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工业发展的简短评论：变迁中的民国工业

通过上述两小节的讨论，总体来说，在1912—1936年，中国的近代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可能远高于史学界的传统评价;但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发展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宏观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所涉往往超出工业自身，甚至是经济领域。

首先，从工业规模的扩张来看，在整个25年间，资本总额增加了近3．9倍;1920—1936年间近代工业总产值则增至3．2倍。^[21]这个时期的增长速度不论是从横向共时性比较还是纵向历时性比较，都不逊于当时的其他国家，也不差于之前和之后的增长速度。此外，史学界关于近代民营工业经历了唯一的一次黄金时代(一战时期)后即趋衰落的论断也是需要斟酌的。依据前面的简单分析，南京政府建立后，尤其是1930年代，国营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增长开始提速，但该时期的民营工业还是以不逊于国营产业的速度继续发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民国时期近代工业基数很小，不论是在整个大工业(包括手工业)中所占份额，还是在三大产业中所占份额都很低。虽然经过25年的快速发展，其所占比重也在不断提高，但到1936年中国经济达到近代以来的峰值时，机制工业也仅占制造业总值中30．6%，近代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只占23．69%，而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仅为11．35%。^[22]这个背景是对近代工业发展状况深层次解析的一个切入点，它提醒我们对民国工业史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于一些局部数量关系，有时局部数据是思维陷阱，是“伪装的精确知识”(哈耶克语)，而应当尽可能全局性地、系统地看待这些数据。

其次，从工业的结构来看，25年间的工业发展使其渐趋合理化。^[23]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选择了一种脱离市场需求的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但紧接着政府权威在内外环境的巨变中日趋萎缩和分散，财政汲取能力不断下降，到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的财政陷入到近乎破产的境地。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逆市场的直接以重工业为切入点的工业发展路径缺乏强有力的支撑，没有了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必然丧失。^[24]因此，从普遍的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来看，这种工业化模式形成的工业结构在当时的市场和工业技术条件下，是一种极端扭曲的畸形的工业结构(当然，这样的结论也并不否定洋务派工业先驱们的历史贡献，毕竟在当时内忧外患时局紧迫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并且，他们遗留下的工业遗产至今仍为后人，包括近人享用)。(www.xing528.com)

如前所析，在1912年间，中国近代工业的霍夫曼比值接近1，按照正常的工业化路径，这个比值应该表示工业化进程推进到了较为深入的第三、第四阶段之间;但实际情况则是中国工业化路径逆市场、逆霍夫曼原理发展而成一种严重的工业结构畸形。这种畸形的工业结构没有自我发展能力，必须逐渐理顺、合理化。^[25]而在其后的25年发展中，又可说是逐渐地实现了结构的合理化，具有很强的自生能力，能够对市场需求做出积极、迅速的回应和调整，并且民营工业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南京政府成立后，尤其是1930年代，中国工业结构由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推动有重型化的倾向，此时，中国近代工业进程跨入到了霍夫曼所谓的四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中期。

民国经济25年的发展，虽然使工业结构在市场需求推动下逐渐合理化，但民国工业结构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首先，市场诱导下自发调整的工业结构，受制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构及经济结构的特点，并不会自动促成一个合理、独立和不断重型化的工业产业结构的产生。近代中国的工业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以少数单一的消费品工业占主导的低级阶段，产业结构的转变过于缓慢。在不利的国内外市场结构下，期望仅仅依赖市场的诱导自发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显然是绝难完成的。落后的产业结构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大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对于不发达的中国经济而言，像钱纳里认为的，结构的调整往往比总量的增加更有意义。其次，工业区域结构不合理。二元制的经济结构导致近代工业的区域结构极不平衡，口岸和内陆的分离日趋严重，二者基于不同的主导产业和不同的市场条件形成口岸绝对的优势，资源向口岸流动，内陆日益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口岸和内陆的二元性愈益突出。

综上所述，民国工业不论从量还是从质来看，在1912—1936年间都经历了一段可观增长。同时，由于特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在工业发展中又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该论断出发，对民国工业做出简单判断的倾向都可能是轻率的。有人认为民国工业毫无发展、或者说发展缓慢，恐怕证据并不充足;还有人认为民国工业发展快速，几乎进入“起飞”(一些国外的学者，例如罗斯基)，恐怕也失之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