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现状及蒋介石的传子部署

随着蒋介石身体的衰弱，权力重心逐步向蒋经国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时的台湾在经历了60年代的经济飞跃后，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民党的统治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

（一） 国际上，台湾国民党政权失掉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面临众多国家与之“断交”的尴尬境地

1971年联合国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被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驱逐出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实力和国家地位的提高，美国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驻台美军开始分批撤退。日本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竟不与日本打招呼，十分尴尬，遂步美国之后尘，加紧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并抢先在1972年9月29日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两国则在1978年12月16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前后，一系列国家纷纷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面临空前的、走投无路的困境。

这里特别要指出美台关系的变化。台湾蒋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国的支持与保护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蒋氏刚刚败退台湾之际，美国当政者一度想抛弃台湾。所以，当时的蒋介石尽管派出夫人宋美龄到美国百般拉关系，但美国不为所动。要知道，美国的外交从来是以自身利益为转移的。当他感到台湾的蒋介石已不可救药，且可能影响自身利益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它抛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感到台湾对它有利用的价值，遂给了蒋介石一个“合作”的机会。美国开始大批给台湾美援，派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等等，蒋介石遂得以苟延残喘。美国的对台政策，遂由“弃蒋”“弃台”，变为“扶蒋反共”。其间，蒋经国作为台湾特使从1953年9月至1970年4月曾5次访美。如果说第一次访美为拉紧与美关系，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作了铺垫得话，那么他的最后一次访美则是为了阻止美国与大陆发展关系。结果是铩羽而归，自己也险遭不幸。期间，进入60年代后，美台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其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呈现较大的灵活性。1965年6月30日，美国宣布停止对台“经援”，改为“贷款”。两者关系渐渐疏远。种种迹象表明，约翰逊政府已欲着手改善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从其全球战略和结束越南战争及遏制苏联的考虑，加快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的步伐。对此，蒋氏父子深感疑惑与忧虑。与此同时，岛内民主势力与“台独力量”均有所抬头。这样，蒋经国的第5次访美之行，对台湾前途关系甚大。但美国主意已定，任凭蒋经国苦口婆心，无济于事。4月24日，在其前往纽约市布拉萨饭店出席“工商协进会”午餐演讲会时，遭到“台独联盟”成员郑自才和黄文雄的刺杀。尽管刺杀未遂，但在蒋经国的一生中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而美国对台我行我素，不理台湾的哀求，断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蒋氏父子的教训，应该是更为深刻的。

（二） 在岛内，由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工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提高，台湾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一方面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不断扩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不满足于政治现状，要求参政、议政，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台籍新生代也对传统的政治秩序进行批判，要求改变限制台籍人士参与政治的各种做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台籍人士，是指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前就生活在台湾岛的人士，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台湾本土的人士。由于蒋介石统治集团是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各级政权又多重用大陆迁台的人员，因此大陆籍与台湾籍无形中出现了鸿沟。特别是“2•28事件”以来，大量台湾人民的被镇压以及蒋介石集团的长期独裁统治，使这一矛盾日趋扩大，形成了所谓“省籍”矛盾。在这种背景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其中，1971年发生的青年学生“保钓运动”，成为触发变革要求的契机。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描述：“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保守，再也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该书引述台湾学者陈鼓应的分析说：“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70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份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1971年10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它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30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政权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生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1971年发生的钓鱼台岛事件，是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期。”（江南：《蒋经国传》，第437—438页）(www.xing528.com)

这里所指的“钓鱼台岛事件”即“保钓运动”。也就是“保卫钓鱼岛运动”的简称。它是70年代初期，由台湾海外留学生发起，后在岛内形成高潮的以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为目的的反帝爱国运动。钓鱼岛由主岛钓鱼岛及大南小岛、大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飞濑岛等8个岛屿组成，陆地总面积6.5平方千米。位于台湾岛东北海面，历来是中国领土，归台湾省管辖。日本早在侵占琉球后，就企图侵占钓鱼岛，但一直没能得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领土限于四个岛屿。同年美军托管琉球，将钓鱼岛列岛亦予纳入。因周围海域历来是台湾人民重要的捕鱼区，当时尚未妨碍台湾人民使用。

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在该地区进行地质勘察，认为钓鱼岛列岛附近海域地下可能蕴藏大量石油，台湾当局遂开始规划勘探。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70年7月，以外交照会否定台湾对该海域石油矿区的权利，台湾与日本争端遂起。然而，美国却以日本对琉球仍有所谓“剩余主权”为由，于1971年6月17日与日本签署《冲绳归还条约》，并于1972年5月将琉球“归还”日本，同时将钓鱼岛等8个岛屿一并转送。此举，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激起两岸同胞的愤慨与反抗。特别是台湾广大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在1970—1972年间掀起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在美国和岛内的美国大使馆等机构抗议、示威游行，反对美、日政府相互勾结，企图霸占我国领土的侵略行为，并得到了广大海外华人的支持和声援。但是台湾当局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却给予诸多牵制，乃至大泼冷水。为此，青年学生转而强烈谴责台湾当局在美、日面前奴颜婢膝的行径，进而将矛头直指台湾当局的独裁黑暗统治。在青年学生“保钓运动”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发表对美、日抗议。据台湾的马英九介绍，虽然尚未争回主权，但取得两项成果：“1.日本中止在钓鱼台建立无人看管气象台的计划；2.美国修正其原支持日本之立场，改称只将钓鱼台列屿‘行政权’交给日本，对主权问题改采中立立场，认为应由中日双方协商解决。”（马英九：《钓鱼岛列屿主权争议回顾与展望》，第24页）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学生爱国运动，打破了岛内学界多年的沉寂，在校园内形成了“关心国是”和“讨论国是”的热潮，并广泛影响到社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以《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及《台湾政论》等为阵地，议论“国是”，倡言政治革新，乃至倡言组织新党，拟取代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台独”势力也有所抬头。这一切，必然对台湾当局的统治形成空前压力，成为蒋家政权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 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表现了空前的善意

中国大陆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逐步公开提出了用和平方式结束当前分裂局面，统一祖国的设想，并从1979年元旦开始停止炮击金门。台湾岛内各界人士面对两岸长期分裂造成的诸多不便，也纷纷抒发怀念大陆的情思，热切期盼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满怀深情地指出：“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隔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并提出两岸双方通过谈判“结束这种军事对歭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等主张。面对国际“外交”的窘境和两岸关系的新格局，也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

（四） 严家淦接班与蒋经国主政

面对这一系列国际和岛内的冲击、矛盾，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再次受到挑战。此时，蒋介石已是风烛残年。1972年，他先是住进荣民医院，做前列腺手术，8月又出车祸受伤，身体每况愈下，实际上已避不见客。1975年初，蒋介石病情开始恶化，4月5日晚逝世。

此前，蒋介石已开始做传子的部署。1966年，蒋介石再次“当选”为台湾“总统”，同时，推举严家淦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1972年，86岁高龄的蒋介石在经过一番推托之后，第五次登上“总统”宝座；严家淦则连任“副总统”。这也是蒋介石的最后一任“总统”。同年5月，经严家淦推荐，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由蒋介石正式向“立法院”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则以高速、高票使蒋经国当选。从此，台湾实际上开始了蒋经国时代。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蒋介石逝世后，按照台湾的“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从表面上来看，这里谈不到蒋介石传子的问题。然而，政治的奥妙往往就在这里。事实证明，当蒋介石在风烛残年之际再次就任台湾“总统”时，他“推举”严家淦为“副总统”正是精心谋划之举。据江南评论说，严家淦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他“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蒋经国传》，第401—402页）。正是因为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不拉帮结派；正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权力欲，为人颇为圆融，所以才为蒋家父子所看中。早在陈诚辞去“行政院院长”之际，蒋经国因其在“辅导会”工作期间与自己配合较好，就力排他议，建议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院长”，得到蒋介石认可。严家淦于1963年12月就任“行政院院长”后，立即投桃报李，先后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使其放手控制军队。此后，严家淦与蒋家一直配合默契。因此，在蒋介石面临交班之际，选择严家淦为“副总统”，也就极为“适当”了。当时，有些媒体不明就里，竟然为蒋介石吹嘘，说启用严家淦为“副总统”，“是台湾民主政治向前方迈一步的里程碑”等等，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提拔严家淦的真实用意，不是加速台湾的民主化，而是为实现“传子”部署的一招高棋。严家淦在台湾官场混迹多年，对蒋家父子的所为心领神会。他当选“副总统”后，立即借“行政院”局部改组之机，让蒋经国出任“副院长”，实际负责全面工作。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副总统”后，为报“知遇之恩”，立即请辞“行政院院长”，推举蒋经国为继任人选。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立即启动“选举”程序，使蒋经国顺利“当选”，于1972年6月1日就任“行政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