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力量，它通过不断扩大交易市场支持其资本的增殖诉求。而中国的口岸市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产物。通过口岸市场，资本主义利用其在生产技术、组织技术和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逐渐控制了内陆市场，并且在不平等的交易中不断汲取内陆资源，使资源向西方资本主义、也向口岸地区聚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培植了附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商业网络——买办商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西方资本主义深入中国内陆掠夺原料等初级产品，并把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个网络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嵌入自给性内陆农村的桥梁，它把相关产品的生产者纳入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网络中，逐渐侵蚀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44]
在买办网络的渗透下，几大出口农产品的商业化生产不断加速。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中国市场也被加速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轮船对帆船的替代使中欧之间的航程缩短了至少一半，而海底电线的敷设把伦敦和上海的信息联系缩短为几个小时。通过安全、快速的商品流和信息流，世界市场的价格信号可以迅速传导到中国，中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完全操纵在了西方资本主义手中，中国市场也日益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在早年，茶叶的价格是受中国情况支配的，如茶叶收成的数量与质量，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供求关系等。在以后的年代中，一般的说，茶叶价格转受伦敦市场情况支配了——这就是说，受伦敦存货量、英国和欧洲的销路以及人们对将来需求的估计等所支配”。[45]无独有偶，另一大宗出口产品，生丝的价格也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所控制。安徽巨商胡光墉曾大量囤积生丝，试图主宰生丝价格，但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却被迫削价抛售，乞求外商的收购，自己也因此而破产。[46]由外国人实际掌控的中国海关，在1904年的报告册中非常露骨地说“中国的缫丝业者生活在愚人的天堂里……他们的错误在于设想他们决定丝价，设想丝价以中国蚕茧的成本为转移。实际上丝价是由西方市场——里昂、纽约、伦敦、米兰——决定的。在决定丝价上，意大利和日本已是远超过中国的因素”。[47]
中国内陆市场对西方市场的依附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表露无遗了，中国进一步沦为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地。外商凭借雄厚的资本力量加强了对土货收购网络的控制;其对洋货推销网的控制在买办化金融势力的支持下也得到了强化。据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从1868年的125 108 000关两增加到1913年的973 469 000关两，期间增加了约6．8倍。[48](www.xing528.com)
在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加大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同时，中国国内市场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市场商品总量从1869年的9．28亿规元增加到了1908年的21．99亿规元，其中1894—1908年间市场商品量增加了9．32亿规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2%。[49]但通过对比可以明显发现，在这段时期对外贸易的增加速度远快于国内商品量的增加，1868—1913年，对外贸易增加了约6．8倍，而1869—1908年间国内市场商品总量则只增加了约1．37倍，这也表明在民国以前，中国经济越来越明显地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口岸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近代工业品进入内地的起点，国内农产品出口世界的终点。对于广大内陆，口岸市场是通向世界的出口，对于西方资本，口岸市场是组织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原料供给地和产品销售地。
口岸市场凭借与世界市场的密切关系，承继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组织方式和市场知识，在交易条件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广大的内陆市场则仍旧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技术、组织方式。二者之间的交易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质，内陆资源逐渐向口岸市场聚集，进一步加强了口岸市场的交易优势。在长期的不对等交易中，口岸市场和内陆市场的分离被拉大，口岸市场逐渐极化，形成畸形的近代工商业繁荣;而内陆则日趋凋零、枯竭，丧失了自我调整的能力。二者对立的格局使口岸的繁荣失去了内陆市场的依托，变得极为脆弱而难以持续。
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外生性有密切的关系，是口岸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边缘部分的直观写照。它所反映“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全球化资本积累的一种进程”，“既是口岸工业与内地传统经济的截然分布，也是外国资本与中国本土经济的对峙”[5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