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文化凝聚力，使雪球越结实

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民族凝聚力通常蕴涵着两重性：一是外在的、历史的、地域的或带强制性而形成的具有外在因素的内聚力量；二是内在的、文化心理的，人们世代相传、互相沟通、互相吸引的精神内聚力量。这两重性统一于历史和社会凝聚的活动中，并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通过民族成员的活动表现出来^[13]。汉族的凝聚力从方块汉字、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表现得最突出，使汉族这个雪球不仅越滚越大，而且越滚越结实。

（一）方块汉字强化了汉族的凝聚力

汉族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凝聚力？方块汉字起了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本质的标志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纽带，特别是汉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特点，就把汉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在一起，把汉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程，都完整地、系统地保存在汉字文献的宝库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汉族的历史业绩作为遗产一代传给一代，千古不朽，而汉字在汉族上下5000年历史的锤炼之下，也就锻铸出了稳定、简明和方块形的民族特点。

就稳定来说，从古今用字情况来看，《十三经》累计589283个字，但不重复的单字只有6544个，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古代用字的最高约数。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编的《汉字频度表》，是根据21629372个字的材料统计的，不重复的单字也只有6335个，这也基本上可以代表现代用字的最高约数^[14]。从这个比较中，可见古今汉字实际用字的数量基本相当，说明汉字的稳定。正因为如此，所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对汉字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他说：汉字“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读的一首诗无论是在基督时代（即1世纪），或者公元1000年以后，或者是昨天写的，从语言学观点上看，对他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写的，他都能够理解并欣赏它。可是在别的国家，书写文字随着口语的演变，在很少几个世纪中可形成一种实际上完全新的文字。今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很少能看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国文献。最早期的文献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后才能了解。对中国人说来，数千年的文献都能了解；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他们文字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15]。

就简明来说，古代的汉族由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限制，或契于龟甲，或铸于钟鼎，或刻于竹简，或写于帛，从而形成了与口语有一定区别的书面语，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文言文”。而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简明扼要，极短的文字，往往包含有极丰富的内容，凡读过文言文的人都会有这个体会。更重要的是由于汉语是一种非形态的，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的语言，所以一个汉字作为一个符号，既表示一个音节，又表示一个语素，还表示一个意义，汉字就成了“形、音、义的结合体”。这样汉字就与汉语“简短明确”的优点相适应，使之与英、法、俄、西班牙文相比，不仅无多词之难，而且书写也简明，现在联合国5大工作语中以汉字本最薄就是一例。

汉字区别于世界上一切其他民族的文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字形成方块。在世界民族文字中方块汉字是别具一格，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字，它不仅有书法性的节奏美、线性美，而且方块汉字的“形”能传达丰富的信息，既有猜读的可能性，利于阅读，又有联想以至想象的余地，有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www.xing528.com)

正因为汉字具有稳定、简明，形成方块的民族性特点，所以其在汉族的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对汉族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内聚作用。众所周知，尽管汉族方言林立、复杂，但是文字却是通用的，无论讲什么方言的人，只要将其方言写成汉字，除个别的土语俗话以外，在交流上就没有什么障碍。所以由于汉字的统一性，就维系了汉族整个民族的生存。从汉字对统一汉族共同语言的作用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对汉族的凝聚作用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16]。汉字就是汉族灵魂和根的象征。

（二）文化认同强化了汉族的凝聚力

人类学家们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以汉族滚雪球的形成为例，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之所以能在滚动发展中凝聚成雪球，而且越滚越结实，文化认同是其重要的原因。

先秦史告诉我们，夏、商、周三族先后在黄河流域崛起时，其经济文化都属于灌溉农业类型，夏民族的大禹治水自不待言，而且他还“身执耒舀，以为民先”^[17]。连畜牧业始终比较发达的商民族的远祖契，也曾“佐禹治水有功”^[18]，相土的三世孙冥也因“勤其官而水死”^[19]，成为商民族的“禹”。而周民族的始祖弃“好耕农”曾为尧的“农师”，被认为是五谷之神而被尊为“后稷”^[20]。所以在《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反映了周民族灌溉农业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此外，楚民族和越民族火耕水耨羹鱼^[21]的农业经济文化与夏、商、周诸族的农业经济文化虽有区别，但无本质的不同，故而奠定了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

夏、商、周、楚、越诸族的文化认同突出表现在“诗经”文化的认同上。《诗经》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春秋之时，《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越人吴公子季札早于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观周乐，对与《诗经》基本相同的各国风诗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精当的评论。自称“蛮夷”的楚人受周文化的影响，已能诵读《诗经》。《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诗经”文化的认同还反映在部分蛮、夷、戎、狄之中，如自称“我诸戎饮食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22]的西边姜戎首领驹支，在驳斥了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盟会的攻击后，“赋《青蝇》而退”^[23]。《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24]。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汉族这个雪球凝聚，在越滚越大的同时，也越滚越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