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族通史：汉民族研究及发展历程

汉民族研究的兴起与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匹配的。汉族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历经沧桑5000余年，而汉民族研究从1928年7月王桐龄的名为《中国民族史》，实为《汉民族史》问世仅80余年。形成这种强烈的反差，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有的是“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而非民族概念和民族实质之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了大门。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西方话语体系的学科逐渐传入中国。“民族”一词也随之传入中国。但习惯势力总是很顽固的，在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即在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一段时间里，“民族”一词并未使用，人们还习惯于“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的“蛮”、“夷”、“戎”、“狄”之称。如林则徐在谈到外人时，就多用“夷人”相称；魏源写《海国图志》提的口号，也是“以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其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著作《圣武记》里，则称少数民族为“塞外诸藩”。就是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太平天国思想家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还是说：“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讲的完全是传统的中国话语。

据彭英明考证我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1874年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其文曰：

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顽^[2]。

而需要指出的是，王韬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了“民族”一词，似乎也不是很纯熟的。就是在他同一时期的大量文章中，在谈到国内外民族问题时，都还是大量用了传统的“夷”、“蛮”等词，“民族”一词只是上述偶尔一见。不仅如此，就是到了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虽在《强学报》上，在康有为的奏折中以及其他报刊译著中，出现了“民族”一语，但大量的都还是用“蛮”、“夷”或“族”、“种族”等词。“民族”一词的广泛应用已是20世纪初年的事了。20世纪初年，是中国社会风雷激荡的年代。随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清王朝的彻底卖国，中国民族的危亡达到极点，改朝换代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即将来临。在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民族”一词便在各个派别的著述中广泛使用起来。在20世纪初，梁启超是对“民族”概念大加阐发的第一个人。他继1902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提出了“民族”概念以后，1903年又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学大家伯伦智理之学说》的文章，引用伯氏的理论，第一次在中国对民族的产生及其特征作了说明：

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贡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阂，造成一特别之团体之固有之特质，是之谓民族^[3]。

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1903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3年）等文章中，广泛地使用了“民族”概念，并使用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等名词。

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民族”一词使用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正式使用“民族”概念了，在1905年8月的《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号召“光复我民族的国家”。同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更将这一纲领概括成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以指导革命^[4]。从此之后，“民族”、“民族主义”等名词，在中国便成为普遍的日常口语了^[5]。

正是在这个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社会大转型的大背景下，汉民族研究悄然萌芽，从而揭开了中国汉民族研究学术史的第一页。

汉民族研究的学术史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第—个时期（20世纪20～40年代）

20世纪20～4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始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破土而出，悄然问世。

王桐龄（1878～1953），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河北任丘人。清末考取秀才，曾两度留学日本，1907年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而正式毕业的学人。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后应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后，任教授，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曾任系主任，并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先后担任中国史、东洋史课程。并创办志成中学。王先生从事历史教学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译丰硕。《中国史》《东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书，撰、译论文数十篇，发表于《师大月刊》《清华学报》《史学年报》等刊物。由于有在日本留学攻读历史的经历，所以王先生得风气之先，对民族概念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学成归国后，1928年写成《中国民族史》，于1928年初版，1934年再版^[6]。

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明言是中国民族史，怎么成了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开山之作呢？本来王先生的研究大纲是将《中国民族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内延史，以汉族为主干，详细论述了汉族对内融合事迹，王先生指出：中国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凡满族中之肃慎、扶馀、高丽、百济、渤海、女真、满洲，蒙族中之獯鬻、狁、狄、匈奴、蒙古、鞑靼、瓦剌，满蒙混血族中之山戎、乌桓、鲜卑、吐谷浑、柔然、奚、契丹，回族中之丁零、月氏、乌孙、高车、铁勒、突厥、回纥、沙陀，藏族中之戎、氐、羌、吐蕃、党项，苗族中之九黎、三苗、荆满、百越、西南夷、南诏与后世民族中无所归言之东夷，皆全部或一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血统中，为中国民族组成之主要分子”^[7]。

下编外延史，将论述以汉族为主体，辅之以满、蒙、回等族向外发展之事迹。向南，秦领象郡，汉领交趾，吴领交州，唐领安南都护府；向北，汉领朝鲜郡内四郡；向西，蒙古大帝国建立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及伊利四大汗国；向东，郑成功开辟台湾，叶莱开辟新加坡，美洲华侨建设横贯大西洋及太平洋之大铁路，日本、南洋群岛受汉族影响之开发；等等。但是不知何故，下编始终没有出版。

而以“中国民族史”为书名的《中国民族史》上编“内延史”，自太古至民国，将中国民族史分为汉族胚胎时代、汉族蜕化时代、汉族休养时代交替上升，直至清代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这样，纵览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上编“内延史”全篇，不难看出《中国民族史》是一部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的汉民族史。不管该书有什么历史局限性，出乎作者的本意，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歪打正着地成了第一部汉民族史。

从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民族史及中华民族史研究诸家蜂起，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45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林炎的《中国民族的由来》，世界书局出版了施瑛的《中国民族讲话》，1948年光华出版社出版了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以及其他相关著作，虽然都涉及汉族的起源、形成、结构和发展等问题，但都没有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对汉民族研究的系统、全面和专门，因此，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应是汉民族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20世纪20～40年代可以说是汉民族研究的王桐龄时期。

（二）第二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20世纪50～6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初步开拓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范文澜的汉民族为“特殊民族论”和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在台湾出版。

范文澜1917年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从1922～1925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1927年，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30年9月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7月，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与汉民族研究有什么关系呢？话要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苏联学者的研究讲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8]在中国学术界占着话语霸权地位。1952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访华期间，与中国的许多学者座谈时讨论了一些理论问题，回国后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后又将报告整理成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发表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0期上。1954年，中国《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将该文翻译成中文转载。叶菲莫夫的论文以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为理论依据，认为汉族是19世纪下半期伴随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而这以前发生和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部族”^[9]。叶菲莫夫的这个观点对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致命的一击。

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特征论述的观点，许多中国学者虽然反对，但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背景下，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奉为经典的情况下，如何鲜明地又不违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确实是一件令人棘手的事，不反对叶菲莫夫的观点，中国各民族何以名正言顺地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反对，学者们又如何不被戴上所谓“反苏”的帽子？就是在这危难之际，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运用他的大智大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汉族具有几千年统一、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出发，195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题为《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范文澜不拘泥于斯大林根据欧洲历史提出的民族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结论，巧妙地以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为依据，提出了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这一特殊民族具备了四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其重要的经济纽带是封建性的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的作用，因此谈不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汉民族的形成是在古代。范先生充分地估计了秦汉时代汉民族发展程度，他说：“汉民族自秦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它经过两千余年的锻炼，体现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10]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范先生的汉民族为“特殊民族论”，从20世纪50～60年代初，在苏联民族理论对中国学术界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以及在批判胡适以及梁漱溟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背景下，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学术支持，在后来被称为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五朵金花”^[11]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中，另一种意见认为，秦汉以来开始形成的汉民族是汉部族。因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曾文经认为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认为汉民族形成于19～20世纪之间，杨则俊、张正明认为汉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不仅如此，他们大多还对范文澜的“独特民族论”提出了异议。关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曾文经认为应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交通的发达以及各地域成为经常的正规的经济联系的整体，而秦汉时期并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宫显认为范文澜夸大了古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魏明经认为，民族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真正形成。关于共同语言，杨则俊、宫显、曾文经等人认为秦统一文字是事实，但并非等于统一了语言。将“书同文”说成是“共同的语言”是欠妥的。关于共同的地域，曾文经认为秦汉以后，这一民族要素是在逐渐创造之中。宫显认为秦汉以下汉族的共同地域是部落的而不是民族的。杨则俊则认为到明代汉族居住的地域才基本上固定下来。关于共同心理素质问题，他们认为秦汉以来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存在着和逐渐发展着的，但范文澜所举祖宗崇拜和孝道，却不尽恰当。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问题，范文澜认为汉族始终没有形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张正明等认为汉族自明代后期以来或鸦片战争以后，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以前是资产阶级民族。在这场大讨论中只有作为中学教师的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时间较长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同的现象，论证了汉民族在秦汉时形成的可能性。“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将讨论的论文结集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范先生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捍卫汉民族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不怕孤立的勇气。历史证明，范先生是正确的。他对汉民族是“特殊民族论”的论述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地指出了汉民族形成的特殊道路，从而一举突破了民族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能形成的教条式的框框，不仅为正确认识和研究汉民族开辟了新的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范文澜的汉民族“特殊民族论”是汉民族研究的第二座里程碑。

在大陆学者20世纪50年代为保卫汉民族民族身份认同而战，进入20世纪60年代戛然而止之时，台湾学者却不动声色地开始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对汉族展开了较规范的民族学研究，60年代之时，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应运而生。

吴主惠出身于台湾云林，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教于该校及东洋大学，是当时“民族学权威、文学博士”，且“民族观念极强，求学旅日40年，宣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由于受日本民族学的影响，吴先生以对汉民族的大爱，满腔的热情地用日文写成《汉民族的研究》一书，后经蔡茂丰翻译，1968年由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20世纪80年代传至大陆，人们方得窥其“全”貌。

《汉民族的研究》一书以汉民族的概念、起源、本质、构成、基础、个性及海外活动为文章的基本架构，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历史。就名称而言，吴先生认为“汉民族是华夏族的现代名称，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古代名称，汉民族并不是汉代的民族，而是在汉代第一次构成中国主流民族的通称”；中国之所以有唐人、宋人、明人之称，而无唐族、宋族、明族之称，是因为这些朝代的主流民族都在实现‘汉代的世界’之最终意识的结果，故无需因朝代改变而有新民族名称的必要。不论是什么朝代，总认为是汉民族的汉代，汉民族的唐代……”^[12]此说虽然具有很大的历史性局限性，但在当时也算是对汉族族称的一种解读。

对于汉民族的起源，作者批驳了长期以来讹讹相传的“西来说”及新疆、蒙古、甘肃、印度、中南半岛等“边境说”，认为“汉民族的起源系以黄色人种的华夏为种族界限，而以黄帝为华夏族的代表人物，并断定其出现地域为黄土地带的黄河”，纠正了汉族（人种）西来说等种种谬误。吴先生认为，汉民族的构成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即华夏族、东夷族、荆吴族及百越族，以血缘、地缘、家缘及文化为主要构成方式，构成理念是先法治后德（人）治而后三民主义，基本上疏通了汉民族的构成脉络，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书中，作者还详细论述了汉民族的心理认识基础，对“天”、“道”等哲学基础的思维，对“仁”、“孝”、“崇祖”等道德基础的界定，对“民族”、“国家”及“团体”等社会基础的认识，以及对“欲望”、“劳动”、“分配”、“消费”等经济基础的剖析，指出重农抑商的传统民族经济心理，将全民族的心理认同分成哲学、道德、社会及经济几大方面来详细论证，娓娓道来，游刃而有余。

汉民族的个性特征包罗万象，历来史家莫衷一是，《汉民族的研究》以其独特的方式概括了其个性特征，归纳起来为“三性”、“三主义”，即“乐天性”、“忍从性”、“夸张性”、“传统主义”、“形式主义”及“实用主义”。当然，泱泱大族，孰能穷其优劣？“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虚心理，“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安分守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不胜枚举。

通览全书，美不胜收，赵造先生读后曾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该书“引证详尽，立论精辟，确为研究民族学者之重要参考”^[13]。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或有着种种局限和不足，但在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问世40年之后，能有这样一本符合学术规范的巨著问世，也是汉民族研究之大幸也！可以说《汉民族的研究》是对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的继承与发展，它基本奠定了汉民族研究的理论架构，当之无愧地成了汉民族研究的第三座里程碑!

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大陆与台湾分离的政治原因，中国的汉民族研究出现了兵分两路的态势，一路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大陆学者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另一路是以吴主惠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对汉民族研究的大作问世。两路学者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学术态势、不同的理论观照下，在对汉民族高度地认同中，怀着推进汉民族研究的同一个信念，翻开了汉民族研究的第二页。在汉民族研究初步拓展的这个时期，由范文澜的汉民族“特殊民族论”和吴主惠的《汉民族的研究》建立的汉民族研究的两座里程碑，建构了汉民族研究的范文澜—吴主惠时期。

（三）第三个时期（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进一步开拓时期。由于人类学的复兴，加上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人类学弗里德曼对中国汉族宗族组织的研究，施坚雅对中国汉族农村社会结构和市场的研究，武雅士对中国社会中汉族宗教与仪式的研究，华琛香港乡村生活的研究等等的示范影响，台湾的人类学者率先效仿，纷纷开始进入台湾的汉族社会研究，人们称之为“汉人社会研究”。大陆改革开放后，在人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后，也迅速跟上了国际人类学前进的步伐，开始从人类学切入，开辟了汉民族研究的“第二战场”。

在这个汉民族研究的进一步开拓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台湾以李亦园为代表的汉人社会研究和陈国强为代表的惠东人研究。

李亦园院士1931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48年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同年赴台，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8年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1959年获硕士学位。1960年回国升任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62年开始着手于东南亚华侨社会文化的研究工作。1962年7月获哈佛燕京社“东亚学会”的资助前往沙捞越首府古晋做华侨社会文化的调查工作，在沙捞越一个半月，主要是研究当地华人方言群的动向。1963年8月再度到马来亚麻坡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1966年又再度获得“东亚学会”的资助回到马来亚麻坡从事半年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1968～199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担任研究员、副所长及所长等职。1984年出任新竹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1990年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现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

李亦园著述主要有《马太阿美的物质文化》（1962）、《南澳的泰雅人》（1963～1964）、《文化与行为》（1996）、《文化的图像》（1992）、《信仰与文化》（1979）、《人类学与现代社会》（1984）、《人类的视野》（1996）、《宗教与神话论集》（1998）、《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生涯》（1999）等专著20部，论文有《台湾汉人家族的传统与现代适应》《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等180余篇。李亦园长期从事台湾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对中国汉族传统宗教仪式在社会变迁中的理论范式、汉族民间医疗与其他宗教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台湾汉人社会研究的领军人物。

李先生切入汉人社会研究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在经过多年的异文化研究之后，李亦园的研究对象和兴趣开始转向己文化，即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在哈佛留学期间，李亦园对趋向于当代的行为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接触最多的杜宝娅（Cora Dubois）教授很重视华侨问题的研究，而他的导师斐约翰（John Pelzel）则是汉人社会研究专家。在他们的影响下，李亦园兴起研究汉人社会的念头，“常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田汝康先生的《沙捞越华侨》等著作为范本思考”^[14]。李先生认为，作为一位人类学者，在对异民族文化有了一番理解之后，应该反过来回到原点，认识自己的文化。从1962年开始，李亦园将研究重点转向汉人社会。受美国教授的影响，他最初的计划是以东南亚华侨社会研究作为切入点，继而进行汉人社会研究。但由于受当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进行，他便考虑先从台湾当地的研究着手。1964年9月，他来到距离台湾鹿港镇不远的俾港乡泉州厝，先后进行了10个月的田野工作。这是一次对李亦园的学术转型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数十年后，他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发展时指出：“那是最愉快的一次田野工作，而所得的资料与经验一直是我后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的主要基础。”^[15]“彰化的汉族村落研究不仅使我得到很丰富的民间文化研究资料，也给我后来华侨社会的比较研究、对照的框架。两年之后我才前往马来亚作调查，并完成《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一书。”^[16]

李亦园对汉人社会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寻求一条与传统的汉文化经典研究或“大传统”的哲理思维相异的治学道路，从民间文化或从“小传统”文化来研究汉人社会。他认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欲，他们生活的一切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欠缺对这些草根文化的了解，总是难以窥视中国文化的全体。李亦园的汉人社会研究以“汉人民间信仰系统及仪式行为”和“中国文化体系特质”这两个领域最为著名。他的汉人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小见大”、“由俗论精”和“以精见博”。从1964年他的泉州厝研究开始，数十年间，他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论文很多，早期的论文讨论民间信仰的理念和仪式、分析民间信仰对个人心理平衡和对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论文则多以民间信仰的变化及其对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关联、因果为主题。1988年，李亦园提出著名的“李氏假设”^[17]，以台湾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汉人通俗文化的特色，探讨存在于小传统里促进台湾企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该理论校正了一般社会学家只重视大传统的偏失，同时也为将来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因而被学者们誉为颇有启发的“李氏假设”。

李亦园开启和推动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东南亚华人研究。由于二战后特殊的历史背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是当时东方人类学界研究东南亚华人的重镇。1962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李亦园开始进行沙捞越华人的田野研究，这项工作被视为“开启了台湾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华人研究”^[18]。1965年，他相继发表了《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与领袖形态》《东南亚诸国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以及The Dynamics of Dialect Groupsamong the Chinese in Sarawak等论文，这些成果亦被视为“台湾人类学界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起点”。从1963～1967年的三四年间，他又三度前往马来亚柔佛州的麻坡镇进行田野工作，其成果后撰成《一个移殖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于1970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以中文发表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专著，它的出版同时也奠定了李亦园在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李亦园教授少有机会再到东南亚做长期的田野研究工作，但他仍多次主持综合性的研究计划，支持、鼓励和推动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虽然在研究的目的上，李亦园也把海外华人当作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来看待，但与其他以“文化调适”论考察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者相比，他在研究过程中更强调华人在不同环境下所显示的适应形态的全面性研究。1984年，他就华南移民在海外移殖的适应问题提出一个全面的分类框架。这个框架把华人海外移殖的环境适应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本土移殖”，又分为“台湾”和“海南岛”两种类别。另一类是“非本土移殖或海外移殖”，这一类又再分为两种形态，即弱势客地文化，如东南亚，其中又包括“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两种形态；优势客地文化，如北美、欧洲等。2002年，他再次修正海外华人文化适应的分类架构。他把海外华人研究的相关领域分成“辅助性研究领域”和“主体性研究领域（海外华人社会）”两大类。前一类，包括“华南侨区”与“台、港、澳”两个部分；后一类则分成“弱势客地文化区域（东南亚地区）”和“强势客地文化区域（欧、美、澳地区）”两种类型。李亦园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必须先了解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华南）原居地的社会文化状况，才能对他们的背景资料有所掌握。台湾、香港、澳门虽然不能算是海外，但总有其特殊性，把这三地当作海外华人社会这个真正的实验室的比较控制群来看待，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于第三部分主体的海外华人社会，也因实验室这一概念，就把实验的外在环境区分为弱势客地文化区域和强势客地文化区域两类”^[19]。这个分类框架实际上是汉人社会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完整体系。从纵向看，这个体系涵盖了华南移民从祖籍地到海外移居地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而就横向而言，这个体系则显示了源自同一祖籍地的华南移民，因移居地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类型的调适形态。换言之，结合华南移民在海外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调适形态这两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地域的华人社会进行比较，这是李亦园提出的海外华人研究体系的重心所在。

李亦园进入研究己文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彰化农村的研究，然后广泛涉及汉人社会、家庭、宗教、民间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将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拓展到汉人社会。同时，从民间文化或小传统中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类学视角。李先生对汉人社会研究的开拓和贡献是巨大的，虽然他谦虚地说：“我对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就是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研究引入汉族研究，引入研究自己本身的文化。如果说对汉族的研究多少有些意义与贡献，那就是把对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宽了，可以说是以小传统的研究为基础，逐步地把对汉族的研究延伸到了对大传统，从下而上的研究。”^[20]但实际上李先生的贡献是创建了汉民族研究的新范式，开拓了汉民族研究的一个新时代^[21]。

1998年10月，李先生在广西大学曾作过《台湾汉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讲演，将台湾汉民族的研究分为从1945～1965年的预备期、1965～1989年的起飞和成熟期、1989～1995年与大陆来往期和1995年以后的新研究的前驱期4个时期。在李先生的创导下，台湾的人类学者纷纷进入汉人社会研究，王崧兴、庄英章、王树民、王秋桂、陈祥水、林美容、胡台丽、翁玲玲、张珣、余安邦等都为开拓和发展汉人社会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亦园先生在台湾对汉人社会研究的开拓先行了一步，为大陆学者做出了样本，这股学术热浪首先拍到了离台湾最近的福建，早有人才储备的厦门大学便捷足先登了，其领军人物就是陈国强先生。

陈国强教授，1931年出生，福建厦门人。1947年毕业于厦门英华中学，同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留校当林惠祥教授的助手，开始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曾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问题评议组委员，国家教委民族问题评议组委员，中国民族学会、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后任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福建民俗学会会长、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顾问等职。

1958年，他为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高山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在福建各地调查少数民族及散居于大陆上的高山族同胞。1963年主编《高山族简史简志合编》，1982年主编《高山族简史》，并独立撰写与合著了《台湾高山族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风情录》等一系列著作，是大陆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权威。

与此同时，他为在中国恢复与发展人类学事业到处奔走、呼吁，并积极付诸行动。1981年5月在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陈先生作为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长，积极组织分散在各学科中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人员从事人类学研究，为在中国人类学的恢复，以及发展中国人类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主要著作有《建设中国人类学》《中国人类学》《人类学论丛》《高山族史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民俗》《闽台惠东人》《百越民族史》《闽台考古》《闽台婚俗》《闽台岁时节日风俗》《台湾原住民的姓名》等。

陈国强教授思维敏捷，治学严谨、勤勉，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他没有建构高深的人类学理论，但并不影响他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他曾多次赴香港、台湾访问﹐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是1949年以后大陆首批访问台湾的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调查高山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位大陆学者。2004年7月31日逝世。

陈国强教授对汉民族研究的推动主要凸显在对惠东人的研究上。

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位于泉州市东北部，东临台湾海峡，西接洛江区，北邻泉港区，南隔泉州湾与晋江市相望，辖16个乡镇，面积720平方千米，人口93万。公元981年，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取“以惠安民”之意置惠安县，迄今已经有1000余年。惠安因城北有山似螺又简称“螺”，是泉州客家人最集中的地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层状倾斜，以丘陵为主。惠安是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据统计，目前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惠安人有170多万，其中迁移到台湾的有90多万人。惠安以“渔业之乡”、“建筑之乡”、“石雕之乡”著称于世。

根在河洛的惠安人，历史积淀深厚。91岁的吴敏继老先生翻出厚厚的家谱介绍说，他的祖先仁禄公为河南固始人，唐朝末年携带家眷千里跋涉至惠安，繁衍生息至今已经40余代，是吴氏入闽鼻祖。

惠安大部分男子多出外谋生或出海打鱼，大部分惠安女自然成了建设家乡的主力军。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补渔网、敬公婆、教子女，里里外外一把手，真可谓全能媳妇。

在惠安，惠安女是惠东半岛海边的一个特殊的族群，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勤劳的精神闻名海内外。惠安女，从狭义上来说其实是惠东女，主要分布在福建惠安东部崇武、山霞、净峰和小岞四个镇，是地地道道的汉族。她们的服饰，也深深地影响着周边的乡镇，如东岭、东桥和辋川等。据当地人说，几百年前，她们由中原移居于此，因海边生活为防风而佩戴花色头巾和橙黄色的斗笠，花巾上还有编织的小花和五颜六色的小巧饰物；上身穿着紧窄短小的衣服，露出肚脐；下身穿着特别宽松肥大的裤子，腰带是扎在肚脐下面。

就是这个以惠安女为特点的汉族特殊族群——惠东人引起了以陈国强为代表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人类学切入，开始推进汉民族研究。

1984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他们在重点研究东南地区古代和现代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开始对这一地区的汉族进行研究，并在以惠东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汉族社区研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惠东地区（即福建省惠安县东部沿海地区）是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想区域，但除了叶国庆、林惠祥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曾对这里的长住娘家婚俗作过一些研究外，学界少于问津。1984年，蒋炳钊等到惠东作了关于惠东女的专题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从事包括社会文化、体质测量和考古在内的人类学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在这些成果中，《崇武大岞村调查》^[22]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项目“闽台惠安人研究”的中期成果之一，也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从事汉人社区调查的成果之一。书中对惠东崇武镇大岞村的环境、历史沿革、人口与体质、方言、渔业生产的变迁、传统渔业设施、技术与知识、家庭与宗族、民间自愿社团、教育与文化传承、风俗、民间信仰、民间故事与传说等作了客观、深度的描述与阐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部关于汉人社区的人类学民族志著作，为汉民族的研究独辟蹊径，不仅填补了汉人社会民族志研究的空白，也为汉学人类学进一步比较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书一面世，即受到海外汉学人类学界的关注。

此后，陈国强等对20世纪80年代时惠东人的研究成果，《惠东人研究》和《闽台惠东人》20世纪在90年代初陆续出版。《惠东人研究》^[23]一书是在香港召开的“两岸惠东人协作研讨会”的论文集。书中讨论了惠东人研究的理论架构、惠东的历史、地理与对外关系、台湾的惠东人移民问题、惠东的劳动分工与妇女地位、社会化中的性别差异、惠东人的意识、惠东的宗族组织、民间信仰、长住娘家习俗等问题，并有许多新的见解与解释，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闽台惠东人》^[24]一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项目“闽台惠安人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从局部分析惠东文化的独特性入手，到整体认识惠东文化的总归，讨论和阐释惠东地方文化体系各方面情况和特征以及惠东地区与台湾惠东人的关系等，得出惠东文化是中原迁入的汉族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在惠东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中长期流变的结果，是汉民族文化的地方性变异的论断。作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汉民族研究的力作之一，颇受汉学人类学界的瞩目。

此外，在陈国强的影响和组织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还多次组织调查组，将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及闽西、江西客家地区以及整个闽南区域。出版了《长汀涂坊客家》和《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等对客家研究有影响的著作。

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对于大陆的学术界来说，是一个从万马齐喑向万马奔腾转型的时代。因台湾学者在60～70年代已从人类学切入了汉人社会研究，所以，得地利之便，福建厦门大学的人类学者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迅速跟进，从人类学切入了福建的汉人社会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此后30多年的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大多集中在福建，陈国强、庄孔韶、王铭铭、范可、郭志超、石奕龙、张小军、阮云星等人类学者的田野点也多在福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纵观汉民族研究进一步开拓的20年，前10年由台湾李亦园先生身先士卒，开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之先河。在台湾学者继续前进的后10年，厦门大学的学者在陈国强先生的带领下在福建披荆斩棘，在福建开辟出了汉人社会研究的新园地。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转型时期，大陆的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以《江村经济》在国际上开研究己文化及现代社会风气之先的费孝通先生洞察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情况，敏锐地感悟到：

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作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25]。

其他许多学者与费先生都有同感，师从中国著名民族学人类学家岑家梧先生，1965年从中南民族大学（当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分院）毕业的徐杰舜，积20年对汉民族研究的思考和实践，于1985年4月2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汉民族研究刍议》，呼吁加强汉民族研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刚调入广西民族学院的徐杰舜向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提议召开全国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

这个提议得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由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牵头，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广西民族研究所5家共同发起组织，1987年6月23日～25日首届“全国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召开，从而举起了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大旗。

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有识学者积极地投入到汉民族研究的田野（包括文献田野和现实田野）之中，开始了汉民族研究的学术耕耘，在这个热情涨起来的学术氛围中，不少学者带着田野的风尘，夹着文献的稿本走进了20世纪90年代。而从对汉民族研究推动作用的角度来评估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那么由费孝通对汉民族研究的感悟、李亦园在台湾对汉人社会研究的开拓和陈国强在福建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建构了汉民族研究的费孝通—李亦园—陈国强时期。

（四）第四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10年代）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10年代是汉民族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有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基础，学者们携带着80年代汉民族研究进一步开拓的热风，把汉民族研究推进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历史人类学范式的汉民族研究书系陆续面世；二是乡村人类学范式的回访式研究的展开；三是族群人类学范式的汉人社会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四是海外华人研究在汉民族研究中的地位呈现；五是汉民族研究会的成立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

1.历史人类学范式的汉民族研究书系的陆续面世

最先运用民族学理论研究汉民族史的徐杰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积6年之功，于1986年完成了《汉民族发展史》的撰写，又费6年之力，在牙含章先生的支持下，于1992年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出版顿时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关注，陈连开称：“徐杰舜先生的《汉民族发展史》可谓捷足先登。”^[26]李远龙认为：“真正系统、全面、名副其实的第一部汉民族史应推徐杰舜教授的《汉民族发展史》。”^[27]所以《汉民族发展史》不愧为开山之作，1995年8月，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以“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说它“是一部全方位审视汉民族的史书”。“它的出版发行结束了世界上最大民族没有民族史的状况。”^[28]

（1）《汉民族发展史》：汉民族研究三级跳的第一跳。

《汉民族发展史》的问世实际上是徐杰舜汉民族研究书系三级跳的第一跳。这在民族学理论基础实现的第一跳，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汉民族起源分主源和支源说，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三部曲，分析了汉民族发展三部曲，论证了汉民族的四大特征，描述了汉民族的代表文化。但由于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类学刚开始重建，徐杰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汉民族研究理论准备并不足，受苏联民族理论影响还较多较深，所以《汉民族发展史》一书中对历史人类学的应用较生硬，充其量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如从民族发展规律的视野对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表述，从民族性的角度对汉民族性格的分析，从文化层面对汉民族文化的归纳，但仅此，写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汉民族史来说已难能可贵了，所以至今中国政府网“汉族”条，基本上依《汉民族发展史》写成。所有这些既显示了徐杰舜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学科背景，又反映了他潜在的人类学情结和学术关怀，这恐怕都是徐杰舜求学时的导师，中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岑家梧先生对他的影响所至。徐杰舜在汉民族研究上的第一跳，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建构了汉民族研究具有特色的历史人类学范式。

（2）《雪球》：汉民族研究三级跳的第二跳。

《雪球：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分析》^[29]（以下简称《雪球》）的出版，是徐杰舜在汉民族研究上的第二跳。从1986年《汉民族发展史》写成算起，到《雪球》出版，历时13年；若从1992年《汉民族发展史》出版算起，到《雪球》出版，历时7年。在这段时间内，人类学学科得以重建，在学术道路上，徐杰舜已基本完成了从走向人类学到走近人类学的学术转型。在这个基础上徐杰舜在汉民族研究的第二跳上大大超越了自己。1999年10月，乔健先生在读了《雪球》后说：

传统的人类学从来没有过，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对这么大一个对象，有12亿人口的一个民族作一个总的分析。我们过去的人类学家都是习惯找个村子，找个部落，从Park（帕克）到Refer Bulan（莱佛·布朗）都是这样，所以费先生就把开弦弓村作为他的点来研究，一直研究了60多年，并且从开弦弓村发展到小城镇，发展到地区，最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讲，那个时候他就做到了整个文化，还提出了全中国一盘棋的观念。这样他在分析方面，在运用方面，把人类学的方法从一个小的社区扩展到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徐先生这本书呢，我想也是沿着这条路，作为一个示范而且是比较更具体、更充实地从各方面来做，从另一方面看，也实现了好多老前辈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梦想。

徐先生这本书里头运用了不少田野的资料，运用了不少语言学的资料，运用了很多考古学的资料，这些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有非常权威的示范作用的，很值得提倡，尤其是在世纪之末，可以说，它为中国的汉民族研究开创了新的典范。^[30]

乔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在当时广西民族学院领导奉江和荣仕星的支持下，1996年在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徐杰舜任中心主任。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的一个专门研究汉民族的学术机构。其意义在于这是在少数民族身份的领导干部的支持下，在民族院校建立的汉民族研究学术机构，为徐杰舜搭建了一个可以对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术平台，使他如鱼得水式的获得了学术舞台。

二是这第二跳不是徐杰舜单枪匹马完成的，而是由陈华文（浙江师范大学）、徐华龙（上海文艺出版社）、周耀明（南宁市社科联）、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韦东超（中南民族大学）、彭清深（西北民族大学）、鲁刚（云南民族大学）、高有鹏（河南大学）等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完成的120余万字的巨著。

三是自觉地引进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对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民族”^[31]汉民族作了族群结构分析，创造性地建构了族群结构分析样本。

四是充分地运用人类学的民族性理论，对汉族各族群的人文特征作了勾勒，画出了一幅又一幅汉族不同族群的性格图像。

五是熟练地应用人类学的文化多样性理论，对汉族各族群特有的文化作了描述，绘出了一幅多样性的汉族文化地图。

六是以人类学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对语言学家们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进行了重组和新的诠释^[32]。

七是从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在理论的阐述方面，将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中国民族理论相结合，提出形象的“雪球”理论。“雪球理论”突破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也突破了一般按社会形态来写的理论^[33]。

八是从对汉民族族群的分析中，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出了“族群结构论”，使人们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解剖民族共同体，从结构的深层次认识民族的整体性，从结构的可变性把握民族过程。

所有这些都反映和表现了作为《雪球》主编的徐杰舜在运用历史人类学进行汉民族研究的匠心，正如他在《雪球·导言》中所说：“《雪球》的主要研究特点在于：一是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二是对中国的现实社会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三是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和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相结合，探索一条汉民族研究的新路子。”这就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体现。所以容观敻先生认为：“《雪球》在运用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方面站得比较高，写得比较深刻。”彭英明先生认为：“《雪球》是采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汉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层次剖析的一次成功尝试。”^[34]周大鸣先生认为：“《雪球》一书的贡献在于：首先是研究方法上，《雪球》将人类学的方法与历史学方法相结合。该书依据汉民族研究的特点，将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将历史人类学发挥得淋漓尽致。”^[35]

（3）《汉族风俗史》：汉民族研究三级跳的第三跳。

正是在汉民族研究坚实的第二跳基础上，五卷本180万字的《汉族风俗史》^[36]的出版使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的第三跳又超越了自我，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说过：“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但现状却一直让钟敬文先生深感“这不太容易”^[37]。著名的民间文化学者刘锡诚先生也曾十分感慨地说：“中国风俗史的研究，在我国学界一向是十分薄弱的。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于1902年出版以来，几乎雄踞了20世纪的一百年而未见来者。其间，虽然有各种专题的著作陆续问世，但属于风俗通史一类的著作则一直阙如。”^[38]这个“阙如”在2005年被徐杰舜的汉民族研究三级跳的第三跳填补了。

徐杰舜以及周耀明（后调入广西民族大学）、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陈华文（浙江师范大学）和陈顺宣（浙江师范大学）等所组成的学术团队为了这一跳，足足准备了20年。除了人员的变动之外，最重要的是学术建构，究竟怎样写？还真不太容易。最后是人类学的理论点拨了他们，徐杰舜在《汉族风俗史·自序》中说：

1995年7月参加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的闭幕式时，“听了费孝通、季羡林、乔健、韩国金光亿、日本中根千枝等大师们的讲话。费先生的闭幕词讲的一段关于人类学后继有人的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再一次感受到学术的接力棒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铸成的，我想种的汉族研究的第二棵树，必须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做肥料才有可能“成林”。于是我下决心今后要参加讲习班的学习，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1996年元旦刚过，我冒着零下10摄氏度的严寒到北京大学参加了第二届高级研讨班的学习……我发言的题目是《汉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会后我又读了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书，整整思考了一年多，向1997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高级研讨班提交了《汉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和方法论》的论文。这一次的学习和思考，对我正在进行的“汉族历史文化”课题研究起了关键性的根本性的改造作用。

就是在徐杰舜走进人类学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用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对流淌了数千年的中国汉族风俗文化的历史长河，进行了全程性的“水文测量”。他带领学术团队大胆地把人类学的理论与历史学、民俗学结合了起来，上至汉族的源头，下到民国时期，以历史变迁为经，以生产风俗、生活风俗、礼仪风俗、岁时风俗、信仰风俗和社会风俗六大风俗事象为纬，把民俗事象置于广泛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及人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察，详尽地描述了汉族风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化，努力揭示了汉族风俗的特点和演变规律，重构和再现了汉族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俗状貌，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巍巍汉族5000年精神的历史长卷。

这一跳，从民俗史方面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了起来，突出表达了在民俗史研究中理论思考的体系问题，发现并提炼出风俗文化史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脉络，不仅抓住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还别出心裁地建构了自己风俗史研究的框架，一方面徐杰舜及团队坚持了人类学的民族性理论，在全书中尽力凸显了各项风俗事象的民族性；二方面运用了人类学的文化变迁的理论，在全书中努力叙述了各项风俗事象的变迁情况，正如钟敬文先生在《汉族风俗史·序》中所说：

多年来我就希望有一部有分量、有水平的风俗史问世，这次看了《汉族风俗史》清样，心中十分欣慰，尤其是他们提出在风俗史的研究中要注意风俗的民族性的观点，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一部中国风俗史，如果光讲汉族的风俗史，而没有少数民族的风俗史，那只能是汉族风俗史，而不是中国风俗史。而要写中国风俗史，一定要包括少数民族的风俗史在内。同时，我也十分赞成他们提出的在风俗史的研究中要注意风俗的历史性的观点。众所周知，所谓“史”就是事物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在风俗史的研究中，只有从动态上注意掌握风俗事象较早出现的时间和状态，注意掌握风俗事象变迁的阶段和状态，注意掌握风俗事象中兴盛流行的时代和状态，才会有历史感。对风俗事象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密切关注，把风俗事象置于更为广阔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察，是这部风俗史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39]。

三方面是徐杰舜及团队在对汉族风俗的形成、流布、特点及嬗变史的论述中，充分叙述了汉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如何与周边民族的风俗发生交融和吸收的；四方面是徐杰舜及团队在史料的发掘、钩沉和比较中，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情势下的风俗的嬗变，总结和概括出了汉族风俗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使人们从书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化底蕴，不能不感悟到风俗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窥测这一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凡此等等在学术上的建树，正如刘锡诚先生在评论徐杰舜等所著的《汉族风俗文化史纲》^[40]时所说的那样：

他们提出的“风俗文化是每一个族群或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分民族、族群的主要标识之一”“风俗史是国家、民族或族群形成、发展和变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论，在学理上的阐述，使风俗学和风俗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不仅厘定了风俗史叙述和论列的对象，而且确立了风俗在民族、族群和国家识别上的地位，以及风俗史在历史学，特别是文化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41]

这样，使《汉族风俗史》这部巨著成了解读汉族民族史的另一把钥匙。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徐杰舜及其学术团队用了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汉民族研究的三级跳，建构了汉民族研究的历史人类学范式。

2.乡村人类学范式汉人社会回访研究的展开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在人类学全面复兴的背景下，乡村人类学范式汉人社会回访研究在中国全面展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取向和态势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学术成果，从人类学传入中国开始，就基本上集中在乡村汉人社会研究上。

（1）西方人类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乡村社会开始的。

189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参与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他认为中国既已成为了“乡村”，那么把握了乡村自然就把握了中华文明。所以，明恩溥在该书中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42]他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更明确地指出：

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一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德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43]。

在“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这种西方中国观的影响之下，年轻的西方人类学家们也把汉人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运用人类学对中国乡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20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ysm，1925）一书。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9所大学的61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240村，用县、村及家庭3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凡此等等，西方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的这些考察和研究，奠定了乡村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基础。

（2）中国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是从乡村汉人社会开始的遥

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等。从此之后，乡村人类学汉人社会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先后出版20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

（3）中国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又是从乡村汉人社会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 Brown）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3个月的讲学活动。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从此，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学的中国乡村调查和研究。这时，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后林先生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著名的《金翼》。他的人类学研究生涯都是从乡村汉人社会开始。费孝通则在江苏开弦弓村进行了考察，后来在英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写成了著名的《江村经济》。可见，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先生，虽分别留学英、美两国，但君子所见略同，他们的学术生涯基本上都是从中国乡村汉人社会研究开始的。

（4）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就建构在乡村汉人社会这块土地上遥

20世纪30～40年代是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内迁到西部地区。而在大后方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活动的主要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其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等著作。此外，费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英文版首次面世的林耀华先生的《金翼》（The Golden Wing），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典范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类学迎来的第一个学术发展高峰是建构在乡村汉人社会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的。

正是在这个学术传统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重建后，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这期间的重要代表作是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这是费孝通先生从1981年东山再起以后一直到1991年约10年间研究乡村社会小城镇问题的文集，是对乡村社会社区研究方法的新开拓。还有从不同角度进行乡村研究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庄英章的《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凡此等等，催生了乡村人类学范式汉人社会回访研究的学术热潮。

20世纪80年代，费先生多次重访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写下了《三访江村》等文章。老一辈人类学家的回访再研究，启发了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教授，他开始把回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调查点的想法付诸行动。经过庄孔韶等新一代人类学学者多年的努力，第一批回访的研究成果《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结集出版，为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社会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回访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和展示了林耀华、杨懋春、葛学溥、杨庆堃、波特夫妇、满铁调查者和杜赞奇在7个著名田野点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回访再研究，兰林友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赞奇访问过的华北，是以多姓村为主的地区，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很少，而且还有“同姓不同宗”的情况，是一种“残缺宗族”；周大鸣论述了葛学溥访问过的广东凤凰村已走上乡村都市化的轨道；覃德清挖掘出来了波特夫妇访问过的广东茶山镇的茶山文化底蕴；阮云星针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回访中的宗姓群体问题，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宗族论来把握和阐释义序的宗族变迁；孙庆忠在杨庆堃曾经调研过的广东南景看到了“传统农民的终结”；潘守永在山东台头从多个层面列举宗族控制势力与宗族问的矛盾回应杨懋春的早期结论，即中国乡村研究存在的两大关系，一是家庭关系，二是村落关系。

以庄孔韶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们在对中国乡村汉人社会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中，为乡村人类学的研究界定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和乡村社会（peasant society）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二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的回访与再研究（revisiting study）的学术检视，并强调指出，多元化视角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后，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主要有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潘守永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阮云星对福建义序的研究：《义序调查的学术心路》；美国学者黄宗智等人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6个村庄的调查资料（《中国农村贯行调查》6卷本），分别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作了研究报告。兰林友对照满铁资料，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作过研究的华北6个村落，并以后夏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撰写了《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

在对费孝通的禄村、许烺光的喜洲、田汝康的那目寨进行再研究中，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的再研究》，把费先生《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制度以及消遣经济背后的公共仪式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

有价值的是回访研究，不仅打通了新老人类学者之间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使得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还进一步夯实了乡村人类学研究汉人的基础，大大扩大了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平台，强化了乡村人类学以汉人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旋律。(www.xing528.com)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一文中曾说过：

对于“家乡”或“乡土”的现代迷恋是有关地方（the local）或区域（the regional，汉语中称为乡土、地方）的现代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句话对乡村人类学以乡村汉人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乡土中国”情结，应该是一个形象的写照。从乡村汉人社会研究切入到对乡村汉人社会田野点的回访，这就是汉人社会研究乡村人类学范式发展的路线图。

3.族群人类学范式对特殊族群研究的兴起

族群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汉民族研究的范围，学者们的学术眼光不再仅仅停留在整个汉族的身上，而是深入到汉族内部的族群结构，关注到一些拥有独特文化的特殊族群，从而使汉民族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形成了以客家人、屯堡人和平话人研究为代表的族群人类学范式。

（1）客家人研究的繁荣。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稳定文化特点的一个族群。其历经千年，由古代中原汉民族南迁后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融合而形成。

客家研究早在1933年已由罗香林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而开了先河。1950年，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进行了剖析和考证，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当时人们还只是把客家人当作汉族的一个支系或民系而已，没有族群的概念。此后，客家研究几乎沉寂了30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复兴，大陆方面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发表了一批论文。台湾方面则出版了一批专著，尤其是1978年，台湾联亚出版社出版的陈运栋的《客家人》一书，在罗香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海内外自20世纪初以来的关于客家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客家话和客家文化，成了将30年代罗香林的客家研究与80年代客家研究兴起的一座桥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家学研究全面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

一是客家研究学术机构蜂起。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北京客家联谊会、深圳中国客家学研究会、梅州市客家学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江西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福建龙岩学院客家研究所、四川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家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等，蔚然成规模。

二是客家研究学术刊物相继问世。主要有《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客家人》《客家学研究》《客风采》等，建构了客家研究的学术园地。

三是客家研究学术成果累累。这个时期客家研究在族群理论的观照下，与历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在客家源流、客家传统文化、客家方言、客家妇女、客家民间宗教、客家传统圩市经济与现代化、客家乡村社会变迁、客家海外移民与原乡社会等等方面，并对客家内部粤东、闽西、赣南三块客家最集中区域内部之间的文化差异的研究，客家外部客家文化与赣文化、与广府文化、与潮汕人的比较研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争鸣，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格局，不仅大大丰富了客家研究的内容和体系，还使客家研究逐渐形成为族群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主要有刘佐泉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1991年），张卫东的《客家文化》（1993年），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1994年），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1995年），《客家形成发展史纲》（2001年），王东的《客家学导论》（1996年），杨彦杰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1996年），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1996年），吴永章的《客家传统文化概述》（2000年），谭元亨的《客家圣典》（1997年），黄伟经主编的《客家名人录》（1992年），周建新的《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2006年）。

其中必须提出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从事粤北地区的客家民俗研究12年。十多年来，他以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运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行走于客家地区的山寨乡村，进行实地考察，积极推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客家研究。劳格文除用了十几年时间主编过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20本客家研究丛书外，最近又主编出版了《客家传统社会》（中华书局，2006年），此书是一部对中国的客家聚居区域的历史渊源、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以及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民风民俗、岁时节庆等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客家地区社会生活传统的学术著作。

此外，各地还出版了一批丛书，主要有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客家文化丛书》（10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3册），花城出版社的《客家学丛书》（6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客家研究文丛》（10册），《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客家区域文化丛书》（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丛书》（已出版7册），等等，甚为壮观。

四是非客家籍的学者加入了客家研究阵营。随着客家研究的繁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研究的趣向转向客家研究，从而改变了以往客家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44]。

客家研究的繁荣并成为一门汉人社会研究的热门，为族群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树立了典范。

（2）广府人研究的兴起。

随着人类学的复兴，以及在客家研究的影响下，广府人的研究迅速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不久，该系的人类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应该对汉族区域文化进行重点研究。在孙庆忠对时任系主任黄淑娉教授的访谈中，黄教授说：

1990年9月我被任命为人类学系主任。在上任的全系教工大会上，谈到本系要开展的研究工作时，我提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的研究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自己的特色。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人类学要进行汉族的人类学研究，许多学科的研究都与汉族有关，但都不是把汉族作为一个族的群体来研究的，而且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进程中，缺乏对汉人的研究。这之前我也一直主张开展汉族的研究。不研究汉族的问题，少数民族研究的问题就解决不好。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从古至今都密切结合在一起，想不研究也不行。^[45]

1993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课题“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获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组织了34人的研究队伍，在17个县市进行调查，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广东的族群，重点是汉人社会，研究同源于汉族又各具地方特色的广府、潮汕、客家等民系及其文化，同时也研究少数民族。

就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东开展人类学田野考察之时，广东著名考古人类学家杨豪先生在1996年第1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率先发表了《“广府人”考略》一文，考证了广府人的迁粤线索，广府方言育发的历史过程，以及广府方言当今保留的内涵，认为广府人及其方言是隋唐迄宋间岭南民族历史发展组合的产物，从而揭开了广府人研究的第一页。

此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黄淑娉主持下经过近5年的考察和研究，于1999年6月出版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1月出版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46]。这两本著作在建构族群人类学范式之时，立足汉人乡土社会，运用了人类学的整体观，使人用宏观的眼光作微观的研究；运用了人类学的比较观，目睹和感受了不同族群的不同社会文化，同一族群的多文化现象，以及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不仅抓住了广东汉族族群的文化特点，而且运用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着重以个案研究揭示文化的本质；运用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并兼顾大、小传统，对广东汉族族群文化人格进行了探索，塑造出了不同族群的文化人格，并从整体上把握了一个广东区域的文化形貌。

中山大学的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异军突起，于2001年出版了《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47]，从人文地理和角度阐述了岭南各民系（即族群）的变迁、分布和发展的历史，及其不同的物质、精神文化层面的风格与异同，并提出建立民系人文地理新格局的对策和措施。阐述了岭南各族群形成的历史地理基础，以及变迁、分布和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了他们在语言、风俗、宗教等精神、制度文化层面上的异同；对比了他们对环境感知和对土地、矿产、海洋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差异和利弊得失，以及各族群地区城镇体系、交通网络、聚落等物质文化的特质和风格比较，既是地理学的，又是人类学的。在此基础上，对比了各族群文化圈接触与整合的形式和后果，并提出了评判族群历史人文地理格局的地位和作用，建立族群人文地理新格局的对策和措施，为汉人社会族群人类学范式的建构增添了新的血液^[48]。

这三本书虽然涉及广东汉族的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三个族群，对各族群的物质生产、生活俗制、民间信仰、人文地理、族群心理的描述分析，族群关系及对外交流、社会变迁都有论述，但由于客家人早已形成热门，潮汕人与闽南人相关，福建的学者已有成果，而广府文化是广东文化的主要代表，所以广府人是这三本书对族群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贡献。

在广府人研究的兴起中，实力强大的中山大学虽然出了代表性的成果，但并没有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但东方不亮西方亮，2009年12月，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成立、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联合共建的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正式落户佛山；2010年3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落户广州东方文德广场，广府人研究机构仍然应运而生。

（3）闽南福佬人研究的振起民。

闽南人号称甲天下，分布于福建漳州、泉州、厦门、龙岩、台湾大部分地区和温州东南部，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自古以来以勤劳拼搏的精神，著称于世。更由于台湾汉族移民中闽南人（包括所谓本省人、福佬人、鹤佬人、学佬人、闽南人等）占主流地位，有17000余万，所以当汉人社会研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振起时，闽南人研究成了当然的主体，其代表作是1985年林再復的《闽南人》（三民书局）。

在台湾学者的强势影响下，广东和福建逐渐跟上，前述1999年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以及2001年司徒尚纪的《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均已涉及在广东被称为“潮汕人”或“福佬人”的汉人族群，但对闽南福佬人研究在大陆的代表作则是2000年厦门大学陈支平先生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陈先生从历史切入，积多年的研究的感悟，考证了北方汉人入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福建汉族族群人——福州人、闽南人、兴化人、闽北人、客家人、龙岩人的分布，论述了福建汉人族群之间的相互交融，以及汉人族群与少数民族血缘文化的融合，概括了福建汉人各族群的人文性格以及福建汉族的人文特征。陈先生在一览包括闽南福佬人在内的福建汉族各族群之中，为族群人类学范式的建构提供了一个闽南福佬人研究的另样样本。

（4）屯堡人研究的勃起。

在东南沿海的学者们大兴客家人、广府人、闽南福佬人研究之风时，地处内地云贵高原大山深处的屯堡人研究也悄然勃起。屯堡人的图片形象20世纪80年代在媒体上亮相后，80年代初，屯堡地戏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参加马德里等地演出，到90年代中期，安顺地戏应邀外出访问表演成为热潮，过去认为是封建形式的“跳神”以“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登场，屯堡文化的研究以地戏为切入点勃起了，在汉民族研究中如同惠安女一样，屯堡人研究迅速建构了汉民族研究的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最早进入屯堡人研究领域的是以翁家烈为代表的贵州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大多汇集在贵州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1995年编辑的内部刊物：《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集》中。可见屯堡人的研究基本上与东南沿海的汉人社会研究同时起步，所不同的一是东南沿海的汉人社会研究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而屯堡人研究起步时基本上局限于贵州学者；二是东南沿海的汉人社会研究的成果公开出版较早，而屯堡人研究的成果公开出版稍晚。贵州学者曾对屯堡人与屯堡文化研究勃起的过程作过概括：

屯堡人与屯堡文化研究方法也有一个从单一到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基础到深入的过程，同样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进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是安顺本土和部分贵阳学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方面，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相对也比较单一，主要是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进行了典籍文献和研究材料的收集、整理、汇编。通过田野调查的收集、整理所获得的大量民间资讯材料和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文本、图片、音像及实物等四大类。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随着研究者范围的扩大，国内学者的不断介入，使屯堡研究有了更多学科学术背景的观照。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的冲突和影响等视角进行研究，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引入了屯堡研究^[49]。

经过学者们近30年的努力，屯堡人研究硕果累累，发表了一批论文，出版了一批专著，建构了一支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队伍，开拓了屯堡人研究的学术园地——《贵州民族研究》和《安顺学院学报》，搭建了挂靠在安顺学院屯堡研究中心的学术平台——贵州省屯堡研究会，使屯堡人研究风头大兴，成为汉人社会研究的新热门。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代表作是2005年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运用族群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超越以往屯堡人研究的水平，以广阔的视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实证材料，首次对一个典型的屯堡村落进行了多学科与多种方法并用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结构解析。描述和刻画了屯堡乡民社会与传统的主流乡土社会在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与差异，揭示并回答了屯堡聚落及其文化现象在长期留存中变与不变的张力和秘密；提出了旨在描述和刻画屯堡文化性状结构与系统特征的“自组织机制”和“亚稳定结构”概念，为发现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及其现代性转换所必需的传统支撑，作出了富有启示的探索与思考，使传统的地方性研究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具有了普泛性的意蕴和价值^[50]。从中可见，《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不仅超越了一般的屯堡文化研究，也为族群人类学范式的汉人社会研究树起了一个标杆。

（5）平话人研究的鼓起。

在中国南方汉人社会研究中鼓起最晚的是平话人研究。

平话人是汉族一个聚居在广西，以及湘南、粤北、滇东部分地区的族群。因其所操方言称为“平话”，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故称平话人。

平话人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得很古远，甚至比客家人的历史古老得多，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人涉足。最早进入平话人研究的是徐杰舜，从1986年到1988年，他与政治系、历史系和民族学专业的本科生们对涉及广西平话人的极大部分县市进行田野调查式的普查，撰写了267篇调查报告。1988年他将部分调查报告与从地方志中摘录的广西汉族来源资料汇编成《广西汉族考察》。与此同时，从1987～1991年当时在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留学的松本光太郎，先后3次对平话人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写成《汉族平话（蔗园）人考》，1993年3月发表在日本东京经济大学《人文自然科学论集》第93号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一期全文转发（略有删节）。这篇文章主要涉及的是桂南平话人分布、历史及语言，可以视为对平话人进行族群人类学研究的开山篇。

有意思的是平话人民间对自己的来源也十分重视。1996年，由南宁市友爱村主持的关于平话人的来历的研究成果，覃芝馨主编的《友爱村志》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友爱村志》最有学术价值的是姓氏源流一章，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到平话人移民迁出地山东、河南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基本上澄清了平话人是从今山东迁出的误传。紧接着学者们纷纷跟上，1996年袁少芬在长沙举行的第三次国际汉民族研讨会上宣读了《汉族孤岛文化现象探析》^[51]一文，将平话人归之为“孤岛文化现象”之一。1998年，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吸取了已有的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关于平话人研究的成果，把平话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族群，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平话的形成及特点，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平话人形成的历史及人文特征。

此后，徐杰舜与罗树杰、徐桂兰等带领他的研究生侯井榕、罗彩娟、覃锐钧、杨清媚、林敏霞、朱志燕、何月华、梁冬平等10余人，对平话人进行了为时长达8年的田野考察，于2008年出版了由徐杰舜主编的“平话人书系”三种：《平话人印象》《平话人图像》《平话人素描》，约170万字。“平话人书系”的出版，终于把藏于“深闺”的平话人推上了学术舞台，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华南开发史的内涵，还把族群人类学范式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向人们揭开了历史盖在平话人脸上的“红盖头”，使平话人走出了“深闺”，走上了中国的学术舞台，为族群人类学范式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增添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4.海外华人研究在汉民族研究中的地位呈现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52]。华人泛指所有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都是华人，含大陆、港、澳、台之中国人及海外一切华侨华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中国汉族移居国外，可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古代。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日本，其中就有人留居他乡。进入唐代，才有较多的中国汉族定居国外，这可视为华侨史的开端。纵观1300多年来中国汉族移民海外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唐代到南宋（618～1270年），为汉族逐渐向外移民的时期。这个时期，人数大约为10万多人。第二个时期，从元代至清代中叶（1271～1840年），为汉族移民大量增加和汉族移民在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确立的时期。这个时期，人口已达100万以上。第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1841～1949年）。为汉族移民大规模移民高潮时期。这个时期，汉族移民人数已达1200多万人。第四个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估计已有3000万人。其中90%已加入当地国籍，华侨大约只有300万人^[53]。由于人数庞大，汉族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国民族。

有学者认为：华人移民之所以为世人所瞩目，是因为它具有缺一不可的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数量庞大，绝对数遥居世界之冠。二是分布广泛，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三是表现优异，在商贸、科技、文化、教育、金融甚至政界全面开花，可谓群星灿烂。但三点中，以第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若单论分布广泛，印度移民不让中国。若单论表现优异，犹太移民又不让中国。西方学者为什么对中国汉族感到不可思议？有一家外媒报纸的文章这样描写华人：

不信教的中国人头脑特别发达。他们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劲和机智，有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能力，有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有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秉性，可谓集大成于一身^[54]。

这就是中国汉族移民对世界的震撼力，对世界的魅力，对世界的张力。本来华人移民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在当下，全球化力量、科技力量、美国力量和中国力量4种力量在影响世界之时，遍布世界的中国汉族能不引起世界的注目吗？水到渠成，此情此景此态势下袁海外华人研究中国汉民族研究的地位当然呈现。

5.汉民族研究会的成立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

在汉民族研究逐渐兴起的过程中，学术界在高度认同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的态势下，1994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时称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时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广东汕头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等单位筹备发起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以下简称分会）。同年10月国家民政部社团司正式批准成立，为汉民族研究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分会成立前，曾举办过两次汉民族学术研讨会，首次研讨会由广西民族大学发起，早已在1987年在南宁举行了，前已有述，在此不赘。第二次称为“囯际汉民族研究学讨论会”，1989年3月26～28日在广东汕头举办，除中国学者外，还有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100多人与会。从此之后，分会参与举办的汉民族学术会议大多冠以“囯际”之名。

分会成立后，到2010年为止，先后举办了8次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

1996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在长沙举行；

1998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广西大学承办，在南宁举行；

2000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福建省社科联承办，在泉州举行；

2002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宝鸡市人民政府、炎帝研究会承办，在宝鸡举行；

2003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在昆明举行；

2005年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由山东章丘市人民政府、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承办，在章丘举行；

2006年，第五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及2006年汉民族研究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河南省政协、洛阳市政协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在洛阳举行；

2007年，汉民族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承办，在成都举行。

这8次会议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出版了论文集，沉淀了学术成果。在此，最值得提出的是费孝通先生出席了2000年在泉州举行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作了《关于汉民族研究的一些想法》的大会发言，这是费先生自1986年在《盘村瑶族·序》中提出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不行的意见之后，在汉民族研究专题会议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讲话。他再次强调：

汉族的大多数人民是农民。我对汉族的研究，较为集中在对汉族农民生活和农村变化的研究，较为集中在农村和农民如何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转向工业化、城镇化、集约化、逐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民族研究必须包括历史上影响最大和人数最多的汉族在内。

但这次费先生高瞻远瞩，他更关注的是汉族及汉民族研究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在20世纪中华民族所获得的民族独立解放和实现了各兄弟民族的大团结，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变革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的面貌发生重要的改变；那么，21世纪中华民族将实现现代化和在现代化基础上的复兴，更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深刻的跃进，同时也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伟大的贡献。这个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55]。

所有这些，对正确认识汉民族，积极宣传汉民族研究，促进汉民族研究学术交流和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认同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民族研究的学术史目前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笔者从历史人类学范式的汉民族研究书系陆续面世；乡村人类学范式的回访式研究的展开；族群人类学范式的汉人社会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海外华人研究在汉民族研究中的地位呈现和汉民族研究会的成立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连续举办五个方面作了粗浅的概述，使人们可以从学术史的视野中去阅读《中国汉族通史》，从而去感悟汉民族史的独特张力和魅力。

【注释】

[1]百度，汉学研究。http://baike.baidu.com/view/878595.htm

[2]王韬：《蹲园——艾录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83页；又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96页。

[3]《饮冰室文集》卷五·学说二。

[4]《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徐杰舜、彭英明：《民族新论》，南宁：广西人民岀版社，1987年，78-82页。

[6]马戎：《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其实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初版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28年6月出版，1934年再版。

[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序，北京：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版。

[8]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对民族下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286页。

[9]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载《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1954年。

[10]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1]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前20年间史学争鸣的热点问题，被称为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

[12]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2、35页。

[13]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赵造读后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

[14]李亦园，《我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生涯》，载《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27页。

[15]李亦园，《我的人类学田野研究生涯》，载《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29页。

[16]《口述历史访谈之二：李亦园先生访问记录》，载台北：《思与言》第41卷第3期。转引至曾玲：《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3）。

[17]李亦园：《台湾民间宗教的现代化趋势》，载《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210-211页。

[18]赵树冈：《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9]李亦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海外华人研究研讨会”祝贺词》，郝时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转引至曾玲：《李亦园教授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0]徐杰舜问，李亦园答:《人类学要关心人类的未来——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五》，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1]参阅刘安全：《李亦园：从小传统看大世界的人》，载陈其斌等主编：《人类学的中国大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18-356页

[22]陈国强、石奕龙主编：《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

[23]乔健、陈国强、周立方主编：《惠东人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

[24]陈国强、叶文程、汪峰合著：《闽台惠东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25]费孝通：《盘村瑶族·序》，载胡起望等：《盘村瑶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26]陈连开：《圆园世纪汉民族研究概述》，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

[27]李远龙：《筚路蓝缕开启来学——中国汉民族研究述评》,载《阴山学刊》，1999年第1期。

[28]新华社北京1995年8月8日电；1995年8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8月12日香港《大公报》。

[29]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0]蒙本曼：《人类学本土化的示范之作——〈雪球〉出版座谈会纪要》，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1]张海洋、徐杰舜：《汉族：说不清特征的民族》，载《中国国家地理》，2010年第8期，52页。

[32]孟凡夏、刘振贵：《徐杰舜教授如是说：汉族是一个越滚越大越结实的雪球》，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

[33]周大鸣：《汉民族研究的新里程——〈雪球：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分析〉评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34]蒙本曼：《人类学本土化的示范之作——〈雪球〉出版座谈会纪要》，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5]周大鸣：《汉民族研究的新里程——〈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评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36]徐杰舜主编：《汉族风俗史》(全五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37]钟敬文：《一个民族应该有一部像样的民俗史》，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38]刘锡诚：《风俗史研究和写作的新路》，载《光明日报》，2004年5月25日。

[39]钟敬文：《研究中国风俗史要注意民族性和历史性》，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40]徐杰舜、周-明：《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此书是《汉族风俗史》的大纲。

[41]刘锡诚：《风俗史研究和写作的新路》，载《光明日报》，2004年5月25日。

[42]［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1页。

[43]［美］明恩溥：《中国人德行》，张梦阳、王丽娟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4-5页。

[44]周建新等著《江西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12页；谭元亨主编：《广东客家史》（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923-942页。

[45]参见孙庆忠：《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淑娉教授访谈录》，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46]均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47]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48]李海东：《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评〈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3年第5期，2007-11-06 http://www.sinobook.com.cn/comment/newsdetail.cfm?iCntno=4683

[49]吴羽、龚文静、张定贵等：《屯堡文化研究评述》，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50]吴羽、龚文静、张定贵等：《屯堡文化研究评述》，载《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51]袁少芬：《汉族孤岛文化现象探析》，载何光岳主编：《汉民族的历史与发展》，长沙：岳麓书院，1998年。

[52]新加坡商人钟天-倾注4年心血，投资400万元出版的《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从2007年6月中旬至2009年4月，13名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有撰稿经验的年轻人，带着“世界各地的华人，你们过得好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钟天-的资助下，先后出发前往106个国家。几乎只要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足迹，其中包括一般华人游客极少涉足的地区，如位于南美洲北部的苏里南（Suriname）、亚洲的东帝汶、非洲的苏丹、大洋洲的斐济、欧洲的冰岛。这些地方的华人过得好不好？《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就是答案的汇总。全书三册150万字、1000张图片，共计1800多页，新加坡美都出版社，2010年出版。

[53]葛公尚认为海外华人约有3500万人，见葛公尚：《试论海外华人研究在汉民族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

[54]转引自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增订第2版，143页。

[55]社会学视野：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xuejierenwu/feixiaotong/2007-04-07/1280.htm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