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清洗：专制高压下的历史与现状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人民大众和进步人士进行镇压，对统治阶层内部则进行清洗。对敢于背叛自己的人是杀之以立威，对昔日的政敌和地方实力派是排挤与打击，对过去非嫡系的党国重臣、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是排斥与逼退，从而导致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发生。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突出的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

（一） 杀陈仪以立威

陈仪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曾追随蒋介石多年，是颇得其信任和重用的重臣。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2•28事件”后，任浙江省省长。当时，他面对国共战局，不愿江浙富庶之地毁于战火，遂通过友人与中共取得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派外甥丁名楠于1949年1月31日前往上海会见汤恩伯，劝其率部起义。据曾任过陈仪秘书、又是丁名楠同学与好友的郑士镕回忆：当年丁名楠曾同他说，汤恩伯表示完全同意，“但说口述难记，不识先生有手谕否（汤素称陈为先生）？名楠即把要他口述的小便条交给汤恩伯了。”2月初，丁名楠再次到上海见汤恩伯，“面交主席手书”（郑士镕：《细说我所认识的陈仪》，载《传记文学》第八十八卷，第三期。这里“主席”指陈仪）。该手书提出有关起义的准备要领。然而，2月17日各报即刊出浙江省府全面改组的消息。事实上，汤恩伯此前对丁名楠是敷衍，引陈上钩。一旦拿到证据，立即向在溪口的蒋介石告密，落井下石，并将告密材料在国民党高层散发。需要说明的是，陈仪曾是汤恩伯的恩人。早年，曾推荐、资助汤恩伯到日本就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后曾多方栽培。因此汤恩伯称陈仪为“义父”“恩师”，待之甚恭。然而，这次他却“大义灭亲”，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23日上午派毛森将陈仪拘禁。其后，该案由蒋经国掌控。陈仪遂被撤职、关押至台湾。1950年6月18日被枪杀。其前，曾有多人为陈仪在蒋介石面前求情，但蒋终不为所动。军事法庭遂以“勾结共匪”罪判决其死刑。其目的显然：一是要借陈仪的头进一步安抚“2•28事件”以来的台湾民众；二是借此立威，杀鸡儆猴，看谁还敢背叛蒋氏父子与中共暗通关系。

（二）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号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与周恩来、张道藩是同学。后到美国留学，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湖北、南京等地任职，不久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得到信任。旋出任武汉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等职。在此期间，吴国桢崇尚西方民主、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忠于蒋介石，不结党营私；办事干练，敢于负责，讲求效率，又与美国政、学两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长期以来受到蒋介石乃至宋美龄的信任。到台湾后，蒋介石当时急需美援，而吴氏遂再次受到蒋介石的青睐。1949年12月15日，吴国桢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行政院政务委员”和省保安司令。

上任伊始，吴国桢踌躇满志，在当天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出4点施政重心：一是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二是努力向民主迈进；三是推行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四是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起用台籍人士（刘红：《蒋介石大传》下册，第1735页）。实际上，他的主张行得通的不多，有些如“民主”“民生”等直接与国民党专制体制冲突，根本不可能推行。更主要的是，他的施政在很多方面受到陈诚、蒋经国等实力派的掣肘与干扰。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蒋经国控制的特务系统随意抓人、杀人。

吴国桢曾因所属的企业经理、财政主管及议员被抓，与蒋经国正面冲突，而且深感身为“保安司令”竟然被架空的感觉。他也曾进行反击，诸如卡蒋经国的经费，要求其放人等，甚至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江南：《蒋经国传》）然而，他不明白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在进行全局性的权力调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元老派正在开始将权力向以蒋经国为中心的实力派过渡。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台态度的好转，也使吴国桢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有所减轻。这样使其感到很难实施抱负。此外，他又发现家中电话被窃听，甚至怀疑蒋经国要对其下毒手。无奈之下，1953年4月吴国桢以治病为名，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氏夫妇得美国“讲学”邀请，经多方周旋，获准前往美国。但其年近八旬的老父及次子却不准同行，被留作人质。

吴国桢初到美国，谨言慎行。然而，1954年1月，从台湾方面传出“吴国桢携资外逃”的风声，有的报刊还发表了《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社论。吴氏闻讯，立即写一辟谣启示，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其昀，要求公开发表。张氏却将该信转交吴父，结果吴父跑遍各报，无人敢登。吴国桢遂于1954年2月7日开始行动，在美国公开发表谴责台湾当局的谈话，指责台湾不民主、过于专权、搞一党专政。台湾方面立即组织反击，吴国桢的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大义灭亲”，带头对吴氏讨伐，各机构、媒体群起攻之，开始了“越洋大战”，一时蔚为壮观。结果，一方面使台湾的独裁专制嘴脸得以在海外曝光；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则通过“总统令”，撤销吴“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常委开除其党籍；“国民大会”则饬令吴回台听候查办。此后，蒋氏父子曾想由美国引渡吴国桢，而未能成功。这就是所谓吴国桢事件。

事后，吴国桢极少谈及台湾当局，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67年起，吴国桢从伊利诺伊州移居佐治亚州萨凡纳，在阿姆斯詹学院任教。晚年，十分欣赏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并想回国一游。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曾邀请吴国桢回国观光讲学，但吴氏不幸于1984年6月6日病逝。

（三） 所谓孙立人“兵变”

孙立人是安徽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3年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土木工程，获学士学位。后考入弗吉尼亚的西点军校，专攻军事指挥，得以结识艾森豪威尔、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等美国军事名人。1927年毕业后曾往欧洲考察军事。1929年回国，在宋子文控制的税务警察总团任职。参加过上海的“八•一三”抗战。1940年，税务警察总团改编为正规军，孙立人升为新38师师长。第二年入缅作战。在滇缅战役中，创“仁安羌大捷”，成功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后在反攻缅北时，给日军以重创，旋升任新1军军长。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美授予的勋章，在国际上颇具声望，且与美国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内战爆发后，被蒋介石派往东北“剿共”，因与黄埔系将领陈诚等不和，1949年9月被调往台湾任防卫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进一步争取“美援”，蒋介石于1950年3月升任其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不久又晋升为二级上将。这时的孙立人可谓达到权力的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台湾政坛爆出孙立人部下准备在蒋介石检阅部队时发动“兵谏”，重演“西安事变”的传闻。据事后台湾当局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孙立人的部下郭廷亮是“为中共工作”的“间谍”。他利用孙的关系，在军中联络中、下级军官，拟在1955年6月初蒋介石到屏东检阅军事会操时，实行“兵谏”。因有人告密，郭廷亮于5月25日被捕。孙立人则受到牵连，从6月份开始受到软禁，但未向外发布消息，反而是外电率先报道。8月3日，台湾当局抛出孙立人的辞职书。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宣称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此后，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开始了为期33年的囚禁生涯。

对于此案，外界早就议论纷纷，认为孙立人被冤。因为，就当时的所谓调查报告来讲，孙立人对“兵谏”并不知情。另外，郭廷亮事后不仅没有被杀，反而受到“假释”。报告所称其为“匪谍”，显然值得怀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却被整肃了。人们透视此案疑点，大体可以看出被诬陷的原因：

第一，蒋介石败退台湾初期，传说美国曾欲指使李宗仁和孙立人推翻蒋介石统治集团，以谋台湾独立。美国的这一企图，显然构成了对蒋氏父子的威胁。应当说明的是，这一说法在“监察委员”陶百川调查时得到印证，美国确有其想法，但孙立人表示他忠于蒋，并将麦克阿瑟与他的谈话内容通过陈诚转告了蒋介石。

第二，遭到黄埔系军人的嫉妒与排挤。早在东北战场，孙立人与黄埔系将领就矛盾丛生。到台湾后，孙立人由于担负陆军的整顿任务，而忽视国民党军方主流派在政治上的实力，使其与黄埔系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据说他在军中的提案经常遭到黄埔系的否决。

第三，轻视与反感蒋经国为首的军队政工系统。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军校，一向主张“军队国家化”，对蒋经国为首的政工系统插手和牵制军队十分不满，甚至请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削弱乃至取消政工系统的建议，得罪了蒋氏父子。当时，蒋介石正千方百计为蒋经国接班铺路，孙立人的举措只能与蒋经国矛盾日益加深，也为蒋介石所不容。

综上所述，人们普遍认为，孙立人是“官邸政治的牺牲者”，“孙立人之所以贾祸，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与美国人的逾分关爱，实为两大主因”（邓维贤编：《孙立人冤案平反》，1988年台北版，转引自《台湾历史纲要》，第445页）。因此，这一事件既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蒋介石对美国插手台湾内部事务的担心以及急于建立蒋家独裁政权的心境。孙立人在两蒋时期遭长期监禁，直至两蒋逝世后，《自立晚报》记者采访孙立人，说外界想为你平反。孙答：“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直到1988年3月20日，经李登辉批准，孙立人才重获自由。时年已88岁。两年半后去世，但至死也没有等到政府还他以清白。

吴国桢与孙立人，一文一武，只因在政治上不大听话，又有一定的外国靠山，最终为蒋介石集团所惩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台湾当局政权的不稳定。蒋介石通过整肃内部，确保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统治。

（四） 美军横行与刘自然案(www.xing528.com)

在国民党的独裁与高压之下，民众的任何公开不满和反抗都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家甘心忍受，只要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就会立即爆发。1957年5月24日，台北爆发的规模空前的民众反美怒潮，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有人将它称为“几乎动摇国本”的“暴动”，也有人认为是“义和团事件之再现”。

1957年3月20深夜，美驻台协防司令部黑人上士雷诺兹，在他位于台北阳明山的住宅附近杀害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员刘自然。事后，据雷诺兹交代，起因是刘自然当晚“偷窥”其夫人洗澡。结果美军军事法庭于5月23日宣判雷诺兹无罪，并将其遣送回国。这一无理宣判5月24日一经报刊披露，立即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当天上午10时许，死者夫人刘奥特华女士，手持用中、英文写的抗议标语牌，来到美国使馆前，引来众多围观者。据记载，“上万，甚至更多的群众，冲进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美国新闻处”。愤怒的群众捣毁门窗、桌椅，“把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从窗口或门里给扔出来”。并把停靠在上述三处的带“使”字、“宾”字车牌的车辆，“全给翻了身”。“更为严重的则是，把美国的星条国旗也给扯下来了，撕得粉碎，丢弃地下大家践踏”（龙中天：《揭开“五二四事件”的真相》）。台湾“行政院”的报告说，“全市凡有美国机构或人员之处均出现暴动情势”。由于当局出动警察镇压，“结果台北市警察局亦被群众攻击”（龙中天：《揭开“五二四事件”的真相》）。台中等地立即响应，事态迅速扩大。

蒋介石统治集团眼见局面即将失控，急忙抽调3个师的兵力进驻台北市区进行镇压，并立即实行戒严和宵禁，才稳住了局势。在事件过程中，当局抓了数十名民众，事后又抓了近百人，并把其中定为“有意制造事件的暴动者”，处以刑事处分。蒋介石为挽回对美国的“不良”影响，还下令撤销台北卫戍区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省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25日，俞鸿钧“内阁”总辞。蒋介石亲自出面向美国道歉。

刘自然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美军在台特权及其利用特权胡作非为，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1951年美国在台湾设立“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时，与台湾当局达成一项协议，即授予美军以治外法权。美国援台人员，包括临时指派的人员及其家属，均享有外交豁免权。到“协防司令部”成立时，在台湾的美方人员已达万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特权无视“台湾法律”，进行走私、贩毒勾当，倒卖汽车、冰箱、军用药品，甚至贩卖吗啡等毒品，牟取暴利。他们自视高人一等，酗酒、开车肇事事件屡有发生。台湾人民对此积怨甚深。因此，当刘自然案出现时，民众遂得以借机宣泄。

其次，蒋介石统治集团依赖、袒护美军，加深了与民众的对立。蒋氏父子视美国为主子，自己甘当奴才。他给美军以治外法权，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力的伤害，更是对民众的蔑视。当然，主子与奴才也会有矛盾。如蒋氏企图利用美国势力反攻大陆，而美国却希望维持现状以获取最大利益。由于不满，有时也会利用民众出出气，然而最终还是要按主子的脸色办事。特别是民众的不满威胁到国民党统治时，蒋介石集团开始派重兵予以镇压。结果，只能使以往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和积累。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刘自然案的起因并非如杀人者所说，而是另有隐情。据当时警方调查，雷诺兹与刘自然之间有着极不正常的关系。雷诺兹是个贩毒分子，刘自然是其共犯。在贩毒过程中，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刘自然在毒品交易中曾黑吃黑，使雷诺兹吃过亏。美国军纪规定，若美军人在台贩毒，即被遣送回国，因此雷诺不便控告刘自然，于是寻机报复，造成此案。刘自然参与贩毒固然是犯罪，但应由“台湾的法律”来处置，决不允许同案犯杀人报复。因此，美军事法庭对雷诺兹的包庇，立刻激怒了台湾民众。成千上万的民众闻讯自发地走上街头，抗议美军的暴行与不公，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同时，也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对立。

（五） 反蒋介石“独裁”与《自由中国》等事件

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台湾实施独裁统治是人人皆知，然而它却时时标榜台湾是所谓“自由世界”。就是在这个“自由世界”里，不仅民众的反抗被粗暴镇压，就是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也会被当局立即扼杀。报刊、电台清一色为国民党和蒋介石歌功颂德服务，任何对其专制统治不利的言论，都有可能被以“颠覆国家、为匪张目、吹捧共党、侮辱元首”等莫须有的罪名处以刑罚。其中，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期间的《自由中国》事件，就是较为典型的围剿、镇压思想、文化自由的事件。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给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准许时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等人于1949年11月20日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水平任总编辑，殷海光等文化名人为编委和主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素来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使该杂志以反共、自由、民主相标榜，呼吁“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要“假戏真做”。这自然与蒋介石当局要粉饰专制的设想相抵牾。由于他们不断突破言论禁区，挑战专制体制，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忍。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一向以言论尖锐、大胆著称。50年代初期，该杂志就曾表现出对独裁统治和特务横行的不满。1951年6月1日，发表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和指责保安司令部特务为了搞奖金与银行勾结，由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民众与银行正在交易时，被“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抓住，进行严厉惩罚的圈套。社论要求政府“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结果，杂志被“保安司令部”悉数扣押，还扬言要抓雷震坐牢。后经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出面干预才将事态平息。其后，该杂志坚持对当局专制统治的一系列举措进行批评。50年代末，《自由中国》针对蒋介石要连选连任“总统”并要变成“终身总统”一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揭露和抨击。连续发表了诸如《“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护宪乎？毁宪乎？》《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等较为犀利的文章，直指蒋氏独裁统治。他们不仅发表反对言论，还更进一步转变为实际行动，雷震等人开始调查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乃至为打破专制实现民主，公开冲击党禁，拟对蒋介石的一党专制发起挑战。在胡适的支持下，雷震等人计划建立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以期实行两党制。雷震等人的做法，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更为兴奋，遂于1960年6月26日宣布李万居、高玉树和雷震三人为新党发言人，并拟于9月底正式成立。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组织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刊文围剿，称组建新党是配合共产党“统战”，是“造成台湾混乱”的“颠覆阴谋”。并于9月4日以“配合中共统战阴谋”“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

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虽然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一些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停止战斗。“雷震案”后，曾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台柱子殷海光不畏强暴，仗义执言，指责国民党当局对雷震的镇压是“文字狱、党狱、冤狱”，宣布“我们实在发现不了我们的言论‘违法’之处何在”，并愿意承担《自由中国》言论方面的法律责任。从此他就处于官方舆论的批判和高压之下，但仍继续战斗。后来与年轻的政论斗士李敖一起，与国民党御用文人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西文化问题论争”中，他积极为李敖出谋划策，继续为反对专制文化而斗争。

（六）柏杨案

1968年，台湾当局又一手制造了柏杨案。柏杨，原名郭衣洞，台湾现代著名作家。他曾运用文学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和僵化进行批评，遂成为当局注意的目标，只是一时没有适当的借口和时机对他下手。1968年1月3日，台湾《中华日报》刊发了柏杨从美国报刊上翻译的一组漫画《大力水手》，内容提到大力水手父子两人流落在一个富饶的荒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而撰写竞选文稿，其中父亲正在高喊：“全国军民同胞们……”台湾当局认为影射了蒋氏父子，终于抓到了理由，等到了机会，遂以“侮辱元首罪”于1968年3月4日将柏杨逮捕，交军事法庭审判。法庭认定柏杨的罪名是“运用文学技巧影射政府的腐败无能；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这顶“红帽子”在当时的台湾十分吓人。因此柏杨被判处“死刑”。审判结果令世人震惊。台港澳地区和西方不少政界人士纷纷出面谴责，柏杨不服也提起上诉，台湾当局被迫改判为10年徒刑。这样，柏杨因以文学艺术方式对台湾当局极为含蓄而有限的批评同样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在黑牢里被打断一条腿并遭受无数次折磨，坐牢9年零26天。妻子也被迫离他而去。1976年才获释出狱。

（七）李敖案

早在60年代，李敖就以办《文星》出名。先是涉足文化领域，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把矛头对准传统文化和以中国民族传统与文化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从1962年11月起，李敖在《文星》连续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等文章，猛烈抨击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进而把斗争锋芒指向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将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思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联系起来，相继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传统下的独白》等文章，说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做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那些满口“四维八德”、言必孔孟朱子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信奉中国文化，个个都是物质上的崇洋媚外者，都是一群伪君子。“政府”天天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提倡“不必藏于己”，但“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他公开向国民党的统治权威挑战，要求“大老爷别来绊脚，把路让开”，要国民党下台。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并与胡秋原等人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台湾当局对李敖攻击国民党早就怀恨在心，1965年10月，当李敖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要求“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余波与惯性”等公开批评国民党压制言论时，当局认定李敖已对国民党的统治“法统”构成威胁。于是在1965年12月对《文星》处以停刊一年的处罚。一年后，又以“不宜复刊”为由，勒令《文星》无限期停刊。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下令对李敖进行侦办，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1971年3月，李敖被捕入狱，后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后改判8年，直到1976年11月出狱。后来又数次出入牢狱。

这场以“中西文化论战”为名的政治博弈，终于被当政者依靠权势压制下去，然而李敖等人不畏权势的风骨、深邃的思辨能力和极富激情痛快淋漓的文字、嬉笑怒骂的文风，对台湾广大不满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敖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无情抨击，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批判，入木三分，引人深思，但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则具有浓重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

自20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当局为维护专制统治，对以雷震、胡适、殷海光、柏杨、李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运动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和摧残。但是，他们的言论和一系列行动却是争取台湾民主的预演，更为将来争取民主自由留下了火种。因此，这些人物的表现和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被镇压，对台湾政局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