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刚刚败退台湾时，面对的是兵败如山倒的颓势。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人民解放战争推向沿海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的军队仍然盘踞在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诸多岛屿，作为台湾岛的外围军事支点，同样也被蒋介石吹嘘为“反共复国”基地。但是，中共领袖们早已看穿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从全国军事战略和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开始谋划对沿海地区军事行动，以粉碎蒋介石集团的图谋。他们决定先拿下比台湾岛面积小九分之一的海南岛，然后集中兵力夺下江浙沿海的舟山群岛和大陈岛。这样，蒋介石大体上只能独守孤岛，难以有所作为。
1.蒋军逃离海南岛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蒋介石集团当时将它作为台湾联系西南地区的重要据点和海上及空中的重要通道。1950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4万官兵，分乘数百艘帆船、机帆船，横渡琼州海峡，在冯白驹指挥的琼崖支队配合下，迅速展开解放海南岛战役。20日，解放海口市。此前，蒋介石对海南岛弃留问题上一直徘徊不定，但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窘境下，不得不放弃海南收缩兵力。其原因：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南与雷州半岛太近，仅10英里，而距离台湾岛则有800英里，很难抵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二是当时海南岛被蒋介石集团看做是粤系地盘。当时，粤系陈济棠、薛岳和余汉谋分任海南行政长官、防卫总司令和行政副长官。蒋介石对他们径自向美国游说要求支援极为反感，并担心脱离其掌控。三是从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实力来比较，深感难以抵挡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林孝庭：《1950—1952年间美国海军柯克上将在台湾的活动秘密》，载《传记文学》第九十四卷，第四期）。这样，蒋介石见其琼岛驻军即将覆亡，立即下令撤退，使5万国民党军队退往台湾。该战役，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实力，给仍旧沉浸在所谓“古宁头大捷”的国民党军队以沉痛的教训，并获取了渡海作战的经验。
2.被迫撤离舟山
舟山群岛紧临江浙，俯视上海，是蒋介石集团企图用以骚扰大陆、轰炸上海及沿海地区，封锁长江和钱塘江出海口的主要基地。面积虽然只有1200平方千米，蒋介石却部署了6个军，约12万军队。1950年，蒋介石集团还在舟山群岛修筑成新机场及相关设施，一度曾想再度增兵。目的显然是想长期驻扎，以便于对大陆的军事骚扰、轰炸和监控。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沿海已占领舟山群岛附近大部分岛屿，使舟山群岛及其定海防线已经门户洞开。空军50多架苏制战斗机和轰炸机已部署到华东前线，海军100多艘船舰整装待发，数十万解放军官兵已做好解放舟山的充分准备。面对如此态势，蒋介石统治集团在丢弃海南岛10天后，立即于1950年5月10日作出撤离舟山的决定并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前往舟山协助撤退。6天后，舟山及其附近海域的国民党官兵及其部分被裹胁居民约15万人，赶在解放军进攻之前偷偷逃离该岛。
此后，蒋介石集团还相继将逃往滇缅边境及越南等地的部分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这次从海南和舟山的撤退，对国民党官兵的士气打击极为沉重。为此，蒋介石专门在1950年5月16日发表所谓《军人魂》的演讲，重谈“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进行打气，表示“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同日，他还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放弃舟山是“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这些话中，被迫收缩兵力，保守台湾倒是一句实话。
此后，蒋介石集团在浙江沿海仍然靠占据的大陈岛等岛屿负隅顽抗。大陈海域北起南田，南到沙埕，长约174海里，共有大小岛屿90多个。距大陆仅14海里，而距台湾遥远，补给不便。但是，蒋介石一心将其建成进攻大陆的前哨阵地，一度曾派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到此出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主席”，指挥国民党军飞机连续对上海、南京、福州、广州乃至南昌等地区进行轰炸，并派军队对沿海地区进行袭击、骚扰。据新华社电讯，1950年1月—1954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和岛屿袭击达42次，出动兵力10万余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多次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和窃取情报。面对蒋军的挑衅和破坏，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英勇反击，到1954年6月相继解放沿海岛屿40多处，击落飞机48架，击沉、击伤舰船36艘，俘获307艘。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指挥下，陆海空第一次立体协同作战，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一举攻占“上大陈岛”西北方向的“一江山岛”，使大陈岛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的炮口之下。解放军随即开始从海上和空中向大陈岛发起攻击，并以2个陆战师、154艘舰船和230架飞机的优势兵力，掌握了军事主动权。台湾当局面临补给困难、难以招架的态势。台湾与美国刚刚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签订，1955年2月10日生效）则将共同防御的范围只限于台湾和澎湖地区。为此，台湾当局只有立即撤退。2月6日宣布撤退大陈岛，随即在美国舰队协助下，用5天时间，将该岛25000多军民运往台湾。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台湾与美国刚刚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防御范围，不包括台湾当局当时控制的金门、马祖和大陈岛地区。也就是说，在美国政府看来，蒋介石集团是没有能力守住以上在大陆沿海地区的岛屿，只能龟缩到台湾及其澎湖列岛，这样美国才会对蒋介石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潜意识则暴露出美国从自身的远东利益出发，企图让蒋介石集团放弃在大陆沿海岛屿后，隔台湾海峡而治，以形成“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地理现实。这样，美国在与苏俄及中共政权对抗中，台湾就会成为其战略需要的重要据点，成为其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面对如此图谋，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与完整着眼，于1949年11月起，停止了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收回金门、马祖的行动。这样，就给台湾当局一个可以近望神州的立足点，保持了台湾与大陆在民族与地缘上的整体感。其后，两岸在军事与政治上长期对峙，但是在这一点上，台湾国民党当局还是认同的。这样，大体形成两岸隔海峡对峙的状态。
（二） 整顿和缩编军队
在蒋介石看来，军事上的失败是国民党失掉大陆政权的直接原因。其主要表现：一是军纪败坏。他说：“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来看，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甚至说：“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蒋介石1950年3月19日《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二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他曾责问一些高级将领：“你们平时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实际上“三民主义”只是口头禅，行动上则是欺下瞒上、虚伪作假成风。三是高级将领腐败。他承认，“自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蒋介石：《1949年10月20日，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并痛斥军官中盛行的“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等腐败行为。四是官兵对立，军民脱节。蒋介石说：“许多高级指挥官到作战时间，不是在路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五是战略上的失误。这里蒋介石把听信美国代表马歇尔建议在东北部署“精良”的国军作为战略失误的重要表现（刘红：《蒋介石大传》下，第1636—1637页）。
应当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对失败原因还是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以上诸点在军事上也较为突出。此外，例如陈诚曾将军队将领腐败的最大恶习归纳为“吃空额”中饱私囊等，也颇切中时弊。但是，蒋介石政权失掉大陆政权，公认的原因还是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背离了人民的意愿；经济上为剥削阶级服务；军事上“剿共”师出无名。尽管如此，蒋介石集团还是尽其认知所及，对军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饬。
1.对军队进行整编
当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号称60万，多为残兵败将，士气低沉，并且机构、番号庞杂，官多兵少，往往几个人就打着一个军或师的牌子，一支部队番号下只有几个主官，名实不符，指挥不一，混乱到了极点。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的政权也是靠军队等暴力机构来维持。蒋介石统治集团败退台湾后，更深深感受到掌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为此，他乘各路败军刚刚到达台湾、各派系军队杂乱无章、立足未稳之势，立即下大力气进行整顿。1950年3月25日蒋介石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与其心腹“行政院院长”陈诚及“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一起，实施对军队的整顿。
陈诚、蒋经国等人以相当大的精力，对这些残兵败将进行整编。他们严格规定，凡是来台部队，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按照指定地点登陆、宿营；对每一支部队都重新登记，以掌握其准确人数；然后按人口发给薪饷。从而使以往“吃空额”的老大难问题减少了许多。与此同时，他们针对当时建制混乱的现象，重新进行整编，据说裁汰“老弱无能”军官数万人，撤销成建制的部队番号60多个。其中，尤以孙立人控制的“陆军”被裁撤的为多，而“海、空及装甲兵等特种部队”则主要是充实和扩编。经过整顿，军队得到了初步统一的编制，使蒋家得以较为全面地控制了军队，用以加强台湾防务。
2.重建军事指挥体制
为便于蒋介石对军队的掌控和统一指挥，趁机重建了军事指挥体制和首脑机关。在这种体制下，军事最高权力集中于“总统”。“总统”之下分设“军政系统”“军令系统”和“政工系统”。“军政系统”即“国防部”，下设人事、人力、物力、军法、战略研究计划、军事工程等机构，主管军事行政。“军令系统”即“参谋总部”，下辖“陆军”“海军”“空军”“联勤”“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及“澎湖、金门、马祖防卫司令部”，主要执行“总统”的军令，实施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政工系统”即“总政治作战部”，隶属于“国防部”，设立人事党务、保防等机构，主管政治作战、心理作战、军事新闻、政治文化宣传、保密防谍、监察及官兵福利等事务。
这里，军事机构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增设“总政治作战部”是蒋介石总结在大陆失败教训时专门提出的举措。他认为，“政治训练的缺乏”，士兵“不知为何而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强化政治工作。其后任命其长子蒋经国为该部主任，并相继推行一系列加强政工的举措。概而言之：一是加强思想控制。由蒋介石带头发表演讲，解决军队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为从共匪狂暴下拯救父母与亲人而战，我们必须消灭共匪，否则他们便要消灭我们”，以统一军队思想。二是在各军事单位重建政工制度，实施政治训练。与此相适应的是任命其长子蒋经国出任该部主任。一方面使蒋经国得到锻炼，另一方面加强了蒋家对军队的控制。三是创办政工学校、实施军校教育制度，以强化对军队特别是各级军官的培养和轮训，以造就“效忠党国”和“领袖”的各级指挥人员。四是实行“军事主官任期制”。1952年，蒋介石作出一项新的规定，各军事单位指挥官每2年变更一次，实行轮换制。其结果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以防止军事主管拥兵自重，权力膨胀。
正是在这种政治制度掌控下，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历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经历了政治“整肃”和内部清洗，又借机排斥了大量他们认为不可靠、难以信任的高级将领。从1950年6月起，先后以“通共罪”“指挥不力”等罪名，枪决和关押了一批高级将领。然后，又以执行轮换制为名，将孙立人、桂永清、王叔铭等逼下原位。对此，正如蒋经国的老部下孙家麒所评价的：“所谓‘任期制度’也者，乃是蒋氏父子所玩的一套政治魔术，对于他们所不喜欢或不需要的人，不必找任何理由或借口，可于任期届满时，冠冕堂皇地炒其鱿鱼。对于他们所喜欢的人，可以使他继续连任，真正无法再连任时，又可以派往另一重要单位过渡两年，然后卷土重来，依然有再来四年的机会。”此评论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蒋介石还在强化教育与训练的同时，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在各军事单位实行“联保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检举中共地下人员和官兵的“通共”行为。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这样，经过几年的清洗、整肃和思想、组织的控制，一方面使国民党军队的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除，军队风气有所改善，对加强台湾防务起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则为实现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军队由“国家化”转变为“蒋家化”。蒋氏父子牢牢地控制了军事武装力量，从而实现了“以人领党、以党领军、以军领政”的独裁政治格局。(www.xing528.com)
（三）美、日的支持与两岸的对峙
蒋介石到台湾后犹如一个不甘认输的赌徒，企图把输掉的大陆再抢回来。他在台湾不同场合多次给台湾的军政人员打气，叫嚣要“反共复国”，将此作为台湾当局的“使命”，也成为军事行动的方针。为此他还不止一次地规定了时间表，如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就宣称：“现在我再将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尽管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这张“空头政治支票”能够兑现，但还是要“打肿脸充胖子”，对大陆沿海在军事上多次进行武装骚扰和挑衅，并曾一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对此，台湾军事当局在战略上称之为“攻势作战”时期。时间大体上是在1949—1967年间。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统治集团将反攻大陆作为建军的基本方针，积极进行反攻大陆的各项准备。为此，他在岛内经济极不景气的条件下，仍坚持长期维持50多万人的作战部队，将台湾每年总预算的绝大部分用于军事开支。其后，为了提高战斗力，开始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度和退役制度，使官兵的平均年龄逐渐降低，军队的管理方式和生活待遇也开始有所改善。台湾的“行政院退辅会”在帮助退伍官兵找工作的名义下，迫使这些退伍官兵和适龄青年每隔几年就要参加一次短期军训，使得台湾当局除了拥有50万常备军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预备役兵源，以满足其军事战略需要。
但是，就当时台海政治态势与军事力量对比来讲，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反攻大陆”的企图，犹如“画饼充饥”，不仅旁观者难以相信，连他自己也深知底气不足。为此，他极力寻求外界支援与帮助。蒋介石曾派夫人宋美龄专程到美国寻求支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铩羽而归；他又不惜与刚刚兵戎相见的日本拉关系，派人与日本暗送秋波，甚至将日本战犯拉到台湾帮他搞军事训练，以取得日本的支持。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格局及美国当时对台湾不予信任的观望态度，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即奏效，也使蒋介石在台湾的生存难以为继，更不要说“反攻大陆”了。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台湾态度上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蒋介石得到了救命稻草。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东北亚立即成为世界两大阵营较量的战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体制下，对抗苏联和遏制新中国的需要很快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并趁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对抗中国政府。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即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同时，公然下令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随后美国第13航空队也进驻台湾。“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在台北相继成立。美国的飞机、舰艇、坦克、导弹及火炮通过由美军任顾问的“中国商业国际公司”等机构大量运往台湾，使其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国民党军队还受到美军的培训，从而增强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念头。
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与台湾签订一系列公开的乃至秘密的军事条款，将台湾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比较重要的，如1950年11月的《美台秘密军事协定》和1954年12月2日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其后，美参、众两院又于1955年1月通过了“台湾问题决议案”，公然授权美国总统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台湾和台湾海峡使用武力。这一系列条约和决议，不仅使台湾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基地之一，并由美国向台湾提供维护其安全所需的武器装备、资金和物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些军事及经济援助，增加了台湾当局的统治实力，使其得以对大陆在军事上进行破坏和骚扰。在国际上，美国所宣扬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则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增加了诸多变数，使其日益复杂化。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严重干涉了我国内政，阻滞和破坏了祖国统一的进程。它有利于美国的远东利益，又迎合了蒋介石集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是长期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台湾占据在联合国的席位达22年之久。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崩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民政府已失去代表整个中国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此，早在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就分别致电联大秘书长赖伊和大会主席罗慕洛，声明“否认目前正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所谓‘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的蒋廷黻所领导的代表团的合法地位”，立即取消其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旋于1950年1月19日，再次致电联合国，通知我国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应当说，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友好国家的积极运作，解决代表权问题已有了相当进展。然而，蒋介石集团闻讯立即进行破坏，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兵台湾，中美矛盾升级，致使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案遭到长期搁浅，蒋介石统治集团得以继续利用在联合国席位，维持所谓“外交”空间。
二是使台湾得以与日本签订《台日和平条约》，使台湾成为美国在远东对抗苏俄与中国内地的海上重要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势力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有意袒护和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拟将日本纳入美国的远东防卫体制，不顾中国等国的反对，悍然于1951年9月4—8日召开了旧金山对日和会，签订了美英等国《对日和平条约》。其后，又明确对日本施压，“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并在美国驻台湾“代办”蓝钦导演下，由日本代表河田烈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签订了所谓《台日和平条约》，并于1952年8月5日生效。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力，并承认这些岛上的居民为“中华民国”的人民；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前中国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无效；台日之间按照联合国宪章发展相互关系，尽速签订关于双方运输、渔业等协定。有意思的是，缔约双方一个是刚刚投降的日本，另一个是被迫逃到台湾苟延残喘的蒋介石集团。美国将这双方撮合到一起，其用心显然是为了自身在东方的权益。此后，台湾与日本“互派大使”，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已经中断几年的美、台关系迅速得到恢复，美国驻台湾当局的“大使”蓝钦于1953年正式走马上任。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导演的结果。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对日条约，都是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美国一手炮制的，是严重破坏中国内政和统一的行为。中国外长周恩来当时就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这一切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外交公报》第2卷第4期）。
历史上，美国历来是利用日本作为侵华工具的，这次是故伎重演。美国通过日本与台湾签订和约，将两者的利益捆绑起来，共同为实现美国的远东利益服务，以对抗苏联和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美国与台湾在1954年12月2日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所表明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台湾及澎湖地区的所谓领土完整与安全，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区域内所管辖各岛屿的领土与安全。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共产主义颠覆及武装侵略”，从而将台湾纳入美国的保护之下。它为朝鲜战争后美国第七舰队等军事力量继续滞留台湾地区制造了“充足”的根据，同时也给蒋介石集团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台湾实际上出现“台美协防”的局面。双方再次进入“蜜月”期。
三是严重阻碍了中国人民统一台湾的进程，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蒋介石集团正是因为有了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才得以在台湾岛“偏安一隅”，甚至明目张胆地叫嚣“反攻大陆”，派小股军队、特务到大陆骚扰、破坏。据新华社电讯称，1950—1954年，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和岛屿共进行42次袭击，使用兵力达10余万人，仅浙江、福建两省遭受上千人乃至上万人规模的袭击就达5次之多。与此同时，台湾军事情报部门向大陆派遣和空投特工人员、电台以及枪支弹药更难以计数。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蒋介石集团又出动飞机6200多架次，对大陆进行了约3500多次的袭击和骚扰。同时不断派遣小股军队、武装特务到大陆福建、广东和浙江沿海地区袭击、破坏。虽然这一系列挑衅，均被我沿海军民击溃，但沿海人民仍然付出了血的代价。
蒋介石集团将兵力退缩台湾、澎湖后，金门、马祖便成为两岸对峙的前哨阵地。1953年，美国加强对大陆的武力威胁，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国民党军队也加强对大陆沿海的武装进犯。7月间曾以一万多军队袭击福建东山岛。为了制裁蒋军对大陆的进犯，并警告美国不要插手台湾事务，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迅速移兵闽浙沿海，并于1954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从实际效果来讲，早期这种炮战，政治意义大于军事作用。它不仅使蒋介石集团非常恐慌，也使美国政府受到极大震动，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影响，被西方舆论称之为“台海危机”。人民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美国乘机迫使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退，以实行“划峡而治、遏制中国”的目的，立即抛出在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由于该建议将本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国际化，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也遭到蒋介石的抵制。然而蒋介石却乘机千方百计取得美国对其“协防”的承诺。美国抽调大批军舰，加强第七舰队在台湾地区的活动。自此，两岸的军事对峙在金门、马祖一线愈演愈烈。
面对美蒋的军事挑衅，人民解放军于1958年8月23日对金门、马祖国民党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炮战。此前，福建地区制空权尚在台蒋军手中，对大陆沿海形成严重威胁。当时，福建机场竣工，人民解放军从7月29日到8月22日与国民党金门、马祖驻军展开激烈空战，大获全胜，夺取了该地区制空权。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第二次炮击金门。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于8月18—20日飞抵金门、马祖视察、打气，要求驻军“与阵地共存亡”。一时，台湾海峡硝烟弥漫、乌云密布。8月23日晚6时30分，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对金门岛重要军事目标及驶往金门的运输舰只实施猛烈炮击。在这次炮战中，台湾方面承认中将以下官兵伤亡600多人，金门岛上的机场、弹药库、油库等重要军事目标和炮兵阵地受到重创。“金门防卫司令部”3位中将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骧和2位美国顾问当场殒命。这次炮击金门，对美蒋给予了沉重打击。10月初开始，大陆决定对金门炮击改为“单（日）打双（日）停”，炮击成为防止美国逼迫台湾从沿海撤军的斗争手段，形成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一直持续到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交的那一天。
在两岸军事、政治对峙的年代里，美国为其远东利益所驱使，一直在极力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以从中渔利。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大义，与之进行了长期斗争。鉴于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印支停火协议的达成，国际紧张对峙状态有所缓和。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郑重表示，愿就台湾地区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两天后，周恩来在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问时，进一步指出：“统一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民有权提出这个要求，并实行这个要求。至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那是美国的干涉造成的。这是国际问题。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建议，中国和美国应该坐下来谈，解决这个问题。”（《新华月报》1955年第5号）中国的原则立场，挫败了美国企图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也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认可；迫使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但是，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1957年12月，双方在会谈了73次后，被美方单方面中断。
1958年夏季，在美国策动下，台湾海峡战争风云密布，形势日益紧张。为了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9月15日由中国政府倡议恢复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地点则由日内瓦改为波兰首都华沙。美国出场的代表换了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会谈的主题仍然是台湾问题。由于美国不愿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会谈仍然毫无起色。期间，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台湾放弃金、马两岛，以换取台湾海峡停火时，遭到蒋介石毫不客气的回绝。蒋介石反对中美华沙会谈，并力图将保卫台湾与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以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援助，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抛弃台湾，那么他将孤军奋战。其后他在1958年10月23日与杜勒斯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虽然承诺“光复大陆”“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不是使用武力”（《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343页），但是却从来没有停止反攻大陆的活动，而是一遇机会就兴风作浪。1960年蒋介石借中苏争端和大陆发生自然灾害之际，重新掀起反攻大陆的活动。同样，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之际，蒋介石再次企图反攻大陆。然而，我国通过中美会谈，得以与美方“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了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93页）。例如，1962年，王炳南大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向美国谈判大使卡伯特指出“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使中国的安全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他强调，“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统一台湾之时”。鉴于事态发展的严重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卡伯特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8—90页）。因此，中美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但在加强双方相互了解和沟通、平息台湾海峡激起的战争风云方面，还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样，也正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顽固，蒋介石才得以在台湾恢复发展，形成与大陆长期对峙的状态。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强大，愈来愈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已是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承认现实并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这样，中美之间的会谈，经历了长期的阵痛之后，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我国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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