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中华民国时期的基督教与天主教信仰

五、基督教、天主教信仰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甘肃的时间较早，据《甘宁青史略》和《甘肃通志稿》等地方文献记载：唐时河西的甘州就流传景教，元时甘州已有大礼拜寺，明神宗时法国传教士方德望在陕甘传教，甘肃教务属陕西西安总堂受理，清初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信奉天主教，在甘肃凉州捐建了天主教堂。

光绪三年（1877年）（也有记载光绪四年的），英国基督教教会派出内地会到西北传教，先有敦巴、格达两牧师，抵达皋兰，定皋兰、宁夏、西宁三地为布道区，设立总堂。总堂负责附近教区的事务，兰州总堂主持附近的传教活动；西宁总堂主持藏族聚居区的传教活动；宁夏总堂主持向蒙古等地的传教活动。除了内地会，还有其他派系如协同会、宣道会等在甘肃进行传教活动，内地会在兰州，协同会在平凉，宣道会在临洮。内地会在兰州建立的教会组织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逐渐成为兰州市最大的基督教教会，初期称为兰州基督教福音堂，地点在今山字石南路附近，以后称为兰州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因是英国教会下的分支教会，故传教士都是英、美等国人。内地会在各地还设立了重点教会。当时甘肃地方对外国宗教无管理权，国民军西进后，冯玉祥援引各国的做法，明令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管理权属于所在地。民国15年（1926年），省政府改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要求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的传教原则，以后教徒自立教会，传教士多为中国人。

天主教传入甘肃的时间和基督教大致相同，“光绪四年，由罗马教皇派韩默理主教率司铎（天主教某些派别中的职称，介于主教与助祭之间）等驻甘肃传教，立学堂于凉州”^[16]。这是近代天主教传入甘肃最早的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教皇命令，甘肃教务分甘南、甘北两区，甘南以秦州为总堂，甘北以凉州为总堂。1924年成立陇东（平凉）教区。民国14年（1925年）教皇改派德国主教濮登博接管甘肃教务，甘南教区仍以秦州为主教区，而甘北教区则改在兰州，1946年，甘肃天主教改为兰州总主教区、天水主教区、平凉主教区三个教区，共有教堂122座（包括56座分教堂），教徒3万多人。兰州总主教区直辖兰州总教区、武威总教区、张掖总教区、陇西总教区，还管辖西宁代牧区、迪化代牧区。主教总管全区教务，下设司铎，分管各堂事务，又有修士，学成后晋升为司铎。凡入天主教进修道院者终生不能结婚。20世纪30年代，兰州天主教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78所小堂，有23名神父、信徒10075人，每个大堂都有所属的小堂，还有学校、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秦州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49所小堂，有26名神父，其中有2名中国人，信徒5944人，各大堂也有所属的小堂，主教区在辖区开办了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17]

美国的基督教也在甘肃开展传教活动，1932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在中国设立的上海中华总会在兰州设立了安息日会西北联合会，内部机构为“职员会”，设有长老、执事，实行一年一选，经费由信徒筹集，实行全国安息日会的统收统支，每年在本堂和街道进行定期布道。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沿海基督教民间机构先后进驻甘肃，开展传教活动，有来自山东的基督教耶稣家庭会，以及1939年由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的兰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其中青年会主要在青年中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这些规模较小的基督教传教机构开展的活动影响不太大。^[18]

由于基督教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诱饵，且注重西方宗教感召社会的内容，故对普通百姓较有诱惑力，自传入甘肃以后在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部分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信仰西方宗教的外地移民的到来，使兰州的西方宗教信仰者人数大增，西方宗教在兰州得到较快的发展，当时兰州最大的基督教教堂（今山字石教堂）一次做礼拜的人数就达到六七百人。据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全省基督教共有教堂171座，牧师、传教士约200人，教徒1万人左右。^[19]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甘肃各府县的传教活动也比较积极，光绪四年（1878年）天主教定凉州为传教士驻地后，这里便有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根据林竞的《西北丛编》记载，民国7年（1918年），凉州全县有人口14万，天主教徒就有3000人，张掖县有人口16万，天主教信徒有5000人，高台县有耶稣教信徒70余人。1931年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在甘肃有20处居住地，传教士72人，信徒1336人。另外还有天主教徒7249人。当时省内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基本上是汉族。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播与其开展的各种活动相始终，在传教过程中，各差会都采取了传教与办教会、办学校、开医院相结合的传教布道措施，这使其对普通百姓更有吸引力。

西方传教士不仅在交通便利的府县城镇开展传教活动，而且还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也留下了传教的足迹。在藏族居住的洮岷山区，就有1处基督教教堂。在拉卜楞寺附近，有“美国教士新振华、季维善二人，各筑楼房一所，所需木料系拉卜楞寺供给，每年向拉寺交纳房租”^[20]。

1945年，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决定创办一所专门培养基督教人才的学校，命名为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隶属于联合会，他们组建董事会，招收学员，大部分学员由各地教会保送，经费由各地教会提供，学成后仍回当地传教。1946年该校开学，招生工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注释】

[1]张维：《兰州古今注》，《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24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20页。

[2]胡国兴：《甘肃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3]程时雨：《甘肃道教今昔》，《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

[4]《武都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5]王国杰：《反动道门及帮会组织在陇西的活动概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www.xing528.com)

[6]周国瑞：《“一贯道”在临泽的活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7]王秉德：《民国时期张掖的秘密宗教——皇极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

[8]融照：《酒泉的民间宗教和会道门》，《甘肃文史资料选择》第44辑。

[9]马通：《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

[10]杨明前、范鹏、张世海等：《甘肃民族与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甘肃伊斯兰教的“门宦”》、《甘肃伊斯兰教“新教派”的产生》，《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

[1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甘肃省图书馆藏，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编印：《河西志》（上编），1959年油印本，第7页。

[14]《夏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98页。

[15]绳景信：《甘南藏区纪行》，《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16]《甘肃通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387页。

[17]《甘肃通志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387页。

[18]张成之：《基督教传入甘肃兰州的总情况》，《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19]胡国兴：《甘肃宗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20]《夏河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