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工业发展：1912~1936

在口岸市场和内陆市场的二元格局下，近代工业沐浴着欧风美雨最早诞生于口岸地区。如前所述，这种二元格局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反映，也是全球资本积累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发展近代工业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近代工业依托口岸和国外资本展开互动。

近代工业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产业配套，这一点在早期的民营工业中体现得更为普遍，例如早期的制蛋工业是为蛋制品的出口服务，而缫丝工业是为丝的出口提供配套。因此，近代工业的出现不是本国经济系统自发产生，它是外国资本作用的结果，其最早大量产生于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口岸地区。从近代工业产生之初，其对外国资本就有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体现在技术设备、销售市场、组织方式等方面。但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更使其和外国资本具有冲突的一面，而且这种冲突性的一面随着近代工业自身的发展、壮大而日渐凸显。

从二者的交易来看，口岸市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依附地位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必须承受中外之间的不平等交易。中国近代工业的交易条件和市场地位是不妙的。国内工业的发展受到强大国外资本的压制，并且在西方资本主导的国际市场格局和经济秩序中，中国近代工业极易成为危机、萧条打击的对象。

其次，近代工业也依托口岸和内陆经济展开互动。

对于内陆市场近代工业代表着一种新的、先进的经济成分，在与内陆经济的互动中，近代工业凭借较为先进的技术工具、高效的运营系统逐渐摧毁着内陆传统的经济结构，把市场因素导入其中。从这一点看，近代工业发挥着革命性的作用。但诞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的中国近代工业，在强大的国外资本的压制下，又缺乏民族国家的保育，其先天幼弱是可想而知的，它对内陆经济结构的推动并不明显。

从交易条件看，相对于内陆地区，口岸地区优越的市场条件、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决定了近代工业在国内交易体系中居于优势地位。这种口岸和内陆的交易可以具体化为工业品从口岸向内陆的流动，而农产品则呈反向流动。这种不对等的交易产生了两个经济现象，其一，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不对等交换导致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其二，内陆和口岸的不对等交换导致资源从内地流向口岸地区。这两个经济现象的长期存续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其一，工农业的不等价交换在降低工业发展成本的同时也导致农业的脆弱、农村的贫穷衰弱，间接地限制了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其二，口岸和内陆的不对等交换在带来了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极度繁荣(尤其是商业繁荣)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内陆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导致二元性更加突出，最终限制了口岸经济的发展，使口岸的经济地位十分脆弱，无法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

【注释】

[1]参见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三期。工场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的工业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本土资源的比较优势，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工业化初期，它的存在是市场衍生的结果。这一点在我国上世纪末开始的市场型工业化中亦表现得相当清楚。

[2]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二期。

[3]近代中国广泛存在的集镇经济，或以地方小市场为依托的交换经济也是一种扩大了的自然经济，只是其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变成了集镇而已。施坚雅对这一点做过出色的阐述。

[4]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中国沿海市场被加速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轮船对帆船的替代使中欧之间的航程缩短了至少一半，而海底电线的敷设把伦敦和上海的信息联系缩短为几个小时。通过安全、快速的商品流和信息流，世界市场的价格信号可以迅速传导到中国，口岸市场也日益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完全操纵在了西方资本主义手中。“在早年，茶叶的价格是受中国情况支配的，如茶叶收成的数量与质量，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供求关系等。在以后的年代中，一般的说，茶叶价格转受伦敦市场情况支配了——这就是说，受伦敦存货量、英国和欧洲的销路以及人们对将来需求的估计等所支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51页。)茶叶价格主导权的变换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沿海经济已经被逐渐纳入世界市场。

[5]樊卫国:《激活与生长》绪论第三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刘易斯认为，因为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力，所以导致工业工资能够长期保持较低的水平，为工业积累和再生产提供条件。但是，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工资水平的制约因素很多，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工业发展中的工资变动趋势并不一定如刘易斯所预言的。例如，王玉茹曾经考察民国时期工资水平就并不完全符合刘易斯模型。再如，我国当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显然并不表示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发展到了消化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的程度。

[7]刘易斯的发展计划并不同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计划，他明确指出指导性而非指令性的计划更有适应性(见《发展计划》，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8]这里，除了考虑到政府汲取能力的强弱能不能提供持续的工业发展资源以外，还有其他更复杂的问题，即使政府有强大的汲取能力，但在工业计划中必须获取动态的有效需求信息，否则计划和真实信息的脱节是不可避免的。不反映真实需求的生产能力对于社会是无益的，反而会直接挤占大量资源，影响工业化推进，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反观洋务派推动的工业发展，政府能力和计划的有限性及需求的偏离都普遍存在(当然洋务运动在其后期的求富中适逢国内需求的低谷阶段，不利的宏观环境也给工业发展增添了许多的障碍)，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则主要存在第二方面的问题。当然，1949年后工业化的评价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评价原则，不能脱离当时的国内外环境。

[9]大量的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有企业仍旧在吞噬着我们的公共财政。

[10]参见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中卷第3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1]参见张东刚《中日经济发展的总需求比较研究1886－193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2]见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中卷中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发展史。另杜恂诚也认为首先发生的是商业革命，其次才是工业化(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3—6页)。另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进入工业化之前也经历过农业和商业的持续发展。

[13]当然，农村和农业还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多种必要基础，除了已经讲到的供给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外，还有提供消费品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工业原料等。

[14]在这里，出于论述的简洁，先把传统部门和近代部分的二元形态简化为传统农业和近代工业。至于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暂时存而不议。

[15]王思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6]当然农业量的增长和工业发展也有某种规律性的互动，在工业发展初期这种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这也适用于近代中国，不过因为那时受殖民因素干扰，反应不甚灵敏而已(参见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载于《文史哲》，1991年，第6期)。

[17]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18]必须承认近代以来，中国农业还是在增长，在量上不能断言近代中国农业陷入停滞;二元论模型预言的传统农业边际生产率趋于零，直至传统农业停滞的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农业在传统要素约束下仍能够不断增长，虽然相当缓慢，显然这种增长归功于民间诱致性技术和组织变迁的伟大威力。1978年后的农业改革也正是用正式的制度肯定了民间的这种诱致性变迁，从而释放出极大的农业生产力，当然，新时代农业新技术的引进也释放了巨大的产能。

[19]我国农业地租比例大约占农产品的一半，且地权分配高度不平均，广大贫困农民只求果腹而已。大量的农业剩余无法转化为市场需求(投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从而无法诱致工业品供给的增加。

[20]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G］，第三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614页。

[21]它也提供了一种开拓非农产业的激励，例如英国、日本等都实行长子继承制，诸子必须自行寻求其他的出路。

[22]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www.xing528.com)

[23]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J］，《中国农村》，1941年1月16日，第七卷第三期。

[24]如果大力推行节约劳动的近代大规模耕作技术，可能不会大幅度增加管理幅度，但显然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经营方式，增加了经营成本，产出在价格上不会有竞争力。如果不采用近代技术，仍旧推行传统技术，管理幅度就会扩大，管理成本就会上升，同样是不经济的，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上(农业合作社)体现得较为明显。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吸收了这个教训，取得了在传统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的极大成功。

[25]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经营需要较大的市场容量，而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又扩大了市场规模，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关系极易形成相互的锁定，经济系统以外的因素往往就是打破锁定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地理大发现打破了这种均衡，使二者互为动力，迭相推进。

[26]吴承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载于《吴承明集》，第270页。

[27]刘佛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页。

[2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8页。

[2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30]商业部物价局编:《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第5辑(西南区物价)，1955年油印本，第243页。

[31]当然，农业人口向工业领域的转移也是一种联系，本节只是概指。实际上，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从全局而言，这种状况是一种大数。具体到他们的联系，本文将在下节详解。

[32]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也会进入交易，但大多进入的是地方小市场，这时候其交易只是农户之间的品种、余缺调剂而已，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实质仍然属于自然经济范畴。当然也有一部分会进入市场，但为数较少，而且其处境类似于前述的未完成资本主义改造而进入市场体系的传统农业，抗拒风险的能力是极脆弱的。

[33]随着近代纺纱工业的发展，家庭织户不再自己纺纱，而是购进机纱通过适当经纬的组合织出适合农户的手织布。在这方面，近代纺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达成了一个暂时的均衡。

[34]古代中国主要的手工业形式是家庭手工业，其次是官手工业。到明清时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一直只是一种不太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近代工业引进后，工场手工业反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35]容国石:《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载于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统计的数据比例相加之所以不足100%，是由于没有列出外国产品的比例。近代纺织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般都是从纺纱开始，例如，即使在英国，1810年纺纱已完成了机器化，而织布仍停留在手织阶段。

[36]参见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37]受其影响，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也逐渐重视研究需求及市场的历史，由重视研究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转向对市场发育、制度变迁的浓厚兴趣。例如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从头至尾以现代市场的产生、发展为经济史研究的主线，而市场的发展又是需求集中化的产物，而后，市场渗透又导致一系列亲市场的新制度的诞生，并伴随着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市场的发育直至最终发生了工业革命。我国的经济史学界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些经济史学名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比如吴承明先生关于各个时期市场发育发展的研究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赵德馨、刘佛丁、王玉茹、张东刚等人也都在这个方向有过重要的著述。

[38]我们注意到日本在启动近代化之前，农业已经在悄悄发生变革，商品生产代替了仅用于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国内贸易也在不断扩大。在江户末期，由于商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封建体制逐渐发生变化，乡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农业人口不断被城市货币经济所吸引(参见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外务省，1987年版，第25、26页)。这些悄悄的变化意味着中日两国工业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这也可以作为解释中日两国工业化成就差异的一个方面。

[39]吴承明先生对1859—1949年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做了利益偏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认为在90多年的时间中，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个小阶段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乃至极不利于农产品的(参见吴承明《论二元经济》，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二期)。

[40]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传统农业一直是对外出口的大项。1868年，农产品出口量占总出口量的84%，为工业资本积累提供很大的帮助(中村英隆:《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外务省，1987年版，第35页)。

[41]在20世纪20、30年代，这个转化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呈加速的趋势。

[42]这一点在日本的近代工业化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日本把手工业称为“在来产业”。据统计，1881—1935年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同时期近代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来产业”就业人口增加超过6600万人，其吸纳就业人口比近代部门多一倍(参见吴承明《论二元经济》，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二期)。

[43]传统部门和近代部门在工业化中的关系本身具有两面性，关键是如何引导传统部门对近代部门发挥推动作用，抑制阻碍作用。而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往往是在这些方面做得较为出色，这一点可参见中村隆英《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外务省，1987年版，第34—37页。

[44]但另一方面，过高估计这个网络对商品化的促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个网络实质上是嫁接在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上的，越到基层这一点体现得越清楚，其所对商业化的促进可能越衰减。对买办网络和中国商业化发展的关系的卓越阐述可见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

[4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51页。

[46]汪敬虞:《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165页。

[4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49]吴承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载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281页表6和表7。当然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该时期商品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12%，但物价的上升说明市场较为活跃，也是有利于近代工业发展的。

[50]樊卫国:《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