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思想：民国工业的变迁

南京政府在法统上自称继承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政治经济思想，维护被北洋军阀篡夺的辛亥革命遗产。因此，其经济方面的施政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影响，其政策法规也都接受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指导。在分析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法规之前有必要理清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就曾经阐述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平均地权是解决土地问题，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使地权收益为国民享有，这是农业经济方面的思想，我们暂且不论。而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我们先考察其思想来源。

孙中山游历欧美时，正值西方工业国在经历第二次技术革命，市场竞争格局已经不同于亚当·斯密时的自由竞争格局，工业向规模化、垄断化演进，而相关社会制度(例如福利保障制度)的演进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的弊害暴露得最为显著。孙中山对其考察后认为“欧美资本发达后，其为患于社会如此其大者，以欧美土地问题，未能于资本发达之前而先为之解决，故地主与资本家二者合二为一，如虎添翼，其横暴遂不可制止”，^[2]孙中山从他的民生角度把西方国家发达的工商业私人资本和剥削性地主的土地资本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结合是对民生的最大威胁。从这一点出发，孙中山主张应当从政治上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扩张国家资本。

对于如何节制私人资本、扩张国家资本以及界定二者的边界问题，孙中山在1918年发表的重要文件《实业计划》中有过进一步的阐明，“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凡夫事情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3]。在这段文字中，孙中山将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界限界定为能否“委诸个人”及是否具有“独占性”，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的”界定为国家资本活动的范围，“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界定为私人资本活动的范围，而至于何者“可以委诸个人”何者不“可以委诸个人”，没有明确标准可用。这种界定本身含混甚多，无疑为以后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留下了很大的实用主义余地。(www.xing528.com)

其实，对于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关于国家资本的含糊，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政治活动家，最为关注的仍旧是政治问题，体现其经济思想的民生主义也是服务于政治目标和政治环境的，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下，关于国家资本的思考差别极大。例如孙中山还认为“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家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4]，在这段话中蕴含着对一概工业国有化改造的意思。孙中山认识到，垄断资本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由私人控制，不如改造为国家资本。为了表达这种政治内涵，孙中山又说民生主义“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因此，孙中山的工业化之路意指，制造国家资本作为工业化的主力，而私人资本只是一个次要成分。

南京政府建立前及建立后的一段时期，是国际形势巨变的时期，是国外资本主义进入空前集中与垄断的时期，英美兴起国家干预主义，德意导入统制经济制度，而苏联的五年计划又不断取得成功。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日本经济、军事侵略，这些因素都使统制经济论在中国学界和政界盛行一时，这种思潮和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契合点就成为南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思想依据。而从这些方面入手，有助于我们完整地把握南京政府经济法规政策与此前北京政府的区别。

综合以上简单分析，南京政府的经济思想根源中既有保育私人工商业的内涵，更有推动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蕴，这种意蕴在适宜的国内外环境中逐渐占据了工业发展的主导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