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民国工业：1912~1936

民国25年间，工业发展模式虽有变化，但约束工业发展的基本经济社会结构变动不大。

传统部门中的主体——传统农业依旧是工业发展的“短板”。作为后发展国家，近代工业是外生植入的经济成分，其发展路径不同于原发型的工业化。在工业发展中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简单概括就是，如何降低发展成本和增强发展动力的问题。

降低工业发展成本就是寻求工业投入的最小化。民国初年市场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处于以直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阶段，即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轻工业依然在工业结构中占据主导，棉纺织业稳居中国首要工业的地位。轻工业的发展成本主要来自于两大部分:原料和劳动力。而原料主要是农产品，例如棉纺织业的原料来自棉花，面粉业的原料来自小麦。因此，轻工业的发展成本不论是原料价格还是劳动力价格都取决于农业和农村。通过对本阶段工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1922、1923年的工业不景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作为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如棉花涨价幅度超过了棉纱。而工业发展良好的时期又往往是工农产品比价大大有利于工业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农业剩余不断地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流向工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间接的补贴，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

在市场条件下，工业的发展更需要持续地有效需求的推动。当时的市场状况是，国内工业品往往定位于中低端市场，进口洋货定位于中高端市场，而国内工业品的重要市场或者说增量市场主要在广大的非口岸地区尤其是农村。农村市场的有效需求也就直接成为国内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在本阶段的后期愈发凸显，而这个时期爆发的国内工业危机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1931年开始的本时期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内工业危机，表面上看是由银价上涨、通货紧缩等引起，事实上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持续多年尤其是1920—1930年代中外贸易以及工农业交换中对农村和农业不停地过度汲取，以致把农业和农村推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1]农业衰败、农村破产，又何来对工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如此，在一个后发展的以市场推动的工业化中就存在着一对互相矛盾的对农业和农村的诉求:从降低工业发展成本考虑，较大的工农业剪刀差有利于工业发展;从激发农村市场对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考虑，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有利于形成对工业产品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工业发展。(www.xing528.com)

面对矛盾的诉求，如果进一步假设有一个殷实的农业基础，其回旋余地还相对较大。但对于中国的农业状况，幼弱的工业化辗转腾挪的余地确实并不大。

中国的传统农业立基于一个紧张的人口和资源比例之上，人口相对于资源远远过剩，农业往往依靠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增长。其一，依靠增加土地规模;其二，依靠密集的劳动投入。但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开垦、屯垦是有边际的;劳动的密集投入也终会使单位产值边际递减为零。^[2]

在这种资源状况下，广大的农村地区只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成为一种生计性的产业，只与地方小市场保持一定的品种余缺调剂的关系，而与全国市场不发生什么关系，其经济生活外在于工业发展。

当然还有一部分农业和农村生产已经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典型的就是江浙地区的农村。这些农业和农村已经与工业发展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劳动力等，同时通过消费工业产品诱导工业发展。但这部分农业和农村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其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虽已大大提高，但在与国际市场和口岸市场的交易中、在与工业品的交易中，由于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差异，往往处于劣势，交易的主导权掌握在口岸市场和工业一方。不平等的工农交易导致农村和农业剩余被源源不断地吸纳到口岸地区和工业中，农村市场日益萧条、金融枯竭^[3]、人力资源外流，^[4]农村和农业失去了自我维持、自我改造的能力，陷入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脆弱的农村市场和农业再也难以抵御任何的风吹草动，因此，1931年的危机到来时，首先表现为农业危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的消费能力锐减，甚至消失，工业发展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