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工业发展的演变：1912~1936

中国古代对“工”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中的“允厘百工”、“百工惟时”和“百工熙哉”等，殷墟卜辞中也有“百工”、“多工”、“左工”和“右工”的记载。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工，巧饰也，像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徐锴进一步解释说:“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矩，故曰与巫同意。”而“巧”字的解释为“技也，从工”。中国古代关于“工”的概念，一般理解为采矿、加工和建造等行业，并将之与“巧”联系起来，认为无工不巧，无巧不工，工则必须讲究规矩方圆，着重强调其对具体化的个人技艺、诀窍的依赖。

而近代语境中的“工业”，一般指以使用机器(非生物动能)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而以非机器生产(生物动能)为特征的则称之为手工业。由这个区分出发，中国古代称之为“工”的行业在近代多归之于手工业。近代意指的工业相比手工业的显著进步在于以机械设备替代了人的劳动，非生物能量(早期的是蒸汽，接着有煤、石油、电力等等)替代了生物能量(人力和畜力)，使人类的经济生活摆脱了有机经济的低级阶段，生产对象范围也得到了空前扩展，从而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来临。

近代工业刚一出现，就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为例，近代工业的发展深化了分工，促进了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创新了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现代企业组织)，使价廉物美的英国造工业品涌向世界，引领英国成为工业化初期头号经济强国。

近代工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是以其能够提供相对于此前传统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挥前述重要影响的。工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一定意义上又是导源于比传统农业更高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正如亚当·斯密对近代两大产业——工业和农业进行对比时说:“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循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2]此外，工业对机器及新的无机能量的使用推进了生产活动的集中，产生了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这也是工业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来源。(www.xing528.com)

G·费德曾对准工业化国家1964—1973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估算，假设国民经济各部门劳动投入和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资本从非工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5%。因此，钱纳里说“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3]。从某种程度上说，非工业国只要引进工业这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就可以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也正是基于此，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把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4]正是在这种突破性变化中，资源使用效率得以提高，社会产出不断增加。

近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大大推进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演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工业化(工业发展的过程)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工业化本身又是现代化内涵中最基本的因素。如果把现代化视作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工业化就是其中最早发生裂变的因子之一。这个因子的裂变带来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在思想层面开风气之先，进而引起社会建制的变迁，型构起一个自上而下的对近代工业发展起支撑性作用的现代制度架构。这也正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角度界定现代社会演进的理路，所谓手推磨塑造的是封建领主，而蒸汽机产生的才是近代的资本家。^[5]因此，对近代工业发展的研究不仅仅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经济近代化的程度，而且也是揭示社会深刻变革的一个切入点。

工业化概念本身内涵深刻、外延广泛，它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理论体系中的含义也并不一致。本书拟议中的工业发展问题在外延方面要窄一些，着重关注的只是工业发展中量和质的变迁，至于工业发展和意识层面、经济、政治、社会建制方面的关联则作为分析工业发展的一种结构性背景加以阐述。本书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工业化也只是指工业一个产业(作为一种能够实现更高收益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渐次推进的过程，并不过多涉及工业化的其他外延，比如工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等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