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十年间，中国工业继续发展，增长速度也差强人意，工业结构缓慢优化，工业的集中度有了一定发展，工场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厂的转化大量出现，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渐提高。而且，在这个阶段，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使许多重要的轻工业产品逐渐替代了进口产品。民营工业仍旧是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但国家资本已有了较快的增长。1920—1936年间，国家资本平均年增长率扣除东北仍然达到了7．78%，只比同期民营资本年均8．21%的增长率略低一点。[35]
这个时期的工业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是市场扩大、自然经济渐趋瓦解、城市化尤其是口岸城市化加速等带来的市场需求扩大诱致的结果;又与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政府颁行的经济政策、法规有重要关联;既得益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又受惠于金融业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工业的信贷支持，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则又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此外，在这个时期，外国商品的输入在关税的制约下渐趋下降，也为实现轻工业进口替代提供了市场空间。
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遇到的挫折以及挫折中折射出的隐忧，又使工业发展的持续性成为一个疑问。本阶段工业发展在1928—1930年间，政局稳定，发展较快，但1931年，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制，货币贬值，银价随之上升，经济危机转嫁到了中国。物价下跌、白银外流、通货紧缩，出口猛跌，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村破产，市场陷入衰退。
这次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工业发展基础的脆弱性，吴承明先生考察了该时期的货币状况后认为“危机时期，银根并非十分紧迫，利息率未见上升，银行存放款仍有增加”，[36]因此，危机原因不在于金融方面，金融外贸的变化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农村的购买力不足。
言及农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又回到了前文第二章讨论的经济结构二元性的老路上。在这个时期，自然经济仍然是内陆农村经济形式的主体，这一部分无法形成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农村的另一部分则被卷入到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主要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内工业生产供给原料)中。但问题在于，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农村，其生产方式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改造，仍旧延续着旧的增长方式、旧的生产技术，效率低下，其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无法相提并论。更关键的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农产品的定价权一直掌握在口岸地区，进而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左右，农村在1895—1936年的42年间有39年饱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剥夺。这种剥夺直接导致农村的衰败，农村金融的枯竭，农村自我维持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为下降，如此，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农民破产也就不可避免。
综上所述，农村不论是保持自然经济状态，还是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体系，都不足以形成对工业品的有效需求。缺少了广大农村市场的支持，中国的近代工业需求基础堪称脆弱。[37]
因此，这个阶段的工业在继续增长，工业结构也在变化;但影响工业持续增长的一些隐忧始终如影随形。而且，一些制约因素在未来还有增强的势头，例如工业有效需求不足、国家资本的弊端等，这些因素都给工业的未来发展打上了不确定的问号。
【注释】
[1]其影响力主要在城市，如果单纯从近代工业的发展来看，可以认为南京政府的政策、制度还是有较强影响力的。这里不包括广大的内陆农村。
[2]《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页。
[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986年版，第397页。
[4]《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986年版，第397页。
[5]当然，之前孙中山强调的国家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多是从政治和伦理角度解析该政策问题，而南京政府建立后的若干政策精英则多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新变化从工具角度主张统制经济。二者虽立基不同，主张略有区别，但最终都对南京政府30年代后的经济政策的转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6]吴承洛:《中国经济建设计划之实施与苏联之比较》，载于《实业部月刊》，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0日。
[7]此处取国家资本，而不称之为官僚资本是基于以下考虑，所谓官僚资本一般应指资本产权归官僚私人所有，但在经营运作中依仗政治特权破坏市场规则;而国家资本则指资本产权由国家掌控，具体经营可由科层制的官僚担当，也可信托于职业性的经理人员，但并不改变产权性质。以这个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民营资本中，主体是国家资本，最起码在二战爆发以前是这样的。但是，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一般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切实的宪政体制的保障，国家资本则会转化为官僚资本，这一点在过去、现在都是适用的。
[8]高叔康:《十年来之经济政策》载于谭熙鸿《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2、13页。
[9]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还有其他的意义，对其政治意义本文不予涉及，财政意义后文略述。对广受争议的币制改革本文是在历史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即在当时中国所处的时空环境下讨论，不涉及到具体学派之争，比如对于中国废除银本位制，弗里德曼对其持批评态度，这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无涉。
[10]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表20。当然进口的下降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新税则的实施是其重要的原因。
[11]相对而言，非竞争性的进口品需求弹性较小，对其课以较高的税准有利于增加税收总量。1929年税则的财政性集中体现在非竞争性的进口必需品税准上升最快，达到了22．2%，远高于总税准。
[12]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需要保障、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要保育国内工业，这两个方面有时又是相反的。
[13]南京政府的关税改革也给国内工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照表4－1可以发现新的税则也提高了工业原料、机械和交通工具等非竞争性的生产资料的税准。例如，工业原料的税准从1928年的4．9%提高到了1936年的16%，机械的税准从1928年的5．5%提高到了1936年的17．1%。这些生产资料的税准的提升加重了国内工业发展的成本。
[1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6－197页。
[15]当然，在具体税率的设计中，国外工业品还是拥有较多的优势，例如在烟草统税的征收中，高等级的纸烟的税率要低于低等级的税率，而生产低等级纸烟的往往是国内企业，因此，国内工业的统税负担要重一些。这一点不利于国内工业的发展。(www.xing528.com)
[16]当然，也为机会主义的政府提供了掠夺之手，在南京政府后期这一点暴露充分。
[17]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18]二史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158、159页。
[19]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400页。
[20]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2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2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9页。
[23]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页。
[24]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于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320页图表。
[2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23页图表。
[26]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29页。
[27]王玉茹:《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1、246—255、264、267页。
[29]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60—67、100—101、108—110页。
[30]本文绝非认为中国国民党只有这一个面相——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国民党也有鼓励、保育民营资本的一面，而且党内各个派别、在不同时期具体的观点还是颇有不同。
[31]南京政府财政对工业发展的直接支持也很微小，生产建设支出占每年财政支出的比例大约在4%。因此，南京政府对国家资本的扩充主要依赖的不是财政。而用非财政手段推进的国家资本扩充，机会主义色彩更浓厚，带来的影响更恶劣。也正是这一点，宋子文主张强化财政和生产的关系，但鉴于当时的时局无法实现。南京政府的财政始终是一种军费财政、债务财政。
[32]虞和平:《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载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34]民营工业家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当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政治局势、外敌的入侵、市场的凋零尤其是农村市场的萧条。但是，南京政府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是重要的因素。
[35]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2、743页。
[36]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37]战前的日本也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农村的贫困、落后使其极端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随着南京政府对国内工业保育措施的加强以及中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期望通过侵略战争推进经济利益;二战后日本农村进行了农地改革和生产工具的改良才真正解决了工业化中的农村问题，为日本的平稳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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