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六盘山历史文化，神秘真相揭晓

六盘山历史文化探源

六盘山脉南段称陇山，所以六盘山在古代又称陇山山脉，或称陇坂。陇山，是龙山的转音，说明六盘山是“龙的传人”们的老祖先——祖龙的故乡。六盘山文化也就是陇山文化。陇山文化圈大体上包括六盘山脉及其周边的地区，史书谓其西部为“陇右”，东部为“陇东”，“三陇大地”，即指今宁夏南部各市县、甘肃省东部和陕西省西部的部分市县。这一地区位于黄河中上游，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绿洲，具有丰富的人文背景。著名的泾河、葫芦河和清水河等发源于六盘山脉。六盘山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丰厚，但是至今仍然披着神秘的面纱，其真实面目往往若隐若现，难得一见其尊容。

一、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居住和游牧于各方的先民们，都会在其祖居地生息、劳动、繁衍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对自己的家园进行开发，从而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所以华夏文化和文明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产生于黄河上游的陇山文化，应该是华夏文化、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人们对它的认知程度长期以来处于领先的地位。因为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和许多民族的古老记忆里，大多承认本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伏羲和女娲。现在，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自称是“炎黄子孙”，其实炎帝和黄帝也是伏羲和女娲的传人。因此，所谓“炎黄子孙”，也就是伏羲、女娲的子孙。据中国古史中的神话传说，人类是由女娲创造的，或是由伏羲、女娲兄妹婚配而繁衍下来的。所谓神话传说，虽然不能算作信史，但应该是在文字发明以前，各民族以口传方式承传本民族本部落历史文化的一种方式。在神话传说里的英雄人物，有些也许是对于一个时代历史文化的人格化，之后又在这些人格化了的“圣人”的身上，逐步增加许多神秘的外衣和光环而再一次被神格化，所以才被称之为神话传说。马克思曾说过，神话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换句话说，神话也是人类反映历史存在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脱去其神话的外衣，就可以发现古史的许多信息元素是非常珍贵的，不应该笼统而弃之。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是亲兄妹，都是蛇身人首，两蛇交媾而繁衍了人类。当然所谓“兄妹”，大约是在伏羲、女娲时期，已改变了“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的乱婚制，实行两个不同血缘集团之间的婚姻关系。他们恰巧都以蛇为部落图腾，这两个大的集团通过联姻关系组成为部落联盟，并日益强大起来，又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因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信仰，所以就在联盟主部落原蛇图腾的身上，把新成员图腾的标志部分加到蛇的身上，在不断“画蛇添足”后，就出现一个以蛇的形体为主要风格特征的抽象形态——龙。中国许多民族既然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伏羲女娲后裔，当然大家也都是“龙的传人”了。同时，作为中国的祖龙、第一龙的伏羲和女娲，又是华胥的儿女，所以中国人又自称是“华人”——华胥的子孙。一个黑眼珠、黑头发、黄皮肤，以龙为标志的伟大民族。这种传说，也可以说是先人口传历史的一种“诗史”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具有神圣的民族共同属性和强大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重大的历史命题，值得认真研究，而不能轻信与轻否。

那么，作为中国“人文始祖”的伏羲和女娲的老家（发祥地）在哪里呢？学界一般认为，伏羲女娲所生活的时代大约是在新石器时期，距今四五千年至七八千年之间，当时是处在采集、游猎和原始农业的阶段，人们为了生计，需要长年不断大范围地游动，才能获取最低的生活保障，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定居农业时期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来寻找他们的故里，而要在一个大范围内讨论。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羲里娲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古陈地（今河南淮阳）说，另一种是古成纪（今甘肃天水一带）说。前者是伏羲部落东迁后，在黄河中下游建国定都的地方，或者是伏羲族系后人在那里建国定都后，为了追念祖先而给伏羲修建了太昊（即太皞、伏羲氏）陵，故称“羲皇故都”。朱镕基同志1997年6月27日在河南考察时，在给太昊陵题词时，写了“羲皇故都”四个字，所表达的可能就是这层意思。古成纪，“就是今秦安县”，“作为伏羲、女娲出生的成纪”，“为羲皇故里”，“是伏羲女娲的故乡”（《秦安县志·概述》卷上）。后至西汉，又在今甘肃静宁县境内设立成纪县，唐朝移治于秦安县境内，北宋间再移治今天水市。但不论是古成纪也好，新成纪也罢，都仍然在陇山之侧的陇右地区，没有离开过六盘山文化圈的范围，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神化传说虽然能折射出古史的影子，但仅凭传说也有捕风捉影之嫌，还要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察来进行相互印证，综合分析以求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三皇五帝”作为民族历史的开端。最早提及三皇的史籍是《吕氏春秋·贵公》等篇，各史说法也不竟一致，大致有六组排名法：①天皇、地皇、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②天皇、地皇、人皇（《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王历记》）；③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皇霸》引《春秋纬运斗纽》）；④伏羲、神农、祝融（《白虎通·号》）；⑤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纪》）；⑥燧人、伏羲、神农（《风俗通·皇霸》引《礼纬含文嘉》）。不难发现以上的编组排名，比较公认的要数伏羲（代表女娲）了。虽然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记录“三皇”时期的具体内容，成为中国史学的一大憾事，但是中国人追寻自己始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上面概括“三皇”排名所提到的文献资料外，还有汉朝的《诗神雾》，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唐朝司马贞的《补三皇记》等。近人也有闻一多的《伏羲考》，徐旭生的《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李亚东的《人祖伏羲》，何光岳的《炎黄源流史》，刘雁翔的《伏羲庙志》、《大哉羲皇》，杨利慧的《女娲溯源》，李建成的《伏羲文化概论》和柳祥麟、姬广武的《羲皇故里寻根记》等等。人们对于这位老老祖爷爷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认识越来越统一，已渐渐比较一致认为伏羲是推动一个时代文明群体的代表人物，或确有其人。这个部族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所活动的地域在今六盘山脉，古成纪（包括今秦安、静宁、甘谷、天水和固原等市县）是他们主要的落脚点。天水市内的伏羲庙是伏羲氏部落家园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江泽民主席在1992年8月13日视察天水市时，所题写的“羲皇故里”四个字是含义深刻的，因为“故里”与朱镕基所题的“故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大地湾考古发掘，对伏羲故里在成纪又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位于六盘山脉西麓的秦安县陇城乡邵店村大地湾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向前推进到八千年，证明距今五千至八千多年前，有一支先民已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它早于仰韶、庙底沟和半坡村文化时代，而且前后又有类型上的相似性，这可能就是活动于陇山地区伏羲时代的文化遗存。他们东迁以后又把六盘山文化传播到内地、中原和全国各地。另外，今在陇山一带还有许多地名（娲皇村、风茔村、风谷、风沟、凤台梁、女娲洞）、姓氏（伏姓众多，并有伏姓村）、古建筑物（汉代前所修建的女娲庙、女娲造人和泥取水井——龙泉）和许多民间传说，也从一个个侧面印证了大地湾与伏羲、女娲部族的关系。

既然学术界和广大人民多承认中国的文明史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而伏羲又是公认的“三皇”之首，伏羲与其妻女娲的故里在陇右，陇右属于六盘山文化圈，那么六盘山脉（古陇山）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就不成问题了。不仅如此，陇山的文明之光并不是昙花一现，何止只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即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伏羲王和各民族所有“娃娃”（南方等地称娃娃为芽、芽子，也是娃娃的转音）们的始老祖母女娲娘娘，以及后代的“炎黄子孙”们共推的另外两位上古大帝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同样也是从陇山大地走出去的。至于史书已有文字记载的灭商周人，统一六国的秦人等，都无一不是发轫于陇山大文化圈内，并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居高临下，以高屋建瓴之势，一举称霸于华夏大地的。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古之帝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资治通鉴·汉纪》）。关陇居诸侯之上游故而有此论。只要我们客观的对现有文献资料、考古发掘和丰富的民间口碑资料进行一下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六盘山地区还应该是黄河文明乃至中华民族大文明的主源所在。

二、固原市与六盘山文化

六盘山屹立在宁夏南部的甘肃、陕西、宁夏三省区的交界地带，但其2931米的主峰米缸山（古称美高山）完全处于泾源县境内。固原市及所属隆德、西吉、彭阳、泾源4县和原州区，都位于六盘山脉的中心地区，各地的历史文化也属于六盘山文化的范畴。同六盘山文化圈其他地方一样，固原市的历史文化也是厚重、丰富、多彩的。

（一）葫芦河畔创世的故事

在我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葫芦崇拜的古风遗俗，认为是葫芦繁衍了人类，所以把葫芦视为“灵物”，当作先祖的象征，这已成为不少民族一致认同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有关葫芦创世与伏羲、女娲创世，只不过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故事的两种版本而已。古文献资料中记载，伏羲姓风，又称瓠戏、匏戏，他与磐瓠（盘古）是同一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或是那个时代的一种人格化的杰出“人神”与标志性符号。闻一多、常任侠先生认为：按照古文字同声相假的原则，伏、风、瓠、葫与磐瓠（双声）等字词，都是声训相通的，属于同一音、词。“两种神话，盖同出于一源也”。换句话说，伏羲、女娲也就是葫芦的化身和人格化。

六盘山地区自古以来就盛产葫芦，“雕刻葫芦”是甘肃的传统工艺品，享誉国内外。在六盘山西麓的黄河水系中有一条名叫葫芦的黄河、渭河支流穿越在“羲里娲乡”的大地中，潺潺的流水，千万年来一直在向人们唱颂着古老的华夏创世纪的史诗。这条享有华夏文明摇篮特殊地位的葫芦河，正是从六盘山脉北段、固原市西吉县与中卫市海原县交界处的月亮山流出的，在西吉县境内流过近一百公里后，才又流入甘肃省静宁县，再经秦安县、天水市流入谓河，最终汇入黄河。(www.xing528.com)

葫芦创世的故事是这样的情节：在远古一次大洪水的灾害前，一对好心的兄妹，事先受到天神的启示，躲进一个大葫芦而幸免于难。洪水过后，这两个幸存者为了不让人类灭绝，兄妹二人结为夫妻，才繁衍了后代，挽救了世界。这个故事不仅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育人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而发生的地域也都在六盘山脉，这绝非偶然相遇，而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固原市，特别是作为葫芦河的发源地的西吉县、海原县一带也是华夏先祖们最早生活、劳动、繁衍过的地方。如果把位于泾源县境内的六盘山主峰比作太阳（伏羲又称太昊、太皞，太阳神的意思）升起的地方，那么作为六盘山北段的月亮山就是月亮的家乡，南北两山如日月同辉，最早给华夏大地带来了文明之光，是中国祖龙的故里。太阳代表阳性，指男人，象征伏羲；月亮代表阴性，指女人，象征女娲，他们是六盘山的儿女。

（二）湫渊出龙的传说

在古史神话传说中，普遍认为六盘山是“中国龙的故乡”，而龙出生的具体地方在哪里呢？对此，不仅六盘山广大地区有许多民间传说，就连国家正史也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得非常明白。他认为滋养着帝都和京畿大地的渭河、泾水等著名水系“皆非大川”，唯独偏远而又小小的湫渊反被列入当时国家级的祭祀点，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史记》写道：“白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湫渊，祠朝那……”在《史记》的《索引》中还附录唐朝大史学家司马贞给湫渊作的注释。他认为所谓湫渊，“即龙之所处也”。俗语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湫渊之所以能与黄河、长江、汉水一同并列为中央政权帝王级的祭祀点，就是因为这里是“龙之所处”的圣地。这个“灵水”在什么地方？在《史记》的《集解》中附录了南朝宋国史学家裴骃的注释，确认“湫渊在安定朝那县”；同时《史记》又在《正义》中附录了唐朝另一位史学家张守节的注释，进一步确指“朝那湫渊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从以上所提到地方行政建置（安定郡、朝那县）和方位（东南）、里程（二十里），当然就很容易找到湫渊位于今固原市彭阳县与原州区交界地方，具体地点就是彭阳县川口乡干海村的干海子（亦称东海子）。这是一处四面环山的高山湖泊，湖岸高地有祭祀的祠庙，今已毁，仍有遗迹。从相关资料中看出，至少从战国时代，处于西北黄土高原、六盘山东麓，荒凉的丛山之中的这一个高山湖泊就已被列入国家级的祭点了。这是为什么呢？从《史记》所记“龙之所处”四个字来分析，上古能有资格尊为龙的化身，当首推伏羲，所以伏羲很有可能就是在湫渊湖畔出生的，如果这个推断能成立的话，“湫渊”或许就是传说中所提到的“雷泽”，圣母华胥就是在这儿驻牧期间生养了圣子伏羲的。由于这层关系，伏羲的后世子孙们才把湫渊视为“圣湖”，每年春秋二祭时节都要到这里举行大型纪念活动，以追祭先祖亡灵。然而湫渊在六盘山地区又不止一处，仅固原市六盘山地区就有彭阳县的“东海子”、原州区的“西海子”、隆德县的“北联池”、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九龙泉”等，都自认为是古湫渊。当然有史书为证，学术界目前公认彭阳县的东海子是正史所指的湫渊。对于其他各处的“湫渊”又应如何看待呢？我认为在原始农牧经济时代，古人要生存就得在本部落联盟所控制的地域范围之内定期迁移。从采集、狩猎或原始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看，在有固定水源的地方“安营扎寨”，相对定居下来的时间虽然不会太长，但毕竟也会有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的必要，这几处“湫渊”是不是伏羲部落选择的几处临时定居点呢？即“龙之所处”地点呢？这些“湫渊”多出现在六盘山脉固原市境及周边地区，说明固原不仅是伏羲部落大故里的范围，甚至是他出生的地点，这么说来，中国龙是从固原腾飞起来的也不算妄说吧？

（三）中原王朝的北大门

因为河套地区（包括宁夏北部）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空间，固原市介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结合部，是两种文化交往与碰撞以及融合的缓冲地带。先秦时代，游牧民族曾在固原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周人的祖先、帝尧执政时期担任农官的后稷（姬弃）这支农业部落，也发祥于毗邻大六盘文化圈内，后因不堪戎狄侵扰，子孙不窋和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先后从不窋故城（在今甘肃庆阳境内）迁到豳地（今陕西彬县境内），最后又举族南下，迁移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境内）。因为这支农业部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四周修筑一道土墙进行环卫，故其他部落就称他们为“周人”。农业民族与游牧部族之间在交往之中不断发生战争，这在尧、舜、禹到夏、商、周时期，从未间断过，史书有过大量的记载。如夏代帝相时，“四夷背叛……乃征畎夷”，商汤时“畎夷入居邠岐之间”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还有周武王曾打败戎夷，把他们“放逐”到“泾、洛之北”（《史记·匈奴列传》）。周穆王时期又“西征犬戎”，“逐迁戎于大原”（《后汉书·西羌传》）。到周宣王时代，对戎（猃狁）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史书有“宣王中兴”的记录。就连著名的《诗经》作品中也反映了这次战争。《出车》一诗写道：“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另一首《六月》诗中也写道：“猃狁匪茹”、“侵镐及方”、“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诗中所提到的“大原”，即今固原地区。当时后所修筑的大原城，也在“朔方”。朔方是对周朝都城镐京（今陕西长安境内）以北地区的总称，结合戎夷早已被赶到“泾洛以北”的地区区位，当然是在今固原市范围内了。所以在固原地区第一次筑城守护京畿，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往城于方”、“城彼朔方”，这个方地叫“大原”。古大、太通用，也称“太原”。大、太，是高大的意思；原，也是对黄土高原上“高而平”的一种“塬”的地貌的如实反映，所以大原（太原）可能与固原有着一种内在联系或传承关系。周宣王姬静在位是公元前827～前782年，计46年，推算起来，固原第一次筑城距今大约有2800年之久。难怪固原地区从西汉设立郡县以后，其建置名称就先后被叫作高平、平高、原州和固原等。始终与一个“原”字有不解之缘，其根就在“大原（太原）”和“高而平曰原”之中吧！

固原地区到战国秦国时代，大约在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年）时，秦国已在固原境内，首次设立乌氏县。秦昭襄王二十五年（前272年），秦国最终消灭了泾洛地区的义渠戎国，征服了六盘山地区的诸戎势力，并在其故地设立北地、陇西等郡，还在北地郡修筑一条长城，“以拒胡”。从此，固原和六盘山地区第一次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揭开了历史文化新的一页。更有意义的是，长城代表着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分界线，所以长城的修成，也标志着关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推移到固原地区，使固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单一畜牧经济时代，过渡到农牧并举的时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交融，使六盘山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

秦朝在固原城以东设立朝那县（今宁夏彭阳古城），今遗址尚存。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又在固原首设安定郡。郡治之南约90里处有著名的萧关。这道雄关和郡城，成为继周代大原城（朔方城）以后，拱卫京都地区的又一座北国巨防，距今也有2100多年。在秦汉时期，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北方的匈奴，设防的重点当然也在北方，特别是张骞凿空之前，秦汉政权的实际控制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达到六盘山地区。那时处于六盘山下，泾河之畔的萧关就是阻隔胡汉之间的一处门户，甚至也可以说是查验中外民商出入的最早“海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尝言：“得关中者得天下”。所谓“关中”，是指秦汉京畿地区东部的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南部的武关（今陕西商洛境内）、西部的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和北部的萧关（今宁夏固原境内），四关所环卫中的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便称为关中地区。由于当时国家边患主要来自于北方，所以萧关应该是四关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处。于是秦始皇、汉武帝在巡边活动中，都把首次出巡选在六盘山地区，在萧关和六盘山古道上留下了他们重重的足迹。特别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一生7次北上巡边，其中就有6次“北出萧关”，到他亲手设置在六盘山下的军事重镇安定郡（今宁夏固原）驻跸。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最后一次是以70高龄的抱病之躯来到六盘山下的，仍然以高平城为行宫。六盘山下的长城、关隘和古城堡，在中国一代名君的眼中是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啊！

秦汉以后，位于六盘山主峰东侧的这座北国重镇仍然辉煌，北魏正光五年（524年），改高平镇为原州。隋唐间一度改为平凉郡，并设大都督驻节。宋夏间，成为两国交战的前沿阵地，宋廷在原州城设置镇戎军、镇戎州，是宋朝西线战区的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蒙元时代，蒙古大军在六盘山设立军事基地，是西征南伐的前进阵地。元朝建国的至元八年（1271年）以后，元朝第一位皇帝忽必烈的儿子忙哥刺被封为安西王，他又在六盘山下修建了行宫和王府，将六盘山腹地一个小小的山寨——开远堡扩建为开成县、开成州和开成府三级地方政权的共同治城。地以人贵，开成从此身价百倍，平地飞升，在当时被视为“上路”、“上都”，具有今天直辖市大都会的特殊地位。朱明王朝取代元朝以后，开城府的地位一落千丈，位于其北20公里处的原州古城得到重新修缮，地位日渐上升，再次恢复了北方战略要塞的军事地位。时人称这座旧城为“古原州”城或“故原州”城，转音而重新取名为“固原”城。终明之世，国家的战略部防重点一直在北方，明朝从鸭绿江到河北燕京（今北京）、山西宣大（今冀北和晋北地区）、延绥（今陕北地区）宁夏（今宁夏北部）、甘凉（今甘肃河西走廊）和固原（今宁夏南部）的万里国防线上先后设立九大军镇，史书称之为“九边重镇”，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九个集团军或省级军事指挥机关。与此同时，又将固原镇城修筑成具有内城、外城的坚固军事堡垒，在内城设“三边总制府”衙门，委派朝廷重臣驻节，统一指挥延绥、宁夏、甘州、固原四大军镇和节制陕、甘、宁地区以及今全部西北地区（不包括新疆）的军事防务。由于三边总督府设在固原城，所以固原的地位在明代是举足轻重的。正如史书所记：固原“军门为天下第一”，固原总督府也是“堂皇为王者，其照墙画麒麟一、凤凰三、虎九，以象一总制、三巡抚、九总兵也”。在每年执行例行“防秋”战备期间，总督要从固原城移防前线，临时驻节宁夏后卫（今宁夏盐池），而陕西巡抚则要同时移驻于固原城，为总督筹划后勤保障工作。直到次年开春，总督回驻固原，陕西巡抚返西安，恢复常态。明季，固原的军事地位，犹如唐朝时期朔方节度使所驻节的灵州，是北国的屏藩，国家最重要的特大军区所在地。看来明朝统治阶级把“古原州”城改名为“固原”是有其用意的，大概是希望这座关系到国家安危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军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吧。

进入清朝，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代表北方两大民族的满族、蒙古族又有一种联婚合作的友好关系，满蒙贵族联手执掌中央政权，从而一改历代中原王朝向北设防的传统军事格局，包括宁夏地区在内的整个西北各地，从此失去了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斗的战略地位，宁夏的贺兰山屏障、长城要塞和黄河天堑等军事要素都大为削减。固原地区也不例外，也已完全失去了“外防”的地位，故在清代，固原仅仅是一个州级（固原直隶州）地方政权的治城。

（《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