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政府运行的血液，也是实施政府政策，向社会、市场贯彻政府意图的凭借，政府财政困难，则没有能力去引导市场、规制经济，其对社会、市场的改造能力也就十分有限。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用财政状况来作为衡量政府强弱的主要标准。
被讥为“破落户的财政”(千家驹对北京政府财政的评语)的政府自然就是一个弱政府，最起码在经济上是一个软弱的、较少作为的政府。
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的恶化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袁世凯主政伊始，随即整顿财政。在前清度支部的基础上筹建民国财政部，下设五个司、两个署;恢复旧有的财政税收体系，增加捐税，使财政收入很快恢复并超过了清末时期。财政状况基本稳定后，为了纠正地方财政体系的混乱状况，加强中央集权，保证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各个省成立财政厅(先称国税司)，接受财政部垂直管理，并由大总统亲自任命。这一系列的举措体现了袁世凯建立一个集权财政的企图。经过一系列财政整顿以后，财政状况已经渐有起色，在1913年巨亏8500多万的情况下，到第二年，甚至有2500多万的盈余。然而，紧接着战乱纷起，帝制复辟及一系列军事镇压活动又将财政推向了危险的境地。有人估计帝制复辟所耗经费不下6000万，这还不包括镇压南方义军的军费开支。当年财政收支实亏8000万以上。[17]
袁世凯主政时期，为了缓解财政入不敷出，大量举借外债，欧战爆发后又大举内债。袁世凯死后，这些内外债便成为继任者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导致暂时均衡的国内各派系陷入分裂甚至战争的境地，建立在脆弱的对共和的共识之上的统一被打破，相互的怀疑、敌视在各自集团利益的驱使下弥漫在各个派系之间。北京政府成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国家陷入了实质的军阀派系割据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能力受到削弱，税源也大为缩小，失去了对地方财税的管控，地方截留上解税款更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以至于1925年时任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叹道“各省收入仅有十分之一缴归中央，其余十分之九自行支配”。[18]中央财政的其他主要来源盐余、常关税等名为经常性收入，实际上也根本没有保障。据估计，到1922年，实际归中央收入的常关税仅剩京师税务监督署一处所收之款而已，而盐税到1925年后，中央所得盐余之款仅剩长卢一区而已。[19]再加上连年内战，军费激增，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率逐年上升，1916年赤字率为9．57%，1919年为17．33%，1925年更增至30．13%。[20](www.xing528.com)
北京政府在财政上的窘迫状况使这一时期的官办实业甚少发展，加上政权频繁易手，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没人愿意进行收益缓慢且不稳定的实业投资，只是接收了一些前清的洋务派企业，但也大多陷于停顿。甚至连洋务派热衷的近代军事工业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1]唯有铁路在这个时期尚有一定的发展，1912－1926年间，共修筑铁路3186公里，加上外国所筑，总计3436公里，但这个时期的铁路大多是举借外债所筑。
北京政府财政不但连年赤字，而且财政收入增长缓慢，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很低。据估计，1913年财政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4%，1914年这个比例是2．88%，1916年占3．3%，1919年占3．07%，1925年这个比例降到只有2．32%。[22]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大大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如果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计，北京政府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对社会经济影响微小的政府。[23]
总体来看，这个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拮据，根本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也没有余力扶助民营工业，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政府是一个弱政府，而像袁世凯、周学熙等人经济思想中体现出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推动工业化的路径，始终无从实施。而且这个时期，政府更迭频仍，没有完整的工业发展规划(甚至连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这样的思路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政府又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府，是一个懒政府，一个根本无心推进工业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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