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历史与现状

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面对的是台湾人口骤增、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大量失业、财政赤字巨大、外汇严重不足的局面。能否尽快稳定和重建经济，成为关系其生死存亡的基础课题。为尽快摆脱困境，汲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他们网罗一批管理经济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制定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策略和措施，采取在“稳定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定”的基本策略，取得了一定实效。

（一） 稳定物价，争取美援

蒋介石集团早在1949年6月15日，就开始了“币制改革”，其改革方案规定：新、旧币的兑换率为1∶4万，并使新台币与美元挂钩，兑换率为5∶1。这次改革改变了币制混乱的局面，有利于通货膨胀的缓解。此外，为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从1950年春开始推行优惠利率存款政策，使储户能够在储蓄存款方面获得正值的实质利率。这种高利率政策对吸收社会游资、增加社会储蓄、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发挥了功效。1952—1964年，民间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由54.4%上升到68.8%。这不仅提高了储户的积极性，更使之成为台湾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大幅度贬低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以便于打开国际市场。

努力谋求财政平衡，减少财政赤字。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改革税制，简化税目。将原来的30多种税简化为19种；另一方面提高税收的起征点，减轻税率。如营利事业所得税起征点由240元提高到600元；营业税税率由3%下降到0.6%。这样，使课税负担趋于平衡合理，也使税收不断增加。其中1951年税收81500万元，1952年增至142600万元，到1953年到达179500万元（均为新台币）。另外，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压缩和节省了一部分行政开支。

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尽力争取美援。蒋介石逃台之初，美国无意对其支持。但不久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加大了控制亚洲特别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力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将台湾作为其发动战争的后援基地。蒋介石喜出望外，遂极力讨好美国，提出愿派3.3万陆军参加朝鲜战争，企图通过进攻朝鲜反攻大陆。蒋介石集团的如意算盘虽然被英国和美国阻止，但从此美国开始向台湾提供美元。从1951—1965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达14.8亿美元。这些经济援助主要用于扩大基础建设（电力、运输、通讯等），占台湾每年投资的30%以上，有时高达50%。这犹如一支强心剂，对困境中的台湾经济起了“输血”作用。

通过上述举措及加强“政府”预算，一方面通货膨胀率逐年得到下降，如1949年物价上涨30倍；1950年上涨3倍；1951年后上涨幅度逐渐受到控制，到1962年只达到2%。可见，台湾当局用了12年时间，终于使物价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台湾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资本支持，促使企业更加有效地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客观上鼓励了节省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二） 进行土地改革

台湾地少人多，土地占有不均现象十分严重。当时，56.1%的耕地为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所有，而占农村人口88.31%的农民则只有22.24%的耕地。大多数农户是无地的佃农和雇农，土地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非常尖锐。蒋介石统治集团汲取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决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以巩固其统治。为此，1949—1953年，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所谓和平渐进的方式，就是不以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是以政策规范和赎买等方式，使农民能够适当地得到一定的土地，也使地主的利益在土地交换中得到弥补，并促进了工业发展。

1.实行“三七五减租”

1949年4月14日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其施行要点是：减轻租额负担，地租一律不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37.5%，超过的要降下来，原来不足的不得再增加；同时规定租约不得少于6年；但是如果佃农拖欠地租达2年总和时，地主可停止租约。按照此项办法，到1949年底地主出租土地达25.6万公顷（转引自《台湾四十年》，第68页）。最后签约的佃农近30万户（刘红：《蒋介石大传》下，第1582页）。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农的负担，缓和了租佃关系，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照顾了地主利益。

2.办理公地放领

1951年6月4日，台湾“行政院院长”陈诚核发了《台湾省放领公有地扶植自耕实施办法》。这里所谓“公有地”，主要是国民党政府接管日据时期各级政府公有和日本人私有的耕地。据1952年统计，台湾当局共占有“公有地”181490甲（每甲合14.5市亩）。这个数字，约合台湾耕地总面积的21.58%。该办法规定，按土地条件和农户维持一家生活需要为承领土地面积的依据，以一年正产物的两倍半定价（原则上不超过市价），将土地出售给农民，地款在10年内分期偿还。具体放领的数据，记载不一。大约从1951年到1976年，分9期实施，共放领土地达138957公顷，承领农户达286287户。这种做法，扶植了一批自耕农，进一步缓和农村的阶级矛盾，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实施“耕者有其田”

1953年1月2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开始对私有土地进行改革。2月，开始推行这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凡地主之水田超过3甲，旱田超过6甲之耕地，由政府征购，然后再由政府转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价及偿还办法与放领公地相同。政府付给出售多余耕地的地主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公司的股票。其中，债券分10年均等摊还，并加4%年息。这项改革于当年年底顺利完成，共征购耕地13.9万公顷，得到土地的农户达19.3万户。政府通过土地改革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大了自耕农比重。“土改”前，自耕农仅有26.2%，到20世纪80年代已达到85%，加上半自耕农则达到95%，从而培育和扩大了农村中的自耕农阶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由于政府补偿地主地价是以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及三成是四大公司（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公司）股票的方式来支付，从而促使出售耕地获得地价补偿的地主将资金转营工商业。这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一些拥有土地较多的大地主，如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鹿港辜家等都取得了大量股票，获利极大，很快成为工商巨头。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地主转向工商业，从而加速了工商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为民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采取了实行外汇管制和贸易管制；优先恢复和发展电力、肥料和纺织工业；加强军工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外销产品和进口货替代品的生产等措施，使台湾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到1952年，其工农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物价涨幅也渐趋缓和。

（三）以农业培植工业，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品

20世纪50年代初期，尽管经济得到恢复，但是经济困难依然十分严峻。当时，台湾面临人口急速增长，军事开支庞大，失业率上升的窘境。同时，工业陈旧，技术落后、资本不足、资源缺乏，许多消费品要依靠进口。然而，外汇的短缺，使经济矛盾更为突出。为尽快扭转这种局势，台湾当局决定，在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业培植工业的同时，进而采取对进口产品的替代政策，重点发展民众急需的消费品以替代进口，以节省外汇和增加就业。

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当时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复会”将主要工作转向农业教育、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土地的科学利用以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1953—1956年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7%；1957—1960年间为4.3%。农业的快速发展和提高，不仅满足了岛内的粮食需求与农产品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同时也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农产原料与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大量农产品和农业加工制品的外销，也增加了台湾的外汇收入。当时，农产品和农业加工制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80%左右，并在同类贸易中保持巨额顺差，为工业的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其中仅米糖出口，1年就可以为台湾换取外汇1亿美元，相当于1年的美援数量。同时台湾当局又通过实行米糖统制和低粮价政策以及肥料换谷、出口差价等举措，将农业剩余有效地向工业转移，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也为支持军事、财政、稳定物价发挥了可观的作用。由此可见，所谓“以农业培植工业”的政策取得了实效。广大农民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优先发展农业的同时，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10年间，台湾开始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为了满足岛内对工业品的需求，首先发展生产规模不大、资金不多、技术简单、需要劳力较多而技术含量不高的轻工业。用这些企业的产品来代替原来依靠进口的消费品，以供应岛内需要，减少外汇消耗，平衡国际收支，创造就业机会。当时重点发展的工业，主要是纺织、食品、合成纤维、塑料及金属制品等。同时，也发展一些重工业。为使这些工业得以顺利发展，台湾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管制与保护措施：保护关税，对岛内能自行生产的产品以高关税进行保护；管制进口，对消费品进口进行管制和限制，对奢侈品则严格禁止进口；复式汇率与外汇管制；限制设厂，以防止岛内盲目竞争，将有限资源和资金得以合理利用，并防止某些产品生产过剩。

经过10年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台湾工业发展水平大为提高。1953—1962年间，工业生产总值以年均11.7%的速度增长，前后增加近两倍。工业占台湾岛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52年的15.4%提高到1962年的21.9%。其中制造业行业结构发生变化较为明显，许多新工业产品不断涌现，替代了进口商品。在这种努力下，工业消费品发展突出，其中1952—1963年间非耐用消费品产值占到制造业产值的64.2%，岛内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有些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工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岛内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在此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四)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

50年代经济发展策略的实施，使台湾在经济上渡过了难关，维系住了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但是，仅仅以利用岛内资源和满足岛内市场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已开始暴露出不利因素。当时，台湾的平均国民收入仅200美元，消费水平不高，商品市场已逐渐趋于饱和或过剩。岛内资源有限，“美援”又将停止，经济发展显然陷入瓶颈。向国际市场进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带动岛内经济大发展，开始提到议事日程。

60年代，世界正值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新兴工业相继出现。它的发展，要求不断更新固定资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这些高科技、资本密集的新兴工业，而将劳动密集型的所谓“夕阳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国际原材料和原油价格也相对较低，十分有利于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台湾当局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围绕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鼓励出口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1958—1961年，相继出台了“鼓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以及“十九点财政经济改革”等文件，重点在于改善投资环境；实行奖励出口、放宽进口的外汇贸易政策；放宽以往的各种经济统制、企业保护和外汇管理规定；调整税收政策，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等，形成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市场机制。二是建立加工出口区。从1965年起，先后在高雄、楠梓和台中建立了三个加工出口区。设立“加工出口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外销工业，以利于鼓励外国人和华侨在台投资；便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扩大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根据台湾当局公布的“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等规定，在区内投资的厂商可以享受种种优惠。3个加工出口区将工业区的优点和自由港的特长统一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台湾在亚洲地区的首创。实施的结果，加工出口区的建设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起了示范和带动的作用。

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设置加工出口区的带动，台湾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据统计，在吸引外资方面，到1975年，共引进外资和侨资1.4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82.4%。与此同时，出口量大幅增加。1960—197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4.6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55.02亿美元，增长10倍以上。其中出口额增加更为突出，由1.64亿美元增加到29.88亿美元，增长18.2倍。到1971年，台湾结束了连年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首次出现了2.1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此外更为显著的是，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品逐渐成为出口贸易的主角。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工业内部也从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转向以发展加工出口工业为主。生产总值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有关数据转引自《台湾历史纲要》，第459页）。可以说，这种成果大体实现了台湾当局“以贸易促进成长，以成长拓展贸易”的发展策略，使台湾经济在六七十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台湾民众的生活也得到大幅度改善。

究其经济快速恢复、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充分利用台湾优越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利用地处热带、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农业生长期长，绿色植被率高的优势。二是利用从大陆抢劫的大量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三是利用日本统治时期遗留下的工业基础。国民党在收复台湾时，从日本人手中接受了775家较有规模的企业，遍及交通、港口、电力、造船、冶炼、金属、机械、纺织等基本设施。四是大量“美援”的注入。五是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并取得美国、日本在技术、设备及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当然，这都是客观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台湾当局抓住了机遇，制定和实施了以上一系列经济政策，遂使台湾经济得以迅速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