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控政推行台独路线

民进党尽管以微弱多数上台执政，却充分利用刚刚抢夺到的“中央政权”，极力稳定局面，积极推进“台独”路线。

（一）“全民政府”快速倒台

陈水扁上台后发现，虽然当上了“总统”，其政权基础却相当薄弱。他为了因应弱势“总统”及民进党在“立法院”只占有不到1/3席位的局面，不得不以退为进，低姿态向过去的政敌、过去被他辱骂过的国民党党政军界元老登门拜访、道歉，企图以此缓和矛盾，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在新政府的组成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延揽一批包括唐飞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民党、工商界人士入阁，组成所谓的“全民政府”，企图通过模糊政党界限来换取施政的顺畅。然而，本质上的“少数政府”不是换个门面就可以充“全民”的。陈水扁固然善于变戏法，施政却要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并要得到大多数政党和民众的认可。否则，只能是自找其辱。结果，唐飞“内阁”组建不久即陷入施政泥潭。

1.理念不同，遭遇内外制约

唐飞原为国民党籍，且为前任“国防部部长”。他虽贵为“阁揆”，但实际上很难得到民进党的信任与支持。陈水扁启用他是为了争取国民党对其的支持，以减低其施政压力。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不仅没有缓和国民党对“新政府”的压力，反而民进党必须解决如何与唐飞合作的问题。诸如，民进党一向公开反核，停建第四核能发电厂（以下简称核四）一直是民进党主流的共识；然而唐飞认为他没有理由反对核四的兴建，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同时，唐“内阁”又受到在野党在“立法院”的掣肘。例如，唐“内阁”本想在施政上有所作为，曾提出每周公休二天、缩短工时、“老人福利津贴暂行条例”等方案，结果这些提案在“立法院”都在国民党为主的在野党强力主导下被扼杀。也就是说，不管“全民政府”开出什么支票，只要不合在野党的胃口，送到“立法院”就会被枪毙。所谓“全民政府”，从成立开始就遭到内外夹击，显然难有作为。

2.施政效果不彰，金融危机深化

当时，台湾金融危机日益深化，唐“内阁”却束手无策。各财经部门因理念不同、默契不足而各吹各调，使各种财经政策朝令夕改，导致经济和金融问题成堆，投资者信心受挫，股市一跌再跌。2000年7月25日，台股跌破 8 000 点，9月18日跌破“7 000点信心档”。此前，7月22日，又爆发“八掌溪事件”。当时，4名（三男一女）在嘉义县番咯乡八掌溪下游施工的工人被洪水围困，他们紧紧抱在一起，苦撑了两个多小时，但政府机构互相推诿，救援直升机迟迟不到，最终被洪水吞噬。由于电视媒体在场，整个不幸事件现场直播至全岛，引起民众对新当局施政的强烈不满。陈水扁的施政满意度迅速下滑，唐“内阁”的支持度也从59%下降到39%。

3.民进党的不满情绪升温，公然炮打唐“内阁”

陈水扁胜选上台后，民进党不少成员本来是欢欣鼓舞、弹冠相庆，都认为这下有官可做。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态却使他们在“政府”内所占据的位置不多，于是心存不满，有的甚至公开声称“民进党不是执政党”。这既反映了民进党不少人急于抢官要权的心态、对陈水扁启用国民党人的不满，又对唐“内阁”施政形成了重大冲击。特别是在核四案以及新政府施政不利等问题上，引发了民进党人的焦虑与不安，以致发生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数度炮轰“行政院院长”唐飞，逼迫其下台。在内外强大压力下，唐飞“内阁”无法施政，不得不于10月3日辞职，仅存在了137天（从5月20日至10月3日），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届“内阁”。

其后，陈水扁不顾民进党弱势执政的事实，决定由民进党籍的“行政院副院长”张俊雄接任“行政院院长”，从而出现名实相符的“少数政府”执政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必然使民进党的政府施政颇为困难，致使政争连续不断。陈水扁上台之初最为突出的就是核四之争。2000年10月，“行政院”不顾“立法院”早就通过的建设第四核能发电厂，且一次编足8年预算的事实，强行宣布停建，结果引发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的强烈反弹，换来在野三党的罢免“总统”和“副总统”案，迫使民进党不得不收回成案，于2001年2月14日宣布核四复工。

在陈水扁持续执政的8年中，相继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是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和张俊雄，均为清一色的民进党成员。陈水扁两次均是以相对微弱的多数选票当选“总统”，但却长期维持民进党的一党天下，实质是为其一步步推行“台独”理念，做了组织保证。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等泛蓝势力则联手制衡，从而在台湾政坛长期上演蓝绿对抗的场景，进一步造成社会的撕裂。这种局面，必然使民进党政府施政不顺，绩效不彰。然而，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却顽固坚持其政治主张，一步步将台湾引向分裂祖国，实行“独立”的道路。

（二）在政治上顽固坚持“台独”党纲，走分裂祖国的道路

陈水扁上台时，从其执政策略出发，曾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得不承认“海峡两岸人民源于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声称“我们相信双方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与创意，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在既有的基础上，以善意营造合作的条件，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而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即简称“四不一没有”的承诺）。这里，陈水扁从现实的功利主义出发，虽然没有正面宣示“台独”立场，但却显示了“台独”的实质。陈水扁是律师出身，年纪虽然不大，却是玩弄文字的老手。他在其就职演说中，将“一个中国”说成是未来的问题，将“四不”保证的前提归结为“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中共对台动武，他的所有“保证”都将化为零。显然，陈水扁在这里玩弄的仍然是小政客的伎俩。

众所周知，陈水扁是民进党的中坚，是典型的“台独”代表。他本人高喊过“台独万万岁”的响亮口号。在他参选期间炮制的“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1999年11月15日发布）中，一再强调“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互不统治、互不管辖的国家；在不影响主权独立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基于相近的文化与血统根源，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应比一般国家之间更为特殊、更为密切；两国特殊关系的走向，以及任何改变现状的决定应经台湾人民同意”。不仅如此，陈水扁在另一份“宪政体制白皮书”中进一步提出：“台湾自1949年以来，就已经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独立了半个世纪。”为了使台湾“独立”“合法化”，他进而提出“修宪”的主张。他认为，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大中国宪法”，在领土规定上还包括大陆地区，“所以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而是以中华民国为名的大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为了“明确台湾的主权独立国家地位”，必须“修宪”，从“宪法”的层次上实现“台独”。他还强烈主张：“任何涉及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现状之变更的议案，均应经台湾人民的公决同意”，认为“公民投票将是2 300万台湾人民用来对抗对岸中国政权吞并台湾的最有力、也是最后的武器”，“公民投票是台湾人民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最后一道防线”。

1.否认“九二共识”

他上台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公开否定两岸曾在1992年形成的“一个中国”的“共识”，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2000年6月20日，他在就职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就大言不惭地说：“1992年的事情，对岸说有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但我方认为，好像事实不是这样，‘一个中国’的问题，有讨论但是没有共识……所以如果说要有‘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6月30日，他在会见美国访客时，再次否认“九二共识”，声称决不陷入一个中国原则的“陷阱”。7月31日，他在第二次记者会上则将“九二共识”偷换为“九二精神”。其后，陈水扁之流在宣扬和推行“台独”路线上更加肆无忌惮。2001年10月，他在花莲县为民进党候选人站台助选时，进一步攻击“九二共识”，说“承认一中就是亡国”，“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谁认同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和接受‘一国两制’，谁就是出卖台湾”（台湾《中央日报》，2001年11月7日）。陈水扁的《世纪首航——政党轮替五百天的沉思》发表后，“九二共识亡国论”和“一国两制”卖台论在台湾社会更是甚嚣尘上。不管陈水扁如何表演，其用心皆为否定“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而以“两国论”定位两岸关系。

2.否定“国统纲领”

陈水扁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否定原台湾国民党政权已经制定的“国统纲领”和已经成立的“国统会”，并长期拒绝就任“国统会主委”。2000年8月17日，他在出访中南美洲途中声称，“国统纲领是否必然以统一为唯一及最后选项，值得进一步探讨”，并进而表示“统一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8月28日，他在就任后的第三次记者会上竟然声称“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并非是不可挑战的图腾与符号”，公开质疑“国统纲领是否符合自由、民主的原则”，主张“对国家统一的问题，要尊重台湾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12月4日，陈水扁更进一步表示“国统会”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咨询机构。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主持“国安”高层会议，决定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和“国家统一纲领”适用。一句话，就是否定了原国民党政权制定的“国统纲领”和成立的“国统会”，为他推动“台独”解套，以便放手分裂祖国。其结果则是推翻了他自己早先作出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失信于两岸人民，失信于天下。

3.鼓吹“一边一国”，千方百计推进“台湾正名”活动，大肆为实现“台独”造势

陈水扁对大陆起初是以拖拒统，以拖待变；对岛内则充分利用掌控的政权和引导舆论的便利条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采取“多管齐下、蚕食渐进、小步快跑”等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脱中国化”，推动“实质台独”。陈水扁反复强调，“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国两制’、卖台和消灭中华民国”。2001年年底“立委”选举后，民进党第一次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泛绿阵营在“立法院”的实力得以提升，陈水扁政权主控台湾政局的能力有所增强，进一步鼓舞了其推动“台独”分裂路线的信心。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声称，“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接不接受，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公开谋求“台湾独立”。2002年7月，陈水扁开始兼任民进党主席后，权力基础更趋巩固，其“台独”立场也更为明晰。8月3日，他通过视讯方式在向日本召开的“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发表致辞时，大胆明确地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进而再次抛出“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不仅如此，陈水扁甚至进一步提出：“‘两边三国’台湾中国蒙古”（台湾《中央日报》，2003年12月22日）的主张，企图在国际上将水搅浑，以利于台湾“独立”。他声称“以前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还存在于台湾”。老牌的“台独”分子李登辉更是为其摇旗呐喊，极力在台湾全力推动“正名”活动。他在2003年3月16日的台湾《自由时报》上发表“李登辉：改名台湾国，大家来努力”的文章中，恶毒叫嚣：“有‘中国’两个字的任何东西都要改名；现在最要紧的是‘中华民国’要改名‘台湾国’。”李登辉甚至在2003年就提出要在“五年左右解决台湾正名问题”的时间表，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游行造势活动，乃至鼓动一些“台独”分子上街闹事。2004年，陈水扁出访中南美时，宣称“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有关国号最好、最贴切、最真实的简称就是‘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9月26日），并首次在正式场合以“台湾总统”称呼自己。他还宣称要“积极理清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区别”，两年内将所有驻外单位及“国、公营事业公司中带有‘中国’名字的逐渐改称‘台湾’”（台湾《联合报》，2004年12月6日）。其后，陈水扁当局将“正名”作为了推动渐进式“台独”的重要步骤。诸如相继在台湾公民的新身份证上加注“TAIWAN”字样；在一些特定称谓上刻意以“台湾”取代“中国”“中华民国”，企图以“台湾”作为陈氏国家的名称。2000年台湾“外交部”通令各“驻外机构”避用与国民党党徽相近的“国徽”，而改用“国旗”或梅花标志替代；2002年1月13日，陈水扁宣布，批准“外交部”在新版“中华民国护照”封面上加注“TAIWAN”字样。2月下旬，在台湾“外交部”策划下，陆续将所有“驻外机构”一律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公务员考试废除“本国史地”内容。

这清楚表明，陈水扁不仅完全承继了李登辉“两国论”的衣钵，而且比李氏更为大胆，更为直白，并进一步将实现“一边一国”的方式——拟实现“公投”抛出来探底。真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开始彻底暴露出极力推动“台独”的本质，背信弃义地将上台时所做的“四不一没有”弃之脑后。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坚持“台湾是主权国家”的立场和两岸“一边一国”的政治定位，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谋求与大陆“主权对等”的国家地位，肆无忌惮地进行种种分裂祖国的活动。

4.加紧推进“去中国化”，乃至“去蒋化”

为推进“台独”，台湾当局在不断为台湾“正名”的同时，还大力进行“去中国化”，甚至将曾经主张祖国统一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作为了民进党推动“台独”的眼中钉，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名目大搞“去蒋化”的活动。陈水扁上台以来，有关部门特别是涉外机构秉承其旨意，台湾“国防部”于2001年3月和5月两次行文所辖部队，要求各军营拆除室内外所有有关“国家统一”的标语；台湾“新闻局”将原“局徽”上的中国版图和“中华民国国旗”取消。对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陈水扁统治集团也急于扫除其影响。2006年3月，陈水扁当局下令拆除所有军事营区内的蒋介石、蒋经国铜像；9月，将已使用28年之久的中正机场改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10月，台湾当局通过了首例“去中国化”“法律修订案”，删除了现行“民法总则”及“施行法”中有关“服从中国法律义务”等字眼。12月8日，又强行将台北的标志性建筑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将其中的蒋介石铜像围起来打入冷宫，还将堂前的“大中至正”牌匾更换成“自由广场”。

不仅如此，陈水扁当局对一些事业，乃至于企业单位的名称也十分在意。对于含有“中国”的字眼看着很不顺眼，必欲除之而后快。竟然成立专业小组推动中字辈企业的改名。2007年二三月间，强行将“中华邮政”更名为“台湾邮政”，“中国石油公司”更名为“台湾石油公司”，“中国造船公司”更名为“台湾国际造船公司”等，可谓在“去中国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所有这些伎俩，目的在于凸显民进党执政后急于建立“独立新国家”的形象。

5.制定并通过台湾“公民投票法”，企图实现“法理台独”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积极营造“公投决定台湾前途”的环境与氛围，为将来实现“台独公投”创造条件。“台独”势力明白，要实现“法理台独”，就必须对“中华民国宪法”动手术，特别是要修改有关“领土疆域”条款，但是必然受到国民党、亲民党等泛蓝势力的强力阻挠。为此，他们将实施重点转向鼓吹“公投”，试图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通过“公投”方式实现梦寐以求的“台独”。陈水扁提出“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法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之后，民进党“立委”蔡同荣和台联党立即行动，在“立法院”联手提出“公民投票法草案”，意图伺机推动通过。台湾当局还酝酿以“公投”方式进行“国会改革”和“政府改造”，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改变“五权宪法”体制，彻底摆脱“中华民国”的框架。

“公民投票法”简称“公投法”。它提出的背景是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公民投票权。但是，实际上对于“宪法”的创制、复决权一直由“国民大会”所主导，一般民众无法通过提案创制“国家政策”或修改“宪法”。为此，在民主改革声浪的推动下，以公民投票方式行使直接民权，就成为台湾不少民众推动“立法”的主要手段。问题是，“台独”势力长期以来炒作和利用“公投”，将其作为了实现法理“台独”的手段，引起两岸人民越来越高的警觉。“台独”势力认为，“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台湾的根本大法却仅仅存在于形式与表面，企图通过“公投”修改“宪法”以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为此，制定“公投法”就成为“台独”势力的长期主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的基督教长老教会就提出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的主张。其后，炒作制定“公投法”更成为民进党的专利。它的党纲明确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自主决定。1991年，“公民投票促进会”会长蔡同荣在“立法院”提出第一个“公民投票法草案”，为民进党以“公投”决定台湾前途定下了基调（当时，陈水扁、谢长廷等均为该会筹备会成员）。1993年，在李登辉的纵容下，民进党数十位“立委”再次抛出“公投法草案”。此后，岛内各派政治势力相继推出各自的“草案”推动“公投”。1999年，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进一步将“公投”确定为实现“台独”、阻挠祖国统一的重要工具。陈水扁上台后，“公投”则成为他撕裂族群、破坏两岸统一、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的同时，明确提出“要认真考虑公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问题。民进党闻风而动，加紧推动“公投”的步伐。其后，陈水扁政权面临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社会乱象丛生而大选临近的复杂局面，民众对其执政满意度则持续下滑。这时，“公投”又成为陈水扁主导“选战”的工具。2003年上半年以来，陈水扁通过一系列谈话，公开提出了“公投、立宪、建国”的“台独”三部曲，并列出时间表：即2004年3月20日，以“公投”绑大选，举办台湾历史上的首次“公投”，即所谓“防卫性公投”；2006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以“公投”方式制定新宪法；2008年5月20日，第十二任“总统”就职当天正式实施。至此，陈水扁“独立建国”的面目暴露无遗。

问题是，面对陈水扁及民进党的攻势，国民党、亲民党等泛蓝阵营一些长期坚持两岸最终统一的政治势力，为避免给民众造成反对“公投”的不良印象，实行政策转向获取“选票”，采取了“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政策。继之以“支持公投，反对台独”（台湾《联合晚报》，2003年11月21日）的新思维，主动提出国亲版的“公投法”。一时，各种版本的“公投法”云集，各派政治势力攻防战异常激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版本有：民进党“立委”蔡同荣版、“行政院版”“台联党版”“国亲版”等。这些版本在“公投”的适用范围、提案权、时间等方面显示出很大差别。蔡同荣版“公投草案”主张对公投议题不设限，包括“国旗、国歌、国号、领土变更、国家主权”等涉及“国家”定位及其他“全岛性”重大政治议题均可“公投”。台联党版与蔡同荣版内容相同。民进党版则将蔡同荣版的“统独公投”列于说明栏，但却提出了“防御性公投”条款。“行政院”版则与民进党版类同。较有特色的是“国亲版”（即国民党与亲民党联手提出的草案）“公投法草案”。该草案规定，发动“公投”的主体为民众，将台湾“行政机关”的提案权排除在外；在“公投”适用范围上，排除了“公投制宪”，强调“宪法修正案之复决”；对“公投”议题持开放态度，不再坚持反对涉及“国旗、国号、领土变更”的公投，但同时设置了一些较高门槛。

2003年11月27日，台湾“立法院”蓝绿阵营等各路人马经历一番厮杀，终于三读通过了“公民投票法”。新通过的“公投法”，是朝野激烈争斗的产物，其内容以国亲版为主，但也加入了绿营的色素，可谓蓝绿相间，以蓝为主。

（1）在“公投”适用范围上，否决了“统独公投”和“公投制宪”。决定公民投票适用事项为：“法律之复决。立法原则之创制。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宪法修正案之复决。”这种规定，实际上已将“制宪”“统独”等宪政议题排除在“创制”之外，即民众不能直接发动“宪政”层次的“公投”。

（2）在提案权方面，禁止“行政机关”发起“公投”。该法案规定：公民“公投”提案人数“应达提案时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人总数千分之五以上”才有权提出；提案要先经“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21人组成，由各政党依“立法院”各党席次按比例推荐）通过方可进行联署。联署人数“应达提案时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选举人总数百分之五以上”方可立案。应当说，这样的提案门槛，使得任何内容的“公投”只有在取得较为广泛的民意支持后才有可能得以推动。与此同时，该法案否决了“行政院”版有关“行政院有权办理公投”的提案，规定：“除依本法规定外，行政机关不得借用任何形式对各项议题办理或委托办理公民投票事项，行政机关对此亦不得动用任何经费及调用各级政府职员。”

（3）设立了“防御性公投”条款。该法案第17条规定：“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民投票”。

“公投法”的出笼，为台湾民众直接行使民权、为各种势力展现和推动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法理依据，更为“台独”势力推动“独立公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其中的第17条，尤便于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所操纵和利用。

6.极力切断与大陆的历史文化渊源，推行文化“去中国化”

陈水扁之流深层次的做法是企图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渊源，推行文化“台独”。陈水扁至今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并刻意区隔“台湾人”和“中国人”；强调“台湾本土文化”，不提“中华文化”，将“台湾”与“中国”并列、对立，呼吁“台湾站起来”。为达此目的，陈水扁当局上台以来，刻意在历史、文化、教育诸领域区隔台湾与大陆，企图从思想、文化乃至心理上切断与大陆的血脉，塑造“台独”所需要的下一代。

（1）以提倡“本土化”为名，在语言、文字等文化诸方面区隔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语言、文字本是人类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产物。它们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借以实现历史传承和内部沟通的工具，也是区隔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标志。台湾各民族本与祖国大陆民众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长期以来相互沟通上使用着共同的语言、文字。在台湾被称为“国语”和“国文”。然而，随着“台独”活动的扩大，一些“台独”分子开始将分裂活动扩张到文化领域，对这些“国语”“国文”动手。先是李登辉等人为了大力提倡闽南话，继之以提倡当地的“歌仔戏”，目的在于压缩“国语”“国文”的适用范围，在语言、文字上进行区隔。演唱“歌仔戏”本也无可厚非，然而被“台独”分子用来抵制“京戏”，就未免过分了。

民进党执政以来，加大了借“本土化”、突出“乡土教育”之机推行去“中国化”政策。2000年9月，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要求舍弃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代之以台湾自行研发的“通用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

汉语拼音由祖国大陆于1958年研发实行，早已广为国际社会采用。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推荐该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国际标准。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方案的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此后，该方案又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认证。目前汉语拼音在全球已被15亿人口所熟悉，早已为海内外华人广泛采用。台湾过去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民国初年颁行的“注音符号”为学习中文的拼音符号。后来，台湾一些学者为了在科学技术、对外交流诸方面便于与世界接轨，经过长期酝酿、充分考虑，于1999年7月台湾“行政院”院会决定，采用大陆的汉语拼音，并拟于两年后将汉语拼音列为小学必修课程。

然而，2000年9月台湾新政府上台后却突然转向，决定改用台湾自行研制的“通用拼音”。其理由是，它认为与大陆的汉语拼音相比，通用拼音与闽南话、客家语、台湾少数民族语等乡土语言音标系统具有更高的相容性。结果引发了台湾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强烈反对，也激发了引人注目的“拼音大战”。国民党对民进党政府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力主采用汉语拼音，并深刻指出：采用“通用拼音”是假本土化之名行意识形态之实。民进党则坚持为陈水扁“政权”“背书”。民进党主席谢长廷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语言不只是沟通问题，也有文化和土地认同问题。台湾要国际化不一定要透过大陆来国际化，台湾也可以和国际接轨。

当时的台北市则大唱反调。台北市早已采用汉语拼音，且行之有效。对于突然改用“通用拼音”的做法，台北市“政府”指出，这种政策急转弯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考量，完全无视汉语拼音在国际间广为通用的事实，“通用拼音”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明确表示中文译音要考虑国际趋势和与世界接轨，不要一意孤行，更不易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台湾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曾志朗也建议当局目前仍采用汉语拼音系统，却被“行政院”挡回。台湾上下一时争得不亦乐乎。

11月30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地区这场拼音大战公开表态，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当局如果舍中文拼音而推行“通用拼音”，就是企图与大陆割断文化纽带，企图在文化教育领域中搞“台独”。由此可见，这场“拼音大战”已不仅仅是文化教育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蒙上了浓厚政治色彩的统独之争。陈水扁当局的意图，就是通过实行一个有别于中国汉语拼音的台湾“通用拼音”，以实现彻底“本土化”，加速与大陆分裂的目的。但是，在两岸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承认现实，使两种拼音方式并存。直至2008年马英九政权上台，9月6日台湾“行政院”才通过“教育部”提案，宣布舍弃“通用拼音”，改用汉语拼音。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拼音大战”才落下帷幕。

陈水扁“政权”还在淡化“国语”上大做文章。2004年10月16日陈水扁在台湾“族群与文化发展会议”上致辞时称，许多族群间的对立与隔阂都源于语言问题，政府应该推动各种族语言都是“国家语言”，推动“国语发展法”已刻不容缓。实际上是拟将各种族语言放在同等位置，使在台湾通行多年的“国语”（普通话）面临淡化甚至被取代的危险。值得回味的是，此前的6月3日，台湾“教育部”及“国语推行委员会”宣布，将实施“汉字罗马化计划”，即以汉、罗并用推动闽南语用字，并利用该方法推行“闽南语”及“客语”文字书写计划。该“委员会”的做法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学生家长认为，一个一年级学生既要学注音符号、英语字母又要学罗马拼音和汉语拼音等，这会造成孩子学习错乱。有的“立委”更是直击其动机是“去中国化”，结果会累死小学生。

（2）在历史教学领域着力推动“去中国化”。在台湾当局的误导下，台湾文化、教育界竭力将“台湾主体性”纳入“教育纲领”。特别是“台独”意识浓厚的杜正胜出任“教育部部长”后，加紧在教育领域推动“去中国化”，极力宣称“台湾历史应以台湾为中心而非只是中国政治及地理的边陲”。“台湾主体性”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今及古，从台湾出发的‘同心圆’观念”。

在这种思维推动下，一些具有“台独”倾向的文化人则大肆鼓吹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叫嚣台湾文化应该从“中国人意识的纠缠中走出来”。国文课程中的文言文比例被降低，更重要的是历史教学成为台湾当局推动“去中国化”的重点。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公布了“高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草案”。该草案依据所谓“同心圆”理念，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分开。台湾史将独立成册，中国古代史只到明初，中国近现代史则将列入世界史中。由于遭到社会各界强烈抨击，“教育部”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2006年9月民进党当局修改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仍基本上是这种框架。其中高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为“台湾史”，第二册为“不包含台湾史在内的中国史”，甚至将明代郑和下西洋写入第三册世界史。修改的要害在于，割裂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在具体内容上，千方百计突出“一边一国”的理念，删除历史上“统一天下”等字眼，将过去课本中的“我国”“本国”“大陆”等词改为“中国”。再如，将历来尊称的“国父孙中山”取消“国父”二字，“海峡两岸”改为“两国”，“国剧”改称“京剧”等，可谓费尽心机。

（3）在考试、学历管理诸方面，刻意为“台独”铺路。在台湾，考试引领教学，教学又是培育民众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因此，考试内容、方式、采用的语言文字等，历来是引领青少年学习的风向标。民进党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一方面大力推行用闽南语取代国语考试，另一方面在考试科目和内容上，加大“去中国化”力度。从其政治目的出发，在考试科目、内容等方面大做文章。2003年度台湾交通事业港务人员升资考试，以及警察人员特考国文科试题中，出现大量以闽南语为主的考题，引起舆论大哗；同年12月“考试院”又决定，未来公务人员高考三级、普考分试考试类科目及应试科目名称中凡有“中国”二字者，一律修正为“本国”。再如2004年10月，“考试院”任命的2005年“公务人员初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长林玉体宣称：2005年年初等考试“本国史地”命题不考中国大陆内容，百分之百与台湾史地有关，并明确把“本国史地”命题范围限制在“台澎金马”。

此外，台湾还一直拒绝承认大陆学校的学历。陈水扁在2005年青年“国是会议”做总结报告时再次宣称：我“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承认大陆学历”。理由是，如果承认大陆学历，就会造成大量台湾人去大陆求学，岛内160多所大学都会面临招生不足的困境。结果遭到台湾学者和青年学子的批评，被台湾媒体《新新闻》讥为陈水扁的“新锁国时代”。

历史、文化是民族传承的血脉。台湾当局全面推行“文化台独”，就是要切断这条维系台海两岸的“血脉”，使之渗透到各个领域，占领台湾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据说，在“台独文化”泛滥和熏陶下，现在在台湾岛内15岁以下的许多青少年的心目中已经认为“两岸自1949年就分裂为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台湾作为国家的历史分期是从1949年开始的”。这样，在他们的记忆中，就只有台湾历史而没有了中国历史；只有台湾文化而没有中国文化。这恰恰是极为值得警惕的。

总之，陈水扁的这一系列表演，较之李登辉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既继承了李登辉“两国论”的衣钵，又有所发展，成为在台湾推行“实质台独”的核心。他们的一系列表演则割裂了历史，搞乱了现实，误导了民众，严重阻碍了祖国的统一。

（三）在两岸经贸关系方面继续坚持“戒急用忍”政策，拒绝开放“三通”，使台湾经济黯然失色

民进党早在1999年11月15日通过的《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中就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大陆经贸政策的构想，其中心是以“强化台湾经济体质”为本，以维护台湾的经济安全为前提的基础上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其要点：

（1）服从于两岸的政治定位。在将两岸定位为“两个互不隶属、互不统治、互不管辖的国家”的前提下，发展“台湾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2）承认两岸经贸关系“已经是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强调两岸经贸交流兼具安全风险，必须有“防卫措施”。一是强调应分散出口市场，降低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为此要建立各产品对大陆出口依存度预警系统，其预警线为15%~20%；二是加强对大陆“中资”入岛的稽查，并认为“强化台湾经济体质是两岸关系的根本”。

（3）在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问题上，强调对等、互惠原则。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展开有关两岸海运、空运的谈判等。

陈水扁上台后，在对大陆经贸政策方面的言论和做法，大体出自以上构想并将其具体化。实质仍是李登辉时代“戒急用忍”政策的翻版。核心是台湾的“经济安全”。这种出于政治考量对大陆经贸政策的收缩与限制，不仅对台商投资大陆不利，而且严重影响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与直接“三通”的实现。

岛内民间特别是广大台商和在野党对陈水扁当局继续执行此类“戒急用忍”的政策极为不满，纷纷予以批评。尤其是2001年以后，在岛内政局动荡、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出现50年来首次衰退的形势下，各界对发展两岸经贸和实现“三通”的呼声更加高涨。

台湾当局在社会各界强大压力以及因应加入WTO、年底选举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需要，不得不对“戒急用忍”政策做出调整，决定代之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方针，并提出了以“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双赢、风险管理”作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四大基本原则。

2001年11月7日，台湾当局公布了“落实大陆投资”执行计划。其实施重点在于建立两岸经贸的“总体管控机制”。包括：建立大陆投资“新审查机制”“动态调节机制”“资金回流机制”。其中“大陆投资审查机制”的要点是：① 开放直接投资。企业不须在第三地设立子公司，可直接赴大陆投资。② 简化大陆投资产业分类标准。由现行的“准许类”“专案审查类”及“禁止类”三类改为“一般类”和“禁止类”两类。③ 调整个案投资审查方式。规定：个案累计投资金额在2000万美元以下者（含2 000万美元）采简易审查方式，2 000万美元以上者须经“投审会”专案审查。取消个案投资不得逾5 000万美元的规定。④ 调整企业赴大陆投资基金运用标准。个别企业赴大陆投资累计投资金额比例上限计算基准改为按企业资产净值计算。上市、上柜公司自海外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转投资大陆的限额由现行的20%提高到40%。个人及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累计限额由6 000万元新台币提高为8 000万元。应当说，这些举措对台商投资大陆有所放宽，审批程序与范围也有所调整。但是，它同时又设立了大陆投资“动态调节机制”和“企业大陆资金回流机制”，根据两岸经贸发展状况和台湾当局的需要，随时调整对台商投资大陆的资金、项目等进行牵制和限制，乃至实时监控，并通过“大陆资金回流机制”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台资回流，鼓励台商回台投资。

对于两岸民间早就呼吁的“三通”，台湾当局仍以保守、变通的方式予以拖延。只是允许在2001年元旦开始起试办“小三通”，仅仅在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间实现了海上直接往来。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2002年1月1日，台湾也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中国台北）”的名义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体。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无疑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直接影响。一方面，大陆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惠台政策增大了对台商及各界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三通”尤其是在“直航”问题上灵活务实地提出了一个国家内的“两岸航线”定位，更受到两岸人民的，特别是台商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为因应加入WTO，也于2002年1月16日公布了《加入WTO两岸经贸政策调整执行计划》，扩大开放大陆商品进口和允许“中资”有限度地局部入岛。这样，两岸市场都有较大开放，贸易往来有了快速发展。

2002年，据台湾方面公布的数字，两岸贸易总额达410.1亿美元。大陆产品纷纷进入台湾市场，诸如海尔等家电产品，青岛、金威、惠泉、燕京等品牌啤酒，云南红塔山等香烟，乃至于台商在大陆创出品牌的“恰恰瓜子”、“康师傅”方便面等纷纷进台销售。

与此同时，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领域得以拓宽，除制造业仍占龙头外，台湾的电脑、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物流、零售业、房地产、医疗等纷纷在祖国大陆登陆；投资区域也在东南沿海外，陆续加大对东北、西北及内地的投入。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取得突破。2002年以后，大陆先后3次批准台湾7家银行在祖国大陆设立办事处。两岸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持续发展。

诸如，在高科技领域，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相当踊跃。电脑及相关设备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2000年，全球最大的笔记本制造商“广达电脑集团”于2000年11月在上海“登陆”。它的到来，标志着台湾五大笔记本电脑厂商（广达、宏基、英业达、仁宝、华宇）和八大电脑系统厂商（宏基、神达、大众、广达、仁宝、英业达、华宇、鸿海）已全部到祖国大陆投资。其中，宏基、神达、大众、鸿海等已在祖国大陆初步形成上下游生产体系，将制造中心由台湾转到祖国大陆。与此同时，台湾软体、网络业者也积极在大陆市场布局。怡申科技、翔宇国际、大宇咨询等软体企业分别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设立研发机构；网络业方面除1998年、1999年新浪网、番薯藤成功进入祖国大陆外，2000年又有宏基联网、和信超媒体、东森国际网络等一系列网络企业到祖国大陆发展。半导体业也开始将发展目光转向祖国大陆，它的IC上中下游企业均开始在祖国大陆陆续登陆。此外，一些传统产业，如食品、石化、纺织、汽车等在陆续增加投资，或扩大规模。到2002年年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5 700个，合同台资614.7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31.1亿美元，台湾资金已高居祖国大陆外资的第二位（朱卫东：《2002年两岸关系述评》，载《台湾——2002》第13页）。其后台商投资领域不断扩大，许多企业在祖国大陆积极发展物流、水泥建材、液晶显示器等产业，并加快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台资“国祥制冷公司”首次获准在祖国大陆发行A股并上市。2004年以后随着两岸对峙的加剧，特别是祖国大陆重申不欢迎既在祖国大陆投资赚钱又在岛内支持“台独”的“绿色台商”后，不少台商开始变换名目，以“港商”的名义对祖国大陆投资，更多的台商为防止台湾当局的限制和打击，不断通过“海外国际离岸金融中心”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的方式对祖国大陆投资。这样，使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与百慕大等对祖国大陆投资迅速增长。部分台商则开始转向越南等地。据台湾媒体报道，2004年年初以后，包括“绿色台商”奇美塑胶公司在内的70多家台资企业转向越南；也有一些台商向东南亚转移。部分中小企业在台湾当局政策鼓励下返台投资现象增多。尽管如此，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领域仍在调整与扩大，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热点逐步增多。2004年3月1日，台湾“财政部”正式开放民众可携带人民币入境。其中6 000元人民币以下入境不须申报。2005年10月30日，台湾“行政院”开放金门、马祖金融机构试办人民币兑换业务，规定每人每天兑换上限为人民币2万元。同年11月1日，福建省公布实施《福建省对台湾地区旅游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使两岸的货币兑换与结算迈出重要一步。这些都为两岸经贸交流以及人员往来提供了方便。两岸经贸发展仍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这从两岸经贸的具体数字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

2003年，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两岸贸易总额为463.2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其贸易总额则达到624.7亿美元。其贸易顺差为371.1亿美元。更为明显的是，大陆开始取代美国与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对祖国大陆贸易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依据台湾统计，2003年两岸贸易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上升为17.1%,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的22.2%上升到24.5%（转引自王建民：《2002—2003年两岸经贸形势回顾与展望》，见《台湾2003》一书第70页）。其后，两岸经贸持续发展，2004年两岸贸易总额首次突破700亿美元。依商务部统计，贸易总额达783.2亿美元。依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报告为616.4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33%。祖国大陆对台贸易逆差首次达512亿美元，也就是台湾从祖国大陆获得500多亿美元的顺差。2005年，据商务部统计两岸贸易总额达到912.3亿美元（台湾方面统计为717亿美元）；2006年，据商务部统计两岸贸易总额达到1078.4亿美元（台湾方面统计为881亿美元），对台贸易逆差突破600亿美元。2007年，据商务部统计两岸贸易总额达1244.8亿美元（台湾方面统计为1203亿美元，贸易顺差为463亿美元）。

无需再进行什么分析，这一系列统计数字，表明了两岸经贸快速增长的事实，表达了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的诚意与善意。在国际整体经济下滑，台湾岛内经济日趋不景气的状态下，两岸贸易的持续发展无疑对台湾经济注入了活力。

然而，在两岸经贸持续增长的背后，却涌动着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祖国大陆方面胸襟开阔，主动、大量释放善意，出台一系列积极、务实的对台经贸政策和措施。以2005年为例，相继推出的举措有：(www.xing528.com)

① 对台湾15种水果实施零关税进口，以帮助解决台湾水果销售困难。其后，又在2007年3月，再次对台湾11种蔬菜和8种水产品实施零关税。② 制定对台资企业提供300亿元开发性融资专案，以帮助台商解决融资困难。③ 放宽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就业条件，以方便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学生在祖国大陆就业，使之与祖国大陆毕业生享有相同的就业机会。④ 宣布开放祖国大陆民众赴台湾旅游，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在祖国大陆民众赴台旅游问题上有所妥协与让步。⑤ 与国民党和亲民党建立两岸经贸互动平台，为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创造条件。

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则与祖国大陆积极的对台经贸政策相反，日益表现出保守、收缩的态势。特别是祖国大陆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以来，不仅原拟开放的一系列经贸政策措施予以暂缓或延后，尤其加大对岛内资金与技术转移祖国大陆的管制力度。包括：采取一系列针对所谓“违规”在祖国大陆投资台商的打压措施，或处以高额罚金；或限制企业负责人出境；或加大对台商资金调度与税务的查稽。对新的投资案采取变相施压或为难手段。台湾“行政院”还特别审定通过了敏感科学技术保护的相关规定，拟对涉及安全及公共利益的敏感科学技术采取“原则从宽，审查从严”的审查管理机制。对未经许可输出或公开敏感科技者，加大处罚力度，罚金由原来的1 000万元提高到3 000万元新台币，严重者罚金可达4 500万元，并处以10年半刑期。此外，为分散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在“立足台湾，布局全球”的战略下，鼓励台商向东南亚、向新兴地区发展，尤其是重点推动“南进印度”。台湾外贸协会把拓展印度市场作为工作重点。仅2005年就有38个官方组织的经贸团前往印度等地。这一系列举动，无疑是服从和服务于陈水扁当局的“台独”路线的。其结果则是在两岸关系上出现“上冷下热”“政冷经热”的局面。

对于这种变化，原台湾国民党“财政”官员江丙坤在2000年9月大陆行之后曾发表感想称有“三个震撼”：一是祖国大陆公共建设突飞猛进；二是台商投资个个赚钱；三是“戒急用忍”政策毫不管用。同时，这种变化也反映了祖国大陆市场对台商发展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祖国大陆惠台政策深得民心，使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正是促使台商愿意在祖国大陆发展的主要动力。

反观台湾岛内经济，自陈水扁上台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由于其上台以来岛内政局持续动荡，两岸关系紧张迟迟不得缓解，朝野长期强硬对抗，以及台湾经济方面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的问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致使台湾经济急转直下。出现民间投资急剧萎缩，高科技等产业加速外移，资金外流，股市重挫，新台币贬值，房地产低迷，金融痛苦指数超过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的最高点等现象。因此，2000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由年初各主要经济机构预测的 6.6%~6.7%下降为5.98%，股市跌幅超过40%，失业率达到2.99%。这就是陈水扁当政初期的业绩。其后，民进党政权的经济政策虽有所调整，但以主要精力“拼政治”，搞分裂的本性不改，台湾经济一直处于不大景气状态，甚至出现大幅下滑。例如，2001年台湾经济一度空前恶化，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负增长，其经济增长率以每季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急剧下滑。其中，工业生产大幅衰退，全年工业生产指数衰退7.53%，前10个月新增厂家3 112家，关歇厂家则为4 166家。银行呆坏账率空前提高，到9月底呆坏账金额已达18.571亿新台币。股市持续下跌，一度跌破3 500点，创下近10年来新低。房地产市场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其后，在陈水扁执政期内，除2004年和2007年在外部经济环境改善，两岸经济热络的拉动下，经济数据虽稍有提高（也只是维持在4%左右的增长率）外，实际工资下降；失业率高居不下，特别是大学以上毕业生高达40%；贫困阶层不断扩大的景象则成为常态。这时的台湾，经济上已风光不再，与周边经济体相比黯然失色，变成最差的一员。

（四）在“外交”方面全面出击，重点是投靠美日，企图突破“一个中国”框架，为“一边一国”论寻求保护伞

陈水扁当局深知，仅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台独”，因此从他的“国家”定位出发，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千方百计走出去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极力为台湾争取“生存空间”或各种类型的“国际空间”。

1.确定“外交”高于两岸关系的定位

民进党当局在所谓“外交”与两岸关系方面，优先考虑的是“外交”，是走出去宣传“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大力拓展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目的是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第二是对“外交”策略进行调整。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民主、人权外交”作为其拓展“外交”的主要手段。“外交部部长”田弘茂表示，要在“外交部”预算中设立“人权外交”的专项；二是加大“民间外交”的力度，即让民间力量有系统地参与“外交”工作。2000年10月在台湾“外交人员讲习所”专门开办“全民外交研习班”，企图动用各个层面的民众为台湾当局的“外交”服务。三是对掌管“外交”机构的人士进行大幅度调整。田弘茂上台后，以斩断陈旧官僚体系，破除僵化的“外交”人事文化，建立专业化、年轻化的“外交”人事文化，拓展新局面为借口，对原“外交”人员进行空前规模的调整，被舆论界称为“人事大地震”。实际上，人事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为其分裂祖国，大搞“台独”服务。如新进入“外交部”担任主管的人和新任命的驻美、日等国办事处的代表多是“台独”背景浓厚或是民进党的人。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台湾“外交”人事调整的真实意图。

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的谬论后，加大了在“外交”领域的出击，多次利用所谓“出访”“过境”“度假”，乃至“金元外交”“夫人外交”等手段，公开挑战“一个中国框架”，大力为“台独”造势，气焰之嚣张、活动之猖獗超出以往。但是，国际社会基于“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陈水扁的多次所谓“出访”或“过境”活动均予以拒绝。例如，2002年台湾当局力图为陈水扁出访非洲塞内加尔等国时，在欧洲、亚洲一些国家寻找突破口搞“过境外交”，拟将捷克、新加坡或泰国作为往返途中过境地点，并力争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落地加油”，但均被这些国家回绝。再如，台湾当局还利用多种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大搞所谓“台湾正名运动”，实际上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使台湾实现所谓“去中国化”。这一活动在2003年出现一个小小的高潮。当年3月，台湾当局将发行的“国际文宣品”全部改以“台湾”的名义在国际发行；9月1日起，正式发行加注英文“台湾”字样的新版护照；10月，台湾“外交部次长”高英茂宣称，要一年内使超过半数的驻外使馆改称为“台湾”……。此外，台湾当局还竭力在国际组织领域进行“台湾正名”活动，图谋将以往已有名称统统改以“台湾”冠名，还企图以“台湾”名义加入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但是，台湾当局进行的所谓“正名”活动，除了可自我操控的部分，如变更相关单位的名称、改变文宣品的称谓等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外，其他需要国际认可的几乎一无所获。诸如，加注英文字样的“护照”发行后，马上遭到不少国家的质疑和拒绝；企图在蒙古、斯洛伐克设立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同样遭到拒绝。高英茂不得不承认“更改驻外机构名称必须征求地主国的意见，不能片面进行”。事实表明，台湾当局竭力进行的所谓“正名”活动，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只能是一场自不量力的闹剧。

在台湾的所谓“外交”工作中，陈水扁当局第一位的固然是巩固原有“邦交国”。陈水扁上台时，台湾当局原有的“邦交国”是29个。能否巩固和发展，对执政当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陈水扁上台不久即“御驾亲征”拼业绩，相继出访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非洲的冈比亚、布基纳法索、乍得6国。手段是抛撒大量金钱，以巩固“邦交”。据台湾媒体披露，此行被陈水扁抛出的“金援”总额高达大约2.5亿美元。得到的回报除了在联合公报中得到被访国政府维持邦交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承诺外，据说他还得到了5枚勋章、3只活羊、2只火鸡。其后，台湾“总统”“副总统”以及“外交部部长”等频繁出访，但结果却不敢恭维。马其顿、瑙鲁等相继与之断交，有的小国则断了再复，复了再断。台湾当局则只要“建交”，就是政绩。结果到陈水扁下台前的2008年1月，马拉维也与台断交，成为陈水扁任内的第9个“断交国”。这样台湾的“邦交国”不升反降，只剩下23个，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此外，台湾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务实外交”中，并坚持运用“人权”和“经贸”两张牌，持续推动与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到陈水扁下台前，台湾已经在北美、欧洲、中南美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各种名目的代表机构数十个，在有的国家其代表机构不止一个。例如，台湾派驻在美国各地的各种经济、文化代表处、办事处就多达14个之多。这些名目繁多的“代表处”“中心”或“办事组”等，很多实质上在办理“外交”事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将拓展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外交”作为主要着力点。其中，对美国方面的“外交”则成为重中之重。陈水扁早在上台前，就开始加紧与美国、日本当局拉关系。陈水扁上台后，立即启用在美国工作多年，与美国朝野有广泛人际关系的田弘茂出任“外交部部长”。此后，陈水扁带头与美国搞关系。当美国允许他过境时，他老老实实地按美国的要求低调从事。目的是“给主人面子但也让自己有里子”以博得美国好感。由于陈水扁一贯对美国献媚，因而被外界戏称为“美国的乖孩子”。由于民进党当局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朝野广泛攻关，大搞“务实外交”，致使对美“外交”取得了相应的进展。2000年3月18日大选后，美国总统克林顿立即给陈水扁发了贺电，并公开赞扬“这次选举清楚地展现了台湾民主的力量与活力”。5月初，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特意向国民党传话，敦促国民党要平稳地“移交政权”，以使民进党顺利上台。9月，在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出现了：“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任何安排都应在双方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不应由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双方之间的任何安排最后都须是台湾民众可接受的内容”。后来克林顿曾两次表达了上述观点。与此同时，在台湾的多方努力下，美国参、众两院也纷纷对台湾表示友好。2000年2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3／4多数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10月3日、19日美国参、众两院又先后通过了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同决议案。2000年11月，允许台湾“外交部部长”田弘茂在洛杉矶发表公开演说，与以往台湾“外交部部长”在美国只能低调私下活动形成鲜明的反差。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积极投美国之所好，从维持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实力的战略意图出发，企图靠美国的军事武器来维护台湾现状并进而为实现“台独”服务。美国则从遏制中国的目的出发，不是敦促台湾尽快回到“一个中国”立场，反而以大陆对台湾的导弹威胁增加为借口，大幅度提升对台军售的数量与质量。2000年3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提供126枚鹰式防空导弹和一型防空雷达的升级装备。6月，宣布出售39套供台拥有的F-16战斗机装备的导弹瞄准荚舱和48套电子反制荚舱及配件服务等。9月，又宣布包括超音速中程空对空导弹、鱼叉导弹、舰上发射及控制系统改良型机动通讯电子系统及相关设施等4笔对台军售，总价值在18.7亿美元。此外，美国军方还对台湾军方的指挥系统提供指导，并拟进一步帮助台湾提高自卫防御能力。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和台湾的实质关系在陈水扁上台后一步步拉近，美国的对台军售规模和质量在进一步提高，这必将对两岸统一造成极大的伤害。布什政府上台后，一度对陈水扁的作为进一步放纵，使其在“台独”问题上越发大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在持续提高，在国际范围的话语权明显增长，使布什政府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才不得不对陈水扁的“台独”闹剧有所约束。2003年12月9日，布什在与来访的温家宝会谈后，以前所未有的强硬语气对陈水扁发出警告，明确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所反对的”。12月31日，美国务院副发言人爱瑞立进一步表示，反对台湾举办“公投”（修春萍：《2003年台湾对外活动综述》，见《台湾2003》第154页）。美国对台湾当局收起“保护伞”的做法，对一时有恃无恐的陈水扁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后，陈水扁当局继续不断挑衅“一个中国”的底线，大肆在岛内推进“台独”，煽动“公投”，特别是在两次“大选”临近时，更是变本加厉。美国从其本身利益出发，一方面对其推动“台独”的活动予以约束和遏制，另一方面又持续增加对扁当局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军事和军售方面。例如，2004年10月，鲍威尔在北京接受专访时针对陈水扁一再渲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次明确表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并不享有国家主权”，“任何朝向台湾独立的行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12月26日）。但不久就将“基德舰”交付台湾。2007年，在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时，美国再次给予措辞严厉、持续不断的斥责。然而，仍然继续加大对台军售。也就是说，美国在不断对陈水扁施压的同时，仍在两岸政策上继续玩弄两手策略。陈水扁想利用美国支持其实现“台独”，将美国拖入两岸战火；美国则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平衡在两岸的利弊，既要陈水扁听话，又要陈水扁出钱，这才是其本质。由于陈水扁有时不大听话，乃至铤而走险，结果只能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

台湾“外交”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加大了对欧洲的“外交”力度。陈水扁当选不久，就明确表示要将欧洲作为新政府的“外交”重点，要加强改善、提升与欧洲各国的关系。其“外交”政策的新思维是：推动多元化、全方位的民主及人权、人道和环保“外交”政策；同时在经贸方面加强合作。为此，田弘茂在2000年先后密访了奥地利、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他出访的目的：一是办理台湾加入世贸组织有关事项；二是确定了与欧盟于2001年互设代表处。应当说，它的目的初步达到了。其后，台湾当局加大对欧洲议会的游说，使其连续通过一系列违反一个中国政策的涉台决议。如2002年3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决议文等。但是，这些决议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台湾造势而已。较有意思的是，2003年，欧洲议会曾邀请陈水扁访欧，但是比利时立即宣布将阻止其入境，而其他国家也不同意其过境。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陈水扁不得不改变初衷，由吴淑珍“代夫出征”，借故宫文物赴德国展览之机，到德国进行所谓“文化外交”。在陈水扁当政的几年，台湾当局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进其“外交”攻势，利用一切手段争取在欧洲媒体上为“台独”造势，传播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广告；拉拢欧洲议会及一些国家的议员为其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说项，甚至于2004年11月还集结了由20个欧盟国家的20多名亲台国会议员组成的所谓“马克波罗俱乐部”为其造势。此外，密集邀请一些欧洲国家议员访问台湾，密切与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大拉拢游说的力度一直是陈氏当局的主要手法。但是，实践证明，这些“努力”并没有动摇欧盟以及欧盟国家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处理台湾问题的既定政策。

台湾“外交”的一个特殊对象是日本。台湾与日本在李登辉时期关系十分热络。但是，民进党与日本却联系较少。陈水扁上台后，继承了李登辉重点发展对日关系的做法，将加强双边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作为台湾新当局发展对日关系的重点。一方面充分利用李登辉在日本的影响和老关系、老渠道，推动和实现李登辉访日，为新当局发展对日关系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则由陈水扁当局出面，提出新的对日政策，中心是：“营造台日在东亚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建立美日台三角安全网络”（陈水扁竞选时发表的《“外交政策”白皮书》），目的仍然是为对抗大陆、实现“台独”服务。“总统”陈水扁为此积极向日本游说，露骨地希望日本在两岸关系上扮演第二、第三的中介角色。民进党则抓紧派人到日本游说国会，希望日本国会像美国那样炮制一个日本版本的《与台湾关系法》。“副总统”吕秀莲则提议由日本出面领导成立所谓东北亚联盟。与此同时，台湾加强推动与日本的经贸关系。特别是日本一些大企业和财团对在大陆拓展业务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和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后，台湾决心汇集力量加强与日本大企业集团的合作。为此，台湾在2000年6月由以辜振甫为会长的三三会成立专门对日投资公司，推举原“经济部部长”江丙坤为董事长，加大对日投资力度。

此后，台湾当局不间断地加大对日本的“外交”攻势，通过“政党外交”“国会外交”“学术外交”“民间外交”等多种形式，强化对日本各主要政党、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的游说、争取工作，并企图通过他们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一时间，台湾的民进党高层、“立法院”、各学术团体的访日活动十分热络。受邀请到台湾访问的日本各界人士也日渐增多。日本部分右翼亲台势力则积极呼应陈水扁当局的对日攻势，增大亲台言行。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也出现松动迹象。2002年5月，日本首次以“政府谈话”方式，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11月，日本外务省部分修改了官员赴台的规定，允许科长级官员赴台；年底，日本10多名前军事将领赴台出席“东亚安定与安全保障合作”研讨会，并得以参观台湾的军事设施，与台湾军事人员座谈等。

在台湾当局的外交攻势下，台日关系明显升温。2004年台湾与日本官方高层接触频繁，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外交部次长”高英茂等多次访日；日本首次与台湾签订有关SARS（“非典”）研究的正式公共医疗协定，投票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日本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也逐步升级，并展开军事情报交换。台湾当局对此并不满足，据日本媒体透露，2005年12月民进党在完成的内部文件《对日关系论述》中已将台日关系定位为台湾两个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将日本视为“准战略合作伙伴”。日本则出于牵制中国的考虑，企图进一步介入台海事务。它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于2005年2月，在美日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上公开将“台海安全问题”列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其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防卫范围涵盖台湾。日本对中国的对台政策也开始予以表态，并在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公布后，公开表示“反对中国以和平方式以外的任何手段解决台湾海峡的问题”，并进一步抬升台日实质关系。包括通过“台日论坛”二轨机制，加强双方沟通对话；允许台“总统府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等高层官员以私人身份访日，给予台湾观光客永久签证，密切与台湾军事往来等。2006年8月，台湾“陆军司令”胡镇埔竟然被允许以私人身份赴日，观摩日本陆上自卫队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切，说明台湾与日本的实质关系在逐步提升。台湾当局企图利用日本作为抗衡大陆、实现“台独”的又一支持力量；日本则可以效法美国，利用台湾向中国讨价还价。

但是，纵观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所作所为，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大体上还是以维持台海稳定、阻止两岸走向统一为主要目标。策略上以追随、配合美国的台海政策为主要特点，以小步快进的方式推进日台关系。鉴于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壮大和两岸关系的高度紧张，日本在处理对台关系上日渐趋于谨慎。

此外，陈水扁当局继续在争取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方面着力。其做法是既有延续更出新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关于加入联合国问题向联大提出的解释备忘录内容上发生重要变化。2000年8月4日，塞内加尔、格林纳达等12国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将题为《应审视“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处之特殊国际环境，以确保其2 300万人民参与联合国之基本权利获得完全尊重》的提案列入本次联大议程的补充项目，并附上台湾方面起草的说明提案缘由的《解释性备忘录》。在这份《解释性备忘录》中与以往不同：第一，改变过去采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提法，而是直接使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对海峡两岸的称呼；第二，通篇不再有“统一”的提法，改变了过去多少还要点缀一下承认统一目标的做法。尽管该提案最后仍然被联合国联大事务委员会否决，不能列入联大议程，却清楚地说明，台湾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更明目张胆地以“一边一国”的方式变本加厉地进行试探。

其后，陈水扁当局一方面在岛内大肆煽动进行所谓的“入联公投”，一方面继续起劲鼓动一些所谓“邦交国”提交台湾入联的提案，并利用“台独”分子运用各种方式在联合国总部附近进行“台独”的宣传造势，急不可待地要求加入联合国。但是，在陈水扁执政的8年中，台湾所鼓动的一次又一次加入联合国提案，均遭到失败。例如，2007年7月，陈水扁在即将下台之际，专门通过其“邦交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并要求送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审议。联合国秘书处随即将其退回，同时严正重申联合国大会1971年10月25日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根据该决议，联合国“认定中国为唯一的主权国家，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中央社”旧金山2007年7月27日电）。台湾当局在三番五次致函联合国无效后，再次唆使“邦交国”搞“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提案，要求列入第62届联大议程，并在联大总务委员会和联大全会上为台湾鼓噪。与此同时，不惜代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附近造势，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一些重要报刊及在公交车亭、公交车上做广告，甚至将妈祖神像也请到纽约游街，以保佑“入联”成功。但是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再次拒绝将该提案列入联大议程，第15次挫败了台湾当局的“台独”预谋。

2.台湾当局将跻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重要手段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将加入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其凸显台湾“主权独立地位”的重要手段。世界卫生组织则被其视为主要“突破口”。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WHO）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专门机构，是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台湾当局尽管以往挤进该组织的图谋连续失败，但是并不甘心，2003年借“非典”疫情爆发之际，以“人道、人权”为招牌，进一步加大打入该组织的力度。他们或投书媒体，或派人到欧美、日本及亚洲国家游说，或继续利诱少数“邦交国”到世卫组织为其摇旗呐喊。结果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其后，陈水扁当局仍然“奋斗不止”。下台前的2007年，陈水扁两次具名致函WHO干事长陈冯富珍，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同时再次鼓动少数国家在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搞相同提案。WHO秘书处明确表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没有资格申请为联合国专门组织会员国。5月14日，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以148票反对、17票赞成、2票弃权的悬殊差距，再次否决了极少数国家的涉台提案。台湾当局取得的结果是第11次遭到拒绝。

3.积极推展“民间外交”

台湾当局鉴于以往在争取加入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方面屡屡受挫的教训，转而采取以低调姿态迂回战术的柔性方式，先在非政府性国际组织中谋求拓展关系和影响。台湾“外交部部长”田弘茂强调，未来的“外交”工作不要仅限于以国家为会员国的国际组织，一些不以国家作为会员资格的非官方国际组织，例如慈善、国际保育、人权、妇女、经贸及宗教等，都要想办法去参加。他们将加入非政府性国际组织作为了突破“外交”窘境，推动援外计划和在传统“外交”领域外拓展“外交”的帮手。“民间外交”则成了重要推手。

所谓“民间外交”，即以民间团体身份争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功能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建立与这类组织的联系。在这方面台湾当局有了一定进展。例如，2000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台湾民间团体“文化关怀协会”以“台湾（中华）”名义参加了“2000年和平宣言”的网络签署活动。9月，又以鱼捕实体地位以“中华台北”名义与国际海洋委员会秘书长签订台湾参与“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群养护暨管理公约”的安排书，成为依该公约设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群养护及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从而享有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尽管台湾当局为宣扬“台湾主权地位”、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绞尽脑汁，辛苦奔波，但是实际效果上依然不彰。台湾的“邦交国”虽然尽量维持，但是关系极不稳定，伺机和需要想改换门庭或乘机敲诈勒索者大有人在，到陈水扁下台前夕，仅仅剩下23个。美日等国，虽然对台湾以不同方式做出一些承诺，但本质上是以维护他们各自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大程度上要对比与大陆的利害关系来权衡而谨慎从事。因此，台湾当局企图依靠美日等外部势力为自己的“一边一国”寻求保护伞，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五）在军事方面极力为推动“台独”整军备战

台湾军队长期受国民党控制。这次台湾“总统”选举使民进党上台，无疑对军队造成重大冲击。尽管陈水扁上台之初，台军“参谋总长”汤耀明多次代表“三军”发表效忠“新政府”的谈话，但是，大多数官兵面对具有浓厚“台独”色彩的陈水扁成为“三军统帅”、效忠对象这一变化，感情上难以接受，反弹情绪十分强烈。陈水扁面对如此局面，首先是采取各种手段对军方进行安抚、笼络与控制。他频繁拜访高级将领，视察各军事机构，尽量拉近与军方的距离，树立“三军统帅”的形象。他在上台之初，立即启用国民党军人唐飞组阁，既使其政权得以稳定，又达到便于直接掌控军权的目的。然后，根据2000年1月29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的新“国防法”和“国防部组织法”，拟在3年内完成“国防”组织再造工程。在这一过程中，陈水扁得以对军方进行调整并加紧灌输“台独”理念。

1.对军方高层人事进行大力调整使其得以掌控军队

陈水扁从上任后的5月到9月，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就曾四度调整高层将领达80多人，其中6月28日一次就批准晋升中、少将达61位。其后，陈水扁为加强对军队将领的拉拢，加紧提升将官。据统计，从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以来至2004年年底，共晋升将官475名，其中先后有13人晋升上将；85人晋升中将；325人晋升少将。当时台军现役将官编制为493名，新晋升的将官占到现役将官总数的96%（见《2004年台湾军事综述》，载《台湾2004》第237页）。陈水扁为维持对军队的掌控，年年对军队高层进行调整，直至2007年12月25日，晋升任内最后一批中、少将共48人，其中中将11人，少将37人。通过这样对军队高层不断地清洗和调整，以增加其对陈氏政权的向心力。

上述人士调整往往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大力提拔台籍、特别是扁系将领。如2003年年初，出身台中的“后备司令”陈邦治调任“总政战局长”，掌控台军政战系统。出身台中的“海军总部参谋长”张文平改任“海军副司令”；出身高雄的“副侍卫长”陈再福升任“侍卫长”等。更为明显的是，出身“总统府”的侍卫帮或与陈水扁关系密切的将领纷纷占据重要职位，掌握军中大权。诸如，经过几年的调整，到2007年主要军事单位负责人，均已是扁家将领。其中，早在陈水扁当“立委”时就交好的“总统府战略顾问”李天羽，在该年5月就任“国防部部长”；而当时的“宪兵司令”何雍坚中将、“海军司令”王立申上将、“空军司令”彭胜竹上将、“后备司令”余连发上将，均出身于陈水扁“总统府”的“侍卫长”。这样，阿扁的亲信、嫡系基本掌控了整个台军。台湾军队中的高层台籍将领及阿扁的亲信“三生有幸”，正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2.对军队强化灌输“台独”理念，并实施政治监控

陈水扁当局在不断对军队高层进行调整清洗的同时，加大对军队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造和控制。他们通过改革政战教育内容和推动“去中国化”“去蒋化”等一系列举措，极力清除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官兵的思想影响，削弱其中华民族意识，培养官兵对“台独”思想的认同。首先是对以往的政战工作进行改革，强调对官兵要贯彻“维护宪法、效忠国家、服从统帅、爱护人民、达成任务”的精神。针对当时官兵“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困惑，提出“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2 300万人民安全福祉而战”的新口号，并要求官兵熟记于心。与此同时，大力推行“效忠新总统”教育，在军中大肆吹捧陈水扁是“全世界公认最年轻、最有活力、最用功、最有政治智慧和魅力的领袖人物”，将陈水扁吹捧自己的《台湾之子》一书发到基层官兵手中作为军中重要学习材料。2001年5月，台湾“国防部”还为迎合陈水扁执政一周年造势，将陈水扁上台后视察部队的30篇讲话汇编成《陈“总统”对国军讲话》下发部队，将其作为“在捍卫疆土志业上可互相惕厉的读本”，要求官兵认真学习、领会陈的军事思想和治国理念。在台湾当局的刻意改造下，台军的政治文化、道德观念受到严重扭曲，逢迎拍马在一些单位成风。2005年3月12日，陈水扁视察空军台南基地，该基地会场竟然竖起一幅陈水扁身穿五星上将军服的计算机巨幅照片，引发外界的强烈抨击。台湾《联合报》指出：陈水扁年轻时因臂部缺陷未服兵役，连一个上等兵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却连跳十多级当上五星上将。台军有关人员“逢迎取悦的心态已昭然若揭”。8月底，又出现空军新竹联队停止官兵休假练唱欢迎歌曲、排练欢迎队形以迎接陈水扁视察，引起官兵不满并向媒体投诉的事件。可见，这种政治教育的结果，实质上是愚弄官兵，才出现此类颇为滑稽的画面。

另一方面，停止军队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台独”教育，代之以“去中国化”“去蒋化”的一系列举动。诸如，2001年3月到5月间，台军方连续两次下令各营区拆除室内外所有有关“国家统一”的标语；不久，台军方高层又相继提出将军队内部刊物、军人服饰和重要军事装备上的“中国”字样，全部改换为“中华民国”；从2005年元旦起，将使用大陆地名的台军总机代号全部废除；同年3月1日，台“国防部”通令各部队，自即日起废除晚点名及就寝前唱“我爱中华”及其他军歌等。与此同时，蒋氏父子也成了陈水扁“政权”的眼中钉。他们不断用各种方式去除蒋氏影响，继之去除蒋介石在军中的铜像，并于2007年7月1日起将奉行55年的所谓“五大信念”（“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改为“国家、责任、荣誉”三大信念。同年7月6日，陈水扁在主持三军五校联合毕业典礼时，要求官兵要有清楚坚定的“国家”意识，要坚持“为台湾的国家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的民主自由而战，为台湾的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口号，以“台湾”取代原先的“中华民国”（吴明杰：《扁改“国军”口号：“国军”为台湾而战》，见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7月7日，第四版）。据说，台湾当局还企图推动以闽南语唱军歌，结果被一些军界老将批为“不伦不类”，又无人谱曲而作罢。台湾军队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教育下，特别是在高层将领的引导下，一步步趋向认同“台独”理念，配合执政当局“入联公投”等闹剧。

陈水扁当局还极力挑动、加大台军对祖国大陆的仇视心理。他们通过实施所谓“精神战力周”、反“三战”（针对我提出的“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教育等方式，大力向官兵渲染来自中国内地的军事威胁，强化敌情意识和战备观念。他们配合军事演习，对台军进行“剖析中共三战，凝聚团结向心”；“正视敌情威胁，强化战备整备”；“发扬优良传统，塑造优质国军”；“发挥精神战力，坚定必胜信念”；“落实全民国防，精实总体战力”等主题教育。教育中，采取捏造、歪曲事实的手法，诬蔑祖国大陆的惠台政策是祖国大陆对台的“三战”攻势，煽动反共、仇共心态。据台军2007年12月13日向“立法院”提交的《台军精神战力现况及士气指数评估》宣称，在实施“精神战力周”教育后，官兵对“战争威胁、忧患意识和抗敌意志”的认识均有明显变化，认为台海可能爆发战争的由17.9%增加到50.3%；“想过”会被大陆渗透的由65.5%增加至85%；表示“愿意为保卫家园上战场”的由81%增加到86%。

陈水扁当局加强对军队控制的另一手法是，运用组织监控和所谓严肃军纪等举措，防范与消弭军中的反扁倾向。例如，2005年年初，台湾军方决定对近1 200名担任重要军职或机密职务的军官实施所谓安全认证，查核范围包括其在台湾地区三等亲以内血亲、继父母、配偶、配偶之父母等。通过查核者，才有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5月中旬，又决定对“军事情报局”“电讯发展室”“军事安全总队”等单位人员，进行心理测验和科学仪器检测，以检验其忠诚度。对于官兵的言行则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例如，2006年出现台陆军仪仗队士兵屈肇康在博客上发表“很想用枪往陈水扁脑门插下去”等言论，军方立即以触犯“陆海空军刑法”第14条第1项之罪（以文字、图书、演说或他法煽动现役军人暴动），将其移送军事法庭侦办；同时为此实施代号“正网专案”的网络保安监控措施，全面进行网络电子邮件与通信检查。同年9月3日，花莲基地飞行员任俊刚将拍摄的护航陈水扁专机出访的照片传给女友，被女友上网曝光，并写上“送个瘟神出去还大费周章”等讽刺文字。军方以触犯“泄密罪”，将任调职法办。但是，尽管如此，各类案件及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一是反扁情绪时有流露。例如，有的士兵对陈水扁极为不满，就在军事演习的靶机上画个猪头，并写上陈水扁的名字。二是道德败坏、违纪触法案件不时发生。弄虚作假者有之，贪污盗窃者有之，性骚扰、性侵犯者有之。“台独”路线引发的官兵思想混乱、军纪松弛、管理松懈现象，对台军形象造成严重伤害。

3.调整军事组织机构，确立军政、军令一元化体制

台湾军队长期实行军政、军令二元化组织指挥体系。“总统”作为“三军统帅”，通过军政、军令两个系统掌控和指挥全军。在军政系统，“总统”通过“行政院院长”及“国防部部长”对军队行使统帅权；在军令系统，“总统”直接通过“参谋总长”行使对军队的指挥权。从军队组织、指挥体系来讲，二元化往往容易造成双方权责不明，效率不高等问题。2000年年初，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防法”和“国防部组织法”（简称为“国防二法”），并经过两年的准备，由“总统”陈水扁宣布于2002年3月1日正式施行。“国防二法”的实施，使台湾军队的组织指挥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1）开始确立军政、军令一元化体制。“国防二法”对以往的军队二元化体制作出重大调整，改军政、军令二元化为一元化。即“总统”为陆海空“三军统帅”，行使“统帅”权。“行政院”负责制定“国防”政策，综合整体“国力”，督导所属各机关办理“国防”有关事物。该“国防法”第11条规定：“国防部主管全国国防事务；应发挥军政、军令、军备专业功能，出于国防安全之需要，提出国防政策之建议，并制定军事战略。”第13条对“参谋总长”的职权规定为：“国防部设参谋总部，为部长之军令幕僚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置参谋总长一人，承部长之命令负责军令事项指挥军队。”这样，台湾军队在具体指挥方式上改变为：由“总统”直接责成“国防部部长”，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执行。“参谋总长”不再直接受命于“总统”，而是成为“国防部部长”的幕僚，接受“国防部部长”的指挥。这种调整避免了过去“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职责不清甚至相互抵触的情况，使军事指挥体制更趋顺畅。

（2）拟实施文人领军制度。“国防法”第16条规定：“国防部长为文职官，掌理全国国防事务。”由于新规定使“国防部部长”成为权责合一的“国防部”最高“行政长官”，文人领军的问题也随之作出规定。文人领军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台湾在李登辉主政时期曾一度实行过。如1990年5月和1993年3月，先后由时任“经济部部长”的陈履安、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出任“国防部部长”。但是，由于文人领军的整体环境尚未形成，这些“文人”部长既无军中班底，又往往与军方将领理念不合，同时又受制于当时的二元化军事体制，结果阻力重重，与军方将领矛盾不时发生，无不最后挂冠而去。然而，文人领军的实质内涵则在于，使军队接受民意监督，确保军队国家化。具体来说，一是军队要向“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领导人效忠。当时的台湾因为已经经历了两次“总统”选举，而且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民进党。军队均向新选出的领导人宣誓效忠。按台湾人的说法，“这表示我们的军队已经国家化了”（丁树范：《当前文人领军的困境》网络版）。实质上，这次是以“立法”的形式保证军队“国家化”，使之效忠当政者。二是实施以文人领导“国防部”体系。这显然是以立法形式防止军队等武装力量独立于政府之外自成体系，以保证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与领导。但是，如前所述，台湾真正实行“文人领军”的环境还远远不够，并且军队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的、保密的、自成体系的人事特性和军中文化下，一时很难接受；另一方面这样的“文人”也需要在相关军事、安全等部门培养和历练，绝不是一纸文件就可以办到的。因此，尽管该法已作出规定，台湾当局实际上还是由脱下军装的“文人”充任“国防部部长”，距离真正的实行还有相当距离。

（3）调整“国防部”及“三军总部”的结构与职能。根据“国防二法”的规定，“国防部”下设“军政副部长、军备副部长、参谋总长”，形成负责军队建设的“军政”体系；负责军备整备工作的“军备”系统和负责备战、指挥三军作战的“军令”系统。台湾军方称，三者平行，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国防组织”，可以强化“国防”事务运作，有效达成防卫作战目标。

“陆海空军总部”，则于2003年2月1日前改编为“司令部”。“联勤总部”改编为“联合后勤司令部”，“军管部”改编为“后备司令部”，并与“海、陆、空军总部”及“宪兵司令部”一并隶属“国防部长”。

（4）进一步精简兵力，逐渐增大募兵比例。台湾当局于1997年至2001年6月，耗用5年时间，实施了“军事组织及兵力调整规划案”（简称“精实案”）。该方案以“精简化、实战化”为两大目标。据台湾军方公布的资料，通过调整编制、减少员额、减少指挥层级、更新装备等措施，“精实案”完成后，“国防部”及各军种总部一级幕僚单位由111个合并为80个；二级幕僚单位由444个精简为320个，各兵种战略基本单位由53个调整为72个；编制员额由1997年的45万多人调降为38.5万人（郁洪：《2002年台湾军事情况综述》，见《台湾——2002》第232页）。完成该案的目的是力求达到“量少质精”便于与大陆进行军事对抗。

陈水扁上台后，声称要“以武拒统”，军队自然是他实现“台独”的重要本钱。为此，他继承和发展了李登辉的思路，2002年3月19日，由台湾“国防部”宣布，从该年开始准备推行“精进案”。该方案实际上是“精实案”的继续，目的是在“武器精进，不折损战力”的前提下，再次精简员额，加快军事转型，以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军队。“精进案”自2004年1月开始，分两阶段推进。第一阶段“精进组织”工作，在通过实现常（备）后（备）分立、军备体系调整、联合作战指挥机制建立后，于2005年6月底结束，总兵力降至29.6万人（董玉洪：《2005年台湾军事综述》，见《台湾——2005》第234页）。从2005年7月起，台军开始推进“精进案”第二阶段“军事转型”，重在减少指挥层次，便捷后勤支援，强化三军联合作战效能，提升整体战力，建构现代化、专业化台军为目标。据台湾“国防部”2007年11月28日送达“立法院”的“精进案”有关报告称，该案第二阶段执行至今，总兵力已降至27.7万人，经检视确能强化联合作战效能，便捷后勤支援及提升整体战力（董玉洪方荔红：《2007年台湾军事情况综述》，见《台湾——2007》第297页）。

推行“募兵为主、征兵为辅”的兵役制度改革。随着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成军，台军的科技含量增大，对士兵的科技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台军以义务兵为主，陆军役期仅1年10个月，海、空军役期3年，士兵刚能熟练武器装备就要退伍，难以适应现代军队的需求。为此，台军决定着手改革兵役制度。从2003年1月开始，在一些需要科技含量较高的兵种，如陆军导弹营及海空军相关单位，开始招募以高中学历青年为对象，役期三年，薪资加上志愿役合计每月2.8万元新台币，退伍时可领取退伍金的试验（郁洪：《2002年台湾军事情况综述》，见《台湾——2002》第233页）。2005年1月，台军开始全面推动改革兵役制度，逐步落实“常备部队以募兵为主、后备部队以征兵为主”的募、征兵并行制度，未来所有高科技专长科别，将以志愿役士兵为主，一般专长仍维持征兵方式。募征兵比例到2007年达48∶51，同时扩大招募女性志愿役士兵，到2007年女性占台军比例达到3.5%。义务兵役期则从2008年1月起，缩短为1年。

4.调整军事战略，强调“先制反制”和“决战境外”的主动进攻

台湾当局一直将大陆作为主要军事威胁。台湾“国防部”每两年公布一次的“国防白皮书”，都把大陆列为对台湾的最主要威胁。陈水扁上台后，出于“以武拒统”的需要，进一步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2000年8月公布的“国防白皮书”进一步指出：“评估当前国家安全环境，现阶段对我国家生存最严重之威胁，乃为中共武力犯台”（见台湾《青年日报》2000年8月8日）。出于这种反共拒统、以武拒统的政治需要，陈水扁上台不久，就在2000年6月首次提出了“决战境外”的方针，要台军“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远离本土“与敌决战”。2002年陈又在“行政院2003年度施政计划”中，命令台军在大陆发起攻击之前实施“先发制人”与“先制攻击”的“双先战略”。在此基础上，2004年台湾“国防部”制定的《2005年防卫作战整体兵力需求政策指导要点》中又进一步明确，将发展能够吓阻大陆攻击企图及瘫痪大陆指挥中心、作战平台的能力，力求以瘫痪战取代歼灭战。应当说，这一系列设想比他的前任李登辉“防卫固守、有效吓阻”更为大胆，更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

出于这样的军事战略设想，陈水扁要求积极筹建“高素质、现代化、专业化”的“国防”劲旅，将“精确纵深打击、提升早期预警、争取资讯优势”及“决战境外”的观念，作为今后建军备战的方向（见台湾《联合报》2000年6月17日）。台军围绕陈氏设想于2002年公布的“国防报告书”中强调台军要将“制空、制海、反登陆”的目标，调整为“资电先导、遏制超限、联合制空、制海，确保地面安全”，使战略重点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1）战场选择上，已将过去的固守台澎金马，增强防御能力为主，转变为拟将战场推向岛外台湾海峡中线以西，乃至大陆沿海地区，甚至大陆内地，以攻势来阻止大陆进攻。据此，台军还天真地拟订了2006年之前完成拒敌“境外计划”，将台海地区列为战区；2011年前，拟将于入侵之敌决战区域推向距离台湾本土100海里；2016年前，拟将于入侵之敌决战区域推向距离本土200海里（见《台湾——2004》第238页）。不管台湾军方的盘算能否实现，但是其拟在台湾本土以外决战的意图则是极为明显。此后的武器装备和军力部署都向此目标发展。

（2）重点研发和装备具有攻击能量的武器。在武器的研发和装备上，过去的战略强调以防御性的武器为主，多次表示不发展中、远程地对地导弹，不发展核武器。现在则强调重点发展具有攻击能量的武器，包括研制中程甚至远程地对地导弹，研制具有攻击性的电脑病毒、电磁脉冲炸弹等，以增加对大陆的威慑力。台湾“国防部通讯电子资讯局局长”林勤经曾透露，台军已发展出上千种电脑病毒、电磁脉冲炸弹等，以建立与加强资讯战的攻击能力（见《台湾——2000》第299页）。与此同时，强调大力提高制空、制海的联合战力，特别是反导能力。按照“早期预警、立即反应、重叠拦截、有效摧毁”的指导方针，逐次建立“由近及远、由低而高、先保要害、次求全面”的导弹防御体系（台湾《青年日报》2000年9月18日）。陆军则努力提升“地面防卫”能力，专门筹组“数字化装甲旅”和一些特种部队。目的则在于强化台军的攻击性和联合作战能力。此外，台湾还启动了多项武器研制计划，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乃至发展太空卫星事业。这一切，显然是为发展军事服务的。至于研发“核武器”的传闻，2007年11月9日“国防部部长”李天羽在“立法院”答复质询时则予以否认。

（3）大力发展对美军购，为其战略意图壮胆。由于自身研发能力不足，台湾当局不惜花费重金，向美国等国家采购新型武器装备。每年都力争提高军事预算，增加军事投资比例。其中的重头戏是加大对美军事采购。例如，2006年11月，向美国采购的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先后运抵台湾得以成军；再如，2007年台湾向美国采购70套“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总价值1 200万美元，以强化台军所谓“博胜”专案；2月28日美国宣布售台218枚AIM-120-C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及训练弹和28具发射器；235枚AGM-65C2“小牛”空对地导弹及训练弹和相关设备，配置于F16战机，总价值4.21亿美元；11月13日，美国又同意出售台湾三套“爱国者”二型导弹系统的升级设备，总价值约10亿美元。此外，一直遭“立法院”搁置的三项军购案——向美国采购6套“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12架P-3C反潜机和8艘常规动力潜艇也获得大幅进展。其中，前两项费用总计达280亿美元由特别预算改为年度预算后获得通过，潜艇预算则通过了20亿新台币的评估费用。由此可见台湾当局在强化战力方面的力度，而美国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自然大大提高了台湾的军事能力。

（4）在打击目标上，由过去的“阻敌于对岸，击敌于半渡，歼敌于滩头”，以打击军事目标与军事力量为主；转变为既要打击军事目标和军事力量，又要攻击大陆的重要城市、交通、机场、港口及民生重要设施，打击大陆民心士气，制造后方动乱，以迫使大陆终止甚至放弃武力攻台。台湾“国防部”还曾具体制定了针对大陆进行反制的“毒蝎作战计划”，提出在第一击中锁定我五类重点目标：① 大陆沿海和长江与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② 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如北京；③ 大陆腹地的重要民生设施，如三峡大坝、电厂等；④ 重要军事目标，如导弹基地、雷达站；⑤ 网络、通信中心等（见《台湾——2004》第238-239页）。由此可见，陈水扁当局敌视大陆的险恶用心。

5.提升与美、日的军事合作

此外，台湾当局为实现其战略意图，除通过大量军购，向美国输送美钞外，更重要的是不断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关系，在军事上更为明显地依靠美国和日本。2001年7月16日，《华盛顿时报》头版头条刊登记者对陈水扁的采访时，他毫不掩饰地公然表露三个希望：一是希望美、日、台联合，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二是希望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三是希望美、日、台建立军事同盟，联合维护台海“和平”。陈水扁还挑拨说，大陆的威胁不仅针对台湾，对美国和日本也构成威胁（引自《中国安全抉择》第297页）。因此，他在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积极拓展与美军的“合作”，并为构筑美、日、台军事联盟积极策划和铺路：如让美国人到台湾看地形，请美国人全程参加“汉光”演习，让美国人帮助建构操控试射“爱国者”导弹，让美国人帮助建构三军部队的“数据链路”等。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1）台美军事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展，层级提升，并向机制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目前，经过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多年磨合，双方对话渠道日趋完善。现已知的战略层次会晤机制既有“蒙特利会谈”“台美军事战略对话”“战略论坛”“台美军备交流研讨会”等多种。此外，还有“陆美”“海美”“航美”等军种间的高层交流，以及有关“军备体系交流”“导弹防御高峰会”等专业对话。这些对话、论坛不仅形成了机制，而且层级在逐步提升。美国众议院多次提出应提升与台湾军事交流的层次。2004年，美国在台协会军政事务主管万国城曾率领由美国务院、国防部、参联会和美军太平洋总部等单位官员赴台访问，实地考察台“军事事务革新”情况。从2005年开始，美在台协会台北事务处将由美军上校级现役军官担任专司“军事协调”的“技术联络事务组长”。这是台美断交26年来的首次突破。台湾方面则除了游说美军将级军官赴台活动外，每年至少派遣一名“副参谋总长”级别以上的高级将领赴美进行军事交流。

（2）美台的军事情报与军事热线为双方进一步协调沟通提供了便利。长期以来，美台之间在对大陆军事威胁、军事力量设计、后勤支援、情报搜集与分析、战略战术及操作流程等方面，不断加强沟通与交流，并通过军事演习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协作。诸如“汉光20号”演习中，美向台提供兵棋推演系统中，表面上输入的是台军武器系统数据，但整个后勤支援却是美军的数据，这样就使台军进一步熟悉了与美军联合作战的程序和标准。再如，2003年之前，双方每半年由台军“参谋本部情报次长室”与美国防情报局召开一次情报交换会议，而2004年度这种情报交换却增加到5次。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7月，美台24小时军事热线正式开通。作为台军“大本营”的衡山指挥所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系统可全天候24小时电话直接联系。有人预计未来所有台军和台海的战场图像可以完全同步呈现在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屏幕上。

（3）美台协同作战的准备在逐步深化。除了情报交流与军事热线外，台美之间通过军事人员的热络交流、军事演习和培训以及学术研讨等手段，进一步促进双方在作战指导思想上的接近和接轨。近几年，台湾选派军事人员赴美学习军事理论、接受美军培训的力度不断加大。据2007年7月台军首度公开美台军事交流数据显示，该年美军官员访台66次，共842人；台军赴美交流46次，共352人。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互相观摩演习，逐步达成作战层级的协同。诸如，2004年台军“汉光20号”演习期间,美军前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率61名高级军官进驻衡山指挥所，对台军的作战计划、作战方法、指挥控制等核心内容进行全程指导，随后又到台军各总部及相关战区了解演习过程中电脑系统的使用、兵力调动和后勤整备等详细情况。同样，美军在亚太地区举行“夏季脉动”演习时，台湾也派“驻外武官”及在美受训人员及部分中级军官前往观摩。美军太平洋总部决定，每年定期吸纳台军人员参与美军主导的军事演习。这样，通过热络的相互观摩演习和学习、培训，不仅使美军可为台军培养有实战能力的指挥人员，也便于其双方探索联合作战的指挥模式。实际上拉近了双方的“准军事联盟”关系，体现了陈水扁当局企图拉美军为靠山，为其实现“台独”打气、壮胆的目的。

此外，台湾还加大了与日本军事合作的力度。在陈水扁执政的几年中，台湾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交流也在逐步升温。一方面日本正在改变以往疏远“台独”势力的态度，将台湾定位为“实质上的独立国家”，主张以渐进方式发展台日合作，以图为日本谋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陈水扁当局则以积极的姿态推进台日关系，将日本作为其“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和实现“台独”的重要外力，企图“挟日以自重”，为其“拒统谋独”增添保险系数。这样，台日在政治关系密切的同时，军事关系也随之升高。其重要表现为：一是台日双方军事人员的交流日益增加，并逐步由民间或半“官方”的方式，转向公开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台日双方建立了“安保对话”机制，使其成为加强军事联系、开展军事合作的重要方式。例如，2004年，日本战略研究论坛访台团理事长、前法务部大臣永野茂门曾率4名高级退役将领，就“亚太安全与台湾角色”与台湾智库亚太论坛进行对话，明确表示，一旦日本周边发生战事，“日将认定此周边地区为联合作战区而介入”。三是台湾与日本的情报合作进一步活跃。双方已建立了每年一次的“情报交流会议”机制，并拟建立紧急情资交换热线。四是日本军方开始派退役将领介入台军的训练演习等活动，以便一旦“台海有事”时与美军“协同作战”。

6.大力加强重点兵种建设与军事演习

民进党上台后，立即转变在“立法院”的角色，在审查“国防”预算时，由过去的批评、抵制变为新预算的护航人。2001年台军费预算达2 719亿元新台币（1美元约合32新台币），占总预算的15.5%。其后，军费预算逐步提高。2007年达到3 495亿元新台币，比上年增加400亿元，首度达到占GDP 3%政策目标，为历年来的最高额度。台军正是在这种庞大军费的支撑下，大力加强针对大陆的战备建设。突出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加速发展资讯战攻防能力。台湾军事当局为实现“有效吓阻”和“决战境外”的战略构想，几年来致力于建设具有对抗大陆军事打击能力的高性能新型部队。其中，建立信息战与电子战部队、导弹部队、特种部队及核生化部队作为优先任务。尤其重点发展信息战与电子战部队。台“国防部通信电子资讯局局长”林勤经表示，两岸“制资讯权”将取代“制空权”，成为新世纪战争中双方第一争取的目标。为此，台湾“国防部”专门设立信息战小组，成立专业信息战部队，研制具有攻击性的电脑病毒，以电脑病毒、电磁脉冲炸弹等来建立和加强资讯战的攻击能力。2001年1月1日，台湾首支信息作战部队——直属“参谋本部”的“通信信息指挥部”成立，民间一些黑客高手被网罗其中（郁洪：《2001年台湾军事情况综述》，见《台湾——2001》第226页），以增强资讯战防护与攻击能力。台湾军方还着力加强对官兵资讯知识的培训，凡军官出岛受训，以资讯专业为优先；将电脑测验列为中将以下（含中将）军官晋升的重要考评内容；同时加强资讯战演练，以验证训练效果。2001年台军举行“汉光17号”三军联合实弹演习时，就首次使用了新组建的信息战部队。此外，台军还大力构建电子战基础框架，由台“国防部”建立的“衡山”总体系统与陆军“陆资”、海军“大成”和空军“强网”等4系统组成，以增强台军联合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其后，台湾陆、海、空三军分别成立电战营、电战中队和电战大队，使其作战能力得以扩展。2007年美国向台湾提供70套“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的终端及备件，更增强了其电子信息战的能力。

（2）大力强化导弹防御及攻击能力。台军方声称，大陆的导弹已对台湾岛构成严重威胁，将增强导弹防御能力作为备战的重点。为此，他们提出了“早期预警、立即反应、重叠拦截、有效摧毁”的指导方针，采取被动拦截与主动拦截交互手段，遵循“先低后高、先点后面”的顺序，逐次建立“由近而远、由低而高、先保要害、次求全面”的导弹防御体系。台军在1996年向美国采购的3套“爱国者”二型导弹系统，经与美国多次协商，终于在2001年6月在美国的协助下在台湾进行了实弹试射。据称，这是“爱国者”导弹服役以来，首次在美国境外实弹射击。其后，台军不断通过自身研制和采购新的武器装备，提高其反导（如装备“爱国者”导弹和使“基德级”驱逐舰成军）、反潜（购置潜艇和反潜巡逻机）和预警能力，企图夺取制空、制海权，提高地面防卫能力和加大对大陆的反制能力。

与此同时，台湾还积极谋求加入美国亚太地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卫），竭力向美国求购4艘“宙斯盾”级驱逐舰，增购6套“爱国者”三型导弹。台方认为，购买“宙斯盾”不但能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更能就此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卫“安全网”，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一环。

（3）频繁进行针对大陆的军事演习。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的军事演习更为频繁。据统计，台军从2001—2004年，先后举行各类军事演习1 100多次，平均每年250多次，其中重大演习累计达400次（见王卫星、陈婷《2004年台湾军事综述》，《台湾——2004》第242页）。2000年5月9日台海军“海鸥”级导弹快艇在花莲东部海域举行反封锁演习；6月12—14日，金门驻军连续三天在小金门东港海域举行对海火炮射击演习；7月24日，金门台军举行“神弓6号”导弹射击演习；8月29日，台军举行“汉光16号”三军联合作战演习，陈水扁率吕秀莲等政要亲临助威。据称，这次演习首次由红、蓝军进行电脑病毒攻防演练，双方运用台军发展的多种病毒分别实施攻击、防御和反制，以检验资讯战能力。其后历年的军事演习，不仅数量、规模大大增加，而且针对性更为明显。

2004年，陈水扁当局出于维护自身政治安全的需要，特别将“防斩首”作为重要演练内容。演习中，台军借助2003年在美军伊拉克前线观摩的经验，模拟在2006年初夏的某一天，大陆军队突然对台北市博爱特区发动以导弹进攻为先导的“斩首行动”，台军进行反击、反制，乃至进行心理战和信息战的演练。此外，还在中山高速公路进行了空军3架幻影2000战机的起降演练。据称这也是该高速公路建成通车25年来的首次演练。目的是检验高速公路作为战备公路，可否于战时替代战机跑道。这种演习，显然大大提高了针对性和实战性，同时也反映了陈水扁政权的空虚。

再如，2007年台湾军方进行的“汉光23号”演习，特点更为鲜明。一是规模大。共动用现役与后备军人达10万人次、250架飞机，50艘军舰，300多辆装甲车，是台军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二是实战性强。强调演习视同实战，从严、从难、从实演练，“全军、异地、同时、实兵、实战”，在北部、中部、东部、南部及外岛五个战区同步演练不同科目；并在演习对抗大陆的军事行动外，还演练了包括贸易战、金融战、心理战等超限战形式。三是信息电子战贯穿始终。近年台军高度重视信息电子战战力的演练与检验，借以提升指挥速度与增强战场监控能力，以夺取在该领域的优势。

军事、“国防”的战略与实际运作，往往更能反映当政者（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的真实心态。我们从以上对台军战略及其军事演习的安排上，不难看出台湾当局的良苦用心。

陈水扁执政的8年，是在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推向危险的深渊。他与民进党中的部分“台独”分子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沿着分裂祖国的道路走下去，带给台湾人民的只能是历史性灾难，他自己也会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