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2·28事件：历史与现状

（一）国民党政权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台湾光复初期，蒋介石政权在此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隶属于“行政院”。一直到1947年5月，改组成立台湾省政府。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时，面对的是日本战败时的衰败景象。当时由于受到战火的摧残，台湾的工矿企业、港口、船坞已经毁坏过半，电力设施处于半瘫痪状态；交通运输、农田水利也都受到很大的破坏。农业生产严重不足，1945年稻米产量仅有64万吨，与全省最低消费量相比，还少22万吨。工业生产仅能勉强维持，发电量和肥料、水泥产量也只达到过去的1/3。对外贸易陷于停顿。生产衰退，百业凋零。台湾百姓生活所需的物资严重匮乏，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米荒”。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更难以治愈的是台湾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民众从语言文字到思想和心理，都深受日本殖民教育的毒害。从根本上清除其奴化教育的遗毒，在台湾人民心中重塑中华文化更是一项艰巨而深远的任务。此时，台湾民众则对来自祖国的新政权寄予极大希望，不仅希望能改善生活水准，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去被日本殖民政府奴役的社会地位，希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台湾的政权建设。

在台湾光复、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的过程中，祖国大陆正经历着激烈的内战，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矛盾也在日益加剧。台湾与大陆远隔台湾海峡，新的长官公署体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权力，因此在其执政台湾期间，代表中国政府完成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收回对台湾省主权的重大使命。同时，也对重新建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一体关系，恢复交通、邮电、经济与人员往来，对及时处理日本战俘和遣送日侨回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此外，则以很大的精力恢复和重建台湾岛内的经济、文化、教育，协助台湾同胞发扬民族意识。

对台湾的统治台湾长官公署在接收台湾后，对日据时期的行政建制进行了调整，设立了9市8县。9市，即依照《台湾省省辖市组织暂行规定》，将台湾在日据时期的原11个州辖市，调整为台北、台中、台南、基隆、高雄、新竹、嘉义、彰化和屏东9个省辖市，并以台北为一等市，高雄、台中、台南、基隆为二等市，新竹、嘉义为三等市，彰化、屏东为四等市，市以下设区、里。8县，即依据《台湾省县政府组织规定》将日据时期的5州3厅调整为台北、新竹、台南、台中、高雄、台东、花莲、澎湖。

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台湾当局在金融、农业、工业以及交通邮电等诸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其中，农业生产的恢复是岛内经济建设的重点。台湾当局采取调整土地关系、重新整治农田水利、提高化肥生产和供应等举措，使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到1947年，因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破坏的农田水利设施基本得到恢复，而且通过防治河患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还使农田灌溉面积有所增加。

在工业生产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制糖是日本占领期台湾极为重要的工业部门。台湾当局在1946年5月接收了日本人的四大制糖会社后，立即组成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岛内的制糖业。该公司成立后，采取措施鼓励蔗农增加甘蔗种植面积，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49年该公司砂糖年产量达到63.4万吨。但由于资金不足，距离日据时期1939年最高年产量的140万吨仍有较大差距。电力工业方面，专门成立了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并很快修复了日月潭的2个发电所，使该公司1949年的发电量达到854百万千瓦时，比1946年提高近1倍。新成立的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50年生产总量达到33.19万吨，大大超过了日据时期水平。

在金融方面，台湾当局对日本殖民时期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接收和改组，先后成立了台湾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台湾工商银行以及华南银行、彰化银行等商业银行。台湾银行自行制发“台币”，并为防止和削弱大陆通货膨胀的冲击，不断调整台币与法币的汇率。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致使物价飞涨。到1949年5月台币改革前夕，物价上涨率月幅已达122.2%，创下台湾有史以来的新高，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在文化教育方面，台湾当局废除了殖民时代强制实行日语教育、禁止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的野蛮政策，大力推广国语教学。1946年1月，台湾长官公署宣布进行教育改革，将实现“去殖民化”作为教育目标。他们以在大陆既有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在台湾全面推行国语教育，以增进民族认同，从师资到教材的甄别、选用，都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国文教育，禁止在学校中再用日语教学。同年4月，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使各项基础工作逐步展开。如编定加注汉语拼音的国语教材，举行国语示范广播，举办各类国语培训班，在各县市设置国语推行所等。广大台胞对此不但积极响应，而且还自发兴起了补习国语的热潮。据亲历者回忆：“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也十分踊跃。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10余处‘国语补习学校’，处处爆满。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语音搞清楚，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不为过。”（杨寿：《记台湾光复之初》。转引自《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第123页）

应当说，当时台湾长官公署的这些举措，既有利于接收后各项恢复工作的开展，也适应了广大台湾人民的需要。1945—1949年台湾从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回归祖国怀抱的转折期内，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全面掌控下，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官民矛盾激化，爆发“2•28”事件

然而，好景不长。在接收台湾仅仅一年半以后，1947年2月28日，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2•28事件”。广大台湾人民因强烈反对蒋介石政权及其台湾地方当局，受到血腥镇压，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民永久的“痛”。

在蒋介石政权刚刚接收台湾1年多的时间里，台湾人民为什么会对大陆政权的接收者由热情欢迎到逐步冷淡，乃至于矛盾激化、针锋相对？原因是多方面的。

1.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与腐败

当时，台湾实行特殊的政治建制，即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使其拥有行政、军事一元化的权力。行政长官集军事、政治、立法、行政于一身，构成了新的独裁统治。不可否认，当时的这种设计有避免大陆各省事权分散、牵制过多的弊病，便于权力集中，提高办事效率。然而，这种由大陆所控制的专制统治体制，又使台湾本地人很难取得从政或参与政治的机会。更难容忍的是不少国民党官僚将在大陆的恶劣作风和贪腐积习带到台湾。官吏贪污腐败，军警横行残暴，使接收变成“劫收”，引起台胞极大不满。1945年11月17日台湾长官公署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使台胞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此外，台湾长官公署对于土著居民大体仍沿用日据时期的统治办法，也使他们不满。这一切，日益引起台湾广大人民的反感。

2.蒋介石政权对台湾经济实行全面的统制和严酷的剥夺(www.xing528.com)

国民党台湾当局对日本官方和日人的财产，实行统一接收，不允许其他势力介入，以保证台湾的财政基础。因此，日本人在台湾独占的企事业，战后几乎全部以国家资本的形式为国民党政府接收。这些资产几乎垄断了台湾产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在农业方面，官方拥有的公有土地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60%～70%。在金融方面则专门成立“台湾银行”，自行发行新币（即旧台币），在台湾地区通行。这项举措，固然可以减少大陆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台湾的冲击，便于金融监管和控制；但是同样便于贪腐官僚上下其手、操控金融，使台湾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此外，台湾当局还专门成立了贸易局垄断内外贸易；成立专卖局实行烟酒专卖制度。这一切，必然使官僚资本得以恶性膨胀，而使台湾的民间工商业者受到严重的阻遏和冲击。结果是，不少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走私严重，粮食恐慌，一般的小商小贩更加难以为生，广大民众生活难以保障。

3.美国势力的介入，使社会矛盾空前突出

随着蒋介石统治集团邀请美国帮助打内战，美国势力也开始介入台湾。“美国经济考察团”以及以各种名义的“顾问团”“代表团”等，相继光顾台湾。自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后，美国的军舰、飞机开始自由进入台湾的领海、领空，并享有使用基隆、高雄海港的特权。美国的财团可以在台湾自由经营各种企业，进行经济掠夺。台湾逐步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市场。台湾民众刚刚赶走了日本殖民者，又被迫开始受到美国势力的骚扰，从而使已经逐步尖锐的社会矛盾趋向激化。1946年12月，北京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台北学生和各界民众5万多人立即在1947年1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集会，响应和支持大陆学生的反美抗暴运动。会后，数千学生举行反美示威游行，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进而在台北、台中等地出现反美、反蒋的传单。当局逮捕进步人士进行镇压，但是人民的不满却更为加剧。

总之，台湾当局是大陆国民党政权的一个分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从大陆带来的政治黑暗、腐败成风、山头林立、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品质。当时的台湾当局，一方面派系林立，钩心斗角；另一方面在任用官吏上，相互引荐，官官相护，并排挤台籍人士，对台湾本土人推行歧视政策。这样，由政治的独裁、经济的统治，到官吏、军警的种种不法，使台湾人民很快由期望变为失望，进而走向绝望。国民党到台湾不久，当地就流传出“五天五地”的说辞，即“美机轰炸，惊天动地；日本投降，欢天喜地；贪官污吏，花天酒地；警察蛮横，黑天暗地；物价飞涨，呼天唤地”。台湾回归后的第一个春节，老百姓就贴出了这样的春联：“开口奴化，闭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颜事仇，竟称独立自主；伸手要金，缩手要银，与民争利，唯利是图，也说为民服务。”这些对联和谚语形象而又鲜明地反映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表达了台湾人民的心声。由于国民党当局将台湾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民很快被逼上了反抗的道路。“2•28事件”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2•28事件”的导火线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缉拿私烟。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查私烟的卡车前往台北市延平北路“天马茶坊”附近缉私，素有逃避经验的一些小贩立即四散躲藏。然而40多岁的女烟贩林江迈未及逃跑即被查获。她为保住钱物，下跪乞求，哭诉自己是个寡妇，全家几口靠卖烟维持生活，恳请饶恕。然而，缉私员如狼似虎强行没收她的香烟和6000元台币。林江迈拼命上前争夺，结果被缉私员用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正在围观的数百民众实在看不过去，群情激愤，将缉私队团团围住。缉私员见状不妙，举枪射击，当场打死1人（陈文溪）后夺路逃走。台北市民的激愤再也无法控制了，他们烧了缉私车和查缉的烟卷。市民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反对国民党专政！撤销专卖局！严惩凶犯!”等口号。他们拥到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惩凶、赔偿和撤销专卖局等要求。宪兵团则戒备森严，与民众持枪相对。这时天上下雨，民众只好躲到长官公署对面的《新生报》社内，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第二天，《新生报》在社长李万居主持下应市民要求，刊登出“查缉私烟肇祸”的报道。更多的市民开始围攻当地派出所，痛打所长，捣毁所内物品；继而围攻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警员，焚毁分局内的烟、酒、汽车等物。下午1时许，数千群情激昂的市民聚集到长官公署前游行请愿。然而，长官公署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部署下，荷枪实弹，试图阻挡。双方相持不久，卫队竟公然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10余人，民众四散惊逃。“政府杀人”的消息不胫而走。

“2•28血案”激怒了台湾民众。下午2时许，愤怒的民众聚集到中山公园，随即占据设在公园内的广播电台，通过广播向全省揭露台湾当局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事实，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台北市民。下午3点，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下令实行戒严，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镇压，打死不少民众。这时，整个台湾开始失去控制，台北民众罢工、罢市、罢课，基隆、板桥、莺歌、宜兰、桃园、台中、嘉义、高雄、台南、花莲等各地民众闻讯而起，大面积出现抗官与排外（省）事件。人们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机构，甚至阻止正常交通、抢劫军用仓库、烧毁公营机构、释放在押囚犯等，发生了不少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各地的政权很快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3月2日，台北民众成立“2•28事件处理委员会”。这个机构曾经扮演了台湾民众代言人的角色，就事件的处理和政治的改良向行政长官公署提出交涉。3月6日，该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了“三十二条要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台湾各界民众有关民主与地方自治的愿望。行政长官陈仪也表示尽可能采纳民意要求，事态趋于和缓。然而，由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比较复杂，内部各方势力意见很难统一，又有一些特务、流氓混迹其中，致使一些政治改革目标不断提高，很快又增加了十条要求，成为“四十二条要求”，其中甚至要求撤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等，终被陈仪一口否决，谈判破裂。

实际上，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得到台湾“2•28事件”的情况后，即认为要以叛乱案处理，立即抽调军队从大陆赶赴台湾，准备坚决镇压。3月8日和9日，宪兵第四团和整编第21师先后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据随军人员何聘儒所述，蒋军在基隆登陆时，在当地要塞部队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腿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也无幸免”。

被国民党政府列为“2•28事变首谋叛乱在逃主犯”的苏新，在其《愤怒的台湾》一书中描述了蒋军到达基隆后，对台湾人民的血腥屠杀：蒋军在基隆市长石延汉的指挥下，逮捕数百人，全“用铁丝串足，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入麻袋，抛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杀。其屠杀方式，残酷绝伦，20名青年学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戳死”（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问题实录》，上册，第137页）。

在台北，陈仪为首的长官公署立即宣布解散“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组织”，通缉和抓捕其主要成员。8日晚，当时正在开会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多人被捕。在圆山陆军仓库门前的百余名中学生，试图冲进去接收枪支，遭到驻军残杀，现场留下一大片尸体（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问题实录》，上册，第138页）。此时的台北，枪声不断，不少民众倒在血泊之中。同样据苏新描述：“在台北方面，自3月8日至12日为止，足足杀了4昼夜。市民为了买粮外出，辄遭射杀，因此在马路上、小巷内、铁道边，到处都有死人，鲜红的血、模糊的血，比‘2•28’更多了几十倍。蒋军抵达台北时，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面办事的30余名青年逃避不及，被蒋军捕获，一律自3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补一刀，无一幸免。……尸体都被投入淡水河里，以至黄色的河水都变了红色，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的浮上了水面，其惨状令人不敢正视。”（转引自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问题实录》上册，第138—139页）

在蒋军疯狂镇压下，台北、基隆等地成了人间地狱。据有人估计，遭到杀害的台湾同胞至少有数千人，也有的认为可达3万多人。此后，军警宪特又进行大规模搜捕，有大批人被流放绿岛禁锢终生，甚至埋尸荒岛；不少人在铁窗内饱受酷刑，苦度余生。更有一些人被迫逃亡或失踪。大量台湾精英受到摧残。从此，台湾进入了漫长的政治冬天。

台湾人民掀起的“2•28事件”被镇压了，但它给予蒋介石在台湾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时也支持了大陆人民的解放战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台湾人民反抗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自治的运动。其主要诉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与贪污腐败，实行地方自治。但是却为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权所不容，给这个事件加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以铁血政策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从此，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民心中长久的痛。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难以消除的严重矛盾与隔阂，乃至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其后，台湾当局开始查封支持或同情“2•28”事件的报刊，逮捕乃至枪杀报道真相的记者，收缴枪支，并开展以“肃清残余分子”为主要内容的“清乡”活动。然后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实行野蛮的“连坐处分”，即让民众互相保结，办理“连保切结书”，由邻、里、户长3人为保结人，如被保人经检举有“不法行为”，保结人应受连坐处分。至此，台湾人民再次陷入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专制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