉族的古称。田继周说秦汉以后，华夏族与汉族等同起来了^[19]。华夏族与汉族被视为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称，在民族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邹君孟比较具体地说：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区域性统一的形成，华夏族融合进众多的少数民族，于是，一个新的民族——汉民族便开始出现；及至秦汉之际，汉民族形成，华夏族的历史才告结束。

另一种意见以杜荣坤、钱宗范、王雷等同志为代表，他们认为汉民族的形成是分三步完成的。但是，他们之间又有较大的分歧，首先，对三步的具体过程看法不一致：

杜荣坤和白翠琴在《试论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与祖国的关系》^[20]中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经夏、商、周三个王朝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华夏族逐渐形成和发展。春秋战国时，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更广泛、更频繁，与四周的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至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他们的看法过于简单，只是一个论点而已。

钱宗范、徐硕如、朱淑瑶三人在《春秋战国史话》第7章“民族的斗争和融合”^[21]中论述从华夏族到汉族的过程。他们说：西周和春秋前期，以夏、商、周三族为核心形成了初期的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在和兄弟民族不断融合的基本上形成为汉族的雏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汉族正式形成。

王雷在《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22]中说：远在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夏、商、周三个朝代，是汉民族的前身——诸夏部落的时代；秦的统一使华夏各部族开始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秦开始到汉代是汉民族形成的时期。

张正明在《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23]中认为：华夏族是夏、殷、周三族汇合而成，“及至周灭了商，又封了虞、夏、殷的遗裔，华夏就算初具规模了”。汉朝建立后，华夏就被称为汉人了。

徐杰舜在《试论古代周民族的形成》^[24]中，对汉民族形成的三步过程，作了如下的表述：在周民族形成以前，中国中原地区分别形成夏民族、商民族以及蛮、夷、戎、狄等族；周民族形成后，在春秋民族大融合时期形成为华夏民族，秦统一全国时才形成为统一的华夏民族；西汉时华夏民族又发展、转化为汉民族。

其次，对夏、商、周三代的人们共同体的性质看法也不一致，杜荣坤和钱宗范等人都笼统地称之为“人”或“族”。王雷则明确地认定其为部族遥此外郑杰祥和姚致在他们研究夏代人们共同体的论文中也都认定夏族是夏部族^[25]。我的看法与王雷完全相反，在《从部族的定义看夏、商、周三族的性质》^[26]中论证了夏、商、周三族是民族，而不是部族。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问题，近年来也有一些论文作了专门探讨。由于汉民族是从华夏民族发展、转化而形成的，所以学者们一般都注重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对此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起源于黄帝。林祥庚在《黄帝与夏商周》^[27]中，从传世铜器和图腾，从巩固的部落联盟关系，从考古文化三个方面论证了夏、商、周三代同源于黄帝。

二是起源于黄帝和炎帝。杨国勇在《黄炎帝夏考》^[28]中，从分析先秦典籍入手，查明颛、鲧、禹是黄帝系统的人，祝融、共工则是炎帝系统的人。而“华夏”一词的由来与黄炎的兴起地河南新郑有关。

三是起源多元说。梁钊韬在《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中认为：华夏族既以羌族的黄、炎为基础，又融合了南方的一部分苗族和东南的一部分东夷、越族混血形成的^[29]。张正明在《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中认为：无论从血统上来说，从文化上来说，华夏都是蛮夷戎狄共同创造的。所以从族源来看，在华夏中间，蛮，夷、戎、狄就一应俱全了。邹君孟在《华夏族起源考论》中认为：中原以炎黄为首的集团是华夏族形成的基础；部分东夷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重要部分；部分南方苗蛮集团是华夏族组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汉民族起源和形成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古代朦胧时期；近代的西方学者鼓吹的“汉民族西来说”时期；三四十年代的初步研究；五六十年代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时期；以及80年代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是逐步展开，逐步深入的。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与汉民族研究这个巨大的学术宝库相比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30]。

历史是不会停滞的，汉民族史的研究从曲折中走向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汉民族研究得到了学术界较普遍的重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的那样：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口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31]。正是在这种新的学术背景和态势下，汉民族史的研究在徐杰舜1986年完成《汉民族发展史》（最终于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之后，1987年6月全国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牙含章、费孝通等著名学者给大会发了贺信，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为会后所出的《汉民族研究》第一辑题词：“愿汉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揭开新的一页”，从而为汉民族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此后，在学者们的努力下，20多年来，汉民族研究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汉民族史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汉民族史的研究中，与本书有关的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研究，在汉民族研究从起步期，到初步发展，乃至大发展的过程中，虽经历史的阵痛，却一直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且较之汉民族发展的研究，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将近25年来有关中国汉民族起源和形成研究的主要文献作一简要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