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并加大经济投入与政策调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按照当时的台湾“宪法”，严家淦“副总统”继任“总统”。蒋经国则利用手中的军政资源有效地控制了政局，并很快赢得了国民党各派的信任。在当年4月28日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上，由严家淦等提名，决议由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6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正式推举方式予以承认）。国民党在台湾从来是以党治国的。蒋经国就任党主席，实质上已经成为台湾的实际主政者。不过，在形式上还要给“宪法”一点面子罢了。这样，在台湾的政治格局上，第一次出现了党、政分离的局面。严家淦主政，蒋经国则控制了党、军、特及“行政院”的实际政务。

有趣的是，中国人似乎是非常注重“名分”的。为此，国民党中常会还决定，国民党将为蒋介石保留总裁职位，以资纪念；今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改称主席。正如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将总理作为他的专用尊称一样，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将总裁变成了蒋介石的专用尊称。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到蒋经国已是三易其名，被称为主席。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蒋经国在蒋介石死后23天，已成功地将党、政、军权系于一身，成为台湾头号实权人物。然而，这个名分在蒋经国主政时期则颠倒了。严家淦是“总统”，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而且甘当傀儡；蒋经国是“行政院院长”，又是国民党主席。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政治伦理，蒋经国都是严家淦的下级，然而蒋经国却是实际主政者。因此，在名分的背后，还是实际权势在起决定作用。

此后，蒋经国与当时的严家淦“总统”经历了3年“合作”期（严家淦深通“为政之道”，将大权交给已手握实权的蒋经国，自己只作挂名“总统”）。在这一时期，台湾岛内党、政、军大事全由蒋经国决定。1978年“总统”期满，严家淦主动提名蒋经国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并表示自己不再参选。3月21日，蒋经国在台湾当局召开的一届“国大”六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六任总统”，5月20日正式就职，从而实现了蒋介石将台湾大权传给蒋经国的遗愿。

（一） 蒋经国上台伊始，即刻意打造一个比其父进步、开明的形象

就职“总统”当天下午，蒋经国就召集主管宣传的负责人，发布了久经思考的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个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 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香港《星岛日报》，1978年5月31日）。

（二） 在用人路线上，蒋经国继续推行“本土化”政策

其重要的举措是：启用谢东闵为“副总统”，任用孙运璇为“行政院院长”。

谢东闵为台籍人，早年赴大陆求学，1946年5月就成为出席国民党“六大”的唯一台籍代表。抗战胜利后，返台从政，历任高雄县长、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后成为首位台湾省政府主席。他与蒋经国私交甚厚，且没有太大的权力欲。蒋经国称他“是一位诚诚恳恳、淡淡白白的人”，并直言“我在重庆时就认识谢东闵同志，到了台湾，我们共同创设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后来两人虽在不同的岗位工作，但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同志”（《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十一辑）。因此，谢东闵有幸成为台湾籍的第一位进入权力核心的“副总统”。对此，江南曾评论说：谢东闵“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分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当局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蒋经国传》），可谓一语中的。

孙运璇是典型的技术官员，30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力工作，是十大建设的主要策划者。他精通英语、俄语，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顾问。为人谦和，不善逢迎，笃实敦厚，也是权力欲表现不高的人物。1962年出任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其间，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曾多蒙孙运璇的照顾与栽培。对此，蒋经国尤为感激。其后，孙运璇先后被蒋氏父子提拔为“交通部长”“经济部长”。现在，蒋经国首次出任“总统”，权衡再三，遂任用孙运璇“组阁”。孙上任后，按照蒋经国的择人标准，组成“新的内阁”。林洋港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李登辉为台北市市长。台籍人士大量参政、甚至主政，缓和了省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此后，蒋经国花费很大的精力培养和提拔一大批20世纪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国民党籍少壮派或行政系统的精英，不少是国民党元老的子弟、秘书、女婿、姻亲逐步直接掌握了党、政、军系统的重要机构。诸如，陈履安、钱复、连战、宋楚瑜、关中、施启扬、李钟桂、李焕、赵耀东、李元簇、吴伯雄等人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崛起。这些举措，使国民党新生代得到较快的发展。在权力分配上，其基本的用人格局，还是以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

然而，这种人事布局，既反映了蒋经国执政的基本思路，也大体为其政权的稳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目的是企图打造一个所谓“政通人和”的局面。

（三） 经济建设方面，抓基础建设和经济转型，促进台湾经济起飞

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较为成功地抵御了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十项建设的基本完成，也缓解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困难。但是，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加大对经济的投入。蒋经国就任“总统”后，进一步加大在经济上的投入和政策上的调整。

1.继续推动经济基本建设

重点是十项建设之后，于1978年再推动进行十二项建设。

十项建设从1974年开始，到1979年完成，总投资达52.32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建成，对台湾的基础工业、交通、乃至能源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诸如，核能发电厂一厂的2台发电机分别于1977年与1979年完工交付使用后，总发电量约63万千瓦，可代替进口石油116万升，如每升以150美元计算，每年可节约外汇2.5亿美元。因此，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发电成本，增加了发电量，更减少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再如，南北高速公路自基隆至凤山，贯穿台湾西部平原，全长373千米。它的建成，使全岛运输能力提高1倍，客货运输时间由原来的8小时减为4小时。还有北回铁路，是台湾东部自苏澳附近的南圣湖站至花莲田浦站，全长88.1千米。它的建成对于平衡台湾东西部经济发展，开发和利用东部资源，提高东部地区民众的经济、文化水平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其他铁路、港口、机场和造船厂的建成，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能力。与此同时，十大建设刺激了投资，减少了失业，提供了14.6万人的就业机会；带动了相关事业的发展。它不仅为台湾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更为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赖以实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台湾当局于1977年决定开始实施十二项建设。

十二项建设于1978年实施，1984年基本完成，历时近6年，投资达78.54亿美元。其中，有4项是十大建设的延续，包括续建核电二、三厂；完成台中港二、三期工程；扩建高雄钢铁厂以及建成环岛铁路网。其余八项分为三类：交通建设方面包括新建东西横贯公路3条，延长高速公路至屏东，拓建屏东至鹅鸾鼻道路；农业建设类包括加速改善重要农田排水系统，修建台湾西岸海堤工程及全岛重要河堤工程，设置农业机械化基金，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类包括开发新市镇及建立居民住宅(平均每年2.5万户)，建立县、市文化中心。

与前十大建设不同的是，这十二项中，增加了对于农业和城镇居民住宅及文化等建设项目。反映了台湾当局在农业整体下滑的状态下，以政府的力量抓农业基本建设和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愿望。交通和工业则力图改善工业发展的环境、改变轻重工业的比重。抓住宅和文化中心建设，目的则在于提高居民生活的品质。这些项目的基本完成，为台湾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蒋经国的声望日渐升高。

2.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推动工业升级

面对国际经济风暴对台湾的冲击，台湾当局早在70年代就提出了“工业升级”的口号。

台湾当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世界工业格局中，属于初级的、简单的、低层次的、附加值小而能源消耗大的加工装配工业。这种现状，既不利于自身发展，更使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下风。改变现状，使工业迅速向高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附加值大而能源消耗小的高级加工装配工业转化，势所必然。为此，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较快地作出了在稳定经济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决策。

蒋经国在1977年9月23日提出：“现在台湾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劳动密集的工业，已不能作为今天工业的基础；必须进入到高级的技术、资本密集工业，我们的经济才有希望。”1978年3月18日，他又针对国际环境提出：“为应对未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奠定台湾对外贸易基础，“建立高级及精密工业，已定为我工业发展之既定方向”（载《汇编》，第13期，第397页）。

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先后制定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和“科学工业园区管理组织条例”，并在1979年9月在新竹建立了科学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台湾新竹市东南部，交通便利、风景秀丽，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相对比较集中。设置园区的目的，是以美国“硅谷”为蓝本，旨在引进外资和侨资，更为重要的是引进高科技和高级人才，把研究、开发与生产相结合，带动台湾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保持工业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此同时，培养自己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提高研发和开拓能力，发展高精尖产品，带动和促进工业升级换代。

为推动“工业升级”，台湾当局还建立了“中心卫星工厂制度”，即以最终装配厂或基本原料生产场为核心，结合其零部件制造厂或下游加工厂（即卫星工厂），使之有计划地密切配合，共同经营和管理，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产销密切配合的生产体系。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立和中心卫星工厂制度的推行，促进了台湾工业的升级换代，使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均出现明显的变化。迄今已有大约380家高科技厂商进驻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主要产业包括半导体业、电脑业、通讯业、光电业、精密机械产业与生物技术产业等，成为台湾北部的科技中心。其引领工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也存在有些外商投资热情不如预期高；一些厂商只是为了捞取投资优惠待遇而迁入；有些企业的成本偏高，质量欠佳，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但尽管如此，这些项目的建成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建立，还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起飞。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旋被称为“亚洲的硅谷”。

3.提出“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方针，以配合政治革新的进行。

这里所谓的“国际化”，即为“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开放内部市场，促进内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强对外活动的实质能力”。

“自由化”，即为“尊重市场价格机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

“制度化”，即为“制定一套合理的法规，用法制调节、控制经济金融的运行”。

为推行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台湾当局陆续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主要是：① 黄金买卖自由化；② 外汇出入自由化；③ 利率自由化；④ 汇率自由化；⑤ 金融机构设置自由化；⑥ 降低关税，开放台湾岛内市场；⑦ 开放外资对台湾及台湾对外投资的限制；⑧ 扩大海外经济合作；⑨ 全面检讨过去“法令”“法规”是否有违“三化”方针精神；⑩ 成立专门研究与考核机构推进自由化、国际化之机构。

台湾当局通过推行以上举措，使“三化”方针逐步得到贯彻，使经济逐渐走向较为全面的转型。其结果是逐步实现了工业转型和升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国际经济上的竞争力。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一切，又给蒋经国等国民党当局稳定政权、应对国际和岛内难题、推行政治革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在控制政治局面方面，蒋经国面对岛内本土势力的崛起和民主势力的发展，采取了逐渐宽容与较为开明的政策

蒋经国出任“总统”后，虽然在“用人”及听取民众意见等方面有所变通，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的局面。台湾民众照样生活在军事戒严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没有集会、结社、请愿、罢工、罢市的基本权利，更不可能被允许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组织新党尤被禁止。以往，一些试图组党的人士，如雷震等人，早已成了“反面教员”。当时的台湾，国民党一党独大，虽然有青年党和民社党存在，但是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不过是历史造成的政治花瓶而已。

然而，人是天生喜欢自由的。历史证明，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管制就有反管制。台湾民众对蒋氏父子的政治高压早已不满，但长期以来有心无力，无可奈何。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提高，一大批新生的经济力量要求政治上的相应地位；大量青年才俊开始追求个性和自由。在这种社会基础上，对于国民党来说，政治上的“异己”或“反对”势力开始逐渐形成。台湾社会称之为党外势力。

1.“党外势力”的崛起

所谓“党外势力”是相对于国民党而言的，是指国民党之外的政治势力。他们一般是对现状不满，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极力主张改革现状，改变政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由他们发起的政治运动，也就被称为党外运动。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在这股运动中，有大量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成为该运动的主流。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也出现企图脱离祖国统一，搞所谓“台独”的杂音。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岛内就一直存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力量，如前所述，以雷震为首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郭国基、李万居、高玉树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反对派曾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过英勇的批判。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反对力量共同以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为喉舌，激烈地批评时政，提出“修宪”“政党承认”等问题，并谋求组党。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将《自由中国》查封，雷震等人遭逮捕。从此，台湾的所谓党外势力活动被扼杀在摇篮里，沉寂达十年之久。

在“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活动中，一直存在着一股企图将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台独”势力。他们以廖文毅、彭明敏等为代表，迎合美国、日本部分企图分裂中国领土分子的阴谋，大肆叫嚣“台湾独立”，公然发布宣扬“台独”的公告，成立实现“台独”理念的组织，企图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实现“台湾独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当时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打击。但是，这股势力也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迁和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变换手法，以破坏祖国的统一大业。

进入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突变。在1970年底爆发的“保钓运动”和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刺激下，岛内政治空气逐渐活跃。当时，随着岛内知识分子队伍日渐扩大，民主意识日渐增强；与此同时，台湾新兴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迫切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权力，不满于“纳税有份，参政无缘”的现状，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开始加剧。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党外势力”很快成为台湾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股新兴的“党外势力”，不论是在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还是在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有了明显的增强。

“党外势力”的再次崛起，无疑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构成极大威胁。国民党当局为了自身权益，必然对党外势力的活动和成长设置重重障碍，并以种种借口对其进行迫害。党外势力为了生存和发展，想方设法与之周旋，并采用“乘虚而入”等对策，尽可能利用当局“法律”上的缝隙和漏洞，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媒体舆论战和面对面的斗争。颇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创办刊物和积极投入各项“选举”。这几乎成为当时党外势力与当局斗争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其与当局发生摩擦、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2.创办刊物，抨击台湾当局的独裁统治

这是“党外势力”对台湾当局进行揭露、斗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宣传和鼓动民众的主要手法。其中《大学杂志》是党外势力进行政治宣传和斗争的重要阵地。《大学杂志》1968年元月由台大毕业生郑维桢独资创办，郭正昭、陈少廷、王晓波、张俊宏、陈鼓应等人逐渐成为主要参与人或主要撰稿人。该杂志创办初期，并没有涉足敏感的政治领域。70年代后期，该杂志改组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逐渐抛出政治革新的信息。1971年元月号，发表了刘福增等人联名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还发表了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文章，给沉寂多年的台湾投下了“重磅炸弹”。一石激起千重浪。其后张俊宏等人联名发表《台湾社会力分析》，继之连续发表由杨国枢、陈少廷等15人联名撰写的《国是诤言》和陈少廷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造问题——兼评周道济先生的方案》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挑战国民党的“法统”，开始直接对“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提出了批评，并大胆提出了全面改造“中央民意代表”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全面改造才能保证可获得全面的政治革新。1972年1月，又发表了由王文兴、包奕洪、许信良等多人署名的《国是九论》，矛头直指“基本人权”等问题。

《大学杂志》的诸多文章，以极为犀利的笔锋，剖析社会，直指敏感的政治问题，给久已沉寂的台湾社会注入一股活力，感染和推动了更多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士进一步思考。特别是部分大学青年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积极为《大学杂志》投稿，参与革新的探讨，使校园政治活动异常活跃。陈鼓应在1972年11月25日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主张开辟民主广场，让学生自由发言。这一主张立即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72年12月7日，台湾大学专门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革”的公开辩论会，呼吁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面对社会革新政治的呼声，台湾当局先是静观，某种程度上还予以肯定。例如，蒋经国就曾对张俊宏等人的《台湾社会力分析》予以激赏，特别推荐国民党党团干部研读。但是，随着革新声浪在校园和社会发展，台湾当局开始采取行动。先是,由《“中央”日报》连续6天刊出《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所谓“小市民”的口吻，对陈鼓应《开放学生运动》、开辟民主广场的主张进行反驳。继之，到1973年2月陈鼓应、王晓波被当局约谈直接打击他们高涨的革新情绪；接着又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14名哲学系教师遭到解聘。这一系列的动作，使校园政治活动不得不告一段落。《大学杂志》虽然未遭到查封，但在当局的施压下，其成员出现分裂。政治革新的声浪一时又陷入沉迷。

蒋介石逝世后，“党外势力”又开始酝酿新的发展。1975年8月，张俊宏、康宁祥、黄信介共同创办了《台湾政论》月刊。社长为康宁祥，发行人是黄信介，张俊宏任总编辑，法律顾问是姚嘉文。《台湾政论》以“如何促进台湾的进步与和谐”为办刊宗旨，就台湾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诸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其中不少文章问题敏感，言辞激烈。如姚嘉文的《宪法与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和澳洲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两种心向》等文章，表达出更为强烈的参政议政的呼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响。

1975年底，正值台湾“立委”选举期间，《台湾政论》第五期发表了邱垂亮的《两种心向》，其中报道了钢琴家傅聪等人的谈话，被当局认为触犯了海峡两岸关系的禁忌，以“触犯内乱罪”之嫌予以严惩。因为，此时的蒋经国已不同于《大学杂志》时期。当年他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颇想利用青年求变的心态制造舆论，对不大愿意服从自己领导的元老派施压，以便于自己排除阻力，需要有限度地开放言论。现在大权已经在握，对言论就要严加控制。否则稍有疏忽，后果堪虞。因此，《台湾政论》很快被勒令停刊，邱垂亮也被驱逐。一场刚刚掀起的政论又遭遇风霜。

《台湾政论》虽然仅仅刊行5个月就被迫停刊，它却在今后党外政论杂志的发展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即衔接从《大学杂志》解体到1977年党外运动兴起这两个阶段的积极作用。

事实证明，台湾的民主化是一个历史趋势，不是靠封杀一份杂志可以阻挡的。党外人士通过“合法”参选及其他政治宣传，继续推动它的发展。1979年5月，台湾当局解除了1978年发布的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党外人士立即掀起了创办杂志的热潮。影响较大的有康宁祥创办的《八十年代》和黄信介的《美丽岛》。其中，《美丽岛》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大量党外知名人士成为它的编辑人员，并以社委形式，网络了大量党外人士。《美丽岛》创刊发行后，又相继在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设一个服务处，便在当地举行群众性演讲会，影响力急剧扩大。《美丽岛》被党外势力看做是自己的机关报。由于该杂志对当局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抨击，终于酿成1979年12月的《美丽岛》案件，党外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然而，党外杂志却对党外政治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成为党外人士抨击国民党独裁政治、探讨台湾前途的论坛；成为扶植和培育党外势力的场所；成为锻炼和造就党外领袖人物的基地。其后，“党外势力”开始投入实际组党阶段。

3.积极参加台湾的“地方选举”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

“党外势力”以此作为参政、议政的途径。

台湾的所谓民主选举，从本质上讲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点缀和粉饰。在“地方选举”中，国民党控制着绝大部分社会政治资源，只有极少数有声望的地方人士才有当选的机会。“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也是迫于岛内外形势，为维护其“合法”形象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民主“选举”表象的背后，包裹着的仍然是“独裁”的本质。

然而，既然对民众开放“选举”，这就给有志参政的个人和团体提供了机遇，他们可以“合法”地参选，甚至可以捞个一官半职或“民意代表”。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国民党的操控下，捞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没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一定的背景，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对于国民党党外的政治人物或团体来讲，“合法”的参政途径唯有参加选举，所以从选举初期开始就有党外人士参加角逐。但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他们的参选，一直处于弱势。

举个个人参选的例子。据台湾媒体称，余登发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一位奇人，也是一位在当地颇具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的政治家。他为人正直，不贪财，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颇受当地民众爱戴。1951年，台湾实施“地方县市长选举”，余登发单枪匹马参选，结果连选连败，原因是当局操控着庞大的政治资源，他无法与国民党的提名人抗争。好在他并不气馁，在揭发、批判国民党选举和执政弊端后，再次投入选举，终于在1960年第四届高雄县长选举中，一举击败国民党的提名人，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党外民选县长。但不久，他就被停职，甚至入狱。可见，当时参选和挤入政权的艰难。处于弱势的个人或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难以与有组织的国民党竞争。

进入70年代以来，党外活动从低潮转为高潮。1969年11月，台北市“议员选举”中，大学毕业在加油站工作的工人康宁祥出乎意料地胜选；不久黄信介又在12月当选“立法委员”。可以说，这大大提升了“党外势力”参选的信心。这时的党外杂志每到“选举年”就空前活跃，以发挥宣传和鼓动作用。他们大量散发传单，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在选举策略上，已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发展到开始采取联合竞选的方式。其结果也步步升高。1973年，高雄市无党籍的省“议员候选人”在选举时，彼此协议各自的主要票源地区，互相协作，集体作战，一举击败了3名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取得空前胜利。

1977年11月，台湾举行“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党外势力南北串联，巡回助选，形成极大声势，得票率达到总票数的30%以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严重动摇着国民党统治的根基。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党外势力”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并制造了一系列迫害党外人士事件。如1977年11月15日的中坜事件，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亦称高雄事件）等。

4.中坜事件

该事件发生于1977年11月15日的台湾首次“五项公职人员选举”日，是由于国民党地方选举机构在选举中公然舞弊引起的。

此次选举，包括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各县市长、县市议员和乡镇长等，共1 318个职位。事件发生在竞选台北市桃园县县长的自由参选人许信良和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欧宪瑜的角逐过程中。

许信良出生于桃园县中坜镇，毕业于政治大学，曾参加国民党，并受到学校和国民党党部的刻意栽培。1967—196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1969年回国后，曾得力于国民党的辅选，当选为年轻的省议员。因为台湾公职人员竞选，皆由国民党包办，而且为党政双方共同辅选而成。所谓辅选，即不仅为国民党所提名，而且为国民党用一切力量来辅助，以期必成。因此，许信良虽非出身名门，却被国民党看重，得以跻身省议会，参与议政。然而，海外留学和充当“省议员”的经历，使其在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同时，对台湾的专制与政治黑幕日益不满。他很快成为省议会的新锐。1976年，他写下《风雨之声》一书，大揭省议会的内幕及社会种种不良现象。他还将省议员分为“世家”“财阀”“公教人员”“职业政客”四类，并一一点名批判。因此许信良被国民党视为叛逆。他的书也被禁止发行，但他却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1977年，时逢地方“五项公职选举”，许信良提出竞选桃源县长。此举使台湾省党部主任王唯农大为震惊。他秉承上峰旨意，亲自去做许的工作，企图迫使他放弃选举。然而，许信良并不买账，决心脱党竞选。为此国民党动用各种手段，发动各级选举机构对许信良进行打压。许信良则全力反击。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

11月19日是投票日。上午十点半一对老夫妇来到中坜镇213号投票所投票，国民党籍监选主任姜新林走进圈票处，公然指点两位老人说：“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这种公开舞弊的行为，被民众当场发现，他被押送到中坜警察分局。接着，类似的舞弊消息从各地传来，甚至“有人发现中坜区有投票所人员把投票箱弄出缝隙，把选票勾出，改造成废票”。支持许信良的1万多群众被激怒了。他们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桃园县中坜镇的舞弊行为，包围了警察局，用石块袭击警察局的门窗、玻璃，阻断当地公路，焚烧警察开来的警车。到晚7时，民众冲进警察分局办公室，捣毁室内设施，最后放火烧了警察局，直至次日凌晨2点才逐渐散去。据统计，在整个事件中，共烧毁警车8辆，摩托车60辆。

事发后，台湾当局极为震怒。此事件更深层的原因是国民党统治多年积怨的一次爆发；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大选”在即，蒋经国似乎感到高压政策的危险和制造稳定局面的重要，于是下令不准军警开枪杀人，以免事态扩大。同时，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蒋经国一方面“挥泪斩马谡”，免去他的得力助手李焕的职务；另一方面则提请各机构在日后选举中，必须提高国民党提名人的素质，挑选高学历，劣迹少，易得选民支持的国民党员做候选人。

最后，许信良以22万张选票当选桃园县县长。但是，好景不长。因公开向国民党宣战，他被“监察院”提出弹劾，并被指责“桃园县长许信良擅离职守，签署诬蔑政府之不当文件，参与非法游行活动，并违法助选，证据确凿，均有违法失职之嫌，将于依法弹劾”，遂被停职处分。许信良自以为有选民支持，可以稳坐县太爷的交椅，然而仅仅一纸弹劾公文，就把他赶下台。1979年8月，许信良被迫离台赴美。他临行前对送行者发誓：“国民党不容我，我非要和它来个玉石俱焚，鱼死网破。”

中坜事件结束了。台湾政权又重新获得了稳定。蒋经国也得以登上“总统”宝座。然而，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却与日俱增。包括许信良等在内的不少国民党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也开始走上与之分庭抗礼的道路。不久，在高雄又爆发了震动全岛的美丽岛事件。

5.美丽岛事件

1977年底，“台湾五项公职选举”结束，非国民党人士总得票率达到25%。这一结果大大鼓舞了党外人士的参政热情。随着第二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日期的邻近，以黄信介为首的党外人士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负责全岛的党外候选人助选活动，并在助选中大胆提出了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等政治主张，矛头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敏感部位。

1978年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该信息顿时震惊台湾。鉴于内外困局，蒋经国发布“紧急处分令”，停止一切竞选活动，“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延期举行。但是，黄信介等为推动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热情，利用刚刚出炉的《美丽岛》杂志继续大造舆论。其表现：一是言辞激烈。党外人士利用该杂志对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予以猛烈的抨击，并断言台湾已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正如黄信介在《美丽岛》发刊词中说：“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台湾1800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二是声势浩大，颇具组织规模。该刊的社务委员在创刊时就有61人，3个月后增加到91人，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重要的党外人士，阵容空前壮观。它还在高雄、台中、南投、屏东等地设立11个办事处，举办茶话会、座谈会及火把游行等活动。杂志发行量达到十几万份。它的一系列活动，获得众多知识分子的同情，逐步形成了一个虽非党团却颇具规模的政治团体。

《美丽岛》杂志的问世，掀起了《自由中国》停刊以来党外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也使党外人士感到自己似乎已具备同国民党争权的“政治力”。他们的做法，正在改变着《美丽岛》负责人之一施明德所揭示的：“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的现状。《美丽岛》实质上成了党外人士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舞台和团聚自己力量的核心。因此，国民党当局对它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扶轮公园举行3万人的集会游行，以纪念世界人权日。根据台湾“戒严法”的规定，5人以上的集会需警察局批准。同时申请的还有亲国民党的“台湾人权协会”。国民党当局却只批准了“台湾人权协会”而拒绝了《美丽岛》杂志社的请求。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大报报道不批准的“理由”：① 集会规模过大，秩序不易控制；② 杂志社办此类集会，理由欠充分。

12月1日，一群打手在当局唆使下袭击了黄信介的住宅。12月6日，“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又发表演说予以恫吓，宣称：“今后任何企图破坏安定团结，制造纷扰，坠入敌人统战陷阱或为敌人制造可乘之机的行为，政府决然依法处置，不稍宽容。”（《中央日报》，1979年12月7日）

面对如此压力，《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畏强暴，仍照原计划集会。12月10日下午6时，黄信介到达高雄主持集会。当地警备司令亲自到车站迎接，并表示：“人权大会获准在原地举行。”实际上军警已将扶轮公园包围。黄信介见状临时决定改在尚无军警戒备的中山路大圆环附近举行。当集会队伍到达时，大圆环已被军警封锁，队伍被围在大圆环。此时，民众群情激奋。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纷纷登台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群众则高呼“打到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参加和围观的群众已达2万人左右。姚嘉文等人要求会场四周的军警撤离，但遭到拒绝。集会结束后，举行游行。军警奉命阻止。群众以火把和木棍与军警对抗。10点20分，军警开始镇压，施放催泪弹，群众逐渐被驱散，直至次日凌晨2时30分，高雄开始恢复平静。

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挑战它的威权。特别是蒋经国刚刚坐上“总统”宝座第二年，就遭到党外势力如此挑战，更难以容忍。第二天，当局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宣称当地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诬称黄信介等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进行“叛乱”。同时，发动社会团体予以声讨。蒋经国则亲自慰问受伤的军警。13日，台湾的警总查封了《美丽岛》杂志社，逮捕张俊宏、姚嘉文、王拓、陈菊、林义雄等人。宣布施明德在逃，予以通缉。随后相继逮捕了黄信介和施明德及出席该次大会的152人。1980年3月至4月，经台湾军事法庭审判，以所谓“以非法之手段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12年徒刑。其中，林义雄的母亲及一女儿也在审判期间惨遭暗杀。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非《美丽岛》事件的胜利者。它遭到台湾内外舆论更为激烈的谴责。为缓和外界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准许部分被捕者同家属通信；派“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关中接见被捕者家属；对个别参与者予以“宽恕”，以分化拉拢等，目的在于使党外运动冷却。然而，随着岛内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多元化政治倾向的发展，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面临更大的挑战。

（五）台美断交与美国的《对台关系法》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上首先宣读了美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它清楚地表明，美国终于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从而扫除了中美建交的障碍。12月31日，台美双方“大使馆”下旗关闭。1月1日美方正式通知台湾当局将于1979年1月1日起终止《共同防御条约》。4月26日，美驻台的150多名军人，包括“军事援助顾问团”全部撤离台湾。

中美建交与这三项条件的实行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却如丧考妣。此前，蒋经国为代表的台湾当局曾企图用一切办法阻止中美建交，事后则又千方百计谋求补救。蒋经国一方面要求三军提高警觉，加强战备，警惕中共“对于我们渗透分化的阴谋和武力的蠢动”，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使命”。另一方面则谴责“美国背信弃义”（1978年12月16日蒋经国获悉台美“断交”后发表的声明，《汇编》，第十二辑，第251—331页）的同时，并不敢真正得罪美国，仍然要美国不要丢弃他这个“小兄弟”。为此，蒋经国在与美国代表磋商非官方关系的会上，提出未来台美关系的五原则，即“持续不断，事实基础，安全保障，妥定法律，政府关系”。之后，台美双方反复进行了讨价还价。美国国务院为安抚台湾，遂作出五项保证：① 美国仍认为台湾有“国际人格”身份；② 美国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拥有主权；③ 美国继续在台湾保持“外交”以外的全面关系；④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基础，仍是原有的58项条约，美国将就此专门立法；⑤ 美国将以新的交流形式来取代原有外交代表机构（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第871页）。

由此可见，美国外交从来是以美国利益为前提的。当拉拢台湾对他有利时，就与台湾建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强大，不容忽视，为了美国利益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时，权衡利弊，就抛弃台湾，与中国大陆拉关系，建外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海两岸问题上，使用了卑劣的两面手法，以收渔翁之利。正是在这种基础上，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个月后，就在1979年4月以国内法的形式，颁布了《与台湾关系法》。卡特在4月10日签署该法案时宣称：

“我今天签署众议院决议第2479号，即《与台湾关系法》，使之成为法律。这项立法将帮助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在没有官方的政府代表和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同时他还宣称，该法与中美建交达成的谅解是“一致的”。

《与台湾关系法》共18条。其要点：① 表明对台湾前途将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期望；② 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将被美国视为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③ 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其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④ 规定了“美国在台协会”的职权与任务及台湾设立对等机构的原则。授权“总统为台湾设立的机构提供与1979年1月1日以前被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在美国曾开办的机构的数目相同的办事处和人员。”同时，提出未来双方机构及其人员可享受的“特权”与“豁免”问题。该法实质上将台湾视同国家或政府性质，强调“外交关系与承认之欠缺，不得影响到美国法律对台湾之适用，美国法并应以与1979年1月1日以前相同之方式，适用于台湾”。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在通过此法案前，已经决定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该协会为按照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注册的非营利团体。总部设在华盛顿，在台湾设立分会。1979年1月10日，美国将此决定通知台湾，同时要求台湾成立与之相应的机构。不久，台湾“为继续维持并推动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之各种关系”，也设立了与之对应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该协会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设驻美办事处，隶属于台湾“行政院”。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这两个由各自的政府出钱、但没有政府身份的机构，将用来处理将来美国和台北之间的各种关系。”(《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522—524页)

这样，美国不仅通过了新的立法以取代废止的《共同防御条约》，而且在台湾专门设立了非官方的、实质上具有官方性质和待遇的联络与办事机构以代替过去的正式“外交”机构。它的目的在于，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继续维持与发展同台湾的关系，维持与发展在台湾与远东地区的权益。在两岸问题上，则继续玩弄两手政策，以从中渔利。

对于美国通过的新法，台湾当局高层极为欢迎。认为它“对中华民国权益的维护及确保中美非官方的实质关系，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大前提下，可以说尽到了最大而接近极限的努力”。蒋经国则说：“我们仍然认为美国为自由世界之领导力量。而且愿意促进中美之间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对于《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表达的美国友谊，我们当然非常珍惜。”（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实质上，这是美国给台湾的一支强心剂。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外交部长黄华当即约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严正指出：“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关于美台关系的立法议案，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实质上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未来关系具有官方性质。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人民日报》，1979年3月24日）

（六）蒋经国政权面临的新局面

1.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

随着中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现实地摆在人民面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迅速制定了争取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方针。具体表现在：

1979年1月1日，在宣布中美建交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的主张，并提议举行国共两党谈判，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命令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以“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

1月30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立场时，首次公开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最初构想。他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其要点为：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建议双方达成“三通”（通邮、通商、通航）等有关协议；“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统一后保持“三不变”（即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文化、经济关系不变）；台湾当局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均可“参与国家管理”等。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同海外客人谈话时，正式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3年，他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将两岸统一的设想归纳为以下内容：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人民日报》，1983年7月30日）

这就是海内外广为人知的“邓六条”。

其后，1985年3—4月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明确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确定为实现我国国家统一的坚定不移的国策。

此外，中共中央在改变对台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缓和两党、两岸关系的措施。除了在军事上停止炮击金门、马祖外，在政治上调整有关举措，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在经济上，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其提供优惠条件与法律保障；在组织上，建立处理台湾事务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专门设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并于1988年设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991年，为便于民间交流，又设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

这一切政策、制度、措施和机构上的调整与变化，在中共对台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它体现了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在海内外华侨中引起强烈反响。更重要的是，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一发表，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当天，台湾当局发言人依据蒋经国的旨意，发表谈话：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

又说“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

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谈话称：

“国人必须提高警觉，洞悉共党‘统战伎俩’。共党最近在达成与美建交的野心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国人应冷静地不予理会。”又说：“共党的统战居心……我们绝不能信,也绝不能上当。”（台湾《中国时报》，1979年1月4日）

其后，蒋经国及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等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无非是拒绝和谈，将大陆提出的祖国统一视为统战阴谋而已。直至1979年12月10日，台湾国民党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蒋经国以“以全民炽热反共意志再造中华”为题到会致辞，明确提出了“我们绝不与共党谈判，绝不与共党妥协，任何情况绝不改变我们的立场”（《汇编》，第十二辑，第187页）的政策主张。至此，蒋经国的“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最终形成。它成为台湾当局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立场。

与此同时，针对大陆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蒋经国则提出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相抗衡。

蒋经国在报告中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在大陆已经彻底失败，中国人民已经对它绝望”（同上书，第199页）。他还宣称:大陆内部“权力斗争日亟，经济劣势无法扭转，社会动乱高潮迭起，军中思想矛盾分歧”（同上书，第182页）。与此同时，宣称：“三民主义在复兴基地的建设已经成功”，“中国的真正统一，便是光复大陆，实行三民主义”。到1981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大”上，蒋经国再次强调“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不改变”，“国体决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决不改变”。与中共“决不谈判，决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根据蒋经国讲话的基调，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声称“三民主义救中国，共产主义祸中国，已由近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31年来海峡两岸不同的制度与经验所证实。因此，三民主义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共产主义为全国人民所唾弃。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乃成为当前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一致的心声；更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一贯追求的目标与应尽的职责”（《中央日报》，1981年3月30、31日）。此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加强台湾“复兴基地”建设；强化三民主义宣传；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等措施。并按照蒋经国的指示，成立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由92岁高龄的何应钦出任主席。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仍没有认清时局，顽固坚持过时的思想政治路线，继续走着对内高压，对大陆“反共拒和”的老路；做着偏安台岛、“反共复国”的美梦。然而，岛内外局势的演变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www.xing528.com)

3.江南被刺与十信弊案

80年代初，台湾面临不少国家与之断交、内政矛盾突出乃至不断激化的困境。这给刚刚上台的蒋经国政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困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江南被刺案和十信弊案。与此同时，党外势力乘势再起，迫使蒋经国不得不在政治改革上痛下决心。

（1）江南被刺案。1984年10月15日上午9时20分，美籍华人江南在美国旧金山自家住宅前被台湾“情报局”指使的“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枪杀。这一案件不仅震撼了蒋家控制的台湾政坛，而且使台湾当局在海内外颜面尽失。

江南，本名刘宜良，祖籍江苏靖江，后随蒋氏父子到台湾，曾在台湾“国防部”政工机构学习，受训于政工干校第二期，是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后投入新闻界任《台湾日报》记者，先后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及东南亚等地采访，成绩突出，著有《香港纪行》和《动乱的东南亚》。1967年年底，以特派员身份被派往美国，一面为该报工作；一面在工作之余攻读博士学位。他经常以江南为笔名发表文章，真名则被人们淡忘了。1978年，他举家迁往旧金山，一面经商，一面倾注全力写作《蒋经国传》，并于1984年正式出版。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他从60年代起就为该书写作搜集材料并为此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地实地采访，致使该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当时，美籍华人、丹佛大学谢善元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序言”称：“江南《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所做的一个勾画。”而且该书“取材广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应当说，这种评论是较为客观的。

尽管该书存在一些错漏之处，然而在当时条件之下，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能较为客观记述蒋经国的书籍。但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总是要将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瑕”,不容许任何对他的揭露和批评。特别是蒋经国刚刚再次登上“总统”宝座，期望于政权稳固长久，更不愿意听到“杂音”。《蒋经国传》从事实出发，暴露了不少蒋氏父子的统治黑幕，这必然使台湾当局特别是处于权力中心的蒋氏人员极为恼怒。他们视江南为“叛逆”，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蒋经国传》最初在美国加州《论坛报》连载时，国民党高层就极为震怒。他们动用各种力量企图阻止该书的出版，或重金收买，或恐吓威胁，但江南不为所动。由于江南没按台湾当局的指令办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就密谋策划，最终由台湾“情报局”收买并指派黑社会“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在美国制造了这起暗杀。

江南被杀事件，立即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极大震怒。大家纷纷发表谈话或集会，严厉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呼吁有关方面彻查真凶，并对江南遗属表示慰问。美国为案发地，警方不得不展开侦查。台湾当局开始还企图抵赖或嫁祸于人，但随着真相大白，不得不抢先将陈启礼等人捉拿归案，并将出面主持者——“情报局长”汪希苓等判刑。但是，总体做法却是“丢车保帅”，蒋孝武并没有受到刑责，而是外放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这一案件，对台湾当局的冲击是巨大的。据说蒋经国为此整日坐卧不宁。他的卫士说，蒋经国最初几天特别暴躁，大发雷霆，夜间失眠相当严重。事后，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曾表示，对江南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为何如此呢？

一是撕下了蒋经国一再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蒋经国上台后，本想刻意打造“开明”的形象，大谈实施“三民主义”，似乎颇想开辟“民主”“自由”的新天地。然而，江南案的告破，却使人们跌破了眼镜。其效果正如《自立晚报》发表社论所反问的：“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政？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则在社论中指斥：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不可思议”。告诫当局，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已对政府形象与国家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台湾各界对该案的反响是何等强烈。

二是对蒋氏统治的延续构成威胁。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党为招牌，实质上是蒋家的统治。蒋介石在政坛几起几落，最终还是传位蒋经国，成就蒋家天下。蒋经国虽然比其父开明，但是他深知“战场亲兄弟，打仗父子兵”的道理，关键时刻还是自家子弟最可靠。因此，随着蒋经国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的下降，开始将一些关键部位的权力向自家子弟转移。诸如，让次子蒋孝武担任“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控制“情报系统”；派章孝严出任“外交次长”；后来由蒋纬国出任“国安会秘书长”等。与此同时，将跟随其多年，虽忠心耿耿，但已成较大势力的头面人物，如王升、蒋彦士等人排除权力核心；同时启用一批国民党内的青年新进。这一切，与蒋介石晚年的“传子部署”极为相似。然而，蒋孝武的拙劣表演，却使海内外有识之士进一步看穿了蒋经国的用心，纷纷向其施加压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钱煦等10院士曾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严惩真凶。海外王世宪等16名院士，分别携带江南案有关证据返台，希望蒋经国“壮士断腕”；有的直接要求蒋孝武对该案有所澄清和交代。所有这一切，矛头直指蒋家统治，迫使其改弦更张。

三是使台美关系受到一定影响。美国在与大陆建交后，仍然千方百计庇护台湾，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局面。然而，台湾当局不大争气，在美国制造暗杀事件，使美国颇为难堪，不得不展开调查。陈启礼等杀手，为给自己预留后路，也事先专门在美国留下接受台湾“情报机构”指令杀人的秘密录音。事件真相大白后，美国舆论及负责对台事务的官员极为恼怒，甚至扬言要终止美国售台武器。后来，经过双方不断沟通，再加上美国为利用此案控制台湾当局及维护在台利益，而使此案得以偃旗息鼓。但是，事后蒋经国仍然不得不慨叹“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江南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此中内幕，只有当事双方知道。

（2）“十信弊案”。“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原名“台北信用组合”。1910年由日本人发起创立。台湾光复后，由台北市政府接管。1951年改称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该社除总社外，有17家分社，拥有10万社员，存款额高达170亿台币，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具规模的合作社，却在蔡辰洲出任理事长后，爆出了国民党去台后最大的金融舞弊案。蔡辰洲是台湾巨商蔡万春的次子，蔡氏集团利用国民党政权垄断金融体制的弊病和日益腐败的肌体，明目张胆地进行官商勾结、非法挪用其资金为家族企业及关系企业使用。据台湾“财政部”调查，“十信”的不正常放款，仅1982年就高达232亿台币。1983年，蔡辰洲当上“立法委员”后，就更变本加厉。

1985年，台湾“中央银行”根据最高当局的指令进行例行的金融检查，发现“十信”违规放款严重，库存现金减少，准备采取行动。不料走漏风声。“十信”便从1月份起，有计划地大量放款给蔡辰洲个人经营的国塑企业，套走资金38亿元。2月9日，“财政部”勒令“十信”停业3天，结果引起社会震动。从11日起，“十信”发生前所未有的挤兑风潮，两天之内被提走60亿以上款项。与此同时，爆发严重跳票现象，而这些支票几乎全属蔡辰洲的关系企业——国泰集团所有。这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怀疑与愤怒。

“十信”弊案的扩大，迫使台湾“财政部长”陆润康与“中央银行”协调，全力支援“十信”，进而接管“十信”，承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并由“合作金库”拿出大笔资金给“十信”垫付挤兑。此举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抨击，认为“合作金库”是拿人民的纳税钱，无限制地代弥“十信”巨额亏空，将来若发生呆账，势必转嫁纳税人负担。

与此同时，“十信”案件迅速席卷到有关的大批债权人与债务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次又一次联手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请愿，造成社会的震动。这样，很快由金融风暴转向政治风云。台湾当局闻讯，不得不将蔡家为首之蔡万春、蔡辰洲抓捕判刑；并将“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撤职，乃至将秘书长蒋彦士踢出国民党权力中枢。

蔡家最初只是一个菜贩子，后来靠经营酱油发迹。何以能有如此大的神通？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蔡氏家族控制“十信”之后，利用结交权贵、并逐步染指政界，形成官商勾结的保护伞，从而大肆违法、违规经营，仅仅十几年就建成涵盖百货、建材、制药、贸易、保险、塑胶、化工等诸多行业的“国泰王国”。蔡辰洲是学经济、金融出身，熟悉现代资金管理和运用，更知法律的无情。可是，他为什么敢于以身试法？“十信”非法贷款也已经有10年之久，也很早就有人举报，为何一直没有查出？根本问题，是国民党的官商勾结，是蔡家有政治后台。蔡辰洲深知政治靠山的重要性，很早就用金钱开道，以重金收买前“总政治作战部副主任”肖政之，又拜王升为干爹；他的弟弟蔡辰男拜“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为干爹。他们与当时的“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台北市党部主任关中等党、政、军、经各界要人，均有不一般的关系。蔡辰洲正是凭借这些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协助，当选为“立法院”的“增额立委”，并在“立法院”内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此外还利用众多子女大搞姻亲裙带关系，构成庞大的家族势力，触角几乎延伸到岛内各重要角落。蔡家的违法行为早已有人揭发，甚至为媒体所披露，但因有上层人物包庇纵容，使得“挥打十信的棒子”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痛不痒地处置”，以至拖延多年，酿成金融风暴。台湾“检察院”事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上面因循敷衍，下面勾串舞弊”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官员直接参与或受贿的达百余人之多，被革职和“依法”判刑者高达50余人。可以说，这是对国民党高唱建立“民主”“廉洁”政治的极大讽刺。然而，《中国时报》分析说，类似这样的金融问题，在台湾普遍存在，“十信”案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台湾的“民意代表”则当面问罪于“行政院”，认为该案已“导致台湾社会信心危机的加深”。

“十信案”和“江南案”典型地暴露出国民党统治体制的腐朽、黑暗和反动，严重挫伤了岛内的民心，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和稳定。特别是肩负“社会治安”重任的情治单位，竟然是黑社会分子行凶杀人的幕后指使者，一向以清廉自诩的政工干部，竟然成为不法资本家的保护神。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王升和蒋彦士都曾是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这一系列的丑闻和党外势力的冲击，无不对国民党的统治造成极大的讽刺和冲击，也极大地损伤了蒋经国的形象。当时的党外“立法委员”余陈月英一阵见血地指出，造成如此腐败和堕落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因此她强烈要求蒋经国引咎下台。

4.党外势力的顽强坚持

美丽岛事件被镇压后，党外势力的活动一度归于沉寂。但是，他们深知政治权力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且与国民党的抗争主要战场就是选举。为此，他们的一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步伐”的政治诉求，继续抗争，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其中，美丽岛事件受害人家属直接参选，更具有悲情与挑战的意味。

当时，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人都勇敢地出来参加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据说，当时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民众诉说其政治诉求。

她说：“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她又说：“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恶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等人采用最容易打动民众感情的悲情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久已不满以及对美丽岛事件中受刑人士的同情，使党外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皆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获得并维持了2%选票，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样，1980年底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再创佳绩，从此开始走出沉寂的阴影。

此后，党外势力纷纷创办杂志，组织各种问政团体，继续向国民党当局展开进攻。1983年9月，谢长廷组建“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1984年9月，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以及“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相继出现在台湾政坛。“公政会”由费希平任董事长，已具有政党的雏形，对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内政部长”吴伯雄宣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构“依法”取缔。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则继续沿用以往的办法，对党外活动进行封堵和镇压。

其一，继续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与扣压。台湾当局对政治反对派的言论，视如洪水猛兽。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至4月，党外杂志就遭到查禁达71次之多，查禁率达9%。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主，美丽岛事件服刑人施明德在狱中宣布绝食。5月7日，党外人士数十人，在台北市高举标语抗议“警总”及有关情治单位肆意扣压杂志的请愿示威。接着，他们在党外杂志上公开披露“警总”镇压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痛斥国民党当局炮制“中兴专案”“春风专案”等卑劣行径。

其二，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斗争等形式，采取相应的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组织起哄闹场。对党外议员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故作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斗争，组织各色力量，以各种流氓无赖手段搅局。结果，是使国民党当局的假民主面具进一步暴露，矛盾进一步累积与发展。1985年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为抗议国民党当局强行通过“超额省府委员预算案”，“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不尊重议员权利为由，宣布集体辞职。他们希望以此唤醒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这在台湾议会政治史上是第一次，是对当局的一次公开挑战，震惊了台湾政坛。

其三，全力阻止党外人士在地方选举中获胜。权力从来是国民党当局与党外势力争夺的焦点。党外势力全力争取拿下更多的席位，国民党则竭尽全力护盘，目的是维持其一党独大的独裁统治。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1985年地方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奋起举行抗议，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由此可见，随着党外势力的发展，国民党当局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没有平息党外势力的抗争，反而使斗争更为激化。此后，党外势力便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继而掀起反戒严、反迫害斗争的浪潮。

（七）蒋经国政权的“政治革新”

这时的蒋经国，一方面已是坐稳了“江山”，大权在握；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值得提出的是，他也已经步入晚年，身体多病。其主要病症是糖尿病、视网膜模糊、肾炎和双腿肌肉坏死，不仅常年折磨着他，而且日益加剧。所以蒋经国又面对着身后如何向后人交代的问题。

按照中国专制时期的传统和他父亲蒋介石的做法，蒋家接班应是顺理成章。他自己应当说也是这一传统的直接受益者。这是中国专制政权的“传统”，也是中国政治的特色。但是，作为一直以“开明”，甚至“民主”作为政治招牌，大讲“三民主义”的领导人，是否还要继承其父的传统，传位于子？一直没有看到直接的证据。然而，随着他的身体日益衰退，一方面他的亲属在政界日趋活跃，蒋孝勇、章孝严等很快跻身政要，弟弟蒋纬国也被派到第一线控制情治系统，大有蒋家后人抓权之态；另一方面，外界也在认真观察和评估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势，不少人认为蒋经国也在做“传子部署”。特别是蒋孝武策划“江南案”后，海内外对蒋经国是否将传子天下尤为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也更关系到蒋家的未来，甚至还关系到与蒋家关系深厚的众多家族势力的兴衰祸福。

此前，蒋介石曾在台湾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种种借口，动用各种力量，保证连选连任“总统”，除了他宣扬的所谓政治目标外，其内心世界，无外乎要维持蒋家的天下。尽管他临终没有直接传子，而是曲线进行，但目的最终是达到了。这说明蒋介石的政治文化素质，也表明蒋介石的政治权术玩得确实高明。小蒋还能这样玩吗？人们在拭目以待。然而，正在这关键时刻，“江南案”爆发。这不仅对台湾政治传承是重大冲击，更对蒋经国及其蒋家是极为重大的考验。是继续赖在政坛，把持政治资源，使政治继续为自家利益服务，还是切实放权，使权力的大门真正向社会开放？蒋经国此时面临艰巨而困苦的抉择。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时的蒋经国经常失眠，脾气暴躁，这并非无因。最后，蒋经国作出了要向历史交代的明智抉择。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社会民意。

蒋经国宣布蒋家不再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面对岛内外的政治改革声浪和对他身后安排的各种猜测，针对即将到来的下一届“总统”大选，公开宣布：“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会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台湾《中央日报》1985年12月26日）

这不仅表明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已受到重大冲击，其当政的形象已严重受损，在岛内民主发展的形势下，蒋经国不得不以退为进，以蒋家后人不再参选未来“总统”来修补受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种表态本身就是对台湾政治进行了极为重大的改革。他与其父“连选连任”，做“终身总统”，并在身后为自家作出的政治安排，不可同日而语。蒋经国所说的“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似乎在表明：一是自己的家人就素质与能力而言，已没有参选的能力，为此他已将儿子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二是在他身后，党内外政治争夺愈发激烈，蒋家人也不会再卷入政治漩涡。至于他讲的第二个“不能也不会”走军政府统治的老路，是向社会担心作出的政治承诺，进一步表达了进行革新的意向。更为重要的是，蒋经国晚年的这个政治承诺，不仅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这是最为可贵之处。

蒋经国晚年发起的“政治革新”。

蒋经国对台湾民众所做的蒋家不再参选下一届“总统”的郑重承诺，既给台湾民众一个政治交代，也使自己和家人卸下了政治包袱。从此，他可以更少顾忌地实施政治革新。

1986年3月29日，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蒋经国的主导下在台北召开。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如果从1912年算起，已经经历了74个春秋，垂暮老矣。这里，不仅存在政治肌体的老化与锈蚀，使之官僚与腐败丛生；而且不少机构与成员，成为这一肌体的蛀虫。这样的政治肌体如果不尽早治疗，不进行革新，不要说追赶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维持自身的稳定与统治，也已经十分困难。前文提到的“十信案”“江南案”也好；党外人士的各种政治诉求和活动也好，无不是对这种病态政治的反映和对革新政治的企盼。因此，这时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已是“处于存亡续绝盛衰荣枯的关键时刻”，当政的蒋经国等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逐步感受到“处境日艰”。

对此处境，应当说蒋经国已早有察觉。据说他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会前即向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放风，指出要“在政治方面施展一些作为”。他认为“一年来连续发生十信案及江南案，显示出政治结构有毛病”。对于他过去长期主控的“情治单位”，虽然“过去对国家贡献很大，但看来问题严重，急需改革”（《中国时报》，1987年8月30日）。因此，国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成为蒋经国推动政治革新的大会。

这次会上，按照蒋经国的革新思路，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光明前途》的中心决议案。该决议案承认，自国民党二中全会以来，“遇到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明确提出“要以党的革新带动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此后，蒋经国在诸多场合大谈政治革新，其中一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进一步指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1986年10月1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的讲话，《汇编》第十五辑，第323页）他在大造革新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强调将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训示各级党部，要“多交朋友，要多听取并虚心接纳社会各方的意见”，基层党员干部“应当以民众服务员自诩”。另一方面，则大刀阔斧地对“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调整，为政治革新做好组织保障。

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将李焕、吴伯雄、施启扬和陈履安4位新人吸收进来，其中除李焕外，三人年龄均在50岁以下，且均为高学历、支持革新者。在调整基础上，又从31名常委中挑选出12人，以严家淦为召集人，专门研究革新的逐项内容和政策。他指示该小组说：“革新必须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须是承先启后的，是继往开来的。”（1986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行宪纪念日”的书面讲词，《汇编》，第十五辑，第141页）又说：“虽然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我们要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月9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时的讲话，同上书，第309页）表明了他的急切心情。

在蒋经国的督促下，12名常委不敢怠慢。他们在深入理解蒋经国意图的基础上，很快确定出六项议题，并得到蒋经国的首肯。这六项议题是：

第一，解除戒严。这是党外势力呼声最高，也是社会舆论普遍要求的课题。所以，蒋经国明确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

第二，开放党禁，即允许国民党以外的党派成立。蒋经国认为：此一问题与解除戒严同等重要。他强调要与党外势力采取沟通政策。在解除戒严后，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同时实施修订的“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

第三，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台湾“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代表与委员均是1947年国民党的产物。这些人只要在世，就一直在台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民主”功能，早已成为粉饰专制的一大笑料。党外势力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蒋经国认为，此问题不解决，党内外对立情绪与矛盾很难消除。因此，他与属下研究的结果，是在维护“法统”的基础上，原则上决定废止“国大代表递补制度”和建立“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制度”，并大幅度“扩充台湾地区增额民意代表名额”。

第四，“地方自治法制化”。这是党外势力与地方人士长期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是台湾政治产生分歧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蒋经国的应对方法是，制定省和“院辖市”的“组织法”，并将省主席和台北、高雄“院辖市”市长，由官派改为经“行政院院长”提名，相关会议同意后任命。

第五，革新党务。在台湾以党领政的框架下，这是政治革新的核心。蒋经国提出“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因此决定对国民党的思想、组织、训练、文化、社会及海外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改造，使之“提高党的竞争能力”，“适应台湾的社会变迁与解严、开放党禁、报禁以后的新形势”（载《汇编》，第十五辑，第335—336页）。

第六，调整各项政策，即因应台湾岛内形式的急剧变化，蒋经国决定在内外政策上进行调整，特别是增加政策的灵活性，以适应内部统治体制的改革。在拟定的调整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在对大陆政策和做法方面，也包括改革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以及改善社会风气等内容。

应当说，对上述六方面进行改革，抓住了当时台湾民众的需求，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表明蒋经国在晚年敢于大刀阔斧推行革新，甚至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也要“向历史交代”的决心和魄力。其目的在于追求身后的政权稳定和长治久安。当然，这样的改革必然会触及部分人员的利益，与一些人的愿望不一致，从而遭到内部和外部的抵制。然而，蒋经国不为所动，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并顶住了各种势力，特别是保守势力的反对，大刀阔斧地推行。

1.解除戒严

即解除1949年5月19日由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和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法”，以台湾省政府与警备司令部名义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还包括实施该“戒严令”而制定的30种相关法令、法规和条例，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该“戒严令”规定：自1949年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之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在“戒严时期”具体禁止的事项为：

“（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二）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四）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活动。

“（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七）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61—62页）

台湾人民就这样长期生活在军事管制的戒严体制之下。他们本应享有的集会、结社及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生活在时时处于军警严密监视的铁桶之中，直至1987年7月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为止，长达38年之久。其戒严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

1986年10月15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一致通过12人革新小组提出的解除“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和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的决定。1987年6月23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与此同时，新制定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及实施细则正式生效。

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的当天晚上，“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奉蒋经国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正式解除台湾地区戒严之声明”。该声明宣称：

“依据戒严法的规定，戒严就是可以实施军事管制和军事审判制度。因此，解严至少有三方面实质的意义：一，军事管制范围的减缩与普通行政及司法机关职权的扩张。例如，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而且纵使是现役军人，如其所触犯者为较轻微的犯罪行为，也不受军法审判。再如，入出境及出版品的管理，今后将分别转由警察机关及‘行政院’新闻局负责。二，人民权利的大幅增进。例如，人民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今后将以法律保障并促成。因此，在不久将来立法院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与‘集会游行法’以后，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及集会游行。三，行政必须依据法律。由于解严后许多事项不再管制，各主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也不再如戒严时期的广泛和较有弹性，而必须以平常法律为依据，使一般人民或民意机关更能发挥督促或监督的功能。”该声明称“此一决定，实为我国民主宪政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该声明解释说，“中共对我之威胁迄未稍减，对我之渗透、颠覆不会放松，故我仍处于动员戡乱时期，而绝非为太平盛世之局面”。因此在解严之后，还要制定和实施“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期能一方面迈向民主宪政的大道，一方面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安定以及人民的安康”。

此外，邵玉铭说明，这次宣告解严的地区，是指台湾本岛与澎湖，并不包括金门、马祖、东沙、南沙群岛。同时还指出，解严是指解除“戒严令”，“戒严法”仍然存在有效(台湾《中央日报》，1987年7月15日)。

蒋经国本人对能够实现解严颇为得意，宣称“在现阶段解严，是政府一贯恪守诚信的明证，是国家迈向一个新里程的开始，也是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宣示”。他又表示，解严这一大事，“将使我们国家迈向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繁荣、更进步的社会”的时代。（同上）。

新颁布的“国安法”主要内容是：确认台湾仍处在“动员戡乱时期”，其宗旨是维护国民党的“宪政体制”，继续坚持反共的“基本国策”；禁止台湾民众与大陆“三通”，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不得违反“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岛内各阶层人士如出入台湾境地，必须向“警察署”管制机关申请许可；部分山、海防及军事设施和要地划为军事管制区等等。

“国安法”的颁布，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的称它是“第一恶法”，有的人认为与“戒严令”比较，是“换汤不换药”。这样，与国民党当局的自我宣传形成鲜明反差。实际上，两者认识都有欠公允。如果说，刚刚宣布解严，台湾就一定会“迈向更民主、更自由、更繁荣、更进步的社会”，不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也是对此前政治的溢美；但是，如果将“国安法”与“戒严令”等同，那更是不尊重事实。实际上，台湾由军事戒严体制向法制体制方向的转化，无疑将给台湾政局带来一些宽松的气氛，便于使社会回归平常状态，在放宽人民的自由权利方面，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台湾当局则可借此减少以往军事独裁的统治特色，缓和社会矛盾，改善形象，继续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2.开放党禁

台湾当局长期以来为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严禁组织新党。虽然自1950年以来，组织新党的活动时起时伏，但是一直受到当局的严厉的禁止。因发起或参与组党活动的人士，曾大量被捕，甚至被杀。有人统计称，自1949年以来，因组党而被杀的人已达256名。但是，台湾的党外势力一直为组织新的政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国民党当局则一直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予以严禁。

随着台湾社会民主意识的发展，党外势力的斗争日益朝着“合法化”“组织化”方向发展。他们把组织新党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岛内外的组党活动日益明显。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86年5月1日，党外知名人士许信良、谢聪敏等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台湾民主党委员会”。许信良任临时主席。该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的目的有二：一是“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利”；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党成立之后，许信良决定将该党迁回台湾，以突破党禁。这是对台湾当局实施党禁的公开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岛内党外势力也在抓紧整合力量，谋求组党的合法化。1985年3月，“公政会”由尤清出任理事长，谢长廷担任秘书长，其进取性大为增强。1986年2月，尤清以“公政会理事长”身份到“总统府”求见蒋经国，被拒。他不甘心，决定采取更大的行动，并决定立即在全岛筹设分会。这时的“公政会”已具有政党的规模。

面对岛内外组党的新情况，台湾当局一致认为，如果对党外运动放任不管，将会导致菲律宾马科斯专制政权倒台的事件在台湾重演。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军警和一些元老主张延续以往的办法，立即强行取缔；而较为开明的人士则认为，应先相机劝导，让“公政会”停止活动。在此情况下，蒋经国技高一筹，5月初他约见思想开明的陶百川，请他出面与反对派人士沟通，并表示国民党准备在政治民主化上做出新的规定，以便让党外势力有更大的活动余地。陶百川对此很感兴趣，立即与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一起充当中介人，共同邀请国民党和党外人士进行沟通。同时，蒋经国也发表谈话，强调今后要加强与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刘红：《蒋家结局》，第580—581页）。

也就是说，这时的当局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采取强硬的取缔措施，而是决定由当局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5月10日，在台北来来大饭店，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肖天赞、黄光平，党外人士则有尤清、谢长廷、康宁祥、费希平、张俊雄、江鹏坚、游锡堃。双方坐到一起会谈，这在台湾政治反对派诞生以来可以说史无前例。据当事人记忆，他们当面进行商讨时，尽管你来我往，争论极为热烈，最后双方还是形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双方对实施“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共识，至于如何推动民主宪政，仍需继续磋商。

二是，双方对“公政会”及其分会都表示同意，至于登记和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三是，双方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三点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共识，因为实质性问题并没有展开。但是，在台湾长期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它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突出表现在：它是国民党到台湾后，第一次把党外人士当成政治对手请到谈判桌上，已经事实上打破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治的局面。因此，当时岛内就有人称这次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另据当时担当沟通中介人的台湾大学教授李鸿禧称：此次“双方竟然能同桌共席地检讨当前的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香港《百姓》，半月刊，1986年7月1日，李鸿禧：《国民党与党外沟通的来龙去脉》）。

这时，党外人士加快了组党步伐。同年9月28日台湾原“公政会”“编联会”等党外人士130多人在台北市圆山饭店正式组成了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国民党当局对民进党突然、戏剧性的成立，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也在加快研拟开放党禁的措施。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等人时，因应形势，“沉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安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马英九：《薪火相传任重道远》）。他在回答有关“反对党人构成政治上的挑战”的提问时，颇有风度地说：“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刘红:《蒋家结局》，第506页）由此可见，蒋经国是将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统一考虑与准备的。消息传出，立即赢得国际好评。与此同时，通过修订在大陆时期颁布的“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和1980年制定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除维持“遵宪、反共、反台独”三原则外，只要是台湾地方性政治团体，以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为目的，并得到有关机构审核许可者，均可成为“合法政党”。从此，台湾岛内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台，出现竞相组党的局面。截至2001年8月，先后成立的政党有民进党、中国自由党、民主自由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工党、中国民众党、夏潮联谊会、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等多达95个以上。这表明，台湾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党独大、多党林立的政党政治或多党竞争的局面即将来临。台湾政治生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开放赴大陆探亲

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处于对峙状态。台湾当局置两岸人民亲情于不顾，严禁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对此，台湾同胞早已强烈不满。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后，尽管台湾当局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是，面对当时东西德统一、朝韩加强接触和中共和平统一的方针，岛内同胞更加迫切地要求当局改变近40年来僵化的政策。恰在此时，出现了台湾华航一架飞机在大陆着陆的事件。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简称华航）的一架波音747货机被机长王锡爵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同机还有驾驶员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及22万磅货物。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其他2人要回台湾。消息传来，台北受到强烈震撼。当时，蒋经国仍拟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企图以国际民航法惯例，通过第三者来解决。大陆民航局明确表示：华航纯属内政问题，国际惯例不适用此次事件，并电称此事不必经过第三者。后又致电华航，此事不涉及政治，望尽速解决。蒋经国见如果拖下去对当局不利，遂采取弹性措施，同意直接谈判，从而打开了海峡两岸的僵局。5月23日在香港启德机场顺利完成了飞机、货物及两名机组成员的交接。事后，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是对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迫使台湾当局在对大陆政策上让步。

这时，在台大陆老兵急切要求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起了相当的作用。据台湾报刊统计，当时岛内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其中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反攻大陆成功，即让他们返乡，结果一切成了泡影，逐渐形成越来越强烈的“思亲热”“寻根热”。这种情绪，逐步蔓延到由大陆败退台湾的各界人士。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60年代临终前，就留下了“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的慨叹。这些老兵说：“我们这一群来自大陆的退伍兵对国民党，从当初的‘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演变到今天，‘怨声载道’‘离心离德’，这不单单是因为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最令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的，那就是国民党当局30年来坚持其违反人性的政策，不让我们大陆来台的民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与大陆亲人有联系、探望的机会。”“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凛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要，压在心灵深处，只在深夜梦回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香港《广角镜》，1986年5月号）

1987年年初，一些退伍老兵和国民党老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向当局提出抗议。最先走上街头的是来自湖北的老兵何文德。他曾于1965年托人从海外给故乡寄信，而海外友人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始终收不到。经验使他判定，家书是被邮检扣留了，母亲却在第二年去世。为给老母坟上添一把土，决心发起“返乡运动”。此后，他不顾家内外的劝阻，不怕便衣警察及方方面面“管理人员”的殴打、欺侮，发传单，做宣传，为实现返乡探亲奔走呼号，并于1987年5月2日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6月28日，他通过该促进会在台北主办“想回家，怎么办？——打开海峡两岸探亲管道座谈会”，到会者六七千人，盛况空前。7月7日，六七百名国民党老兵聚集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他们有的带军帽、唱军歌；有的高举“国旗”“党旗”；更有的拿着“七七抗战子弟兵，50周年请愿人”“国是我的爹，党是我的娘，老兵没饭吃，回家找爹娘”等动人标语，情绪激昂地要求与国民党高层对话，以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努力，赢得了社会媒体、民意机构的关注，纷纷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

9月，又出现台湾《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抢先派记者李永得、徐璐于9月11日绕道日本，于9月15日到北京机场，开始“历史性”的大陆之行和民间采访事件。他们在大陆进行了13天的自由采访，对与中国新闻社的合作感到满意，并于9月27日返回台湾。台湾当局对此颇为恼火，扬言要予以重惩，结果却受到民意机构、专家学者，乃至部分“立法委员”的反对和台湾社会的普遍反弹。该案一直闹到1988年3月24日，台湾地方法院宣判当事人无罪，才宣告结束。然而，该案反映出的台湾民众要求开放对大陆的探亲的呼声，再一次冲击着台湾当局。

实际上，台湾当局从1987年初已开始研讨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且全力从事解除戒严问题有所耽搁。5月下旬，时任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在回答蒋经国询问时，报告“最近‘立法院’及舆论均强烈要求政府开放老兵返乡探亲”时，蒋经国立即予以回应，要求尽快研究可行性方案（《中国时报》，1993年1月13日）。6月2日，马英九完成《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初稿（马英九为保密起见，私下将该草案定名为《颖考专案》）。其后，蒋经国又指示李登辉与马树礼（7月马树礼去职，李焕接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继续此案）进一步研究具体做法。

9月14日，蒋经国针对当时的不同意见，在接见郝柏村等人时，就该问题谈了三点意见：

（1）基于人道原则，将开放大陆来台人员回大陆探亲，回大陆探亲纯为民间私人行为。

（2）探亲管制由“安全局、警总及境管局”派人支援，实际操作者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3）政府不与中共政权接触、谈判、妥协之政策不变。（《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83页）

9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原则决定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同时蒋经国又提议由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吴伯雄、何宜武5位常委组成专案小组，进一步审议。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李登辉提出的5人专案小组有关“国人赴大陆探亲问题的研究结论报告”。至此，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方案才正式形成。

10月15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之命，正式宣布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规定:即同意“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大陆有三亲等内血亲、姻亲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于11月2日起”向台湾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国民党各级党工干部及家属，经向有关部门报备或核准后，也可前往；对“非法”进入大陆者，不再予以追究处罚。

该规定中涉及的“血亲”“姻亲”“三亲等”规定，岛内外许多人并不清楚，为此蒋经国指示有关部门予以解释。据台湾《中央日报》解释：所谓血亲，一是自然血亲，即出生就有血缘关系，如自己的亲生父母，又如自己的祖父母；二是拟制血亲，即法定血亲，如养父母与自己的关系。所谓姻亲，是指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姻亲中有三种：血亲的配偶，如自己弟弟的妻子；配偶的血亲，自己妻子的姐姐或弟弟等；配偶的血亲之配偶，如自己妻子的姐姐丈夫（姨丈）。在了解血亲、姻亲之后，才能推算三亲等，而推算的方式是依罗马法来推算，此即向上先数到同源后，再往下数到亲属等以内的亲属。

尽管台湾当局称，开放赴大陆探亲的前提是：坚持“反共国策与复兴国土的目标不变”；要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并且将现役军人和现任公职人员排除在外，仅限于“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尽管开放探亲还是限制在单项轨道上，即只出不进，大陆的台湾同胞和亲属返台探亲，仍需按原来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办理，实际上是不允许他们到台湾探亲。但是，从历史上看，由过去的绝对禁止两岸人员来往走向开放，由不通到通，这不能不说是两岸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受到岛内外和两岸人民的热烈欢迎。岛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台湾当局这一决定，虽是一个小步骤，却是30多年来“政策突破性的转变”，它将成为“通向大陆政策的闸门，一泻千里，漫无止境，使‘三不’沦为空洞口号”。

台湾当局公布该规定后，台湾民众立即掀起赴大陆探亲热潮。据统计，开放探亲的头一天，即有2万多份申请表格被领走，半个月内就达10万多份。这种探亲热催生了“通商、观光热”和两岸人民的进一步交往。

4.“党务革新”

蒋经国还以很大的精力抓了“党务革新”。他与蒋介石对其的解释与重点不同。蒋介石始终强调，国民党是“革命政党”，革新的目的是突出“革命性”。蒋经国上台后，面对台湾社会的变化和政党政治变化的新趋势，强调的是要把国民党由突出“革命性”转到突出“民主性”。他认为，国民党作为“革命民主政党”，要完成民主革命，必须发挥民主精神，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民主，民主与革命是紧紧相连的（张其昀：《国民党的新生》）。因此，蒋经国要求国民党党员要“向下扎根”，要与民众建立密切关系，要“为民众服务”。此后，国民党又通过《强化党的建设案》，把“为民众服务”和“结合民众”确定为该党“基本认识”的指导方针。这种对国民党基本性质由突出“革命”到突出“民主”的变更，反映了其顺应岛内社会变化，重新定位党的功能的初步设想；其强调“为民众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国民党与台湾各阶层人士间的矛盾，以改善该党的自身形象，有利于推展其他革新事项。

至于其提出的“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等等，立意是好的，也说明蒋经国看到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端，因此决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教育与社会、文化、海外等方面做工作，以充分发挥组织效能，“提高党的竞争力”。说明他已预见到未来政党竞争的局面，有一定的深度。然而，国民党已是近百年的老店，肌体已严重老化，且腐败事件频频，并不是单纯搞一点革新就能解决整体的问题。不过，通过一定的革新手段，总比因循守旧好。特别是此后，蒋经国又明确指出，要在维护“宪政体制”和厉行“民主法治”的大原则下，改革一切政治缺失，广纳民意，扩大参与，建立民主政治根基，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实质上表明了国民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党政分离和选举执政党。这样，就将国民党的革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将来能否赢得民众，赢得选举就成为党务革新的首要任务。

5.推展“弹性外交”

台美断交后，台湾的国际处境更为孤立。台湾当局为扭转其“外交劣势”，遂利用其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和进出口贸易居世界第13位的经贸优势，逐步由70年代的“实质外交”发展为“弹性外交”。他们或采用“经援”为手段，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关系；或请求对方以民间方式建立联系；或想在以往不大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或拟采用“双重承认”“一国两府”等方式，谋求重返联合国，以求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其目的仍是坚持反共立场，坚持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延缓乃至阻碍祖国的统一进程。然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日益繁荣和强大，随着两岸关系和两岸人民的交流往来和了解、互助的加深，民族融合与统一必然成为两岸未来的必然。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逝世。蒋经国病逝前立有遗嘱：“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引导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但是也应看到，蒋经国毕竟与其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不仅坚决反对“台独”，坚持祖国统一，而且在他的晚年显示了思想的变革与进步，更表现出行动的大胆。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对历史有所交代，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革新。在他领导下的台湾当局，首先在解除了戒严与党禁，从而有利于台湾岛内形成较为民主、开放和宽松的政治气氛。随后进行的“党务革新”，目的则在于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及国民党与民众的关系，以提升未来的执政与竞争能力。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不仅显示了台湾当局对民众呼声的重视以改变过去长期冷漠无情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客观上有助于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与沟通，同时也有利于两岸增进了解、消除隔阂、减轻对立，缓和关系。这些革新举措，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还很不彻底，但毕竟打破了坚冰，开始了新方向的首航。这必然对台湾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对增进两岸了解与沟通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此外，在他执政时期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台湾社会的转型和民众生活品质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尽管蒋经国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在蒋介石威权时代掌控军警宪特，使民众极为反感，但是他晚年的革新举措，还是得到了台湾民众的理解和欢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他的病逝也有别于蒋介石。在蒋经国病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专门致电台湾国民党中央，对蒋经国的病逝进行吊唁。电文如下：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88年1月14日

蒋经国逝世，标志着蒋氏父子统治时代的结束。当晚，李登辉宣誓就任台湾“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