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民主共和革命的胜利及革命过程对社会精英的动员大大激发了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政府和许多社会精英的诱导下转化为一股近代以来最为强劲的实业救国、建国热潮。这一轮的实业建国热潮首先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直接诱导的结果，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法规则进一步推动了这股热潮，而各种社会精英的鼓吹和活动又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股热潮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孙中山。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把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兴办实业的鼓吹中，他到处演讲、宣传，利用其个人魅力鼓动绅商各界积极投身实业。他在中华实业联合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而“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展望未来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24]。另一位实业巨子张謇也不断强调“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很快，这些社会精英的思想和乐观振奋的情绪占领了当时的各大刊物，振兴实业的声势一时之间蔚为大观。
在进行舆论鼓吹的同时，全国各地还普遍成立了各种实业团体。据虞和平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即达40多个[25]，之后，又陆续在各个省区成立了大量的实业团体，这些实业团体共同的宗旨即是振兴实业富民强国。除了这些实业团体外，大量非实业团体也把发展实业作为团体宗旨之一。正是在舆论和团体的大力动员之下，当时的中国人人皆言实业救国、实业富民，实业人士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这为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打下了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为实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6](www.xing528.com)
此外，为了配合实业活动的开展，社会精英还大力倡办实业教育，开办服务于实业发展的各类工商实业学校，为实业的开展提供人才和知识准备;他们还提倡爱用国货，宣传、鼓动挽回利权，并开展了长达15年的抵货运动，尤其是针对和中国工业品存在直接竞争的日本工业品的抵货运动，尽力为弱小的国内工业扩大市场需求。
辛亥革命以后兴起的实业热潮不啻为一场实业思潮的启蒙运动，它使全社会对在中国发展近代工业上达成了共识，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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