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通史第1卷：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部说明书。从汉民族研究的历史来看，展示出了汉民族研究的丰富内涵，也向人们显示出了汉民族研究在中国民族史和中国通史中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

（一）中外学者的观察和考量

早在1987年，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的中国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发表论文畅述了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陈永龄在《探索汉族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汉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体，历来是世界学术研究的热点，但迄今仍有许多难点和疑点，甚至还是个‘谜’，有待于探索其规律性”。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对汉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研究汉民族现代化生活中残存的旧社会形态的沉淀，看看他们在现代化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很有关系”。

黄淑娉在《大力开展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中，指出了汉民族研究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意义，她说：“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存，互相影响，汉民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议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民族学方面研究汉民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才能深入地进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也只有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民族学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立中国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要使民族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用科学的作用，致力于研究现实问题，都必须开展汉民族研究”。

张正明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汉族“根深叶茂，源流长，他在夷夏相激中形成，在夷夏交流交融中壮大”，汉民族“声名文物，震古铄今，其生命之顽强，创造力之旺盛，堪称卓绝。把他作为一个民族来研究，对于我们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无疑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张敦安在《应该开展对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中认为，要把民族学研究推向深入，必须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这是因为：探讨民族的发展规律迫切需要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建立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也必须把汉民族研究提到应有的地位；汉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对其从民族学角度作纵向和横向探讨，以期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葆青春活力。

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贺国安在《刘克甫对汉民族研究与民族理论》中介绍了苏联学者刘克甫（克留科夫）对汉民族研究理论意义的看法，他说：“在苏联民族学发展现阶段，对汉民族的研究比对其他民族的研究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过去，苏联的民族学研究有一个缺点：重民族志而轻理论，写某个民族的历史民族学概论成了风气。从60年代起，对民族理论问题开始重视了，诸如民族的定义、特点、类型、发展规律等问题，成了民族学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但是，理论研究总要结合具体民族的研究，才能总结出带普遍性的规律。有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历史较短，也有的民族（如印度）历史虽长，但缺乏文献、史料，不可能研究得很具体。汉族在这两方面都具备有利条件。第一，它历史悠久而且连续性强，其发展的链条始终没有中断。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埃及，古代埃及人与现代埃及人差别就非常大；第二，汉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极为丰富，史料的年代也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印度，印度的古代文献年代不够清楚，往往一差就是几百年，这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而中国自古就很重视年代学。这样，时间长，史料多，年代清，就便于抓住一些规律。因此，研究汉民族的发展史不仅对汉族本身重要，而且对研究整个民族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具有很大意义。”刘克甫的看法，把汉民族研究放在世界民族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观察、去考量，发人深省。

总之，中外学者对汉民族研究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观察和考量认为：汉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研究他的意义是全方向的，多层次的，既有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又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还有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民族理论等学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研究汉民族，都可以丰富和发展本学科，汉民族研究实在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学术宝库^[1]。

（二）对汉民族研究意义和价值认识的动态轨迹

我们对汉民族研究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观察和考量有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历史学和民族理论层面上。1986年，我们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认为：

汉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从遥远的古代起，她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辽阔的祖国土地上。她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像滚雪球一样，融合了许多民族，混血形成。

汉民族的特征鲜明、稳定，以独特的风貌、风姿和风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共同地域上，她自成一个独立、巨大和完整的地域单元，地理景观不同凡响；在共同语言上，她是独立的语族，以及自成体系的线性文字——方块汉字；在共同经济生活上，有“精耕细作”的集约农耕、“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以及独具特色的经济联系性；在共同心理溯源上，有“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克勤克俭”的民族习惯，“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落叶归根”的乡土观念，以及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为代表的民族节日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风貌，风姿和风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都表现出汉民族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的、稳定的民族特征。因此，研究这样一个有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稳定的特征的汉民族，确实有着特殊的学术意义。

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由于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唯一从未中断过历史的一个古老民族，因此，无论是中国民族史，还是中国通史，乃至世界民族史和世界通史，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

拿中国民族史来说，由于汉民族“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因此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就离不开少数民族，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加上两千多年的密切交往使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全国所有省尧市、自治区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内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因此，少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汉民族。这样“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就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对汉民族研究的至关重要就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缺少汉民族的研究，那么一部中国民族史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绝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出版了二十多种中国民族史？就是因为当时为了批驳“汉族西来说”，学术界对汉民族的研究空前活跃。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六年了，竟没有出版过一部中国民族史？对汉民族研究的冷落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跳不出旧框框，恐怕用国别史来代替民族史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在中国通史和汉民族史之间画等号的问题没有解决是一个重要原因。谁也不否认，上下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伟大的祖国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其中汉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又常常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要全面、充分反映中国历史的全貌，中国通史的研究也就绝对不可以缺少汉民族研究这个方面，这个角度，这个层次。

现在国外在对世界民族史和世界通史的研究中，都开始注意了对汉民族的研究。如日本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了清原正博所著的《汉民族华南发展史》。又如苏联的刘克甫（克留科夫）等人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上古汉族族源问题》以后，一九七九年出版了《中古时期前夕的汉族》，一九八三年出版了《集权帝国时期的汉族》，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中古时期的汉族》。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

其次，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汉民族研究更是一座价值无比的学术宝库。

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即研究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等的特点和规律。如上所述，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特征稳定，因此，无论从民族学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研究，汉民族研究的内容都是异常丰富，非常多彩的。

以婚姻形态的发展为例，一般的人以为只有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中才可以找到原始婚姻形态的例证，其实在汉民族中也同样可以找到。如《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妇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管子·君臣》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同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列子·汤问》云：“男女杂游，不媒不聘”，都反映了汉民族的先祖曾过着“杂乱的性交生活”^[2]。又如群婚在汉民族的先祖中也极为盛行，直到春秋之时乃有“仲春通淫”之习。先秦文献中“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3]。再以汉民族的发展为例，这个拥有近十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民族，与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族……的融合不无关系，这种“异源同流”的历史现象，在民族学上实在是一个典型。也与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以其特异的吸收力、消化力和内聚力，不断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不无关系，这种“汉化”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特例。

其他，诸如汉民族语言中方言林立的现象，同胞观念的影响，宗教观念的淡薄，多神崇拜的存在，风俗习惯的独特，等等，都是民族学研究的好课题。如果汉民族的研究深入到民族学的这些课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必然大大促进中国民族学的发展。

再次，从民族理论学科的角度来说，在中国，要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规律，要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忽视或不重视对汉民族的研究也是不行的。

关于民族发展规律的问题，前已提及，在这里需补充的是，汉民族从起源、形成、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其整个历史过程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研究这样一个民族的发展规律是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可替代的，因此，汉民族研究在民族理论学科中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

关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问题，我们认为，要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光有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还不行，还必须有对汉民族的研究，两者不可偏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不仅汉民族的形成是各民族混血的结果，而且汉民族的发展也是各民族混血的结果，因此汉民族自古以来就与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关系虽然既有互相依存尧互相往来的一面，又有互相战争、互相压迫的一面，但前者是主流，后者只是历史的暂时现象。发展到今天，终于形成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在这种关系中，一般地来说，在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汉民族往往起主导的作用，常常成为矛盾双方的主要方面。所以按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规律办事，在民族理论学科中汉民族研究也自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

还有现在大家都十分关心的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帮助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仅仅研究少数民族方面的情况也还是不够的（这方面的重要性当然不可置疑），也必须研究汉民族的情况，即要研究汉民族应如何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全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尧文化，促进全国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在历史学、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学科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看，汉民族研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无以取代的，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4]。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笔者向人类学的学术转型，对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感悟。1999年初，新华社记者孟凡夏在对笔者的专访中曾问：“汉民族研究为人们打开了一座内涵丰富的学术宝库。在理论上，汉民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笔者回答说：

1998年7月我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上作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价值和方法论》的发言，从不同角度探讨过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进行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众所周知，民族学是以民族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民族学以谁为研究对象呢？早在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给人开一个玩笑，1956年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少数民族身上，竟然形成了“民族”就是指少数民族的片面观点，最突出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唯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似乎汉民族超然于民族之外，汉民族研究几乎被排除在民族学研究范围之外。

中国的民族学差不多成了“少数民族学”的代称，于是我国“民族”这一概念，往往只限于指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在内，这是非常片面和有害的，不利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利于学术发展。1989年在汕头开第二次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市政府招待我们去看演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市民看到我们是参加国际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就很吃惊地问：“汉民族出什么问题了也要进行研究？”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的悲哀，这么大的汉族，中国有12亿人口，有11亿是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可是大家对他却是熟视无睹，甚至不认为他是一个民族。

事实上，我们对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汉民族是很不了解的。南北汉人之不同是公认的事实，北京话与广州话根本上无法交流。如果我们再细观察一下，汉民族之中，岂止是南北汉人不同!在我的老家浙江，宁波人与温州人是不一样的，与杭州人也不一样，与金华人也不一样，这些汉民族的族群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的特点；在我工作的广西，情况也是这样，广西汉民族的不同族群：客家人、白话人、平话人、桂柳人，甚至还有“高山汉”等，也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所以，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不仅要了解汉民族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的文化，不仅要了解他的特征，还要了解他的构成，总之要了解汉民族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汉民族的“自我”。认识自我，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2.汉民族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以及认识中华民族的需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是对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这种关系延伸到学术研究上来看也完全如此，即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研究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对汉民族的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汉民族的历史，深知汉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无一不是多元的。在汉民族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均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加入，如在汉民族的起源时期，不仅有炎黄和东夷两个部落做主源，还有苗蛮、百越、戎狄做支源；在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不仅有夏、商、周、楚、越诸族的融合，也融合了部分蛮、夷、戎、狄；在汉民族的发展时期，不仅同化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也同化了部分南方的俚、僚、蛮等少数民族。试想，在研究汉民族时如果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少数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如何才能获得真谛？研究当代汉民族也莫不如此，譬如广西的平话人，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北宋时狄青镇压侬智高的部队屯守广西后与壮族妇女通婚，吸收了大量的壮文化后形成的。试想，研究平话人，如果不研究宋代的壮族，恐怕对平话人的研究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还有研究粤语的学者提出汉语、粤方言与百越语的渊源关系。试想，如果研究粤方言不研究百越，尤其是南越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恐怕也很难取得新的成果。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如我们研究东北、内蒙古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即夏、商、周以来在白山黑水的哺育下，在蒙古高原的怀抱里，少数民族一茬又一茬地形成、发育和发展。最早兴起的一茬是夏、商、周时的肃慎、猃狁、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族；战国时狁发展为匈奴，东胡的大部分发展成乌丸和鲜卑；两汉之时继肃慎而起的是挹娄、夫余和高句丽，但曾几何时，东北、内蒙古的这一茬少数民族在南北朝以后都消融于汉民族之中了。接着兴起的一茬是南北朝以后的勿吉、柔然、契丹、女真、室韦和奚等族，隋唐时勿吉发展为靺鞨，其中最著名的是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但曾几何时，东北、内蒙古的这一茬少数民族在宋、辽、夏、金以后又都消融于汉民族之中了。再接着兴起的一茬是元明以后的满、蒙、锡伯、达斡尔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里，还生活着保持原始社会游猎生活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过程犹如割韭菜一样，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里孕育出来的少数民族，一旦走出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摇篮，进入中原地区，就被汉民族吸收而消融。而留在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摇篮里生活的少数民族如同把根留在了这里一样，他们可以又一次地经历民族形成的过程，而一旦走出摇篮，进入中原地区，也就无一例外地被汉民族吸收而消融。因此，研究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民族，也将难获得东北、内蒙古少数民族研究的真谛！(www.xing528.com)

又如壮族不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民族，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我们在研究壮族中发现汉文化对壮族的影响既深且广，拿最能代表壮文化的“方块壮字”来说，过去人们称之为“土俗字”，但稍微了解“土俗字”后即可清楚地看到汉字对它的全面影响，他的会意字利用汉字本体的意义加上一些特殊的符号，或者以两个汉字汇集而成；他的形声字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作为声符和意符组合而成，甚至直接借用汉字而成。1987年5月张声震顾问与我谈及壮族“土俗字”的整理问题时，我以古西夏文、古契丹文为例，说明壮族的“土俗字”就是古壮字，建议将要出版的壮族“土俗字”字典应定名为“古壮字字典”（《古壮字字典》1988年正式出版）。可见研究壮族，不研究汉民族也是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对此，费孝通先生1983年给《盘村瑶族》一书作序时就深有感触地说：“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作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是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作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

有了对汉民族的研究，又有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及对两者关系研究的基础，我们才可以对中华民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中国各民族在总体上的民族认同。而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以及他对少数民族广而深的影响，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中华民族的“自我”，不研究汉民族显然是不行的，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3.汉民族研究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人类学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是一门培养通才的基础学科和领头学科，国外许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人类学课，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了解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的应用和传播也极为普遍。不仅政府的行政、外交和对外开发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工作，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工业关系机构等也聘请人类学家做顾问，甚至主持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在西方学术土壤中萌芽、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你从哪一个学科进入这个宝库都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港台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就指出：“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小型的、简单的语言即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应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因此，“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们汉民族有许多事情，我们仔细去审视它、考察它、研究它都会觉得无论是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还无法进行解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和提升它。比如说，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他照样能够妙手回春。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作许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跟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先生交往，他老是讲“anno”“anno”如何如何，我说：“anno”是不是“我”的意思。他说：“是呀！”刚好，武义方言“我”即为“anno”。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如比较鉴别、文化相对性、传统与濡化、文化涵化、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等命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我们不只对汉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上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我想这也应该是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5]。

20世纪90年代笔者对汉民族研究意义和价值的这些认识，与20世纪80年代的认识相比，尤其是在人类学的层面上，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所提高，但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局限，仅就汉民族本身，既缺乏整体观，也缺乏整合性。到了21世纪10年代，笔者在进行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和中华民族研究中有了新的顿悟，笔者在《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后记中记录了这个感悟：

我对我的这本《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是十分看重的。从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师从岑家梧等老师学习以来，先后学习和从事民族研究近48年，特别是自1979年底开始进行汉民族研究以来，积30多年汉民族的研究成果，我提出了关于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自200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开展“中国民族团结研究”以来，在全国5个自治区、2个民族省（云南、青海）、一个非民族省、两个大城市（上海、深圳）10个田野点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的口号理论化、实证化了，在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团结的“磐石”理论。这两个研究项目的交会和互动，使我逐渐把学术思路集中到了中华民族身上。

为什么会把学术思路集中到了中华民族身上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学术感悟：

一是汉民族这个“雪球”在滚动中形成，在滚动中发展。那么，这个雪球滚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长期思考的结果，汉民族这个“雪球”滚动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民族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形成的民族融合阶段性成果。从汉民族的案例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二是中国民族团结的这块“磐石”在冲突、磨合和整合中凝结而成。那么，这块“磐石”的最终用途是什么呢？在一次学术顿悟中，我感到其将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奠基石。中国民族团结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6]。

就是这个顿悟，徐杰舜对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升华，汉民族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阶段性成果，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大趋势、大方向。

确实，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看汉族，他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案例，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案例。为什么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汉民族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这么大的民族，13亿人口，也没有这样一个民族，历史这样悠久，上下5000年，美国不就是上下200年，就是欧洲、法国，他们也就是上下1000多年，他们现在历史悠久、记忆深刻的就是中世纪。我们到法国图鲁兹时别人介绍说这房子是中世纪的，他们都觉得很了不起。如果我们要跑去安阳的话，是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西方学者没有见过就会很奇怪，觉得不可理解，汉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内部差异又很大。

这样一个汉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世界上没人能比的、历史也是没人能比的。我们的历史是连续地没有间断地发展的，不像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有中断过，人种都换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代的埃及人是两码事，现在的印度人和古代的印度人是两码事，汉族历史延绵，人种延绵，人口越来越多，高度认同，有差异无所谓，真是百花齐放。这样一个民族，我们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一个全球的高度去看他的话，他不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吗？

民族发展的规律是从多元走向一体。所以我们看欧洲是现在走向一体，之前称之为欧联，现在的欧盟，逐渐从政治一体走向经济一体。欧元，除了英国没有加入以外，其他国家都加入了。再就是，文化也是比较一体的，笔者现在看汉族就不是原来把他当成汉族去研究，就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在人类或者是世界民族关系史上，且不讲世界史，就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来看的话，他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一个样本。

现在我们从汉民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欧洲是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我们是相反的，先是文化认同，再是政治认同，所以中央领导现在讲话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国文化，因为你不可能一一列举出各个民族的名称，总要有个概括的，就选用了“中华民族”，否则翻译，联合国开会都不好发言了。所以现在强调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上已经强调了，而全面的认同还要有一个，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这种中华文化认同已经比较强调了，尤其是这次五月份在长沙举行的国共两党论坛，在经济文化论坛，贾庆林就代表中共提出来，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对于这一点非常地重要，那我们只是文化认同，学术认同，学术界也比较认同这一点，而胡锦涛在2009年第五届全国民族表彰大会就讲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指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一次提出）。”第一次从总书记的口中说出民族的发展史，同时又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最后还强调“大力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现在正处在关键的时期。所以笔者觉得现在把汉族作为一个案例来思考，他也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在认同上没有任何问题，这种高度的归属感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来的。由此可见，汉族已经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样本，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从汉民族本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从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汉民族，就能够看得清楚，原来汉民族提供了一个样本，他恰恰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他恰恰是人类民族共同体、民族过程的最基本规律的体现，这个规律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单独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是不能成为民族的，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从多元发展来的，只是多元的数量多少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汉民族研究意义就很大。笔者觉得我们过去把汉族仅仅作为汉族去研究，学术的境界就比较低，等于就汉族研究汉族。现在我们了解汉民族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的一个案例样本，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具有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启示一：从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从公元前21世纪夏，到3世纪初东汉灭亡，前后2300余年，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这个更高认同层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绝对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过程应该比汉族漫长得多，不是漫长一两百年，也不是三五百年，而是一两千年。

启示二：汉民族的结构复杂，内部差异巨大，构成汉民族的族群很多，人口多少不等，文化因素的认同也不一，有的成片聚居，如闽南人、广府人等；有的大分散、小聚居，如客家人、平话人等；有的处于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呈“族群岛”，如广西的“高山汉”等；有的聚居在城市，如北京人、苏州人等；有的聚居在农村，如贵州的屯堡人等。这样，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族群组成的汉民族，构建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在这里，各个族群单位是“多元”，汉民族是“一体”。从汉民族的结构，可以看到形成不久的中华民族也是有族群结构的，其结构比汉民族更复杂，内部差异更巨大，构成中华民族的族群更多。

启示三：汉民族是一个“合而不同”的整体，汉民族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但同时又是一个被高度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汉民族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却达到了“合而不同”高度认同的境界。真正达到了“合而不同”的境界。汉民族起源的“多元”，经过长期的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终于“混血”而成为高度认同的“一体”。从汉民族的这种整体性，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也一定是一个“合而不同”的整体，人们不仅在学术上、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在政治上、法律上高度认同中华民族。

启示四：汉民族之所以能从多元走向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认同强化了汉民族的凝聚力。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汉民族滚雪球的形成为例，夏、商、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动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是其重要的原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汉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从汉民族的这种凝聚性，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这种凝聚力一定会使中华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最近赵杰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多流一原”的观点，他认为“多元一体”指合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多流一原”指一个中原向周边的多向互流。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原华夏人还是周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人，都有一种用中原统一周围的意识，即使不在中原也要入主中原再统一全国。……“实现由中原中央集权发号施令的中华民族意志”。为此，他还进一步阐述说：

汉族（把汉朝核心地的人们称为“汉人”，这是周边少数民族叫出来的。）实际上是中原诸族统一体的后裔。历史上，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应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娶，最后融合为一体的一面。可以说，研究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的一个窗口。

汉族的血统里融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今天的山西太原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已被众人周知。河南洛阳又有北魏鲜卑人的后裔，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率鲜卑人改俗汉化所致。比如今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连氏的后裔，宁夏的贺兰山之“贺兰”与河南浚县的“赫连”氏是同源音变，同为匈奴人的语言所留之痕迹，但除此之外，匈奴人的任何外在表象特征已很难寻觅。汉族的形成其实就是中原主流民族的形成，标明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7]。

赵杰的“多流一原”说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总之，从汉民族这个案例样本中，我们既可以把汉民族当作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这就是汉民族研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徐杰舜：《揭开了汉民族研究新的一页——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30页。

[3]参阅韩肇明：《华夏族原始婚姻形态研究》，载《民族学研究》第五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4]徐杰舜：《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5]孟凡夏：《汉民族研究是一座学术宝库——徐杰舜教授访谈录》，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6]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7]赵杰：《多流一原的地理承载了中华民族精神》，载《中国民族报》，2011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