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的早年经历——台湾历史中的传奇人物

在国共长期争斗的历史中，蒋经国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幼承庭训，曾在蒋介石的精心指导下，认真学习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字下过一番工夫，有一定的中文基础；对如何做人做事，也有一定的感悟。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到上海、北京等地上学，接受新式教育，通过学习自然科学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大大开拓了眼界。期间华洋杂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也使蒋经国义愤填膺。1925年他曾在上海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大游行，而遭到学校开除；不久到北京吴稚晖办的外语学校就读，再次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军阀拘捕，被监禁2个星期。年轻的蒋经国颇为鲜明地显示出爱国、无畏的正义精神。

正在他寻求新的求学之路时，苏联在莫斯科开始举办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并建议广州军政府选送学生前往学习，经费由苏联负责。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经国遂与各地革命青年积极应考，并有幸中选，开始了在苏联长达12年的“留学”岁月。

中山大学名义上为纪念孙中山而设，但课程中并没有“三民主义”，而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外国历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等。在这里学习的青年，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有国民党员。包括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邓小平、林伯渠、左权、杨尚昆、廖承志、乌兰夫，后来在国民党成为军政要员的邵力子、谷正纲、郑介民、康泽等人。蒋经国入学后，被校方取名“尼古拉”，从此开始在苏联的学习生活。

蒋经国学习努力、认真，成绩名列前茅。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苏俄的新气象充满认同与向往，深受苏共当局的赏识。特别他又是国民党要员子弟，为苏共当局所重点关注，一时进步很快。据江南《蒋经国传》记载，蒋经国在进入中山大学仅仅8个星期（即1925年12月）就被吸收加入共青团。当时他与邓小平、徐君虎在一个团小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为团小组长。此时的蒋经国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向往。国内北伐也进展顺利。然而，好景不长。他的父亲蒋介石很快就掉转枪口，开始反共、“清党”，一手制造了“4•12”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苏共与第三国际愤怒了，中山大学学生愤怒了。他们义愤填膺，开会声讨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蒋经国也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声言与父亲划清界限。

据康泽遗稿记载，蒋经国上台讲话，很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反革命了，我宣布和他脱离父子关系，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会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漆高儒：《蒋经国评传》，第48页）。几天后，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公开谴责蒋介石，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各地。4月1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刊登了全文：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由此可见，蒋经国声讨蒋介石言辞之犀利、态度之坚决，实属仅见。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当时苏联留学氛围下，自我保护的明智之举。

然而，蒋经国的这种表态，还是受到了当时同学们的欢迎和苏共当局的赞许。尽管苏联当局解散了国民党旅莫支部，并让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分批回国。但是，对蒋经国还是作了另行安排。对于苏联当局不同意蒋经国回国，据他的同学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文中分析说：“后来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把蒋经国抓到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蒋经国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将来可以加以利用。在抗日战争中及战后一小段时间，实际上后一个考虑就是那么一回事。”（转引自李松林：《蒋经国大传》上，第61页）实际上，共产国际不久便安排蒋经国当了一段时间的红军，然后派到苏联中央军校——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深造，并于1930年2月在这所军校发展其为苏共候补党员。但是，军校毕业后，蒋经国并没有按所学专业分配工作，也并没被安排回国，而是先被送到工厂学徒，后又被送到农村参加农业集体化运动，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泰金矿当矿工。直到1933年，他有幸到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做工。在这里，他当过技工、工程师和分厂副厂长，并于1935年3月与苏联女子芬娜（回国后改称蒋方良）结婚。1936年12月7日被批准为苏共正式党员。

在这较为漫长的时间内，蒋经国学习了军事，实际参与了苏联的工厂和农村工作，更经历了一些苏共党内的清洗和斗争以及王明等人的监视、控制给他带来的灾难，使其较多地了解了苏共和第三国际，也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品尝了人间的苦乐冷暖。(www.xing528.com)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这也给蒋经国的“留苏”生涯带来了转机。他从此得以摆脱“人质”的命运，回国与父母团聚。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及儿子孝文回到上海，继而到杭州。但蒋介石一直避而不见。后经陈立夫指点说：“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而且你以前还公开骂过他，你最好先写个信，向他报告，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蒋经国如梦初醒，立即写信报告，并拜访吴稚晖等人说明在苏情况，才得以晋见其父。不久，复由陈立夫、张立生介绍，公开加入国民党（蒋经国曾在赴俄前一个月的1925年在上海秘密加入国民党），这算是二度加入国民党。诚如他的部下漆高儒在《蒋经国评传》中所说，“蒋经国是留俄反俄”，“知共反共”的特例（《蒋经国评传》，第34页）。因此，他此次回国后再次加入国民党，实质上是完成了由“拥苏拥共”到“反苏反共”的转变。其后，按照蒋介石的安排，经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察，蒋经国开始受到信任并逐步得到重用。

1938年初，蒋经国到江西任职。1939年春，到赣南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6月兼任赣州县长（江南：《蒋经国传》，第92页）。当时的赣南下辖11个县，面积相当于台湾的三分之二。本是青山绿水，但在连年战乱之后，却是经济凋敝，土匪横行；土豪劣绅，鱼肉乡里；妓院、烟土、赌博泛滥，民众难以聊生。面对如此景象，蒋经国颇想干出一番事业。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首先整顿政府公务员队伍，提倡“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抓干部队伍风气的转变。据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描述：“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继之以‘除暴安良’为中心，严格禁烟、禁赌、禁娼，且言出法随。对土匪招抚与打击并行，力争‘变匪为民’，很快改变了治安状况。对于贪官污吏及其违法家属则放手打击，一时博得当地民众好感，被称为当代‘包龙图’‘蒋青天’”。此外，他还以很大精力抓扫盲、普及中等教育；抓经济，特别是开始实施土地改革，扶植自耕农，逐步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进而在建设新赣南的过程中提出了人人有田耕、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的“五有”目标。此处，虽然难免有说大话的成分，但是蒋经国在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农业经济地区，仰仗其父的背景，还是办得有声有色，一时声名鹊起。蒋介石曾发电称：“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李松林：《蒋经国大传》上，第181页）。可见，蒋介石欣慰之情与鼓励之意。

1942年，蒋介石曾派其随团考察新疆，得以扩张眼界，增长见识。1943年底，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该校被称为“政治上的黄埔”，以培养蒋家嫡系。不久，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又奉父命参与办理外蒙及东北对苏交涉事务，与斯大林谈判，最终无功而返。国民党败退前夕，他被派到上海实施经济管制，企图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和政局。无奈大厦将倾，腐败公行，他又仅仅以政令管制经济，最终在“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讥讽、怒骂中铩羽而逃。1949年初，蒋经国奉命再到上海，组织力量秘密大肆掠夺金银、外汇和贵重物资运往台湾，开始为逃往台湾做准备。

蒋经国从赣南起家，到协助其父败逃台湾，显示了比较注重现实，又有一定政治抱负的处世风格。他喜欢到基层，事先不通知，力争看到、听到真实情况。处理事情比较果断，喜欢用铁腕手段，言出法随，又喜欢在民众中塑造“亲民”的形象。这一切，在当时腐朽昏暗的政界，可谓是“特立独行”，为他赢得了较好的名声，也使蒋介石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一些人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据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描述：蒋经国“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甚至有人将对他不利的情报报给老蒋，使其受到训斥。但是，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在国民党政坛步步高升。

蒋介石一生中最痛恨共产党，对参加过共产党的人永远心存疑虑，不可能委以重任，但对蒋经国是个例外。这一方面固然是父子血缘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蒋经国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因此，蒋介石政权在大陆面临崩溃之际，在众叛亲离的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朝夕陪伴在其父左右。他侍奉蒋介石，代父亲迎来送往，联络应对，并执行一系列秘密而重大任务，成为其最为得力的助手和心腹。

蒋孝勇讲：“记得很清楚，父亲一再跟我讲，在1949年，他常常有很多任务出勤，他的领子里面就有一颗氰化钾，咬一口就会死人的。他就抱着必死之心去出任务；亲身的体验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置之死地而后生。”（《蒋孝勇的最后告白》，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转引自李松林《蒋经国大传》上，第275页）

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蒋经国又被授以国民党在台湾要职，开始全面熟悉和掌控台湾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他与陈诚一道，为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进行了精心谋划与准备，使蒋介石在失掉大陆后得以在台湾岛安枕无忧。这一切，使蒋经国得以再一次展示其才能，也为日后帮助其父掌控台湾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