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6年间国内市场继续在扩大，市场中商品的结构有了新的特点，见表4—3。
表4—3 1920年、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量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吴承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载于《吴承明集》第279页。
表4—3显示，1920—1936年间，全部商品由101．46亿元增加到了178．62亿元，按当年价格年均增长率为3．60%，可比价格增长率为2．51%，从增长速度来看要比此前一个时期的增长慢很多，1908—1920年间，全部商品的增长速度按当年价格计算是10．46%。这个时期商品量增长缓慢主要是受到30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1931年后，经济危机冲击中国，“九一八”又使中国失去了东北市场，白银价格的上涨使中国银根紧缩，这些接连的变故使商品量的增长放缓，以1930年江苏、安徽等22省商店营业额指数为100计，1932年降为59，1934年降为50，1935年更进一步降为45。[20]而到了1936年，商品量又开始快速增长。
不过，这个时期的商品结构却发生了一些大的改变，这是值得注意的。现代化工厂产品虽也经历了一系列危机的打击，但其增长势头良好，从1920—1936年，按当年价格计年均增长率是7．55%，按可比价格计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6．29%。环比其他类型商品，增长速度更是惊人，例如农产品的增长速度在这个阶段仅次于现代化工厂产品，但也仅达到按可比价格年均2．84%的增长速度，比起工业品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其他类别产品的增长率都低于平均增长率，因此这个阶段工业品的快速增长是国内市场商品量增长的拉动器。到1936年，现代工矿产品占国内商品总量的比重已经由1920年的13%上升到了20．5%。
这个时期商品的流向体现出了典型的二元性质，即工业品由沿海通商口岸流向内地;而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口岸。[21]这种流向不断冲击着小农经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据对1929—1933年全国19个省15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农民收获后即出售其农产品的占55%。[22]粮食的商品化率到1936年已经达到了30%。农村经济商品化率的提高，有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也有利于工业原料的供给。(www.xing528.com)
但，在农村经济商品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一个隐忧也随之产生。在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远甚于工业品，工农业的交换对农业极为不利。在这种交易体系下，农产品的输出不能抵偿工业品的输入，也造成内陆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对口岸城市的负债。货币资本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流向口岸地区，导致口岸市场异常活跃，投机盛行，商业畸形繁荣。而与之对照的却是农村的金融枯竭，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变革，农业发展难以为继，农民日益贫困，这从根本上摧残了工业发展的动力。
如表4—4所示，1933年中国国民消费中城乡差异极其明显，农村下户和中户的恩格尔系数极高，分别达到64．17%和62．79%，已经陷入了绝对贫困中，农村中的上户恩格尔系数也高达55．72%，仅能勉强温饱而已。农户合计的恩格尔系数为59．82%，濒临绝对贫困线;而同期城市的恩格尔系数只有29．52%。因此，30年代，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看来和少数口岸城市的畸形繁荣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大批地主在这个时期携带大量的资本进入城市生活，成为住城地主，也加剧了这个时期农村资本的外流，农村和农业濒临破产。
表4—4 1933中国国民消费结构的城乡与阶层差异 单位:%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60、170页。
农业危机和农村破产，也使以农业为主的内陆逐渐失去发展的能力，口岸和内陆的二元性进一步拉大。
因此，这个时期，一方面，商品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品占流通商品的比例越来越高，自然经济也在缓慢瓦解，这些对工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但另一方面，农业危机，农村破产，对工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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