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石窟保护与史志著述

二、石窟保护与史志著述

1.石窟保护。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是闻名世界的石窟群，民国以前，地方政府对石窟文物的保护并不重视，只是由宗教人员予以守护。进入民国，麦积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开始受到政府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但是由于政治动荡，时事不稳，石窟的保护工作并不尽如人意。

麦积山石窟又称麦积崖，在距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的秦岭北麓，它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几个朝代修建的7800余尊塑像，1000多平方米壁画，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合称我国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向来以精美绝伦的雕塑著称于世。

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始于地方学者的鼎力呵护，天水学者冯国瑞先生为较早关注石窟保护的第一人。冯国瑞（1901—1961年），字仲翔，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幼年启蒙于家乡私塾，后考入甘肃省立第三中学（今天水一中），该学堂系清翰林哈锐和陇南书院山长、进士任文卿两位先生开办。冯在此潜心向学，受两位前辈指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24年，负笈南游，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学习。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陈寅恪、李济之、吴雨生、梁启超等名师。他在金石、考古、训诂、古典文学、诗词创作、书画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和独特成果，尤其在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文物古迹的考证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1927年，冯国瑞返回故里任教，后到甘肃通志局担任分纂，1930年，任青海省政府秘书和秘书长之职，后又去北平和重庆。1939年，回家乡任天水县志局编纂，并筹备成立了“陇南丛书编印社”，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他编印有《秦州记》、《麦积山石窟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等著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41年，冯国瑞与其他数位学者首次前往麦积山考察。之后，撰成《麦积山石窟志》一书。此书一问世，《大公报》、《益世报》、《燕京学报》等先后做了专题报道，接着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诚如刘文炳教授所言：“惟秦州麦积山石窟之有志，则自天水冯公仲翔始。”

1944年2月，冯国瑞与刘文炳、宋守德考察麦积山石窟，首次对洞窟予以编号，共编112号，每号详加说明，并绘成平面图。随后他给省政府提交了《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对麦积山文物保护提出了具体意见。1945年，他又与罗加伦、张仰文一同考察麦积山，次年，他与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前往麦积山勘察，规划修补石窟栈道围栏。此工程经两月完工，对原来的栈道均加修牢固，并建修了麦积山馆，由吴稚晖题写了馆名，作为游人下榻之所。

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可谓历尽曲折。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三清宫（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又作元录、圆禄，俗称王道士，湖北麻城人），在清理第十六窟甬道及其前面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一个封闭的小石室（今统一编号第17窟），即著名的“藏经洞”。里面出土了五六万件成捆的经卷文书和其他文物，其时间跨越六朝、隋、唐、五代到宋，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诸多方面，这一发现轰动了学术界。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现世之后，敦煌卷子随即散出，文物瑰宝遭到劫掠。

敦煌文物的失散令许多学者扼腕叹息，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年63岁）从重庆赴西北考察，敦煌也为考察之例。考察结束后，即向国民党政府送达一份建议书，提议建立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和具文，提请公决。”^[4]这个建议归国民政府教育部受理。1943年，教育部开始酝酿在敦煌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委任留学法国的北平艺专教师常书鸿先生主持其事。常书鸿（1904—1994年），满族，1904年生于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留校任教。1927年赴法国留学，先入里昂中法大学及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后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36年回国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西画系主任。

千佛洞外景

1943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在断壁残垣的寺院里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机构，次年，正式成立研究所，从此，敦煌研究所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他们勘察洞窟，编号汇图，临摹壁画，潜心进行石窟的研究保护工作。

随着敦煌艺术的引人注目，敦煌壁画成为国内画院师生临摹的理想场所，许多美术界学人前往敦煌，参观临摹，汲取民族艺术精华，丰富艺术创作内容，最有名的是张大千先生到敦煌的临摹生涯。1941年，张大千先生到敦煌临摹壁画，敦煌栩栩如生的佛教壁画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将洞窟进行详细的编号，并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两项工作。

2.汉简的发掘。甘肃汉简的发掘是民国时期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汉代边塞遗址发现了700多枚汉简。1914年，他又在甘肃敦煌、安西、酒泉、鼎新（属今金塔县）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70枚左右的汉简。斯坦因发掘敦煌汉简后没过五年，1913年，法国人沙畹将研究结果及大部分照片公开发表，引起世界震惊。流亡日本京都的前清遗老罗振玉、王国维向沙畹索求了汉简照片，于1914年出版了《流沙坠简》，这是中国人研究汉简的最早出版物。

1930—1931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科学考察，在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1万枚左右的汉简。这次汉简发现地点，在北部的属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辖区，在南部的属张掖郡肩水都尉辖区，但习惯上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简。1931年，考察团还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但在习惯上仍将其称为居延汉简。

1931年，汉简被运到北京，由北京大学的马衡、余逊、劳干等学者进行释读。当初稿释文即将完成之际，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升级，居延汉简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被秘密地运至香港避难，后又被存放于美国。而劳干随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避难于四川南溪，根据所带的一部分照片，继续从事释文。1943年，以自笔油印题名《居延汉简考释》共四册，1944年以《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共二册出版发行，现已成为珍贵之书。1944年，夏鼐等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进行考察，又掘获汉简43枚。

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已发现的边塞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明确纪年最早的是天汉二年（前99年）和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年）。

居延汉简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涉及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还保存了一些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如《甘露二年御史书》等，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资料。甘肃汉简是研究汉代军事建制和驿站管理不可缺少的珍贵文献资料。

3.史志的撰述。民国时期，政局动乱，在此兵荒马乱之际，传统史志撰述工作仍然没有辍止，一批地方学者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致力于史志撰写工作，使得中华文化里的这一优秀传统得以继承。最有影响的是《甘肃通志稿》（又称《甘肃新通志》）的编纂。甘肃地方志书受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的影响，历史上曾撰修过三部完整的地方志书，最早当属乾隆元年（1736年）许容修的《甘肃通志》50卷，其次是宣统元年升允、长庚复修的《甘肃新通志》（也有称为《甘肃全省新通志》）100卷，再次是民国18年（1929年）到民国25年（1936年），由省政府组织学者编修的《甘肃通志稿》。(www.xing528.com)

民国18年（1929年），各省议修省志，时值灾荒，财政非常困难，但省政府还是筹款30万元于3月成立了甘肃省通志局，办公地址设在兰州贡元巷清代贡院旧址（今贡元巷小学）。内设事务、编纂两部，事务部有总办、协办多人，编纂部有总纂、协纂、分纂多人，事务部下设主任、科长、科员、校对、办事员等职。通志局基本延揽了当时甘肃各科名家，如杨思、张维、慕寿祺、廖元佶、王烜、冯国瑞等人。

1931年11月1日，改局为馆。杨思任馆长，张维任副馆长，设总校一人，编纂四人，秘书一人，编校四人及主任、股员、办事员和录事等共46人。至1933年，地方不靖，经费困难，修志工作进展缓慢，书稿约完成十之五六。1935年，修志期限已到，经费行将中断，而志稿仍未编就，张维、邓隆、廖元佶、朱秉衡、王烜、慕寿祺、刘庆笃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伏案苦干，始获完稿。民国25年（1936年）成书。全书分舆地、建置、民族、民政、财赋、教育、军政、交通、外交、职官、选举、人物、金石、艺文、纪事、变异、杂记17纲，93目，130卷，120册，约450万字。时间是上起古代，下迄民国17年（1928年）甘、宁、青分省前。书中对旧志记载之史实，都依据新定类例按目编收，并辑佚考误。《甘肃通志稿》在时局艰难的条件下诞生，其体例之完备，资料之翔实，结构之严谨，实属地方志书中的上乘之作，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是研究西北地方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图书，在甘肃地方文献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书成之后，民国23年（1934年），将编成的《甘肃省县总分图》（卷一）、《甘肃地理沿革图表》（卷二、三）作为单行本先期铅印出版。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其余稿件编成后未及付梓，稿本珍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并命名曰《甘肃通志稿》。1964年，甘肃省图书馆又曾经刻印《甘肃舆地志》、《甘肃建置志》、《甘肃金石志》等部分，约两百万字。1990年，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将其影印出版，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内，才使其公之于世。199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对一批珍藏在各省图书馆的图书进行了抢救性的出版，1995年该书被选入《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六册）内，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此次将该书各卷进行排列，并列出目录。该书的出版为研究甘肃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也将前辈学者治学的一项重大成果推向社会，不啻为一件学界幸事。

当时，各县也编修了一批志书，民国31年（1942年），张维从诸志中辑佚出《打拉池县丞志》，还编修《鼎新县志》，漳县人韩世英辑佚补缺成《重修漳县志》，古浪人唐海云等编修成《古浪县志》，张其昀编修《夏河县志》，镇原人慕寿祺等撰成《重修镇原县志》等。其中以镇原慕寿祺的《重修镇原县志》为上乘之作。

除了地方政府组织学者撰修志书，个人修史活动也较有成效，较有名的有会宁朱允明编修的《甘肃省乡土志稿》，该书是作者在1943年至1948年在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任教时的课余时间编写的。编写该书的目的是有感于原有省县各志均系大部书，披阅颇感不易，于是综合各类资料缩写为乡土志，阅者可一目了然。该书编成后，先以手稿存于甘肃省图书馆，到1990年由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影印出版，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该书章节新颖，资料丰富，吸收了近代科学思路，但罗列颇杂，部分数据资料欠准确。尽管这样，该书仍不失为一部研究甘肃地方历史文化的文献。

4.地方学者的学术活动。在时局动荡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一批地方学者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们著书立说，穷究典籍，多以传统治学方法和思路传承文化。他们多有为官的经历，有的在任职上撰修文章，有的赋闲在家时，研读经史子集，描摹著文，致力于地方学术文化的传承。但地方学者的学术活动受到地方封闭环境和政局动荡的影响，多以传统治学的考证、辑佚等微观探究为主，系统的思想性的东西较为欠缺，偶尔有零星的思想，也多为保守和对时世变化不置可否的内容。有的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在地方学术方面可以称得上是独树一帜。著名人物有以下几位：

刘尔炘（1865—1931年），字又宽，号果斋，又号拙修子，晚年又号五泉山人，甘肃兰州人，祖籍陕西三原。清末到民国时期学者、教育家，在西北各省影响很大。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院五年后，回甘，主讲五泉书院，任山长。1894年进京述职，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辞官归故里，复任五泉书院讲习，继任主讲。1903年到1907年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主张通经致用，撰写了多种传统治学读本。辛亥举义时，反对共和，受陕甘总督长庚委任，招募志果军300人，以为城防计，企图阻止地方革命；共和既建，解散之。民国以后，被选为甘肃临时议会副议长，同年5月辞职。以后，谢绝政治事务，蛰居家中，居家讲学研学，致力文化事业，以书法维持生计。其书法颇有造诣，真、草、隶、篆各有所长，楷书遒丽柔婉，隶书雄朴壮健，能融会前人，自成一家，尤擅大字榜书，其墨迹流传三陇者不下数千幅，称于当时。晚年又习绘画，以兰草和山水见长。主要著述有《果斋全集》、《五泉山修建记》、《拙修子太平书》、《陇右轶余录》等。

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甘肃临洮县人。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清朝宣统己酉科甘肃拔贡，授职学部书记官。辛亥武昌起义，他由内蒙潜归临洮，联合同盟会会员及开明人士，倡组狄道州议会，后到兰州与同盟会人士创办《甘肃民报》，这是甘肃最早的民办报纸。以后，又主编《大河日报》、《政闻报》、《金城周报》等报刊。这些报纸因议论时政，宣传革命，遭军阀忌恨，发行不久皆被查封。1913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去北京任职。后袁世凯解散国会，便居京读书，因资尽归家乡教书。1916年，袁世凯死，国会恢复，复回北京任议员。翌年，张勋复辟，解散国会，他南走上海、浙江等地。乱平后，回京复职。1919年，国会复散，遂回甘肃。历任省长兼督军公署秘书长，甘肃政务、财政、建设厅长，兰山道尹，兰州市政筹备处总办，省议会议长、省图书馆馆长，兼任兰州中山大学文史教授等职。任职期间，他力主公开省财政，整理币制，建议成立甘肃省银行；建议兴修水利、开发林业、农业、矿产等资源；并建议设立兰州大学、西北农专、西北医学院、兽医学院及各县专科学校，保送国内外留学生，设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等，为发展甘肃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31年后专任甘肃省通志馆副馆长，凡七年之久。总纂《甘肃通志稿》。著作有《兰州古今注》、《陇右方志录》、《陇右经学之传授》、《陇右金石录》、《元魏诸镇考》、《仇池国志》、《西北览胜》等。

邓隆（1884—1938年），字德舆，号玉堂、睫巢子、睫巢居士。甘肃临夏县人。云南进士杨增新任河州知州时，选拔一批有志青年在州衙读书，供给膏火，以备乡试、会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得中解元，次年会试，联捷成进士。后以知县分发四川任用，先后任新都县、南充县知县，代理顺庆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年），以母丧丁忧回理，葬母毕，在兰州修建“拙园”别墅，从此长期居兰。辛亥革命以后，曾参加国民党，历任甘肃省议会议员、甘肃省参事会参事、甘肃官银号坐办、甘肃自治筹备处处长、甘肃戒烟总局局长、甘肃印花税处处长、甘肃造币厂监督、甘肃榷运局局长、夏河县县长等职。自清末到民国的30多年时间里，邓隆参与甘肃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兴办实业，先后创办、参与创办了光明火柴公司、甘肃织呢公司、河源采木公司等实业，但限于当时交通不便、资金不足、技术设备落后、管理人才缺乏，未能按计划发展，他创办的公司有的中途停办，有的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到兰州解放。

邓隆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研究佛经，探讨西夏文、藏文，著作宏富，独树一帜。西夏文方面有《西夏译妙法莲华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文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藏文方面有《密宗四上师传》、《大智宗喀巴大传事略》、《嘉木样传》、《麦拉祖师传》、《题宗喀巴画像》、《题多罗菩萨画像》、《书临洮正觉寺永乐敕书（汉藏文对书）后》、《密藏问津录》、《番佛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等。他关心民族事务和宗教事务，曾经担任过救世新教会会长、甘肃佛教会会长等职。另有考古方面的著述《枹罕考古记》，已散失，诗集有《壶庐诗集遗稿》、《壶庐诗集补遗》，文集有《拙园文存》等，这些著述零星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内。^[5]

慕寿祺（1875—1948年），字子介，号少堂，镇原县人。长期寓居兰州，从教研学，著述丰赡。父慕霁堂，光绪丙子科举人，历充甘肃各州县教授、教谕达30多年，熟悉教育，精通经史。慕从小随父读书，口授经史有用之学，促其熟读《昭明文选》，练笔属文。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童子试，拔为第一，调往兰州求古书院深造。后中光绪癸卯科举人。甘肃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是慕寿棋的乡试荐卷房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聘慕为学堂经学与史学教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被陕甘总督升允派赴京、津等地调查学务，归兰后写成《调查录》8卷，使甘肃教育界对新式教育有所了解。

出外调查期间，他目睹清廷的腐败，列强的横行，受到各地反清浪潮的感染，暗萌反清思想，遂经安徽候补同知、张掖举人王之佐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冬，与王之佐等密谋兰州起义，响应陕西民军，适逢清宣统帝逊位，事遂寝。甘肃反正后，他被推举为临时省议会副议长，曾弹劾贪官十余人，民众为之称快。

1917年，慕代理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兼国文教员，1935年被聘为甘肃学院文史系教授，讲授经学、音韵学。所撰《经学概论》讲义，条分缕析，着重论述《易经》、《春秋》、《四子书》的源流与演变。他参考古今中外学者关于设官理事的论著，编成《行政类讲义》，分治本、爱国、立究、兴学校、览志书、阅乡士等章节，阐述了如何造就循吏及其施政等问题。

从教之余，慕潜心问学。1929年，任甘肃省通志局协纂，1942年任《兰州市志》编审委员，参与《甘肃通志稿》、《兰州市志》的编纂工作。他还著有《周易简义》、《读经笔记》、《甘宁青史略》、《重修镇原县志》、《敦煌艺文志》、《中国小说考》、《求是斋文集》等20多部著作。著述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其中用力最勤的是《甘宁青史略》，这是慕寿祺呕心沥血，披阅600多种书籍，辅以考察各县地情，严加考证，精心编写成正编30册、续编5册、达100多万字的巨著。它是一部编年体的西北史志名著，起自伏羲氏，迄于1928年，分门别类，提纲挈领地记载4000多年间甘宁青的政治、军事大事，兼记地理、地质、气象、水文、物产、工业、商贸、交通、文化、教育、民俗、方言、民族宗教等事。堪称一部西北百科全书，是治西北史者案头必备之书，也是一部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

20世纪30年代，随着高等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一批外地学者任教于各校，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学者。如西北师范大学的黎锦熙、李蒸等，兰州大学的顾颉刚等，这些学者各有所长，治学严谨，勤奋努力，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教、研结合，撰写了许多有价值且影响深远的著述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