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工业发端及分期：1912~1936

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大力兴办的一批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6]面对西方工业强国的军事威胁，洋务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口号下，自上而下地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植，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这些企业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工业先驱，而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发展模式也第一次出现在了近代中国。

但是，当时政府强力推进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只是传统官僚体制结合近代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而产生的一个怪胎，其目的是借助于近代化的技术、工艺维持传统的社会模式，它的生产运营和自由市场无关(当然其局部也含有一些市场因素，例如部分企业雇工的工资水平和市场劳动力价格水平基本吻合，甚至带有一点自由雇佣的性质)，其资金也主要来源于日益捉襟见肘的帝国财政和地方政府筹款;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当时先行的洋务派意识到市场对推进工业化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解决重工业发展的关键性的资本问题的便利高效性，但鉴于重工业优先的发展路径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取助力。因此，以资本密集为特征的重工业在其推进中遇到的第一个巨大障碍就是工业资本严重不足。为此，洋务派“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厉经搜刮无遗”，但最终还是走到了“商困民穷，势已岌岌”^[7]的地步。在财政日见穷蹙的窘境下，为了解决军事工业资本不足的问题，洋务派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创立了一批最早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工业，并且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带动了民间工业投资热潮，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民营工业企业，所涉及的行业几乎包括了近代所有的轻工业。

在洋务派掀起的工业化浪潮中，中国的近代工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但是，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无情地粉碎了工业化先驱们自强求富的迷梦。一个和中国几乎同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蕞尔小国，凭借短短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业能量击败了泱泱中央帝国，这个败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民族耻辱促使清帝国朝野对洋务运动的工业发展路径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也宣告了洋务派工业化路径的破产。^[8]随后，清政府力图改弦更张，从更广泛的产业、科技、乃至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层面理解工业化，陆续发动了一系列的图强运动，对阻碍工业发展的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渐进的变革，大力兴办了工业发展所需的一些基础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该时期十二三年间共修筑铁路4300余公里，超过了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所筑里程^[9])。民间也兴起了工业投资的热潮。据专家测算，从1894年到1913年，民族工业投资额年增长速度达到了15．3%，矿业资本投资额年增长速度达到了7．9%，而工矿业相加的投资额增长速度也高达13．6%。^[10](www.xing528.com)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之门，迎来了第一次工业发展热潮。到1905年左右，第一次工业发展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但辛亥革命的制度变革又启动了第二次工业发展周期，本文把第二个工业发展周期的持续时间界定为辛亥革命后北京国民政府治理时期。而第三个工业发展周期时间则上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下至1936年底(或1937年)国家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这种工业发展周期的分期可能雷同于革命史的分期，而与纯粹的经济发展周期不完全相符，^[11]但考虑到本书的主旨，笔者认为依据制度转换为工业发展分期更有利于突出制度变迁与工业发展模式、进而与工业绩效的关联度，强化三者的一种互动内涵。此外，也要考虑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深层次的关联，制度激励经济绩效的潜力可能有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而我们考察特定经济绩效的视野也不得不放长放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经济现象，尽量避免单纯用经济来解释经济的局限。当然，依据制度变迁分期也并不表示本文忽视相关市场的变化，包括世界市场的变动。

通过以上的理清，本书的考察时限界定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之后从1912至1936年的这段工业发展史，在这段时期中又依据制度转换划分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国民政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