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政治炒作导致国民党失去政权

李登辉执政后期，面临新一届的“总统”选举，不少台湾民众对他执政表现日渐不满，民意支持率下降。李登辉为首的执政当局则对后李登辉时代的政治路线、人事以及未来的“选举”刻意进行部署。但是，其最终结果是使国民党丢掉了政权，第一次沦为在野党。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是如何运作的呢？

（一）继续推动“独台”理念，为未来“总统”预设政治标准

李登辉越到执政后期，对台湾未来的定位越关注，对未来“总统”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两岸关系的态度越敏感。他利用有力的执政地位，散布一系列言论，为后李登辉时代铺路，企图进一步规划和影响台湾未来的走向。

1.通过在法律层面的改革，强力推行“独台”

众所周知，法律是意识形态的最高体现，对社会行为具有指引和强制的功能。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正是利用法律的这种功能，为实现“法理台独”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修宪”。

在李登辉的强势主导下，台湾“国大”从1991年开始，通过多次“修宪”，将各色“民意代表”的产生方式、“总统”“省市长”改选以及“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行政区域的设定，均以“宪法增修条文”的方式，进行了翻修。到1994年完成第三次“修宪”为止，已基本达到了初始目的，落实了政权的台湾化，从而在所谓“宪法”层级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架构”。它使原有的“中华民国宪法”被冻在一边，只具有象征意义。实际实行的“宪法增修条文”则为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鼓吹“对等政治实体”予以了“宪法注脚”，也为台湾前途的多种选择确立了“法律依据”。在两岸还没有实现统一的条件下，台湾单独地进行并完成这样的“宪政体制改革”，必然会促成以台湾为主体的地方意识急速膨胀，于是“台湾利益优先论”“台湾生命共同体”“旧主权观念过时论”等得以进一步蔓延和发展。所有这些说法，无非都是为了使台湾与大陆分离，实现所谓“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目的。因此，台湾当局通过“法律”的修订，在台湾人民心目中造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潜在与深刻的。其后，台湾当局依据这样的“法律”制定的有关两岸政策、法规、条例无一不贯穿此类精神。这一系列举动的实际效果，是在逐步培育台湾与祖国对等，与祖国分裂、分立，进而自成“国家”的理念。

2.散布“新台湾人主义”和与祖国大陆的分离意识

除了“法律与政策”的强制推行外，台湾当局更注重对台湾社会普遍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方面的灌输，以此作为实现“台独”的重要手段。李登辉等台湾领导人利用各种场合、多种手段，极力宣传和诱导岛内民意，挑拨、离间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认同感，大肆灌输分裂、分离意识。就其要者：一是散布悲情意识，宣扬大陆抛弃、出卖台湾。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谈话中称，“李鸿章最先割让给日本的是台湾，因为（台湾）是化外之地”，又说“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一再宣扬身为“台湾人的悲哀”。二是鼓吹“新台湾人主义”“台湾民族”等观念。这些观念在一些赞成统一的人士心目中，强调的是在台湾化解省籍矛盾，加强族群融合。这对台湾的发展显然有益。但是，在李登辉完成“宪政改革”后，又一再宣扬“新台湾人主义”与民进党等“台独”势力提出的一些口号开始合流。如所谓“台独教父”彭明敏的“台湾国民主义”、许信良的“新兴民族”以及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等，目的都是强调台湾人已经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已经形成与中国人不同的民族而已。李登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台湾民众灌输这些思想，目的同样是为其分裂路线服务。

3.抛出“两国论”为台湾未来定位，为未来“总统”定格

李登辉执政后期，未来的“总统”选战在即。就在其卸任前夕，他利用与德国媒体采访之机，抛出“两国论”，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明确地定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这是李登辉蓄谋已久的动作，也是为未来台湾政治前途铺路的。此论一出，“台独”分子欣喜若狂，他们甚至想将这一提法“入宪”。其后，虽然遭到支持祖国统一人士的强烈反对和大陆的激烈批评，但是在李登辉的主导下还是写入了国民党“十五大”二次会议决议文中，作为未来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方针。

李登辉的这些动作，实际上在为台湾规划未来的政治走向，同时也是为“总统”继任者设立政治标准，以使其两岸政策得以延续。当时，日渐明显的“总统”参选人中，真正具有实力的有三组人马：即国民党的连战与萧万长；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与张昭雄；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连战与萧万长是国民党推出的人选。李登辉“两国论”一出，连战紧跟其后为其辩解。他称“两国论”是“要为中华民国在两岸关系上争取应有的对等地位”，主旨在于“对等”而非“独立”。宋楚瑜则直言“两国论”的决策过程“盲动与粗糙”，不但不能让台湾安定，反而“让国际友邦误会”。陈水扁与民进党则刻意附和，进而要求“修宪”落实“两国论”。因为台湾民众对“台独”可能影响台湾的安定、安全一直心存疑虑，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则成为制约该党在历次中央级选举获胜的主要障碍。李登辉的“两国论”则为陈水扁和民进党解除了沉重的“台独”包袱。陈水扁不失时机地修正选举策略，降低调门，宣布承认和接受“中华民国”，表示“两国论”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不谋而合，并提出“台湾与中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华人国家”。这些举动不仅大大降低了民进党的政治风险，而且使国民党、民进党两党在两岸关系政策上趋同。因此，不管李登辉与上述三人的个人恩怨情仇如何，就台湾未来走向而言，与其主张最为相投的则是陈水扁，而最终当选的也就是陈水扁。不管事先、事后如何解释，在选举未来“总统”的关键时刻，李登辉刻意制造舆论，形成了具有相当能量的政治导引，确实“功不可没”。

（二）利用“国大延任案”显现玄机

1999年，“国大”在李登辉的支持下仍在继续“修宪”。9月4日，“国民大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国代冻选延任案”。该“法案”将本来该与本届“总统”同进退的“国代”任期延长到2001年年底与“立委”同时卸任。此前，台湾媒体一再传出“国代”将努力完成其“未竟”事业，即企图利用“延任”的时间制定和通过“台湾基本法”，并同时谋取“总统”也与他们同时“连任”。这里，所谓“台湾基本法”，是民进党等为实现其“台独”理念所梦寐以求的“修宪”目标。“国大”这种企图，实际上是要将“修宪”变成“制宪”，制定一部新的“宪法”，重新为台湾定位，落实“两国论”。至于追求李登辉连任，则是李登辉想说而不敢明确说出的话。该“法案”一通过，举岛哗然。“国代自肥”“政治流氓”的舆论批评不绝于耳，台湾社会朝野及三党（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一致严谴。此时，国民党与民进党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国民党一方面将责任归于苏南成，另一方面又称这是民进党的版本；民进党则称是李登辉的意思。李登辉则沉默不语，由其“近侧人士”出面称其毫不知情。为了推卸责任，国民党不得不立即采取措施，将极力推动该“法案”通过的“国大议长”苏南成“绳之以法”，开除党籍。苏南成则满口叫屈，表示不服。

据台湾媒体透露，早在7月间，民进党的张俊宏与国民党籍的“国大”议长苏南成即达成共识：“让本届国代延任至2002年，让延任国代推动制定‘台湾基本法’，彻底完成宪政改革。”后来，民进党“国大党团干事长”刘一德表示，他8月间曾从苏南成那里获悉，国民党“上面那边”非常支持这个构想。李登辉的智囊田弘茂也亲口对他提过这样的事。他相信苏、田二人不会“假传圣旨”。新党“国代”李炳南也证实，苏南成曾向他们证实，李登辉赞成“国会改革”方向朝向“总统”“立委”“国大”同时延任规划。由此可见，苏南成之所以敢于如此放手地“修宪”，没有李登辉等上层的支持或默许，是不可能的。然而，“国代延任案”刚一出炉就遭到全岛痛骂，只好扔出苏南成以平众怒。但是，其中透露出的“台独”思路则是明白无疑。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未来台湾走向上靠拢、趋向合流则是不争的事实。它进一步向台湾民众预示了台湾大选在即的政治行情。(www.xing528.com)

（三）继续扩大国民党内部分裂，拆散连宋配，打压宋楚瑜

李登辉虽为国民党主席，但他却称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对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很不以为然。他就任党主席后的现实是，不可能抛弃国民党，唯有充分利用党主席的地位和权力，从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或破坏，使之成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为此，他通过各种权谋手段，整肃异己，将一批又一批以外省籍为主的异己势力排挤出国民党权力核心，造成多次分裂，实力一步步下降。与此同时，大量安插亲信，掌控要害部位，巩固自己的地位。“新党”“新同盟会”等政治团体正是被排挤出国民党后的产物。

作为政治人物，李登辉虽然在舞台上讲过一些赞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话，也组织过“国统会”，制定过所谓的“国统纲领”，但是，实践表明那都是玩政治把戏。面对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本来仍然具有较强的政治资源。其中宋楚瑜与连战是当时国民党内较大的两大派系，均具有相当大的实力。特别是宋楚瑜通过在台湾省长任上的历练，具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度。当时，国民党内不少人呼吁组成“连宋配”代表国民党投入选战，以保住国民党政权。然而，李登辉不为所动。他与宋楚瑜早在“冻省”问题上已形成“心结”，其后矛盾日渐加深。这时，李登辉作为国民党主席，不是从国民党的整体利益考虑，而是一意孤行，不但不促成，反而在连宋之间不断制造矛盾。他见宋楚瑜要独立参选，且民调一直居于高位，“以高民意对抗党意”，十分恼怒，极力打压，并于11月将宋楚瑜以“违纪参选”的名目开除党籍。这样，使国民党在选举的关键时刻再次出现重大分裂，成为败选、失掉政权的主要原因。

（四）弃连保扁，使民进党上台

对于国民党来讲，李登辉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在处理两岸关系的理念上与民进党相呼应。他出身台湾本土，对大陆既无体验更无感情，早年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对日本以岛立国的经验十分推崇。他认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两岸关系在他眼中是两“国”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民进党的大陆政策与他的主张颇为近似。

民进党产生于1986年9月28日。该党是由台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外反对运动”势力的一部分发展而来。民进党代表着较为狭隘的本土意识或族群意识。特别是部分民众扭曲的心灵为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提供了社会基础。历史上,台湾曾被日本侵占，台湾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却被腐朽的清王朝割让给日本，因此他们普遍存在一种被遗弃的弃儿意识。1945年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又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对台湾同胞采取省籍歧视，终于爆发了“2•28起义”，使台湾民众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悲情意识。一些台湾同胞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恨，也对祖国产生了误会、隔阂和不信任感。民进党上层领导利用部分台湾同胞的这种扭曲的心理，在领导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的同时，产生了较为强烈的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倾向。在这种情绪下，民进党一成立就提出了“住民自决”的原则。在党纲中确定：“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普遍、公正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临时大会又通过“四•一七”决议文，声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须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并提出了“台湾独立”的主张。

1990年10月7日，民进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党员代表大会又通过 “一〇•〇七”决议文，强调“‘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之上”。

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召开第五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党纲中明目张胆地将“台独”问题列入其中。该党纲称：“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事后，当选的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公开宣称民进党已是“台独党”。此后，民进党为了因应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特别是在打着“台独”旗号失败的情况下，对“台独”主张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包装”，搞所谓的转型，但是其目的在于欺骗台湾民众以获取选票，并不是本质上有所改变。实际上民进党是万变不离其宗，乃货真价实的“台独党”。

然而，对于这样的“台独党”，李登辉却颇为重视，凡遇有重大决策，必与之沟通、咨询。他上台不久，就将逃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彭明敏等请回台湾“共商国是”。当他在国民党内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就到党外寻找支持的力量，民进党就成了他得以利用的重要力量。1990年的“国是会议”，1996年的“国发会议”，均是李登辉在体制外的运作。名义上是邀请社会各界精英“共商国是”，然而因为当时只有民进党是最大的反对党，因此他的“共商国是”，实际上主要是给予民进党建言献策的机会和舞台。这种会议遂成为他与民进党进行沟通、协商的会议，民进党遂得以扩大影响并得到发展。

2000年“总统”大选之际，李登辉的表现更是对民进党及其候选人陈水扁极尽支持之能事。首先是在组织上拆散国民党最强有力的组合——连宋配，使陈水扁得渔翁之利；在意识形态上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使民进党得以为“台独”包袱解套，使两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主张合流；更为重要的是，在陈水扁选情一直低迷的关键时刻，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又抛出了对宋楚瑜致命一击的“兴票案”。

1999年12月11日，国民党籍“立委”杨吉雄揭发宋楚瑜的儿子宋镇远在中兴票券持有1.4亿元的资金，揭开了对这场选战影响最大、对宋楚瑜选情发生致命逆转的“兴票案”。宋楚瑜在选举中，打的本是“清廉”“勤政”牌，面对如此揭发，一时应对失策，先后召开三次记者会却更换了几种说法，引起社会更大的质疑。国民党则乘机穷追猛打，民众支持率也从超过5成的最高点一路下滑，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兴票案”是“双刃剑”，即伤了宋楚瑜，也伤了国民党（对国民党来说，进一步加深了对其腐败和黑金政治的印象）。结果是，宋楚瑜损失惨重，陈水扁选情上扬，连战徘徊不前。在选举最后的冲刺阶段，李登辉的得力干将如李远哲、张荣发、许文龙等又纷纷离弃连战倒向陈水扁。“弃连保扁”最终导致了陈水扁胜选。

台湾政坛的选举，常常使人眼花缭乱。然而，透过翻云覆雨的变幻，不难看出李登辉在选举中的高明之处。在他的导演下，通过立体的、多方位的部署，特别是造成连宋相争的格局，最终使他所中意的接班人——陈水扁上台执政。李登辉在台湾曾自比摩西，陈水扁则甘当约书亚。陈水扁以李登辉的接班人自诩，李登辉则以和平转移政权为荣。

然而，这种结局是以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丧失政权为代价的。面对如此变局，民进党“喜从天降”，欢欣鼓舞；国民党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不少党员当天夜里就聚集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奋力声讨党主席李登辉，追究他领导败选的责任，然而李登辉却不以为然。愤怒的国民党员一次又一次发起对李登辉的声讨，最终将他开除出党。然而，民进党的上台则是不争的事实，台湾走向“独立”的态势日趋明显，两岸关系比以前更为复杂、多变。这就是李登辉下台后留下的政治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