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城头不断更换大王旗。面对这样的现实,知识分子们十分无奈,他们或卖身投靠,或远离政治,鼓吹什么脱离现实与深奥莫测的玄学而流于一派清淡,更有退居深山老林当起了隐士者,离开政治舞台,放弃了对官场利禄的追求,静下心来,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集中使用到治学的领域,从而在文化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如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荀悦为代表的新体文学(编年体史著),以裴秀为代表的地图学,以刘徽为代表的数学,以张华为代表的博物学,以郦道元为代表的地理学,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大家,以王叔和、皇甫谧为代表的医药学等。另外,举世闻名的佛寺石窟与壁画艺术,也大多始凿于这一时期;还有贾思勰的农业科学名著《齐民要术》,左思的文学名著《三都赋》和司马彪的《续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同样也产生在这个时代。期间,宁夏地区同样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成果,其中独到之处,并不逊于中原。
一、著名文化人物
(一)梁鹄
字孟皇,生卒年月不详。曹魏间书法家。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市南部)人。是固原梁氏家族的后裔,一生经历过东汉、三国、曹魏三个历史时期。以“举孝廉”步入仕途,初任郎官(原指皇宫中的行廊。后把帝王的侍从官称郎。再后又把皇帝身边有专门学问,随时建议,以备顾问、差遣的文人称为郎官)。后入“鸿门下”(又称“鸿都门学”,是在京城设立的专习辞赋书画的高级学校,学生都由州、郡三公举送,毕业后大多被任命为高级官员,是古代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高级干部学院”)。梁鹄学习期满,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刺史,又改任侍中(初为皇帝身边侍应杂事官,南北朝地位上升,具有实权,称为“小宰相”)。因为汉灵帝喜好书法,所以对于这位善书法的臣子特别宠幸,不久,就提升为选部(后改为吏部)尚书,掌握选人用人的大权,相当于今组织部长。
梁鹄师从南阳(今河南南阳)籍大书法家师宜官。师以“八分书”(即魏碑隶书)见长,梁亦专攻“八分书”。师宜官嗜酒,酒后挥亳,无拘无束,狂放不羁,多为上品。而且酒后喜在墙壁上、字板上书写。梁鹄了解到师父的这一习惯以后,就每每先备字板,设下酒局,“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梁用此法得到许多师宜官的上乘珍作,然后精心揣摩、研究,就这样他得到真传,书艺大进,其书“龙威虎振,剑拔弩张”,也成为当时“以善八分书知名”的大书法家。他与师父各有所长,师善小字,梁善大字,各领风骚,双双领军书界,誉满天下。三国时期,坚持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们,多不愿为叛汉的曹操服务。而同样十分喜爱书法的曹操却十分尊重这位书法界新秀,让梁鹄担任洛阳令的高官(京都行政长官),但梁鹄却背曹投奔荆州汉宗室刘表门下。后曹军南下破荆州,梁鹄惧而自缚请罪。曹操不忍杀这位书法家,给他一个署军假司马的头衔。司马之职多为同级官署综理一切军政事务大权的实权人物,类似今天秘书长之职。梁鹄的“假”司马,只是曹操丞相府的一名掛名司马而已。曹操再次得到梁鹄,视为珍宝,不仅府中公文多出自梁手,就连曹的办公室、卧室之中都处处悬掛梁的书法作品,曹操朝夕赏玩,看个不够。曹操父子也都是造诣不凡的书法家,对书法颇有研究。据曹操的评价,梁鹄此时书法水平已超过了他的老师师宜官,所以曹氏对梁鹄的书法偏爱、推崇备至,造成魏晋时期,洛阳宫殿、主要衙门的题署大多出自梁鹄之手,按照现在的话说,在京城形成一股“梁鹄热”。
(二)博玄
博玄(217~278年),字休奕。晋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祖籍灵州(今宁夏吴忠利通境内)人,东汉名臣傅燮之孙、大臣傅干之子。在东汉末战乱时,灵州官府侨迁泥阳(今陕西耀县境内),故史书在记载他是泥阳人的同时,又补称他是“北地人”。东汉时北地郡治在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利通境内),所以傅玄应是宁夏人。
傅玄在魏晋时期担任过魏朝弘农太守、散骑常侍,封鹑觚男。晋朝时期又担任过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进爵鹑觚子。死后被追封为清泉侯。著有《傅子》、《傅玄集》数十万字。对前代诸家学说和“三史故事”进行精彩评说,惜均告佚。明人张溥缉有《傅鹑觚集》,清人方浚师也有集校本传世。另外,在诗歌方面,傅玄以乐府诗见长,其作品除一小部分为宫廷宗庙歌功颂德之作外,大部分诗作内容都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尤以妇女题材的作品受到今人的广泛重视。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秦女休行》、《西长安行》等代表作,体现了汉乐府和建安文学的风格。他对诗歌体式也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创作了一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和许多语简情深、清丽上口的小诗。傅玄的诗歌虽然总体特点有古朴健劲的风格,但是不少作品的仿古痕迹较为明显,尤以恪守汉魏气调为重,在时代创新上表现不够,对后世诗坛的复古风气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墓葬文化
(一)北魏墓葬漆棺画
1973年夏发现(在原固原县城南东岳山脚下,清水河东岸坡地上)、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漆棺画,是我国北朝画迹的重大发现之一。据权威部门审定,此墓应在太和十年(486年)左右,所以论定为北魏墓葬。它是鲜卑民族的遗物,属北方“胡”文化范畴。这是一座夫妇合墓葬,墓主人是鲜卑贵族。其男主人的棺具为漆棺,棺板上留有精美的漆画,系由棺盖漆画、棺前挡漆画和棺侧板漆画组成。漆画内容包括孝子故事绘画、狩猎图和装饰图案,整个绘画纤美流畅而奔放,人物的动态夸张,精神面貌表现得自然得体,各不雷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画中所描绘的各种动物也是形象生动、夸张,相互各异,是同类绘画中难得一见的珍迹。
漆画的艺术特征与学术价值:
第一,此类漆画的内容虽有悠久的历史,但过去发现的漆画大多偏重于宗教艺术内容,而固原漆棺彩画为反映少数民族的风尚习俗,连同它的绘画风格和实用工艺,都是此前所少见的,也是北朝美术古实物的重大发现,其意义非同一般。
第二,漆画中表现的孝悌故事,并以不分界的连续情节画面反映故事的内容,以前虽早有发现,而固原漆画中的孝子故事画,是由具有连续性的单幅画面构成,但每幅画面又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并加边框榜题,用以说明画中的内容。每幅画还用三角火焰相间隔,构成完全独立的画幅,每幅的大小、形式又整齐划一,且内容丰富,情节完整,故事性极强。说明固原漆画的孝子故事已具有多幅格局统一的连环形式,把原来表现片段情节发展成为首尾俱全的连环故事画。因此固原漆棺画中的孝子故事图,也就成为我国后世独立成幅连环画艺术形式的第一例,在我国连环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第三,孝子故事虽是汉族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但固原漆棺画中的孝子人物均着鲜卑族服装,是用艺术形式形象反映当时民族融合不可多得的社会历史资料。另外,画面的某些细节既不同于内地,甚至也不同于西北的汉族地区,而却仅见于高句丽(今东北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江和朝鲜平壤一带)墓壁画中。画中在表现孝子舜的故事时,又多次出现这位华夏人祖先的裸体形象,这种反传统的艺术构思,在内地和汉族画家作品里是绝不会出现的。说明作者可能是西域人或就是鲜卑人。这一点对研究西北地区绘画史、各民族艺术交流和中西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此外,固原漆棺的髹漆工艺也很有特点。髹漆虽然在我国是一种传统工艺,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用于葬具之上,在殷商时代也有所发现,但是到汉代以后,在葬具上,尤其是棺椁采用髹漆绘画已是很少见到了。固原漆棺不仅让后人开了眼见,而且制作方法(包括贴金工艺)的水平都非常高,给今人进一步研究贴金、措金在绘画艺术中的运用,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固原北魏漆棺,无论是其形制与绘画艺术和髹漆工艺,以及它在历史文化、民族学、宗教学、中西交流史诸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重要的意义。因此,漆棺画被定为国宝级的重要文物。
(二)北周李贤夫妇合葬墓
1983年9月,宁夏博物馆和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联合对位于固原县城南郊深沟村南约500米处的李贤夫妇合葬墓进行发掘。
在李贤夫妇合葬墓的近千件出土文物之中,有三件属于国宝级的稀世珍品,分别是鎏金银壶、碧绿玻璃碗和青金石金戒指,三件宝物都出自女墓主人吴辉的棺内。
鎏金银壶为银质,表面鎏金,口部椭圆形,带一鸭嘴流,单把,壶把两端分别铸有羊头与壶身连接,把上方雕铸一深目高鼻的人头像,长颈、长鼓腹单板、高圈足,壶颈部、足部分别圈饰突起的乳钉连珠纹,壶身锤一周突起的人物图案,共六人,两人一组,一男一女。内容为希腊人物故事,表现了英俊战士得到美女爱慕的情景。壶通高37.9厘米,最大腹经12.8厘米。据专家研究,银壶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高级工艺制品。此壶是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西亚银壶中最为完好的一件,非常珍贵。
玻璃碗质薄透明,呈碧玉色,直口、圈底、矮圈足,外壁饰两周平头凸钉纹,上下交错排列。此碗是迄今我国发现的玻璃碗中最为完整的一件。据专家研究认定,也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器皿,可能出产于伊朗北部吉兰地区。
金戒指,上镶青金石,石上微雕一双手上举跳花绳的人像,工艺十分精致。据专家研究,青金石产于伊朗与阿富汗交界地区,说明此枚戒指也是来自西亚国家。
上述三件出土文物,可以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与西域、中亚友好往来的宝贵实物佐证,同时,也说明宁夏,尤其是固原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三、须弥山石窟艺术
石窟寺院的修造起源于印度,原是僧徒礼佛的祠堂和僧房,洞窟内往往开凿佛龛,并饰以图案、雕刻和艳丽的壁画。东汉间佛教传入中国,石窟的营造便在各地开展,从北魏开始,随着佛教广为传布,修建石窟也达到鼎盛时期,一些帝王和贵族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修石窟,并伴随石窟造像题记、碑刻,留下许多精美的书法作品和大量璀璨的佛教艺术,为我国艺术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我国的伟大艺术宝库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固原的须弥山石窟,属于佛教石窟寺,也开创于北魏,后经北周、隋的陆续开凿,到唐时达到全盛。宁夏的须弥山,古名石门山,是陇山山脉(今六盘山脉)余脉,位于固原市原州区西北部55公里的清水河西侧,主峰海拔2108米。古代满山松柏,“红柳松涛”为当地“八景”之一。清水河支流绕南端而过。石窟修在南坡和东坡。南坡凿有弥勒佛像坐像一尊,气势雄浑,高20米,比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中最高的造像还高出两米,为全国之最。南坡有石窟一百三十多孔,其中有二十余窟保存较为完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宁夏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须弥山之东坡石窟大多开凿于山麓东南向的崖壁上,自南而北分为八区,分别是:大佛楼区、子孙宫区、圆光寺区、相国寺区、桃花洞区、松树洼区、三个窟区、黑石沟区。编号洞窟132个(其中造像保存较好有20窟),佛龛113个,造像315个。属于北魏至隋的洞窟56个,北周开凿的石窟数量最多,保存也较好,在石窟群中占有重要地位。北魏开凿的石窟多为单间、方形,室内有直通窟项的方形塔柱。造像有一佛二菩萨。人物面容清瘦,呈现出“秀骨清相”的风格。其中主佛着双领下垂大衣,用密集的平行阴刻线条表现衣服纹饰。北周的石窟形制除基本保持前代设计外,又出现方形覆盆式顶窟。造像也出现单窟主佛、一佛两弟子或一佛两菩萨的配置。主佛面相方圆,两肩宽厚;菩萨衣着华丽、璎珞环身,开辟了一代敦厚华丽的新风。各窟尤以51号窟的三尊结跏趺坐大佛和左壁站立的菩萨造像,造型生动,雍容华贵。整个北周的作品都表现为规模庞大、雕饰繁丽、题材丰富,在全国石窟艺术中也是罕见的,成为须弥山石窟造像艺术中的上乘之作,被称为须弥山石窟之光。
须弥山石窟反映出西北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才能和智慧,也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丝路文化的精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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