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经历了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政府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也不相同。这也是剖析这段工业发展史的一条主线。
1912—1927年的北京国民政府是在推翻旧的法统的革命后,经过妥协建立的联合性质的政府,新政府的法统基础并不牢固,只是通过联合的方式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均衡。在这个均衡之下,各派精英之间心怀疑忌,而袁世凯的机会主义行径彻底毁坏了这点可怜的信任。北京政府在联合的精英集团瓦解后成为一个软弱的政府,集中体现于财政的枯竭。[5]而且,从近代意义的政府标准来看,北京政府缺乏影响经济和市场的必要手段,其原因一在于北京政府脱胎于落后的晚清政府,二在于列强的侵略,使其不能按照自身意愿建立一个现代的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政府。因此,北京政府很难说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政府。
正是在这样一个软弱而不完整的政府的统治之下,市场和商民社会呈现出少有的活跃,民营工业占据了工业发展的主体位置,历届政府热衷兴办的国家资本却几乎停滞不前。当市场获利机会来临时,民营资本充分展示了其快速响应市场信号的能力,迎来了民营工业发展的春天。
在这个阶段,无所作为的政府成为自由的市场、活跃的商民社会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当战争结束,西方资本主义返回中国市场后,国内工业发展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在有限的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挤压的情况下,原料(农产品)价格又上涨,从而使工业发展陷入1922、1923年的萧条。这个严峻的现实向我们提出,在一个对市场和经济生活无所作为的政府的治理下,缺失了为国内工业屏蔽世界资本主义影响的保护带,后发展国家即使取得阶段性的工业成就,最终究竟能否实现工业化?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的制约下,随波逐流地适应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又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呢?
1927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由近代政党领导的政权,新政权通过政党整合、军事优势逐渐掌握了对全国的有效管辖。同时,南京政府积极扩大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垄断金融、兴办国家工业资本,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向市场渗透,尤其是货币财税制度的建立使其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北京国民政府。(www.xing528.com)
在南京政府的管理下,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得到了完善,民营工业得到了一定保育;但另一方面南京政府也明确了国家资本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一直发展快速的民营资本被置之辅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像一个完整的现代强势政府,其所拥有的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手段是后者不可比拟的。
在这个阶段,强势政府通过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秩序,保障国内工业的发展,履行着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例如通过设置一定的屏障来制约国外工业资本对国内资本的挤压,建立法币制度摆脱世界银价涨落引起中国经济的过度波动等。相对于前一时期,政府对工业的保育能力大大增强。
但另一方面强势政府又无情地扭曲了市场的法则,甚至在与市场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的条件下推进政府的经济意志,这背后同样蕴含了极大的风险,其弊端在本阶段后期即已初现苗头。[6]
关于后发展国家到底需要一个什么类型的政府,民国工业发展史为其提供了两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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