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古灵州雄风-吴忠辉煌篇

重振古灵州雄风再创新吴忠辉煌

——吴忠地区的历史文化“名片”

吴忠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直辖市。市辖一市二县二区，即青铜峡市、同心县、盐池县和利通区、红寺堡区。地处黄河上游、银川平原青铜峡水利枢纽河东、河西灌区各大干渠之首。屏山（贺兰山）、枕河（黄河）、地近大漠（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自古以来就是胡汉两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区域，因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塞上文化，被誉为“塞上江南”。

一、吴忠地区历史与建置沿革概略

（一）史前掠影

从青铜峡市鸽子山中石器文化遗址、同心县红梁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看，早在四五千年至一万年以前，境内贺兰山东麓和黄河两岸广大地区，已是古人类生活、劳动、繁衍的理想场所。又据民间传说，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距今四千多年的史前时代，大禹治水时曾来到这里，疏通了今青铜峡河道，使得原先河水四溢的泽国变成为广阔无垠的森林和草原，为后世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据今人研究，中国历史上确有大禹其人，他是治水英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创立者。虽然在他治水的许多传说中，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神话虽不能作为信史，但它也是文字出现之前的一种口传历史，既不能轻信，也不可轻否。因为如果我们脱去神话的外衣，便可发现许多真实历史的信息与元素。正如马克思所说：神话只不过是“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过的自然与社会形式本身”。换句话说，神话也是古人类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神话也就并不神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正史《史记》，载有大禹传，即《夏本纪》，记录了大禹在黄河中上游（今西北地区）治黄导河的事迹，说他曾“导河积石”。积石，指积石山，今名阿尼玛卿山，从青海省东南部延伸至甘肃省南部。还记载大禹在今六盘山和宁夏地区治理过渭河及其支流泾、沣、漆、沮等河。^[1]可见大禹在西北治水是有其事的。既然到过宁夏，也治理了黄河的支流，那么黄河本段的青铜峡当然没有不治之理。所以《魏书》说：艾山（在今青铜峡境内）“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2]，也不是妄说。据青铜峡本土《朔方广武志》载：青铜峡谷中有神禹洞，“相传神禹治水曾舍此洞”^[3]，乡人曾在洞口修建禹王庙以纪念之。我们若是把国史、方志和民间传说三者相结合，进行综合辩证分析，历史的真相也就或隐或现了——大禹于四千年前曾在今宁夏治理黄河，并劈山导水，让洪水顺畅从青铜峡流向下游，就不完全是神话了。

（二）宁夏北部第一县

正史涉及吴忠地区的文字记载，首见于《史记》，其《秦本纪》云：战国时，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年），“王游至北河”。又在《六国年表》中记录了同一件事，即“王北游戎地，至河上”。按《正义》的解释，所谓“北河”、“河上”，均指“灵、夏州之黄河也”^[4]。灵州、夏州的黄河段，当然包括今吴忠段黄河在内。当时，这一地区是朐衍戎所建小邦国的领地，秦王的到达，即标志已在戎地设立朐衍县了。至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又设北地郡，朐衍为其属县。县城可能是今盐池县柳杨堡乡张家场古城遗址。今吴忠市县区大部当属该县管辖。如果以秦惠文王巡视朐衍的时间作为建县的时间，则中原王朝在今吴忠地区第一次设立县级政权建置，距今已有2330年了，朐衍县应是今宁夏北部的第一县。

（三）黄灌区第一城

秦始皇扫平六合，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帝国以后，于三十二年（前215年）派大将军蒙恬率大军北逐匈奴，占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因河为塞”，设县、移民，进行开发。次年（前214年），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设立富平县，上隶北地郡，下辖区域相当于今宁夏引黄灌区河东广大地区。设县、建城距今2224年。富平县是今宁夏北部黄灌区的第一县、第一城。说明宁夏北部由牧业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并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是由富平县的设立为标志而起步的，著名的秦渠或许滥觞其间，故被后人称为秦渠。

（四）灵州——塞上江南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尤其是汉匈战争以后，今宁夏地区进入农业大开发、大发展的快车道，农业开发由河东扩展到河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在富平县境内增设灵州（洲）县。为什么新县取名为“灵州”？因为县城筑在黄河州岛之上。据《汉书·地理志》《师古》解曰：“水中可居者曰州（洲）。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5]同时，在河西灌区亦新设灵武县（治今青铜峡邵岗）、廉县（治今平罗县下庙乡）。时宁夏北部之富平、灵洲、灵武、廉和朐衍五县，均归北地郡管辖。

东汉末年至隋统一的300余年间，中原动荡，西北失控，城头屡换大王旗，富平县亦被迫内迁（今陕西富平县即是），黄灌区先后被北方鲜卑、匈奴、羌、突厥等游牧部落占领，大部或部分先后成为魏、晋、赫连大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的控制区，县迁民逃，农业水利毁于战乱，农田变牧场，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期间于北魏和北周间，农业经济也有过一段局部的发展。大夏国统治宁夏时，曾废农业，改灵州为牧场，灵州古城变为“果园城”。北魏灭大夏后，于太延二年（436年），在果园城设薄骨律镇。镇将刁雍上任后，安置胡汉人民，大兴水利，大办屯垦，使黄灌区一度又成为北方的主要粮仓。北魏孝昌二年（526年），薄骨律镇仍改为灵州，但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时，东魏势力鞭长莫及，遂将灵州建置与官民迁往河东晋地，先后寄治汾州（今山西汾阳）、宁州（今山西介休），侨设灵州、灵武郡。公元551年，北周取代西魏，重新设立灵州，并置总管府，领普乐（今吴忠利通北）、怀远（今银川东郊）、历城（今平罗陶乐西南）、临河（今址不详）四郡，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北部黄灌区各市县。北周宣政元年（578年），北周打败南朝陈国，陈国大将吴明徹所部数万人被俘，北周将这批南方官兵集体北迁，安置于灵州境内进行屯垦。因大批南人集体迁居于灵州地方，故北宋乐史在他编著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写道：“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6]后北宋大臣曾公亮等在他们主编的兵书《武经总要》中，又将“塞北江南”的指位扩大至河西怀远。书中在怀远镇条下写道：“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7]可见，所谓“塞北江南”既指文化、风俗，又指景观、物产；既谓河东灌区，又包括河西灌区。后人又把“塞北江南”，习呼为“塞上江南”，而且所指范围扩大到整个宁夏北部的沿黄灌区各市县。

（五）灵州盛衰

隋唐王朝建立后，结束内乱，国家走上统一，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盛唐盛世，也是灵州的最辉煌时代。唐朝在全国分设道、州、府、县四级政权。今宁夏南北全境均隶属于关内道管辖，即相当于京畿核心区域。北部各县基本上归属于灵州。隋唐大业三年（607年），改灵州为灵武郡，下辖回乐（今吴忠利通境内）、弘静（今永宁望洪境内）、怀远（今银川东郊）、灵武（由今平罗陶乐境内，迁回今青铜峡邵刚境内）、鸣沙（今中宁鸣沙）、丰安（今中宁石空境内）等6县，灵武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河东，与灵州重合。但河西灵武县仍然存在，郡、县并立，县归郡管。唐肃宗灵武继承皇位就在这个灵武郡，唐乾元元年又改回灵州。灵州治回乐县，为前薄骨律镇旧址，原城址后被黄河汎毁，遗址大约在今利通区古城湾一带。灵州是京都北大门，中原屏障，国之巨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在灵州曾设总管府、节度大使，名为朔方节度使，时称“天下第一军镇”，相当于今天的全国第一大军区。肃宗在灵武登基后，灵州一度升格为大都督府，享受陪都的地位，是所谓“肃宗中兴”和再造李唐的发祥地，成为当时西北乃至北方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城市。

北宋初，灵州建置与管辖范围没有太多变化，只是各县多改名为镇。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部首领李继迁攻占灵州了，并将其作为他的总部，称“西平府”。后驻翔庆军，行政建置仍称灵州。天禧四年（1020年），党项首领李德明将总部从灵州迁往河西怀远县（改称兴州）。景祐五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州称帝，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大夏国，升兴州为兴庆府，作为都城。从此以后，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地位由河东的灵州转移至河西的兴州（今银川）。灵州地位下降为一个普通的属县，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朝和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今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六）灵州、灵武合一

明代，宁夏北部实行军政合一的卫、所、堡制军事化管理体制，不再设立府、州、县地方行政官衙，原灵州、灵武等州县均不复存在。河东灵州改为灵州千户所，因黄河水害，所城（即古灵州城）曾三迁，终于在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移建新址，即今灵武市旧城。清朝仍设灵州，属甘肃省宁夏府管辖，但辖地进一步缩小，于州境先后析置花马池分州（今盐池）、宁灵厅（今吴忠金积）和平远县（今同心）。民国初，改灵州为灵武县，宁灵厅为金积县，花马池分州为盐池县，平远县为镇戎县（后改豫旺县，再改同心县），均为新成立的宁夏省直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设吴忠堡市，归灵武县管辖，旋升改吴忠市，为省管市。1954年4月，成立宁夏河东回族自治区（后改吴忠回族自治州，治吴忠市），下辖灵武、金积、同心和吴忠四县市，上归甘肃省管辖（因宁夏省建置撤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吴忠回族自治州同时撤销，吴忠市为自治区直辖市。1960年撤销金积县，划归吴忠市和青铜峡县。1963年改为吴忠县。1972年设立银南地区，辖吴忠、灵武、盐池、青铜峡、中宁、中卫、同心七县。1984年再改吴忠县为市，仍归银南地区管辖。1998年5月，银南地区改为吴忠市，原县级吴忠市改为利通区。新吴忠市辖青铜峡、灵武、盐池、同心、中宁、中卫和利通区七市县区以及红寺堡扶贫扬黄移民开发区。2002年10月，灵武市划归银川市管辖。2004年2月，设立地级中卫市，中宁、中卫划归中卫市管辖。2009年新设红寺堡区，至此，吴忠市下辖青铜峡市、盐池县、同心县和利通区、红寺堡区五市县区。

二、吴忠地区历史上的闪光点

（一）秦汉富甲天下的“新秦中”

吴忠地区是中原王朝在西北率先进行农业开发的示范区，境内有今宁夏北部的第一县（朐衍县）和沿黄第一城（富平城），该城曾一度作为北地郡的治所，地位显赫。秦汉间，又是第一批内地移民进行屯垦戍边的地方，开创了引黄溉田的灌溉农业，今留下的秦渠、汉渠、汉延渠和古高渠等古渠名称，应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和“化石”。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大军北逐匈奴后，夺取“河南地”，“因河为塞”、^[8]“城河上为塞”。^[9]次年（前214年）设富平县，进行修渠和农业开发，拉开了宁夏开发的序幕。此时，黄灌区河西与贺兰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秦军尚未有效控制，当然也还没有进行开发。进入西汉以后，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在河东增设灵州县，加大开发力度。在汉武帝执政时，经过五次对匈奴的战争，制止了匈奴南下内扰的势头，开始向“河南地”大规模移民，进行全面开发，“河南地”的农业生产得到飞快发展。所谓“河南地”，因黄河在宁夏出青铜峡口后拐弯北流，吴忠应是“河东地”。这片“河南地”就是后来的“河套”，宁夏是河套开发最成功的垦区，其首善之区当属富平、灵州。当时的河东垦区，由于“数世无战乱，不见烟火之警”，呈现出“冠盖相望”、“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畜牧为天下饶”的繁荣富裕景象。^[10]整个“河南地”新灌区被誉称为“新秦中”。秦中，原指京畿地区的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新秦中，比喻在“河南地”又出现一个新关中、新的八百里秦川的天府沃区。甚至时人把“河南地”、“新秦中”这个“饶谷多畜”的新兴经济区称为“新富贵”的代名词，按照今天的话说，“等于再造一个八百里秦川的新关中”，“河南地”成为汉代国家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作出独特的贡献。

（二）盛唐天下第一军镇的灵州朔方节度使

唐朝与汉朝一样，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王朝，史称“强汉”、“盛唐”。今吴忠地区在有唐一代，战略地位愈加重要，为造就盛唐盛世的伟大帝国，建立过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殊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唐太宗李世民在灵州主持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团结大会”。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在解除了突厥边患以后，不对北方民族诉诸武力，而采用积极友好的民族政策，并抱病亲赴灵州，会见北方各兄弟民族代表、首领，共商和平大计。大家纷纷表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愿得天至尊为奴等作可汗，子孙常为天至尊作奴，死无恨”，公推唐太宗为“天可汗”，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李世民十分高兴，即兴作五言诗一首，内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恨千古”之句，并勒石纪念这一次民族大团结的旷世盛会。从此以后，西北边地与内地融为一体，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局面，把盛唐的繁荣富强推到了顶峰，给胡汉各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二，灵州朔方节度使威震北国，系社稷安危于一身。朔方节度大使驻灵州。时灵州的地方行政隶属于关内道，下辖回乐、鸣沙、怀远、灵武、弘静（保静）、温池等六县，有户11450、口53163。另外，还有一些羁縻州，统称“六胡州”，散驻州境。关内道往往由太子、宗室和重臣管领。朔方节度使下管九军六城（朔方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新昌军、天柱军、宥州经略军、横塞军、天德军、天安军；中、东、西三受降城和丰宁、保宁、乌延三城）以及新泉守捉，指挥兵力64700余人，有战马24300余匹。后又兼度支营田使、关内盐田使、六城水运使和关内道采访处置使以及领押诸蕃部落使、闲厩宫苑监等职。领辖地区不断扩大到泾（今甘肃泾川）、原（今宁夏固原）、宁（今甘肃宁县）、庆（今甘肃庆阳）、陇（今陕西陇县）、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丹（今陕西宜川）、延（今陕西延安）、会（今甘肃靖远）、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麟（今陕西神木）等十二州，还兼管河西陇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采访使、河东节度使、邠宁与鄜坊两节度使以及西平郡（今青海乐都）太守、判武威郡事等，实际上集政、军、财大权于一身。朔方节度使曾佩四将军印，官称朔方、灵、盐、丰、夏节度大使。权大位显，西北一统，全国首屈一指，故史称“朔方军高天下”，为唐代天下第一军镇。由于它“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管握，自国初以来未有也”，所以到“安史之乱”以后，唐室的命运至少一半握在朔方节度使手中，灵州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朝野和全国的神经。

其三，唐肃宗灵武登基，灵州升为陪都，成为大唐王朝中兴发祥的圣地。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率15万大军叛唐，很快攻占河北十三郡地和唐室“两京”（洛阳、长安），次年称帝，国号燕，改元圣武。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向四川亡命。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境内），军队哗变，要求处死杨贵妃。当地军民又跪求，请皇上留太子李亨领导平叛，收复京都。天宝十五年（756年）元月，太子李亨带领儿子李豫、李倓等一小队人马，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出发北上，六月十九日抵达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原州），正在徘徊“未知所适间”，时朔方军留后杜鸿渐得知此情后，即与驻灵州六城水运使魏少游、关内盐池判官李涵、朔方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等会商。分析道：“今胡羯乱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于巴蜀，皇太子理兵于平凉。然平凉散地，非聚兵之处，必欲制胜，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间，西收河、陇，回纥方强，与国通好，北征劲骑，南集诸城，大兵一举，可复二京。雪社稷之耻，上报明主，下安苍生，亦臣子之用心，国家之大计也。”^[11]会商后，他亲拟奏章，具陈兵马招缉之势和朔方军的兵力、军资、仓储以及府库银数等详情。派李涵火速赶赴平凉郡城求见太子，面陈机宜，力劝太子北上朔方。正在太子难下决断之时，恰遇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回京赴御史新任途经平凉，他对杜等的形势分析极表赞同，亦恳请太子不要犹豫，立即北赴灵州，大展宏图，并表示陪侍太子同行。至此，“太子大悦”，决心北驰。李涵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杜。杜等随即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修缮行宫，制作仪仗，为护驾官吏将士筹划住所。一切就绪之后，他又同灵州官绅各界，带领朔方劲兵和慰问品，亲至鸣沙边界白草顿迎谒与慰劳太子一行。但当太子行至丰宁（治在今宁夏中宁黄河北）境黄河南岸时，太子看到黄河天堑险固，突然临时打算渡河到丰宁城去，认为以河为险可保丰宁。杜鸿渐当面向太子进言道：“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处，今回纥请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坚守，以待制命。其中虽为贼所据，亦望不日收复。殿下整理军戎，长驱一举，则逆胡不足灭也。”^[12]太子又同意了他的看法，遂于七月九日进驻边邑大郡灵州古城。

太子一行安顿下来之后，杜鸿渐、裴冕、魏少游、李涵等，便按照太子的心思，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身进，展开了劝进活动。杜、裴等的劝进书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谷，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险，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百姓颙颙，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伏殿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13]李亨故作推让凡五六次之后，才以半推半就姿态，“勉强”答应群臣所请。于是杜鸿渐等立即布置登基大典事宜，所有供帐、銮舆和膳食、陈布之仪，均按宫廷帝制准备，并率在灵文臣武将操练君臣朝见之礼仪。另外，还赶筑了“受命宫”和祭坛。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南门城楼正式继承帝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父皇玄宗为“太上皇”。但这座灵武城并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灵武市古城，唐灵武城早已被黄河冲毁，遗址应在今利通区古城湾一带。

肃宗即位后，调集四方兵力，作反攻准备。时李光弼已回守太原。郭子仪也从河北撤退，率五万余人赶到灵州。聚集到灵武的还有西部一些郡县的地方武装。兵力稍集后，谋士李泌建议：从正面牵制敌军；派郭子仪、李光弼出师河北，让敌人与范阳首尾不能相顾，疾于奔命，伺机歼敌；再派兵从北面与郭、李配合夹击，攻取范阳；最后四面合击，收复两京。李泌认为，不出两年就可以消灭敌军，除掉北方藩镇之患。肃宗表面赞同，实际上并不听从，而急于要收复长安和洛阳，以显示他再造社稷的丰功伟业。所以当宰相房琯要求领兵收复长安时，肃宗立即批准。房琯崇奉释、老，专尚清谈，根本不懂军事。肃宗还任用两个同宰相一样虚浮的书生主持军务，并从河东调回郭子仪，命他统率大军反攻长安，以至于初战连连失利。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率所部和回鹘等借兵15万人在沣水东与敌军展开决战，歼敌六万余人，一举攻克长安。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死，代宗即位，命诸将和回鹘兵收复洛阳。历经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于是灵武就成为唐肃宗反攻复国，收复京都，实现所谓“肃宗中兴”的圣地。但宁夏各族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宁夏经济社会受到极大的破坏，不久，大片土地又被吐蕃军占领，而唐朝亦由盛转衰，进入藩镇割据的乱局之中。

（三）中国历史上民族自治的实验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大家庭。因受地理环境、气象条件、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从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两大民族，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其中又可以分出一些小的民族，但他们基本上是同根、同源、同祖的兄弟，即是西羌、东夷、北狄、南蛮以及他们的融合体“华夏”的苗裔，所以各民族一致认可的总称号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虽然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时有战争，但和平共处是主流，劳动人民之间的友好是本质。中央政府有时也推行过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推行一条比较正确相对积极的民族政策，取得过一些成功经验。在吴忠地区就留下了举办民族自治试验丰富的历史遗产。

汉代安定属国：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受到北方匈奴部落奴隶主贵族的严重威胁。当时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长期战争和秦始皇统一以后的横征暴敛、大兴土木以及秦朝末年的群雄纷争，中原广大地区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国力衰微，无力与强大的匈奴汗国对抗。所以汉朝皇帝从高祖刘邦开始，只得忍气吞声，一方面与匈奴“约为兄弟以和亲”，争夺和平时间，医治创伤，恢复经济；另一方面稳步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如大规模移民实边，有计划逐年充实边塞军粮储备；推行“马复令”，发展军马生产；训练适应干旱沙漠环境中作战的军队；研制新型兵器，提高武器质量等等。特别是“文景之治”之后，国力强盛，士腾马跃，原来汉弱匈强的基本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具有雄才大略的武帝刘彻继承帝位以后，为了彻底解除北方的边患，给边地各族人民群众带来和平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下决心举全国之财力、物力、人力，让中原的“带甲之士”与塞外的“控弦之士”进行一次大决战。因此，在他执政的54年中，就曾指挥汉廷将士与匈奴部族打了四十多年仗，严重消耗了匈奴各部的兵源、物资，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特别是元朔二年（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等部，大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并在此地设立朔方郡，募民垦种，大大加强了北边的防御能力。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等部再次奔袭河西，斩杀折兰王、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和相国，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汉军大获全胜。同年夏，霍去病、公孙敖等部又从北地郡（今宁夏银川平原黄灌区）出发，联手出击河西，又俘获右匈奴各部王、小王和王母、单于阏氏（王后）、王子59人和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连同前次，计歼敌四万多人，右匈奴势力受到重创。这时执掌匈奴单于庭（中部王庭）的大单于是第五代单于伊穉斜，他对于右匈奴二单于浑邪王、休屠王的两次失败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十分不满，并要追究其责任、严惩二王。同年秋，浑邪王、休屠王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二人商量决定内顺降汉。但是休屠王又中途反悔，开弓已无回头箭，浑邪王不得不杀休屠王并其众，率二部四万余人，号称10万军民，按原计划内徙归附。汉廷欢迎右匈奴来降，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万户，并在西北塞外五郡境内设置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个属国，安置匈奴各部落民众,其地域大约多在秦长城以北和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区域。其中北地属国就建立在今宁夏境内大罗山一带的红寺堡开发区和同心县的范围内。后因北地郡析置安定郡（治今固原），属国土地划归安定郡，亦改名为安定属国。又因治所在三水县（治今同心下马关红城水古城），也称三水属国。

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语言和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但是，朝廷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属国都尉”，进行监管，并且属国在政治上必须服务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军事上还须听从中央的统一调遣，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所以，属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汉族人民一起，作出自己的贡献。属国是秦汉时期民族自治管理的一种尝试，说明宁夏吴忠市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的大家庭，也是我国最早实行民族自治的实验地区。

宁夏考古工作者，曾于1985年在同心县距红城水邻近的王团乡和西河乡倒墩子等处发掘出20多座古墓，出土了“动物纹透雕细带饰、车马饰等物件”^[14]，经考证应为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从葬俗和出土部分物件分析，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所发掘的汉代匈奴墓葬的面貌基本一致，具有较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可能就是汉代匈奴三水属国留下的遗物，这对汉三水县和三水属国的治所也是一个佐证。

唐代“六胡州”与公主下嫁：

隋唐之际，中原王朝屡屡受到来自于北方突厥族的侵扰。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败突厥大汗颉利，其部落10万之众降唐。太宗接受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采取积极的民族政策，善待归附的突厥各部贵族和民众，把他们集中妥善分遣到北方从幽州（今北京）到灵州的广大地区，分别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进行安置，任命原突厥各部酋长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实行自治管理。其中东突厥著名的大首领阿史那社尔所率领的部族数万人被安置在灵州境内。唐廷授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将高祖李渊的大女儿衡阳公主下嫁给他为妻，封他为驸马都尉。后来唐廷又在北方特别设立6都督府和7州，对内附的铁勒、回纥等十三部进行安置，其中有1府5州地处于灵州境内。他们分别是：都蓝部居燕然都督府，浑部居皋兰州，阿铁部居鸡田州，跌结部居鸡鹿州，俱勃罗部居烛龙州，阿史德特建俟斤部居祁连州。今已知这些府、州大都建在灵州境内，但其具体地望已无考。

唐高宗即位以后，仍然坚持推行唐太宗执政时期的民族政策，还于咸亨三年（672年），在灵州境内设置安乐州（今同心和红寺堡境内），把原牧居于青海境内的吐谷浑王部众安排在这里。调露元年（679年），唐廷又在灵州、夏州南境和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南、宁夏盐池县以北一带新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个州（具体地望失考），以安置早已内迁的西域昭武九姓胡人各部落，史书称这些胡人为栗特人，故而其州就统称为“六胡州”。

唐朝设在边地这种带有自治性质的羁縻府州，不同于内地的州郡。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15]所以这些羁縻府州，一般都是只有州府之名，而无城郭之建和户籍管理，当然也就不承担赋税劳役。唐朝的羁縻州形式，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属国”制和魏晋以来的“都护”和“护军”制的发展。这种让少数民族（一般都是游牧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办法，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边政与少数民族事务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形式。

唐朝在灵州等地所设立的“六胡州”，主要是安置栗特胡人，他们来自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康国、米国、伊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和火寻、戊地等9国的部落。这些部落城邦国家的人民以善于经商闻名，长期以来，大多以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中西贸易业为生，一般都比较富有，所以也就成为唐朝边吏和将领们剥削的主要对象。

贞观九年（635年）底，唐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为河源郡王，吐谷浑完全依附于唐朝。诺曷钵，姓慕容氏，曾多次到长安。贞观十年（636年）腊月，诺曷钵赴长安晋谒唐太宗，请求娶唐公主为妻，唐太宗答应将宗室女弘化公主嫁给他。弘化公主（622～698年），是淮阳王李道明之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贤明聪慧，知书达理，美貌贤惠。她的墓志铭中写道：“诞灵帝女秀奇之质于涟波。托体王姬湛清仪于桂魄，公宫秉训胎敖之宸猷。姒幄承规挺璇闱之睿敏。”^[16]贞观十三年（639年）冬，诺曷钵到长安迎娶公主。翌年二月，唐太宗派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明和右武卫将军慕容宝护送弘化公主完婚，并陪送了大量珍贵妆奁。封诺曷钵为驸马都尉。永徽三年（652年），弘化公主请求入朝省亲，唐高宗派左骁卫将军鲜于匡济迎接。在长安，高宗又以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其长子，金明公主嫁给其次子。咸亨三年（672年），为避吐蕃侵压，诺曷钵与弘化公主迁往灵州境内，朝廷特设安乐州，谓“欲其安而且乐也”^[17]，妥善安置，以诺曷钵任刺史，让其自治管理。后因人口繁衍，又增设一个长乐州（今宁夏同心韦州境内）。垂拱四年（688年），诺曷钵病逝。弘化公主辅佐长子慕容忠治理长乐州。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封弘化公主为大周西平大长公主，又将其侄孙女武氏嫁给燕王慕容曦皓为妻。

圣历元年（698年）5月3日，弘化公主病逝于长乐州，享年76岁。灵柩于次年3月运抵凉州，3月18日葬于青嘴喇嘛湾诺曷钵王室祖茔墓地。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1936年5月，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组织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率红军主力部队向宁夏、甘肃挺进，执行西征战役。6月底，西征红军先后解放了宁夏南部的豫旺县（今同心县）和海原县大部。红军每到一地，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尽量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得到当地回汉群众的拥护。6月2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部攻占下马关（国民党豫旺县治所）之后，红十五军团曾帮助地方成立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刘昌汉任中共豫旺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临时政府下辖城关区、豫旺堡区、东南区（下马关东南滩）、甜水堡区、罗山区、毛居井区。(www.xing528.com)

8月，红十五军团又积极着手准备筹建预（旺）海（原）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工作，并成立以李富春、王首道、唐天际、程子华、王柏栋、杨奇清、马青年等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各项工作基本完成。同年10月初，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给毛泽东、党中央、各团体、红军各部队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半个城（即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主席台四周房檐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来自各区、乡的回族代表和各界人士共300人出席大会。大会开始后，有十多位各界人士向大会赠送贺幛、贺匾，发表贺词。大会进行三天，讨论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以贫苦农民马和福（回族）为主席的自治政府领导成员。大会还决定正式起用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和阿文、汉文两种字样的自治政府印章。自治政府的办公地点设在今同心城南15公里的王家团庄。自治政府管辖8个巩固区：半个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豫旺堡；4个游击区：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总人口三万多，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成立大会以后，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由贺恩宽任县委书记。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它是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人民的自治政权，是回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先声，也是党的民族自治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

三、承传信史，弘扬文化，服务当代，建设家乡

（一）要重视历史和由历史升华而形成的民族文化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未曾中断，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历史与文化是造就民族精神的土壤和根，是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灵魂，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家乡的地方历史与地域文化。如果忘却历史，就是刨断祖根，割断文脉，集体失忆，形同行尸走肉，国家、民族和家乡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行进的道路上，经过漫长的积淀，而渐渐形成的一种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人格行为。它就如同基因一样存在于全民族每一个成员的肉体内，融化在大家的血液里，潜移默化于每一个人的言行中。所以重视历史文化，承传历史文化，学习历史文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识。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主动与被动，无一例外都在参与历史之中。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乃至一言一行，甚至到举手投足，都无不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环境之中。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经过沉淀、冷却、凝固之后，也将是未来的历史，每一个社会的人也将要成为历史的人。经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历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毛泽东曾说过，今天是昨天的继续，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继续，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学习、继承和研究，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言必称希腊，数典忘祖，更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就是要符合中国的舆情和人文，即国情。其实古代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18]现在，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他说：“领导干部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19]因此学习历史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二）要重视家乡历史与文化的整理、承传、宣传

重视祖国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国，是家和乡的综合体，家有谱，乡有志，国有史，这三种形式与层次的历史文化载体，荟萃了全国各地和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也是中国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今天，适逢盛世，我们这一代人更应当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的、家乡的光荣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更不能数典忘祖（也不能数典戏祖）搞民族虚无主义，或者仅仅停留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认识层面上。因为历史文化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带根本性的大计，是产生内在原动力的核子，是促进社会一切层面上的科学发展的软实力。只不过它的表现和作用是隐形的，但却是长效的。

吴忠市委、政府和许多部门，在承传家乡的历史，弘扬地方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盐池县、吴忠县和同心县是20世纪在全国率先自发开展修志的地方。盐池县于1982年组织修志，1984年完成县志总纂，于1986年正式出版。《盐池县志》是宁夏出版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全国第一批新方志，影响很大，老前辈曾三亲自给《盐池县志》题词：“盐池是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盐池县志的出版将受到子孙后代的特别欢迎。特表热烈祝贺！曾三1985年4月。”市委、市政府较早提出“唤醒城市记忆，接通地方文脉，珍惜历史遗产，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部署，取得了许多喜人成绩。但是，从一个建城有2224年历史的地方，又在历史上长时期位居京都门户，北国巨防，号称“塞上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地的地位来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与大吴忠市的地位也有差距。我们应该有重振古灵州雄风的大志，为建设宁夏，为发展家乡创造辉煌，再立新功。

另外，还想就吴忠地区的历史文化，再谈两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历史人物。对于家乡的历史，既要弄清历史脉络、建置沿革、行政区划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与此同时还要把对于家乡作过重要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挖掘出来，整理他们的生平事迹，表彰他们给国家和家乡所做的贡献。因为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人的活动，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只有他们才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人与自然斗争、阶级斗争和人们从事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活动的历史。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历史将是死寂的、苍白的、虚幻的。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0]。毛泽东则说得更加明确肯定，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批判“英雄史观”、“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同时，也并不否认英雄豪杰、领袖人物和社会精英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特殊作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代表人物，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潮流之前，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运动方向，指导人民群众总结顺应时代前进的方法和策略，进而带领广大人民与时俱进，推动历史沿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轨道上前进，这就是少数人民英雄对于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在中国的治史传统中，无论是口传史中的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伏羲画卦、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和三皇五帝的故事，还是文字史书中的帝王本纪、名人传记和各种年表，其内容都是以人物为主体，记录与传颂着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代表性人物。人民，既然是历史的主人，那么总结、记录家乡的历史文化，就不可忘记历史上家乡所涌现出的一些名人。现在吴忠市准备建立一处“历史名人雕塑广场”，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既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也是宣传家乡的一个窗口。古人认为，历史人物是一面镜子，可以起到“鉴古、知今、育后人”的作用，还说过“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与地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家乡的伟人、善人、能人、好人和大人物、小人物等，都应当表彰。选择的标准，以对社会贡献为主，以业绩为主，以近现代为主，以乡籍为主。也不要忘记民间所谓“小人物”（如研制黄酒的张寡妇）和客籍人士。总之，坚持标准，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亲、不唯钱，公正、公认，大胆为他们树碑立传，以发挥“人镜”的作用。把乡贤人物树起来，家乡的历史自然就鲜活起来了。但是，人物的表彰也是一件比较敏感和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事。因此要慎重，应有入选标准。举例如马化龙和董福祥这两个重要人物。

马化龙：清朝同光年间，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抗暴斗争的杰出领袖。这场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生存、平等和自治，斗争的对象是清廷，而清政府当时已沦为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理所当然是人民革命的对象，所以马化龙领导的斗争，其性质应该属于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延续，总体上应包括在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的范畴内，是近代史上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值得肯定，当然其领袖也应该得到肯定。至于有人说马化龙是大地主、大牧主、大商人，不敢肯定。关键看他站在历史潮流的位置和他所斗争的对象代表什么阵营。其他都不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决定性因素。马化龙是宗教人士，按照回族伊斯兰教的习俗，如果不宜塑像，是否可以采取变通方式表现，要征求回族群众和宗教界的意见。

董福祥：同治初汉族反清民团的首领，曾与回民军并肩战斗。投降清军后，充当镇压金灵等地回族人民运动的一员干将、急先锋。但他当时官衔为“五品军功”（虚衔、非职）。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降，九年清军攻占金积堡后，才“超授都司”之职（清绿营领营军官，位次游击，相当今营长），属于中下级军官。作为降将而被驱使“打头阵”、“当炮灰”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这笔账主要应记在清军上层和清政府满洲贵族的身上，更何况，战争中的敌对行为一般也不宜追究个人的责任。董福祥的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陇东造反，与回民军共同抗官护民；投降清军，充当镇压回民军打手；西征新疆，为祖国领土完整立下大功；抗击“八国联军”（主要依靠回族马队官兵），在反帝斗争中再立新功；罢官后居住金积堡，约束旧部，与四乡相处较融洽，与伊斯兰教名人马元章相交友善，为家乡安定团结、经济开发和救灾等方面做过一些好事，基本上保持了大节和晚节。综合考察，董福祥功大于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国家正史为他立传（《清史稿》有《董福祥传附张俊》卷455）。家乡回避或抛弃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名人是否合适？应从大局出发，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小理论服从大道理，多做思想工作，放宽胸怀，妥善处理。另外，还希望解放思想，拓宽视野，眼睛向下，注意表彰民间“小人物”。

总之，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尊重历史，把人物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大环境、大是非和社会主要矛盾中去把握，不能以今天的观念去苛求古人，更不能只以局部利益，甚至是以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爱憎来定取舍，切不可不看大节、主流和变化，用一成不变的眼光，以点代面，以片代全，抓住一点，无限上纲而不及其余。概括起来，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二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三看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特别是对于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是否有好处，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进步是否有促进作用。

第二个问题：关于红军三大主力在同心城的会聚。我与一些同志认为，宁夏地区红色文化这一块，资源丰富、层次高、宣传弱、待开发。“三军会聚同心”就是一例。能不能把同心作红军三大主力的最后会师地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因为红军长征途中，先后有过七次会师壮举，只能说每一次都有自己的意义，而不能是一次否定一次。但是作为红军最后的大会师，只能有一次一地。中央和党史、军史原认定1936年10月9日是红军会师纪念日，地点在甘肃会宁。但这次会师实际上只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会师的部队也只是时称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的一师（师长陈庚、政委杨勇）。当时红二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尚未到达甘肃，何来三军会师？可见会宁会师只是局部会师。后来在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会师60周年活动之际，由于西吉县委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的努力，得到中央同意，又把1936年10月22日作为会师纪念日，会师地点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时属甘肃隆德县）。给宁夏争取到荣誉，其功不可没。而实际上这次会师也仅仅是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的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与红二方面军的会师。

1936年11月7日，红军三大主力会聚同心城，并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举行庆祝三个方面军会合、誓师抗日即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三大主力部队才实现了在同心城会聚，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完全大会师。。

参加同心大会聚的红军领导人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和西方野战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另外，地方上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等也出席了大会。关于此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是否来到同心，仍有分歧，多数人认为到了同心，仍要继续研究。请注意，人们一般对于会宁、将台堡两次会师的表述是“作为（视为）”三军大会师的，而且还是会师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党史、军史上给予了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22]。可见，从规模和层次上来看，同心才是三个方面军直接全面大会师的地方，而且是红军总部与三个方面军最高领导人的会聚，所以才认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三军大会师。但是，为什么这个重大的革命事件问题一直没有真正最后得到解决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一，战争年代受局势所限，有些事还来不及去做；其二，中央、中革军委已于1936年10月10日给会宁会师发了“三军会师贺电”，这时红二方面军虽然仍在长征途中，而急于宣布“三军会师”，是不是为了给革命造势呢？其三，甘肃将台堡的行政区划几经变动，当时分辨不清，误认为将台堡亦属会宁县；其四，联系到党史、军史对于红军西征的研究和宣传原先很不够的事实，是否与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张国焘、彭德怀有一定的关系呢？不过正因为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所以才给后人留下了继续研究的机会与空间，也才有前“会宁会师”和后“将台堡会师”的相互补充，也有争取同心为最后大会师地的可能性。

怎样对待同心城“会聚”与“会师”的问题？我想还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

1.尊重历史，搞清史实，辩证分析，科学结论。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目前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两地实现会师的结论要服从、执行，但并不妨碍我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仍然可以挖掘史料，进行理论探索，统一认识，争取有新的突破。

2.研究中不要在思想上先给自己设立障碍，排斥异见、无视新解。相反要带着感情研究它，会宁会师、将台堡会师之后再争取一个“同心大会师”，不是好事吗。这是西北人民、宁夏人民的光荣。好事就得多磨，好事就要争取，有些人何必想不开呢，“将台堡会师”不是在一些人的“想不开”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吗。

3.研究同心会师，绝不意味是要否定其他几次会师，每次会师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革命环境中具有重大意义和历史功绩，都应载入史册。

4.要把“同心会师”的学术研究、一般宣传与组织出面做工作结合起来。学术界的研究、民间的呼吁固然重要，但最终还要看党政领导部门的争取工作做得如何。将台堡会师的认定，江泽民同志亲自给将台堡会师纪念碑题写碑名，就是组织出面，做了大量争取工作的结果。如果当时没有西吉县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宣传部等权威部门的努力，没有一批像西吉县委书记王永忠、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邵予奋、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怀武等人的组织和奔走，新会师地是不会自动走来的。今天同样，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把同心城定为红军三大主力最后的大会师地，符合历史，理由充足，时机成熟。但是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由中央表态，这就要按组织程序办，从县委、市委到自治区党委（包括各级相关业务部门），都要把争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主要领导出面，争取给宁夏人民办成这件有意义的大事情。如果单靠民间和学术界在那里敲敲边鼓，希望是渺茫的。

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以来，吴忠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但是，成绩将要载入史册而成为过去，历史又要翻开新的一页。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征程中，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更有作为，也一定能够重振古灵州雄风，创造新吴忠辉煌。

【注释】

[1]《史记·夏本纪》卷2

[2]《魏书·刁雍传》卷38

[3]《朔方广武志·古迹志》卷上

[4]《史记·秦本纪》卷5

[5]《汉书·地理志》卷28下

[6]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

[7]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8下

[8]《史记·匈奴列传》卷110

[9]《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

[10]《汉书·匈奴传》卷94下

[11]《旧唐书·杜鸿渐传》卷108

[12]《旧唐书·杜鸿渐传》卷108

[13]《旧唐书·肃宗本纪》卷10

[14]许成、董宏征：《宁夏历史文物》.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新唐书·地理七下》卷43下

[16]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旧唐书·西戎·吐谷浑传》卷198

[18]《旧唐书·魏征传》卷71

[19]胡锦涛同志2003年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马克思全集》第2卷第118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22]邵予奋：《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