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建台湾省以加强沿海防务与对抗外敌

实际上，早在1874年日本借琉球难民事件侵入台湾时，奉命到台湾抵抗日军的一些官员已根据切身感受，开始提出在台湾设省的建议。诸如当时到台湾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及其帮办潘霨，福建巡抚王凯泰，后来的福建巡抚丁日昌等，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此类意见或建议。如丁日昌提出在台湾“可另设一省于此，以固夷夏之防，以收自然之力”的主张（丁日昌：《海防条议》，载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1卷）；沈葆桢等则鉴于当时条件限制“乃奏请闽抚移驻台湾”（《抄呈总理衙门全台善后事宜折稿》，转引自《台湾历史纲要》第295页）；福建巡抚王凯泰则主张仿照直隶总督每年定期驻扎天津之例，往来兼顾。此后，沈葆桢与福建督抚、将军联奏赞成此议。清政府遂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批准此奏，实行“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以便两地兼顾。

其后，丁日昌、岑毓英等先后抚台，但事实上很难兼顾。一是忙，不能渡台视事。1876年春，丁日昌巡抚福建，因忙于整顿吏治，无法按时到台湾驻扎。于是，他不得不以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为由，奏请朝廷简派重臣驻台督办。二是到了台湾就难以脱身。1881年5月，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在任一年要两次渡台，前后达7个月，超过了半年分驻的时间。当时法国侵略越南，战火向我东南蔓延。实践证明，福建巡抚兼顾台湾只能是权宜之计，随着东南战火的蔓延，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1884年6月，清廷调前直隶提督刘铭传，赏给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实际上，已调整了原先由福建巡抚两地兼顾的政策，开始派重臣驻扎台湾。

中法战争时期，台湾成为重要的战场，加强东南海防已成当务之急。为此，清廷内部展开了一次加强海防的大讨论。创建海军，加强台湾防务成为这次讨论的重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台湾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清政府内一些负责海防事务大臣的重视，有的将台湾称为我国沿海的“七省门户”，有的称为“南北洋关键”，乃至称为“天下第一门户”。不管采用什么方式表达，都说明台湾在防卫海外势力入侵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政者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西方列强在海上对我国的威胁在日益加剧。对于清政府来说，当时在台湾地区乃至东南沿海，主要矛盾不再是对内镇压与管制，而是海外列强一波又一波的侵略与掠夺。如何加强海上防务，尤其是如何加强台湾防务，已成为清政府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因此当时的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濬等一再呼吁，建议“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澎一切应办事宜，概归该抚一手经理”。这些建议，得到了当时主持中枢及海防事务的醇亲王奕的大力支持，遂很快得到慈禧批准。

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1885年10月12日），慈禧专门下谕旨，称“醇亲王奕等《遵筹海防善后事宜折》内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长期驻扎。福建巡抚事，即著闽浙总督兼管。”（《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17页）这样，清廷决定在台湾正式建省。接着，慈禧又下了一道谕旨：“著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庆善、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117页）这道谕旨的重大作用，在于中央专门设立“海军衙门”，使创设海军、加强海防有了专门机构。任命醇亲王奕总管该衙门事务，显然是提升了它在清廷当时中央各机构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当时清廷是将台湾建省与加强海防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而在台湾建省则是加强沿海防务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一任巡抚就是当时在台湾指挥抗击法军入侵的淮军名将刘铭传。

刘铭传（1836—1895年），安徽合肥人，字省三，号大潜山人。他在太平军和捻军起义时，以办团练起家，后率部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称“铭字营”，累立战功。同治四年升为直隶提督。光绪十年奉命督办台湾军务，指挥当地军民成功击退了法军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台湾。他同时又是清末洋务运动中较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他在台湾巡抚任上，为落实建省和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的业绩。

清王朝是在1885年批准台湾建省的，实际上直到1888年3月，刘铭传才得以启用巡抚关防。也就是说，台湾建省几乎用了大约3年左右时间。期间，刘铭传为落实清廷在台湾建省的谕旨，亲自或派人到台湾各地勘察，对当地人口、地形、军备、经济以及汉人与当地土番等情况尤为关注，对如何与福建省分治、筹措台湾省经费、未来台湾省的行政区域划分、设官置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筹划，并到福州与闽浙总督商议，形成建省事宜16条，联衔上奏，获得清廷批准。其行政区域上，由原来的二府八县四厅增加为三府十一县三厅一直隶州。即台湾府为首府，下辖新设的台湾、云林、苗栗三县，加上原来的彰华县和埔里社厅，共辖四县一厅；台南府（由原台湾府改称）下辖安平、凤山、恒春、嘉义四县和澎湖厅，共辖四县一厅；台北府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另添设台东直隶州，共辖三县一厅一直隶州。这种建制，不但考虑了人口增加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依据自然地势作了调整，既有利于内部的防范和控制，也有利于加强海防。这样，从1885年下诏建省，到1888年实现分治，经历了大约3年时间。从此，台湾成为我国的第20个行省。清政府希望它成为我国东南海疆的屏藩，抵御来自外洋的侵扰。

在刘铭传任职台湾巡抚的6年中（1885—1890年），他汲取了曾先期主持过台湾防务，关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思路，注重当时台湾实际情况，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举措。(www.xing528.com)

一是筹办海防,以御外侮。在台北设总营务处，隶巡抚，以卢本扬任总办，统辖全台军务。一方面购置新式枪炮，改变武器装备落后的局面，同时整顿军队，汰弱留强，存35营驻扎台、澎，并聘用洋教习加强操练；另一方面则在台北建立火药局、军械所和军工厂，自制枪弹并准备建大机器厂生产炮弹。在台湾的海防要地仿照西法在澎湖、基隆、沪尾、安平、旗后5个海口兴建10座新式炮台，购置新式钢炮、水雷，特别在基隆和沪尾设立水雷局和水雷营，形成陆上和水下火力交互为用的防御格局。更为重要的是拟在台建立海军，虽然没有实现，但还是尽力购置轮船，用以运载军械、安置水雷及维护电线，以保证通讯联络畅通。目的在于加强台湾整体海防实力。

二是清查田亩,以裕饷需。建省、军备等举措，都需要财政支持，而当时台湾经费极其匮乏，土地与户口管理也极其混乱，主要依靠福建协助，距离刘铭传提出的“以台湾之入款，供台湾之所用”（载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642页）相距甚远。为此，刘铭传大刀阔斧地在全台对土地和人口进行清理。光绪十二年五月，奏请清赋。6月在台南和台北两府设清赋局，各县设分局，由布政使主持,先以2个月的时间清查户口，编查保甲；然后由刘铭传发布告示，统一用内地使用的弓尺丈量土地，编立字号。以当时的6尺为1弓，积240弓为1亩，计亩升科。各地官员不辞辛苦,经过将近2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对台湾人口的统计和土地的丈量。在此基础上，重新颁布征租制度，改变了过去土地疆界混淆，土豪隐匿霸占、奸民包揽控争形成的“强者有田无赋，弱者有赋无田”的状况，使田赋大量增加。据统计，清丈后，台湾田赋达到674468两，实增491102两。这种结果，不但大量增加了财政收入，对加强海防和现代化建设颇有裨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三是招抚生番，以靖内患。这里所指的生番，实际是台湾本土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状态，不少人仍过着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及原始渔猎的生活。但随着荷兰、郑氏集团的统治，已有一些生番开始进入农耕方式。据刘铭传讲：“查台湾生番从前多在外山，因遭闽、粤客民愈来愈众，日侵月削，遁入内山，种类繁多，近亦耕稼为生，各有统属。”（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642页）。他们与大陆移民时常发生矛盾，乃至仇杀、械斗。诚如刘铭传所分析的：“若不及早设法招抚，使之归化，将来番地日蹙，结怨甚多，郁久必变，恐成陕、甘回匪之祸。即以防务而论，防海又需防番，势难兼顾，治理为难。”为此，刘铭传在加强海防、练兵和清赋的基础上，着手招抚生番。他的主要举措：首先，设置专门机构——抚垦局及其分局，以在籍太仆寺正卿林维源为帮办，分全台番地为三路，自埔里社以北至宜兰为北路；以南至恒春为南路；台东一带为中路。分路专事抚番招垦事宜。其次，采取剿抚并用政策。对于抵抗的番社进行军事进剿，迫使其归顺。再次，采取移风易俗等“汉化”教育，设番学堂，“开义塾，教番童，颁布‘训番俚言’俾之诵读，将以陶熔其蛮性”（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317页）。光绪十三年，刘铭传奏言：“现在数月之间，所有后山各路生番228社，番丁5万余人，一律归化。前山各路续抚生番至260余社，番丁剃发者3万8千余人。水尾、花莲港、云林、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数十万亩。不独开疆辟地，且可免民番仇杀之祸。……遂使深山幽谷茹毛饮血之类，咸知向化归仁。”（同上书，第319页）据《台湾文化志》（转载《台湾历史纲要》，第306页）记载，到1889年，抚垦局共招抚“归化生番806社，男妇大小丁口合计148479人”。

四是大力推进台湾近代事业。刘铭传一方面继承了沈葆桢、丁日昌等在台湾开创的近代煤矿、电报等事业，于1887年专设煤矿局主持矿物，整顿基隆煤矿，购置新式机器，官商合办；1886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达1400多华里，将台湾电报线与上海、香港、伦敦的海底电线相衔接。更为重要的是，他又开创了一系列新的事业。举其大者，如1887年开始修建台北至基隆铁路，1891年竣工，长28.6千米。距离虽然不长，却是我国的第一条自建铁路。1888年创立邮政总局，在全岛分设下站、腰站及旁站43处，发行邮票，有2条船往来大陆、香港，形成了新的邮政体系。此外，设立商务局乃至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创立轮船公司，发展与大陆及海外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立专门机构将台湾所产硫黄、樟脑进行加工和推广，以发展樟脑和硫黄生产。奖励和推广台湾特产——乌龙茶，使其外销量从1884年的900万斤，次年即猛增至1200万斤。

在文化教育方面，刘铭传以巡抚提督学政。一方面请清政府在台湾建省之际，增设学额，扩大参与科举考试的份额。更重要的是，从近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先后设立电报学堂、西学堂，择聪慧子弟入学，皆给官费，聘西人为教师，课以英法之文，测绘、算术、理化之学，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支持了近代化建设的人才需要，使台湾教育为之一新。此外，他还注重对归附生番的教育与感化，专门建立番学堂，课以汉文、算书，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学堂还要引导学生出游，使其与汉人接触，推进其文明化的过程。应当说，这对于向尚未开化的民族传播大陆的汉人文明，促进民族和谐，是一项相当重要的举措。

在台北，刘铭传对城市现代化的建设方面投入很大精力。主要是修马路、建街市、发展电报、兴办邮政、创设公司、发展商业；为便于市民生活，又大力从事市政建设，开凿新式水井、创办自来水，装设电灯，同时兴办新式学堂、加强卫生管理，使台北很快成为清洁整齐的近代化城市。它逐渐吸引了大批浙江、江苏、福建、广东以及东南亚一带商人前来贸易。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凡，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都会。应当说，当时在我国城市近代化建设上，台湾走到了全国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