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台湾大选结果引人质疑

依据台湾修订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二条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4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的规定，陈水扁在2000年5月就任“总统”后，还有一次继续参与选举“总统”的机会。根据这样的规定，有人算过一笔账，即在台湾的政治日程上，台湾新领导人如果想得到这次连任的机会，那么在他第一任内就职到任内中间仅有一年又七个月的“无选举阶段”，新领导人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可以放手展开他的施政及政策布局。而后，他又要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下一次选举。然而，陈水扁在这个时间段内的施政却乏善可陈。台湾在陈水扁的领导下，经济持续衰退。2003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1%，导致失业严重。据台湾“主计处”2003年1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岛内失业人口达49.9万人，失业率为4.98%；广义失业人口72.6万，其失业率为7.09%。特别是刚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失业率尤为严重。据台湾“1111人力银行”2003年9月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走出校园的学生，75%面临失业；其中高职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的高达89%。与此同时，扁政权应对“非典”不力，造成疫情蔓延，引发台湾旅游业“最大的灾难”，交通、旅馆、餐饮、零售业连带下滑，严重打击了民众的消费信心。

与此同时，社会治安恶化，枪击、诈骗、公共安全等恶性案件频出；社会上层则黑金盛行，官场贪腐事件不断。民进党是以标榜反黑金上台的，但是上台后却在打击黑金上采用两手策略，并在执政后也同样迅速黑化。诸如，陈水扁上台后曾信誓旦旦地说要把军购案查个水落石出，结果因李登辉涉案甚深而不了了之。影响颇大的“新瑞都弊案”，因民进党人涉案，却未得到深入调查。如此等等，不能不使人感到新的司法不公与政治介入。社会上警察等权力部门腐化严重，色情、赌博泛滥。据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于2003年11月10日透露，台北市警界狂收“规费”，大赚黑钱，光是色情酒店私下给警察的关照费用，每个月就多达2 400万元。台湾的一些官员则充分利用“温柔之乡”的条件，频繁出入色情场所。台湾《壹周刊》于2003年年初曝光，“内政部部长”余政宪每周三至周四去一间隐秘的楼中楼——凯旋门美发厅接受妙龄女子按摩。随后，台湾媒体大量透露，许多官员都隐秘地进入一些私人会所接受“招待”。世风日下、社会品格下降，民众痛苦指数攀升，轻生、不育现象严重。民众对陈氏政权的满意度急剧下滑。据台湾TVBS电视台2003年7月的调查显示，对陈水扁施政表示非常满意的只有4%，还算满意的23%；不太满意的37%，很不满意的已达22%。（朱显龙：《2003年台湾社会综述》，《台湾——2003》，第317—321页）。

尽管如此，陈水扁不是将主要精力用于考虑如何提高施政满意度，而是急于为争取连任布局。因为，在他和民进党看来，民生如何，民众满意度如何都是次要的。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保住政权，延续其政治命脉。为此，陈水扁再次祭起“台独”的法宝，变本加厉地煽动“公投”“制宪”和“台湾正名”，挑动两岸对立，继续加大对国民党等泛蓝势力的打压，给其扣上“联共卖台”的红帽子，进行抹红战、抹黑战，迫使其主打的“两岸”“财经”等议题失去着力点。

面对即将到来的2004年大选，国民党与亲民党等泛蓝阵营曾给予极大的期望。他们在痛定思痛之后，曾予以相当时间的整合，及时形成“连宋配”以迎战进行政权保卫战的“陈吕配”，企图通过命运攸关的决战，夺回失去的政权，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然而，在陈水扁利用执政优势大打“统独牌”，加大组织战、文宣战、资源战的情况下，泛蓝阵营为胜选考量，特别是为争取中间选民考量，在“国家认同”、大陆政策上一退再退，几无底线，随民进党起舞，表明其本土化趋势进一步加深。直至年底才喊出“支持公投，反对台独”的口号（台湾《联合晚报》，2003年11月21日）。尽管如此，泛蓝阵营凭借传统的政治资源和几年来的整合，已具有相当实力并取得相对多数民众的认同。据选前民调显示，“连宋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在台湾选举中，各个政党乃至各个派系，为了一己之利，其手段、做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前景难测，扑朔迷离的场景。就在蓝绿对决的关键时刻，3月19日下午陈水扁与吕秀莲在台南市拜票途经文贤路与金华路路口时，突然遭到枪手两粒子弹的袭击。陈水扁与吕秀莲被立即送往奇美医院验伤医治。这是台湾大选史上首例“总统”候选人遭枪击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岛。一时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暴力，并停止竞选活动。陈水扁经医院验伤，并不严重，但却迟迟不露面，并立即指示“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激活“国安机制”（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是康宁祥、“国防部长”是汤曜明）。民进党的宣传车和地下电台在情况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公然在台湾南部散布“是外省人刺伤了阿扁”，使该事件持续发酵。而“国安机制”的启动则使全岛处于紧急状态，并使台湾大约6万军人无法参加第二天“3.20”投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国安机制”的激活，是在“国家”处于紧急危难时刻的非常举动，军队等维持“国家安全的机构和部门，广大军警必然要加强戒备而不能如往常一样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事后《中新网》2004年4月15日报道，台湾“立法院国防委员会”14日再度针对“国安机制”激活后军方留守人数举行秘密会议。据国亲“立委”秦慧珠、卢秀燕等转述，台军方当日至少有6万人无法投票，若再扩大估计，留守人数可能多达10万人。长期以来，尽管陈水扁对军队上层进行大量调整，不少军方高层表示效忠政府和“国家元首”，然而广大官兵对陈水扁4年来的执政不满则是相当明显的。不管事后邱义仁等如何狡辩，相当一部分官兵被取消投票权则是不争的事实。(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氛围和体制下，3月20日陈水扁保住了连任“总统”的宝座。选前民意一路领先的“连宋配”最终以29 518票的微小差距（“陈吕配”得 6 471 970 票，得票率为50.11%；“连宋配”得6 442 452票，得票率为49.89%）输给了民进党的“陈吕配”，失去了重新执政的机会。然而，在“中选委”公布的结果中，此次选举废票却高达337 297张，接近先前历次大选的3倍。当选战尘埃落定，得以稍稍冷静后，相当多数民众，特别是国亲两党的广大党员感到不对了。枪击案的作用、激活“国安机制”、如此多的废票等，为何如此巧合？为何两组候选人差距如此小，而废票却如此多？他们开始感到可能被耍弄了，可能上了某些人的圈套。大批泛蓝支持者开始聚集，群情激愤，发展到50多万人的集会抗议。他们抗议选举不公，要求重新验票，调查“3.19枪击案”，并举办“人民要真相”等持续抗议活动。国亲联盟则决定立即提出“当选无效”和“选举无效”之诉（台湾《中央日报》2004年3月21日），使抗议活动从街头转入司法程序。

台湾社会为此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司法大验票、“3.19枪击案”调查等7个多月的审理，台湾“高等法院”于11月4日和12月30日分别判决“连宋”提出的“当选无效”和“选举无效”败诉。尽管“连宋”对此极为不满，表示还要继续上诉，然而陈水扁的“总统”还是继续当上了。

事后检视此次选举，人们不难发现枪击案显然起到了增大陈氏票源的作用。因为，一是突如其来的两颗神秘子弹，使台湾社会受到空前震撼。尽管陈水扁伤势不重，但是“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借机散布子弹还在陈水扁身上的言论，明显增加了选举的悲情意识。二是陈水扁乘机立即宣布激活“国安机制”，造成至少6万官兵无法参与投票，而蓝绿双方最终差距不过2万多张票。其中作用，明眼人自会判断。所以，枪击案可谓“一石两鸟”。三是废票之多，史无前例。其中原委一时难以厘清。四是事后台湾警方虽然找了著名“神探”李昌珏现场勘查，并宣布查到一个已经自杀的嫌犯枪手陈义雄予以结案。然而，终归是死无对证，且警方至今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其中疑窦众多，难以服人。社会舆论至今认为该案仍处在神秘的面纱下。这样，陈水扁尽管继续在“总统”宝座上发号施令，然而人民对他当选的正当性不能不产生怀疑。

再看国民党及泛蓝阵营在选举及选后的举措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① 仍然不善于选举。特别是不善于与在街头耍弄政治的痞子进行抗争。“连宋配”虽然在民意调查中始终领先，但在拟定选举议题及文宣造势等方面反而常处于被动地位，不仅不能切中陈水扁的要害，反而在“正名”“公投”“制宪”等问题上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② 在突发如此“震动”面前，显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以致反应迟钝，应变能力差。“3•19枪击案”发生后，国民党一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没能看到对未来自身选情可能产生的冲击，反而采取了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措施，即宣布停止一切竞选造势活动，而不是暂停或延后选举，尽快弄清真相。③ 抗争不力。面对自身认为明显不公平的选举及其选举后果，国民党高层意见不一、步调不协调，也不善于抓住时机搞街头抗争；在未能掌控行政、司法大权的情况下天真地转入司法程序，实际上已处于令人宰割的境地。国民党及泛蓝阵营稀里糊涂地输掉了选举，但是广大国民党员和泛蓝的支持者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成为日后反对扁“政权”的中坚。

而凭借两颗神秘子弹以极其微弱多数票得以连任的陈水扁“政权”的正当性，却越来越受到大多数民众的怀疑和指责；他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压缩；他的贪腐丑闻越来越浮上水面；他的真实面貌也越来越为民众所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