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坚持独裁专制，反共立场

蒋介石乘各派系败逃台湾立足未稳之际，利用自己控制的国民党军政大权和经济实力，对其他派系进行整肃，牢牢把党、政、军、警、特等大权统统把持在自己手中。

（一）依靠“实力”恢复“总统”的职权

当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之际，蒋介石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主动宣布“下野”，将失败责任推给“代总统”李宗仁。他则在背后操纵各路人马，破坏国共谈判，以搞垮李宗仁为己任。在大陆军事失败之际，李宗仁难与蒋介石抗衡，遂以“就医”为名，赴美定居。蒋介石逃到台湾后，遂策动亲信劝进。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恢复蒋介石“总统”职务。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总统”正式复出视事。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立即更换李宗仁的人马，接受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总辞职，任命心腹陈诚组阁，出任“行政院院长”，执掌行政大权。台湾省主席由亲美的吴国桢接任。军队系统则将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等非嫡系将领排斥在外，任命在美国毕业的年轻将领孙立人掌管陆军，为“陆军司令”；桂永清仍任“海军司令”；周至柔仍任“空军司令”并兼任“参谋总长”，特别任命蒋经国为“总政战部部长”，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至此，蒋介石父子牢牢控制了台湾的军政大权。

（二）对国民党进行改造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腐败。他曾在国民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并不是共匪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堕落，藩篱尽撤之所至。”为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于7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8月，蒋介石又以“总裁”身份，提出由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16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对国民党进行改造。这样，从1949—1952年，经历了党员重新登记，重建组织，纪律整饬及重新确立国民党的性质和“三民主义”信仰等过程。

在国民党的“改造”过程中，蒋介石强调，当时的国民党几乎到了灭亡的绝境，整个生命寄托于台湾，而台湾的前途则要看改造的得失。在改造的具体过程中，实际上是将追究失败的责任放在中心的位置，把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和派系领袖列为整肃重点。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集团将一大批反对派系的头脑人物（如以往常常与蒋作对的桂系、西北系、奉系、川系等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掌控党务和特务系统的CC派，乃至原“四大家族”中的宋、孔、陈三大家族势力）统统排挤出决策圈。与此同时，对原国民党党员实行限期登记，迫使党员归队。据1947年的统计，国民党党员达160多万，逃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宣称还有25万。但是在国民党当局规定的2周之内办理登记的党员仅有20058人。为扩大所谓党员队伍，国民党当局开始在民间吸收新党员，以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据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1952年8月的统计，国民党党员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台湾本土党员人数明显增加。国民党当局在吸收党员的基础上，又强调将所有党员“纳入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以使其担负起“击溃共产党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的双重使命”。这样，蒋介石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达到了排除异己、推卸责任、重建组织、强化机能的目的，从而把党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实行戒严体制，重建特务机构,对人民进行独裁统治

蒋介石早在派陈诚接管台湾后，即于1949年5月20日宣布在台湾实行临时戒严。从此，台湾人民被迫生活在戒严体制之下，一直延续到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为止，长达38年之久。“戒严令”规定：戒严时期禁止罢工；严格出入手续，实行宵禁；禁止藏匿武器弹药；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特别严厉禁止党外人士组党，如有违反将以军法惩处。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广播等领域的严密控制，专门颁布了“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规定对“为匪宣传者”“诋毁国家元首者”“混淆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者”等，出版物均予以查禁。同时还规定，出版物“应于印就发行时，检具样本一份，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备查”。这一系列规定，将台湾人民牢牢禁锢在由蒋介石操控的铁幕之中，不允许有任何对蒋氏统治不利的人员和活动存在。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还重建了特务系统，将不信任的军统和中统系统的头头统统排斥，建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实际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江南：《蒋经国传》）。这样，蒋介石很快就建立起了以他为中心，控制军政和特务机构的独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台湾被封闭，实行军事管制，大陆消息被封锁，台湾人民三缄其口，稍有不满就被指为“共匪”，遭到无情镇压。

这时，人民解放军解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失利。蒋介石集团立即抓住其事大做文章。事后拍成电影《古宁头大捷》，大肆吹嘘,为所谓的“反共圣战”鼓劲。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8月11日由第三野战军的叶飞、韦国清指挥第10兵团发动福州战役，很快解放福州、漳州和厦门。打下厦门后，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受命指挥攻打金门。28军受命攻打金门后，即开始做渡海作战的准备。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船只大肆掠夺和破坏，所剩船只寥寥无几。这使渡海作战运输发生空前的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一次可载运3个团约8千人的船只。而第10兵团已于10月18日下达作战命令，要求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六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金门。

10月24日夜，解放军3个团2个营作为第一梯队乘帆船向金门进发，因为风向不顺和敌舰拦截，各船各自为战。25日凌晨在金门的龙口、古宁头等处成功登陆。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要求下，他们分头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结果大部分被拦截在滩头阵地，且运输船只在退潮时搁浅，大部分被敌焚毁。当日晚，第二梯队的4个连赶到，与第一梯队汇合，虽顽强作战，但终因后援不继，苦战到27日，登上金门岛的解放军9086人全部损失（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其中包括350人左右的船夫和民工）。这就是后来被蒋介石大肆宣扬的“古宁头大捷”，并以此作为历经多次大败的国民党军的政治强心剂。这次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失利，原因在于：一是轻敌；二是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三是敌众我寡。当时，国民党军在金门约30个团，且有其第2舰队及空军支持，人民解放军只有7个团兵力，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集团却吹嘘和扩大这次战役，为国民党军队注射强心剂，以期稳住动乱不安的岛内社会。然而，当时的台湾实际上处处弥漫着悲哀和“恐共”的气氛，肃清“匪谍”成为当时国民党当局维持政权的中心。

1950年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规定：“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区保甲长或里邻长应随时清查”；“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2人以上连保切结，如有发现匪谍潜伏，连保人与该管区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治安机关对于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得予以逮捕”。可见，防范之严，打击之狠。一时在“反共”先行，“反共”升官的主题下，“共谍案”层出不穷。

1.中共台湾省工委案

1949年10月，蔡孝乾（化名老郑）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警特机关破坏，多名负责人被捕。10月31日，“台湾省工委高雄市工委会”又被破获，书记陈泽民（化名老虔）、委员朱子慧等人被捕。11月5—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37人先后被捕。在叛徒的出卖下，特务更加猖狂。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会”领导人张光忠等人被捕，1950年1月，蔡孝乾本人也被捕入狱。此案件中的许多革命志士英勇牺牲。

2.吴石案

1950年3月1日，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被国民党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此事的起因是特务机关跟踪并窃听了吴石将军的谈话，然后乘机抓捕吴石及其夫人、副官、部下夏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以及朱谌之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人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遭到残酷杀害。(www.xing528.com)

3.麻豆事件

1950年5月，台湾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了台南县麻豆镇镇长谢瑞仁等33人。其中谢瑞仁、蔡国礼、张木火等3人于9月30日被判处死刑；孙清洁、林书扬、李国民等大量人员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无期徒刑者，长期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绿岛长达30余年，出狱重见天日时已是1983年底和次年初。

4.桃园事件

1950年6月，台北市电信局桃园收报台职员林清良等7人，突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林清良、赖凤朝、李诗泽3人被处死，罪名是“似阅中共文件书籍，意图颠覆政府并着手实施”；其余4人被判无期或10～15年徒刑。

5.两大企业案

1950年3月，台湾当时的大企业“台湾糖业公司”（简称台糖公司）和“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电公司）的总经理先后被捕。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与人事室主任林良桐被枪杀，公司职员多人被捕判刑。罪名竟然是“故意不出售公司的糖，准备让中共去接收，并准备把公司所属的铁路供给登陆的共军用”。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珏和公司职员严惠先也遭枪杀。刘的罪名是，他的儿子曾在台湾大学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保释出狱后纵其投奔大陆。严惠先则是有“通共”嫌疑，且与刘关系好。

6.陈福星案

“台湾共产党工委”被破坏后，陈福星作为台湾地区共产党负责人开始在苗栗县山区重建省委组织的工作。由于当时岛内共产党组织破坏十分严重，他的活动也被国民党当局所察觉。1952年4月，陈福星被捕，牵连被抓的达400多人，省委组织被严重破坏。

7.李友邦被害案

李友邦早在抗战时期就在大陆闽浙地区组织义勇队抗击日寇。1946年回到台湾出任国民党省党部副主任委员。1951年11月18日突然被捕，被国民党军事当局指控为：早年与中共有来往，并早已加入中共组织，“至今未向台治安机关依法履行自新手续”，同时“包庇窝藏中共间谍，支持匪谍分子之非法活动，搜集我党政军重要情报”。12月30日即被判处死刑。1952年4月22日被枪杀。他的夫人严秀峰也被捕并判刑15年。

当时不少人惨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成为枪杀所谓“共谍”的刑场。更有大量人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一时监狱人满为患。从1953年起，台湾军警当局连续几年将“添建拘留所列为年度中心工作”。对此，撰写《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曾评论说：“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般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蒋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3000，决不留情1个。”

国民党逃台初期，究竟制造了多少“共谍案”，杀了多少“共谍”，案中真相如何？对此，蒋介石从未谈及，蒋经国也闭口不言。即使到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时期，披露的也不多。但从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报道来看，处决的人数颇为惊人。

1950年4月2日，一家外国报纸说：在3月23日就有数名“高级军事人员被枪决，内有中将6名，少将13名，彼等均有共党嫌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名义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台湾历史纲要》，第443页）。

另据《中国时报》1995年2月27日刊载《回顾50年代白色恐怖》一文称“这一持续10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历史学者估计约5万人被捕，被定罪的约1万人以上，被枪决的合计约4000人左右”。

经过几年的整肃，蒋介石统治集团不仅牢牢地掌握了台湾各方面的权力，而且强化了蒋介石父子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也更应看到，这种独裁体制造成的白色恐怖，则进一步毒化了台湾的社会环境。正如台湾学者戴国辉在其《台湾总体相》一书中所分析的，一方面，它造成的“人性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际关系和阳奉阴违的社会风气，很快地蔓延到台湾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奉承和追随得志的权贵的人则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