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治安恶化，对扁政权不满日益加深

台湾早在李登辉时代就号称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然而，民众用选票选出的政府，是希望它的执政能够代表和体现主流民意，能够给社会带来安宁和幸福，是发展经济，逐步提高生活的品质，增强社会的亲和力而不是其他或相反。陈水扁自称为“台湾之子”，是台湾人民最最忠实的“公仆”，选举前曾为台湾人民许下诸多美好的诺言，台湾不少民众确实信以为真。然而，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实际体验，民众却越来越发现不对了。

（一）政治上“台独”意识挂帅，造成岛内族群撕裂、民意大失

在陈水扁执政的8年中，他不顾台湾经济和民生一路下滑的现状，狂热地、不顾一切地、想方设法运用一切手段推动“台独”理念的实现。诸如，推动“公投”“制宪”“加入联合国”等，搞得岛内民众应接不暇。各党派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跟着“跳舞”。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7年两次大选前夕，他极力玩弄“公投绑大选”，企图将广大台湾民众绑上推进“台独”的战车，更是前所未闻。然而，台湾的多数民众还是清醒的，他们不愿意为“台独”理念背书，更不可能为实现陈水扁的“台独”而冒两岸交火、再起战端的风险，最终以选票教训了陈水扁。2003年陈水扁企图通过“防御性公投”为其推动“台独”造势，当时虽然国亲两党怕影响选票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大量无党派人士，如“立委”陈文茜、高金素梅，作家李敖乃至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等代表方方面面的民众，用各种方式揭露和驳斥搞“公投”的荒谬，呼吁选民以拒绝领票或投废票的方式说“不”。结果，使其因投票人数未能达到“占总投票人数的一半”的门槛而失败。2008年，陈水扁故伎重演，再次以“入联公投”挑起统独议题，企图为大选加分；国民党则以“返联公投”相区别，结果分别以投票率仅达35.82%和35.74%而再次遭到民众的否决。

此外，陈水扁和民进党利用掌控权力的优势，大肆攻击政坛对手，每逢大选，都动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方式和手段，抹黑、抹红对方，揭老底，乃至诬陷栽赃，无所不用。可以说，为了抢夺政权或保住政权，使出了浑身解数，制造了数不清的“事件”。诸如经济案、绯闻案等，结果是使台湾族群撕裂，难以弥合。

政坛在陈水扁的掌控下，从其政治需要出发，他可以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前后出现完全不同的态度，一再表现其投机、善变与欺诈的本性。诸如，陈水扁连任后，由于受到岛内泛蓝阵营的严重制衡和大陆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等一系列反“台独”举措的制裁，迫使其不得不尝试向中间路线靠拢，包括举行“扁宋会”鼓吹政党和解，采取对部分人事和政策进行调整等举措，企图表面上左右逢源，以图政权的稳定。但是，这些举措往往尚未实施就立即受到深绿势力的强烈反弹。台湾《联合报》2005年3月4日引述李登辉女儿李安妮的话说：“老人家叫扁相亲没叫他上床。”可谓极具讽刺效应。多位“台独”分子如辜敏宽、黄昭堂等纷纷请辞“资政”和“国策顾问”等职，不少民进党铁杆党员退党加入台联党，绿营内部对阿扁的不满日益公开化。在内部日益强大的压力下，陈水扁再次表现出善变的个性和投机、逢迎的政客嘴脸。他刚信誓旦旦地“保证遵守扁宋会共识”，随后就予以扭曲否认；一会儿肯定“连宋”大陆行，一会儿又通过“府院党”会议达成限制两岸交流的“七点共识”；一会儿声称期待“扁胡会”，一会儿又说“两岸没什么好谈的”；前边刚骂过李登辉，后边又紧跟着想方设法与之修好；年初声称要“政党和解”、与激进“台独”划清界限，年末逢选举又再次给泛蓝阵营“抹红”“抹黑”。如此拙劣的表演，表明陈水扁“政权”已是内外交困、黔驴技穷，政策上进退失据、前后不一，距离民众愿望已越来越远。

更为民众始料不及的是，民进党在历次竞选中所标榜的“清廉”“进步”形象也开始大打折扣。就在陈水扁“政权”政治上迷失、荒谬、无能的同时，一向以“清廉”自诩的民进党高官相继被媒体曝出涉嫌贪腐的丑闻。一时“高铁案”“股市秃鹰案”“中华电信释股案”“高捷弊案”等一连串疑似“金权勾结”、利益输送的弊案相继浮出台面。民进党政权正在急速“失政失德”、失掉民心。

（二）经济发展趋缓乃至停滞，社会两极分化明显

陈水扁执政的8年，台湾经济形势是“内冷外热”，即岛内经济持续不景气，而依赖外贸特别是与大陆的经贸发展使其获利良多。尽管如此，台湾经济整体仍然发展趋缓乃至停滞、物价上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准下降。

就经济指标而言，台湾8年来经济增长指标一般维持在4%左右，个别年份（如2004年和2007年）达到5%以上。但是，台湾当局公布的数据，往往受到一些权威机构的质疑。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10月中旬公布的2007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为4.61%。亚洲开发银行12月中旬经修正提高后数据显示，仅为4.3%。因此，当局公布的数据被媒体认作是“选举数字”，显然有为拼选举造势之嫌。广大民众则从自身的实际感受，对几年来的经济状况强烈不满。如《天下》杂志2007年年底的调查显示，高达72%的受访民众对岛内经济不满意，创下5年来新高。这与台湾前些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形成明显的反差，到陈水扁下台，经济不仅没有实现明显好转，甚至远远落到周边原来并驾齐驱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后边。

经济不景气的另一表现是，物价上涨。2007年下半年以来，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汽油、柴油、面粉、食品、奶制品及运输等主要物价指数更呈“疯涨”之势。据统计，500多种民生物价指数的平均涨幅高达18%。岛内舆论则指出，核心物价走势年增率创下8年半以来新高。这不能不说是陈水扁创下的又一“政绩”。与此同时，岛内民众的名义工资虽然有所增长，但是实际收入却呈现负增长趋势。例如，2007年，台湾当局基于选举考量，有意提高劳工基本工资标准，但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或效益不好，并未得到真正落实。10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工业与服务业平均月薪为42 246元新台币，其中经常性（固定工资）薪资为36 891元，虽然分别年增长6.9%与1.6%，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质上经常性薪资反而下降1.5%。另据台湾“主计处”12月份的统计显示，民进党执政7年来，台湾包括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的薪资只增长8%，远低于同期韩国的67%、新加坡的26%（《劳工薪资成长，台湾排名垫后》，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12月17日）。台湾民间的统计数据则显示，77%的企业已经连续5年没有调薪，2007年劳工平均工资较2006年下降了2.6%。实质工资的下降，使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大。(www.xing528.com)

据台湾当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10月岛内平均失业率为3.92%，失业人口达43万人，加上隐形失业人数，实际失业率至少超过7%。特别是在物价上涨、实际收入反而负增长的情况下，失业问题更显得突出。其中尤以青年和女性受害为深。据民间统计，青年在2007年前三季的失业率持续高达8%，其中大学生以上学历毕业生的失业率更高达40%。广大妇女受到的冲击更大，据台湾“内政部”的数据显示高达60万人。失业严重使台湾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导致不少人因绝望而自杀。

台湾社会经济上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明显加剧，“M型社会”问题突出。所谓“M型社会”，原本是由日本学界提出的。它指的是代表多数与社会安定力量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一种社会形态。这一现象近年来在台湾日益显现，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据统计，岛内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家庭年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23.7倍扩大到2007年的36.2倍。据台湾“主计处”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跻身“百万年薪俱乐部”的人数高达92.5万人，而年薪不到20万的增加到122.3万人。如果按年所得十等分计算，在台湾730万户家庭中，最低所得组家庭73万户年总收入不到32万元；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73万户家庭年总收入达到163万元，两者相差高达5.2倍（数据转引自党朝胜、李贺《2007年台湾社会的基本特点综述》，《台湾——2007》，第219页）。台湾《天下》杂志2007年年底的调查显示，高达85%的人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台湾《联合报》的年底民调更有89%的人认为岛内贫富差距拉大。这必然使大多数民众深感社会不公平，普通民众日益感到生活艰难。

（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民众生活环境堪忧，不满情绪加重

陈水扁当局醉心于“台独”，既无力发展经济，也无能改善民生、安定社会，致使社会治安日益恶化，诈骗、抢劫、色情、轻生乃至杀人等案件频繁，民众对生存环境日益不满。依据台湾一些媒体的揭露，主要表现为：

首先是诈骗案件层出不穷。由于扁政府统治下的经济持续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赚钱不易，不少人“转行”行骗，致使台湾被称为“诈骗王国”，是世界上诈骗犯罪最严重的地方。据台湾消费者基金会的统计，仅2004年前三个月发生的欺诈案件，平均每个月就有3 300多件，每天高达111件。另据台湾《联合报》当年4月下旬所做的民调显示，有67%的民众接过诈骗电话，10%左右的人接过10次以上的诈骗电话，有2%的民众遭受到财物损失。电信公司的资料则表明，每年台湾的2亿条短信中，竟然10%是欺骗性短信。问题是，此类案件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有增无减。到2007年，据警方统计，1—8月，全台诈欺报案总数达18 822件，诈骗金额44.5亿余元新台币，其单笔诈骗金额最高达5 000多万新台币，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在这些电信诈骗的背后，是个人资料被无辜地泄露或转卖。台湾警方2004年4月破获一个专门贩卖客户个人资料的案件，竟查获1 500多万笔个人资料，包括台湾最高层官员的个人资料。被泄露的资料包括姓名、信用卡号、收入状况等，有的甚至涵盖了该人的职业、宗教信仰、医疗状况、汽车牌号、子女就读学校等信息。诈骗手法可谓五花八门，主要有“中奖型”“募捐型”“假绑票真诈财型”“亲人事故型”“套交情型”“退费退税型”等，令人目不暇接。一些企业和机构对客户个人资料保护不力，内部个别人以此贩卖客户个人资料牟利，更为恶劣的是一些政治人物用不正当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使骗术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传播，以致上行下效，使诈骗几乎无处不在，令民众心惊胆寒。

其次是抢劫、枪击、暴力等重大刑事案件极为嚣张。台湾多年来社会治安不好，黑道盛行。诸如，常年靠绑架聚财得逞的悍匪张锡铭及其4名党羽竟然在2004年7月26日公然与200名左右警察展开激烈枪战，而匪首张锡铭却毫发无损地在激烈交火后安然脱逃，直至第二年才得以落网。据台湾警方2004年保守估计，台湾黑枪数目应超过3.4万支，而黑道装备超过警方配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黑枪主要来自于走私，也有不少是从军队中流出。尽管台湾当局先后主导过不少“扫黑”行动，然而枪击事件仍然不断。以陈水扁下台前的2007年为例，仅2—3月，高雄、台中就相继发生多起恶性枪击事件。5月，台北县议员吴善九在光天化日之下竟遭枪击身亡。6月，包括“立委”洪秀柱、李敖等8位“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先后接到子弹恐吓信。如此恶化的治安环境，加剧了岛内一般民众的恐慌心理。

此外，色情、毒品泛滥，严重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台湾的媒体，无论是网络、电视，还是杂志等刊物，色情节目、暴露镜头、图片以及色情文章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变迁，岛内色情业很快搭上了科技列车，通过计算机、手机等新型科技手段，直接入侵到民众家庭。台湾“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监督联盟”于2003年12月16日公布的“色情媒介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37%的网络使用者每天都会接触到色情相关信息，41%则为3天一次。可见，岛内大型门户网站色情信息充斥。此外，电视和刊物往往专门开辟情色专版，以吸引观众，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渗透也越来越明显。在此种氛围下，一些台湾当局党、政、军官员收红包、喝花酒、入赌场乃至桃色事件时有所闻。上行下效，社会腐败事件更是日新月异。青少年则成为最大受害者。

与之相联系的是毒品泛滥更趋严重。一方面传统的海洛因、摇头丸、冰毒等不断被查获，且查获的数量不断刷新纪录；另一方面成本更低、毒性更强的新兴毒品又继而问世。据台湾警方公布，2006年4月在基隆与台中两地一次性起获市值8亿元新台币的高纯度海洛因近49千克打破台湾地区近3年来一次缉毒数的最高纪录。9月，台检调单位又在台北市破获特大贩毒案，一次起出重达56.1千克、市值10亿元新台币的高纯度海洛因。2007年2月，台调查部门破获最大的货柜毒品走私案，共起获安非他命、K他命142.4千克；不久台湾刑事局又在4月一举破获200千克的大宗毒品走私案。8月，调查部门又破获规模最大的K他命制毒工厂，起获其成品、半成品达400千克，市值达3亿元之多（《破K毒工厂，市价3亿元》，台湾《自由时报》，2007年9月17日）。与此同时，岛内吸食毒品的人群不断扩散，继2006年发现大批演艺界人员吸食毒品后，2007年更发现至少有2%的大学生吸毒，甚至连佛门净地也不能幸免。其他则表现为，不少人沉湎于赌博；有些人面对社会的无奈、无助和无望，乃至产生轻生念头。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04年4月3日一天之内，全台湾竟然发生13起自杀事件，其中11人不幸死亡。台湾“卫生署”统计，台湾平均每3小时就有1人自杀，并以14~44岁的青壮年自杀比率增加为多。而台湾精神医学会统计，截至2004年9月，10年来台湾自杀率增长了1倍，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

此外，官员的贪腐、黑道的盛行，不少人或出走，或轻生，或铤而走险，反映了社会风气的不良乃至道德的沦丧，价值观念的错乱。社会治安的恶化，更使得一般民众难以获得安定的生活条件。所有这一切，必然迫使广大民众对陈水扁政权越来越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