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后的举措：台湾历史与现状

蒋经国上台后，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蒋家政治格局中，老蒋处于半退休、但仍大权在握；严家淦则处于放手旁观的状况。蒋经国颇可以有所作为。一时，岛内人士对蒋经国抱以厚望。然而，当时台湾在蒋介石控制下，基本仍处于“老人政治”状态，各级权贵年事已高，而且大陆人士占绝对优势。以“国民代表”为例，1446名代表中，台湾人仅占32席（江南：《蒋经国传》，第424页）。更严重的是在专制独裁下，政风腐败，行政效率低下，引发人民更为强烈的不满。从“保钓运动”引发的民众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复苏，议论和“倡言国是”的发展，直接触及了统治体制和所谓“法统”等问题。社会上要求变革的愿望相当强烈。这一切表明，台湾当局不仅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失去以往的靠山，在岛内的统治也面临重大的挑战。在“外交”难以作为的情况下，它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在岛内寻求社会的支持。

蒋经国刚刚登上“行政院院长”的宝座，颇想有一番作为。为了不辜负其父的期望，他上台伊始发表的施政方针就特别强调：“在此世局变幻，国家殷忧的时刻”，要以“国家利益为本，民众利益为先，势必排除万难，消灭叛逆中共”。“经国愿以守法则，负责任，推进廉能政治，来和全体行政人员互勉互励，共同实践……总统所昭示的‘国民革命再北伐，中华民国再统一’的时代使命。”（《蒋“总统”给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八辑，第247-149页）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下，蒋经国的使命自然是其父的继承与延续。

然而，在具体实行方面，他必须面对现实，顺应潮流，遂以“革新保台”为中心，推出一系列措施，重心是推行“本土化”，并对“自由化”有所松动，以换取岛内人士的支持；同时大力发展岛内经济，以增强自身实力。

（一）以“组阁”为契机，大力推行“本土化”

蒋经国出任“阁揆”后，首先在“组阁”时，大胆改革，以展示新人新政的抱负。其提出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行政院政务委员”叶恭超、连震东、俞国华、李连春、周书楷、郭澄、李登辉；“内政部部长”林金生；“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部长”陈大庆；“财政部部长”李国鼎；“教育部部长”蒋彦士；“司法部部长”王任远；“经济部部长”孙运璇；“交通部部长”高玉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费骅；“行政院主计长”周洪涛；“行政院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赵聚珏；“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市长”张丰绪。

对于蒋经国交出的这份名单，台湾媒体给予了很高评价。一是大幅度提高了台籍人士入阁的比例。新内阁中，首度启用台籍人士徐庆钟为“行政院副院长”，此外尚有连震东、李连春、邱创焕、高玉树、林金生、张丰绪等7位台籍人士入阁。当时，台湾“内阁”成员共22人，台籍人士已达到三分之一强。二是延揽台籍人士参政扩大到台湾省和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也首次由台籍人士谢东闵担任。台北市长同样为台籍人士张丰绪。三是新阁员大多由年龄较轻、有一定地方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人士担任。因此，江南在《蒋经国传》中也评论说：“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61.8岁。”

这里应当看到，所谓“本土化”，实质是“台湾化”，即启用台湾籍人士参政议政。蒋经国的组阁，前所未有地加大了“本土化”的力度，显然对于化解“省籍”矛盾，加固蒋家王朝的统治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他始终坚持“以大陆人为主轴，台湾本省人为辅”的底线。这是与他的接班人李登辉“以台湾人为主轴，以大陆人为辅”的原则区别。此后，1976年国民党“十一大”时，27名中常委中，9名为台籍人士，占到33%。与此同时，“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国大代表”增额选举中，台籍人士的比例也大幅度增加。到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时，31名中常委中已有14人是台籍人士，占全体中常委的45%。各部会首长也大量增加台籍人士。但是，一直到蒋经国晚年，这个底线没有突破。

尽管这种改革属于“体制内改革”，是“在不危及反共戡乱体制稳定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势力在政权内的政治地位”。但通过这种改革，国民党当局与台湾民众的矛盾有所缓和，省籍矛盾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蒋经国个人的权力、地位也得到巩固和提高。

（二）行政革新

台湾长期处于独裁专制之下，其政风之混浊与腐败可想而知。公务人员程度不同存在因循守旧、欺下瞒上、假公济私现象，行政效率低下，乃至上班时间喝茶、聊天、看报、买菜、以各种名义出差旅游等，民众怨气很大。蒋经国也承认，这些行政人员风气不正，大体有7种表现：① 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② 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③ 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④ 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⑤ 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⑥ 利用特权的违反作风；⑦ 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台湾《民主潮》，1977年第10期）。蒋经国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整顿。新人新政之新，大体应在这里体现。如果各级官吏照旧贪腐成风，以权谋私，经济成就也会被激化的社会矛盾所淹没。为此，蒋经国决定向守旧、腐败、虚伪的政风开刀。

针对政坛歪风，蒋经国在就任当天就提出，“行政院”要勇挑重担，要深入民间基层解决问题，作风要“平凡、平淡、平实”。他强调，政府要“爱护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民众，守信用，讲道义”，以此作为政府的“政治道德标准”。强调政府办事要“公平、公正、公开”。7天之后，即1971年6月8日，他又对行政人员提出十项革新要求：① 节约，停建一切办公楼、厅；② 公共工程开工、竣工不举行仪式，只发公告即可；③ 各级主管出国考察与参与会议，必须精密计划，并以精通外语为主要依据；④ 各级主管视察工作一律轻装简从，不许搞排场，不准扰民，禁绝一切招待；⑤ 除特殊规定外，一切官员不许摆宴、开招待会，谢绝一切应酬；⑥ 公教人员婚丧、喜庆不准滥发喜帖、讣告；⑦ 公职人员不许入夜总会、特殊营业所，如有违反，从严惩处；⑧ 各级首长谢绝剪彩、揭幕之类邀请；⑨ 注重公教人员福利，但不准乱发加班费、出差费；⑩ 人人负责，解决职责内问题，不准推诿，开小会、短会、不开无准备之会。（《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八辑，第313页）第二年3月6日，他又提出：“要节约，不浪费”，杜绝奢靡；“不要漏税，不要逃税”；“要遵守交通规则”；“要尊重公共秩序”；“要守法，不行贿”等八点“社会革新”事项。

平心而论，蒋经国的十项“行政革新”要求和八项“社会革新”内容，是较为切中时弊的，因而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更为重要的是，他亲自督促各相关机构检查执行，对违反者必须从重惩罚。他宣称“这并非沽名钓誉，而是基于吾人民尽忠爱国的良知良能，不忍见到国家被大吃大喝带来大灾大难”（李松林：《蒋经国大传》，第516页），由于较为认真地抓落实，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行政院”公布十项革新实施一年后，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由警察机关查获涉足夜总会、舞厅、酒吧等非正当娱乐场所的公务人员，属于“行政院”下属各机构者共有926人，违反规定宴客、应邀剪彩、铺张浪费、滥发喜帖或讣告，经议处的30人。更为引起轰动效应的，是蒋经国亲自督导、查办的几个大案。如金果盘案，王正谊舞弊案，还查处并枪毙了贪污犯、“海关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判处贪污犯、高雄市市长杨金虎5年徒刑等。

金果盘案（亦称香蕉案）发生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会主席吴振瑞。他利用该社成立20周年之际，大搞庆祝活动，并处心积虑地给来宾和内部人员用真金制作了“果盘”，以进行贿赂和侵吞。经查处，该案涉及“外贸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蒋经国得知真相后，立即下令撤了徐的官职。

王正谊是“行政院人事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此人是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的侄孙，是蒋家的至亲。论辈分，他与蒋经国为表兄弟。该案在于，王正谊利用与蒋家的特殊关系，在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中营私舞弊，贪污美金13.75万元。当该案披露于报端后，蒋经国为表明铁面无私与惩治贪腐的决心，立即令沈之岳将王收押查办，后经过三次审讯，判处其无期徒刑。

蒋经国的这些举措，顺应了民意。这些案子的结局，大快人心。一时媒体颇多颂扬，其声望也随之攀升。

为进一步治理经济迅速发展后行政官员贪污盛行的歪风，国民党中常委还特意修订了“贪污治罪条例”，对贪污受贿予以严厉制裁。蒋经国还严令各级党政首脑辞去所有兼职，以“专心政务”并“以身作则”。尽管国民党积习太深，弊端难除，但蒋经国做的几件事还是对提高他执政的声望、延续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起了一定作用。(www.xing528.com)

(三)稳定和发展经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连续遭遇到三次国际经济风暴的冲击。一次是因美元贬值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次是1972年国际谷物因苏联农业歉收、美国抢购引发的谷物价格波动；一次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

连续三次的国际风暴，使台湾经济遭受到沉重的打击。表现为：物价飞涨，从1972年底到1974年初，消费价格上升66.5%；外贸由长期的顺差变为逆差，到1974年贸易逆差已达到13.27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率由1972年的13.31%到1974年降至1.12%。

与此同时，7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经历了以农养工，主要发展纺织等轻工业，奖励投资，扩大出口等措施，使台湾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向现代工业为主的转变。之后，基础设施落后，原材料缺乏，电力能源不足等问题日益明显。当时，农业生产下滑，工业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等等，这些大大制约了台湾经济发展和抵御国际经济风暴的能力。如果任其发展，不仅经济难以提升，社会矛盾也将加剧。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1.抑制通货膨胀

蒋经国在1973年3月出台一系列调控物价的措施没有收到实效后，9月进一步强调“稳定物价是安定社会秩序、维持经济成长、以改进人民生活的主要前提”，并进而提出新的举措。他说：“在政策性措施上，我们的着眼点是：以充裕民生必需品之供应为第一优先；以扶植农工增加生产为根本前途；以调节金融与改进运营为主要手段；以消除人为操纵因素为辅助措施。”（《汇编》第8辑，第521—522页）

1974年1月，台湾当局出台了“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具体措施为：

第一， 为稳定物价，应付能源短缺及国际通货膨胀的冲击，以调节市场，节约消费为要。具体采取提高油价、限制石油供应；节约用电，调整电费；调整交通运输费；稳定物价等多项举措。

第二， 在财政金融方面，要增加收入以支持发展，防止通货膨胀以协助稳定。具体措施为：提高酒价、地价，涨价归公，以增加税收；发行建设公债，以支援重大工程建设；提高储蓄存款利率4%，以吸收存款，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第三， 限建措施（继续实行五层楼以上的限建措施）。

2.推出第一期6年经建计划并推动十大建设

此前，蒋经国曾推出第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1973—1976年），目标是促进重工业发展。由于遭遇世界石油危机，被迫停止。经过审慎研究，蒋经国主持制定了第一期6年经建计划（1976—1981年）,目的在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现代化，积极开发经济资源，厚植发展潜力，加强经济应变能力”，着力发展重工业和精密工业；实现农业、交通现代化；开拓新能源和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期间重要的举措是，在1973年推出了十大建设：① 核能发电厂；② 南北高速公路；③ 北回铁路；④ 西线电气化铁路；⑤ 台中港；⑥ 苏澳港；⑦ 桃园国际机场；⑧ 高雄钢铁厂；⑨ 高雄造船厂；⑩ 石油化学工业。这十大建设项目从1974年1月开始实施，到1979年完成。总投资达52.32亿美元。十大建设的完成，一是有力加强了台湾的基础建设，特别是交通和能源；二是提高了重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比重，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为台湾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此外，对于岛内来说，铁路交通的发展也为发展台湾东部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切，为台湾在80年代实现工业升级奠定了基础。

3.推动农业建设

到70年代初，台湾工业总产值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开始呈现下滑的趋势。表现为：农业生产率下降，粮食自给率下滑，农业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为减少。其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与不断老化；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致使大量农田闲置或粗放经营。这种现状不仅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此，蒋经国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提出“加速农村建设”九项措施，主要是废除“肥料换谷制度”以及取消田赋附征教育费、放宽农贷条件、改革农产运销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此外还包括加强农村公共投资、加速推广综合技术栽培、倡设农业生产专业区、加强农业试验与研究、鼓励农村设立工厂等。其中，过去长期实行的“肥料换谷制度”，由于是强制性的用高价化肥换取农民稻谷，久为农民所不满。因此它的废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1974年，又设立“粮食平准基金”，以稳定粮价、保证农民受益；其后又出台降低农贷利率等一系列措施，并推展第二次“土地改革”，目的是淡化小农经济，促使农业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

应当说，蒋经国执政两年多时间内，较为有效地抵御了国际经济带来的风险，稳定和发展了台湾经济，获得了海内外舆论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