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工业变迁：1912~1936

关于民国时期工业发展的状况，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市场真空环境下迎来了一轮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一战的结束、西方列强的卷土重来而很快终结。在其后的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倾销和压榨、官僚资本的盘剥和侵夺，我国近代工业日趋衰退、萧条，陷入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近代工业不论是从数量增长还是从结构变动来看统统乏善可陈，进入全面的沉沦时期。笔者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惑，毕竟，如果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那么这样的选题和写作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但是，在后续的大量材料阅读中，民国工业发展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基本上可以这样评价，在这个时期，近代工业的发展状况虽然远非某些国外学者所说的几乎达到起飞的程度，但也绝非像某些传统看法认为的一片惨淡。客观地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近代工业在继续推进，而且推进速度也很快，工业内在的质量结构也在不断改善，甚至可以大胆推测，设若依照不变速度发展，不断完善内在结构，仅就工业发展而论工业发展，实现工业化也并非不可能。下面，本书参考多位权威学者估测的经济数据，从量和质两方面勾勒一下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12]

首先，从该时期工业资本、工业产值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来说明该时期工业发展的数量状况。据美籍华裔学者章长基的估计，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9．4%，下表是章长基估计的15种主要工业品近代各时期的增长速度。

表1—1　分时段工业增长速度(1912—1949)　单位:%

资料来源: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于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章长基又以1933年产值为100，列出了15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数图表，见表1—2。

表1—2　工业产品值指数表(1912—1936)

资料来源: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于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根据章长基的估计，中国近代工业在1912—1936年间增长速度达到9．4%，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了;从工业产品毛值来看，从1912年的11960万增加到了1936年的122740万，增加了10倍有余。章长基的估算中并没表明一战结束后，中国工业生产即陷入长期萧条，只是在1922、1923年出现短暂不景气而已，随即又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到1936年，中国工业产值达到了民国工业生产的峰值。因此，依据章长基的估算，最起码在量上并不能得出民国工业是一幅不断衰败的局面。当然，章长基的估计是有缺陷的，最明显的就是所估算的15种工业品并不能涵盖中国工业的全貌，由此得出的数据可能会有些出入，但总的增长趋势确是不容否认的。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者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根据新发现的数据资料重新修订了章长基的增长指数图，如图1—1所示:

图1—1

资料来源:Kubo，Toru．［2005］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Republican China，Newly Revised Index:1912－1948，Discussion Paper No．118，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久保亨根据新发现的一些资料，把1912—1936年间的产出增长率修正为8%，相比40年前章长基的数据下调了1．4个百分点。同时，久保亨还认为，在一战(WWI)后，中国经济并未经历明显的不景气，他的这一观点亦可在图1—1中观察到。

国内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对近代代表性年份工业资本总额作了估算，其数据或许更为可靠一些，见表1—3。

表1—3　中国产业资本概况　单位:万元

*国外资本为1914年，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不包括东北。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738页。(www.xing528.com)

在吴先生的估算中，1911/1913—1920年，中国国内工业资本由28932万元增加到了56484万元，增加将近一倍，而1920—1936年间，国内工业资本又增加到了178873万元，比1920年增加了两倍还多，比1911/1913年则增加了五倍多。在25年间工业资本增加了五倍多的数据很难让人相信此前关于民国工业一片衰败的简单论断。吴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估算了这个阶段工业资本的年均增长率，1911—1920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3．44%，1913—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高达11．9%;1920—1936年间，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是10．64%，同期的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则继续保持在9．37%的高位。^[13]

经济史学者秦晖曾对比1912—1936年和1952/1957—1976年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基础设施年均增长率，认为，民国相对和平的25年间工业增长率并不比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增长率低。见表1—4。^[14]

表1—4

即使从横向比较，该时期的近代工业发展速度也并不输于其他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在1912—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英国1921—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1873年间增长率为3．3%。德国工业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1921—1929年，年均增长率为7．1%。^[15]面对这样的增长率可以认为，起码在工业量的扩张上不能说该阶段近代工业处于衰退、沉沦状态。

那么从工业结构变迁方面，我们是否能够说民国工业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景象。关于这一点，本文继续通过一些数据来论证。

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程度通常是通过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来表示，也就是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之比，这个比例被称为霍夫曼比例。它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通过对近20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的。按照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比值可以把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比例由高到低，工业化程度则不断提高，直至霍夫曼比例降到1．0以下达到较高的工业化程度，见表1—5。

表1—5　工业产品值指数表(1912—1936)

而近代中国的霍夫曼比例变动情况见表1—6。

表1—6　中国近代霍夫曼比例变动表　单位:万元

1911/1913、1920年为资本额，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甲表2、3计算;1933年为净产值，根据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5页。
资料来源:张东刚《消费需求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载于《世界经济体制之下的民国时期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霍夫曼比例是依照原发型工业国工业发展路径的经验归纳而成，它反映的是市场需求推动型的工业发展路径。工业发展首先是响应市场关于直接消费品即第一部类产品的需求而启动的，因此反映工业发展启动阶段的霍夫曼比例应当是5．0(±1)，随着消费品工业产能的日益扩大，市场关于生产资料产品即第二部类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高涨，而在前一阶段所积累起的工业资本也为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动提供了资本基础，从而引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时，霍夫曼比例也是衡量工业内部结构的一条直观的准绳，通过霍夫曼比例及其发展阶段的测定，也可以大致了解特定时期的工业内部结构。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霍夫曼比例变动情况有些特殊。结合相关史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特殊的工业化进程，认识不同时期的工业内部结构。首先，在1911/1913间，霍夫曼比例是1．09，大于1，而1920年则是1．46，1933年更达到了2．66，乍一看这种变动规律是逆霍夫曼比例的。如果紧扣霍夫曼原理或许会得出近代的工业化进程不但没有推进，反而在倒退，工业内部轻重结构也好像一团糟糕，严重畸形。但是，结合相关史实，笔者以为，这恰恰反映的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反映着工业内部结构渐趋合理化的过程。

在洋务运动时期，作为后发型的经济体，自上而下地推行围绕近代军事工业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发展模式，这是权力推进而非市场推进的工业发展模式。这种工业发展模式成本高昂，缺乏来自市场需求的支撑，自我激励不足，效率低下，发展动力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打击下耗尽。但是，它为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使中国在工业化的萌动时期即拥有一定的工业资本品生产能力。可以说，此时期霍夫曼比例较低正是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的产物，这恰恰是工业产业结构畸形的表现。紧接着，经过一战及其后的工业黄金时代的发展，消费品需求引致的工业发展模式推动该时期的轻纺、食品等轻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霍夫曼比例上升到1．46，反映出中国工业产业结构在市场需求诱导下自发调整，轻重比例渐趋合理。到1933年，霍夫曼比例更上升到了2．66，如果合并同期在华国外工业资本产值计算，该期霍夫曼比例会上升到4．95。^[16]可以说经过近20多年的工业结构调整，1933年的霍夫曼比例基本反映了我国近代工业水平的合理结构，也显示当时的工业化进程正处于第一阶段的中期。此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趋势也反映出理顺畸形的工业内部结构后，工业化进程沿着霍夫曼比例由高到低的顺序在继续发展，典型体现在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加快的趋势。^[17]由于资料所限，试列几项以资佐证。

章长基计算的民国15种工业品中，在相对重要性的历年变化表中，消费品(棉纱、棉布)的比重在1930年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顶点，即44．3%，随后比重一直趋向下降，到1933年为41．6%，1936年更降至30．7%;而同期的生产资料产品比重则有所上升，例如，煤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20年代中到30年代的水平，铁金属和电力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比重有了较大增长，铁金属的比重从1926年的4．5%上升到了1936年的8．5%，电力的比重由1926年的12．0%上升到了22．1%。^[18]另据刘馥考证，“到1937年，据说中国所有陆军装备的轻武器几乎都可以自给了”，同时一些复杂的重型装备也大批生产出来，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中等水平。^[19]此外，相关的讨论也可见于托马斯·罗斯基对中国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的讨论，例如对大隆机器厂的个案研究。因此，从工业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工业结构是在需求诱导下理顺前期结构畸形，并沿霍夫曼比例有所推进的时期，并不能说明这个阶段工业结构严重畸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关于1912—1936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日渐衰退，工业结构严重畸形的说法或许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