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族的其他信仰
汉族是泛神信仰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信仰主体很多，主要归纳为这样几类：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信仰，包括对日月、土地、山川、风雷等的信仰，其中以对土地神的信仰最为普及。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各乡村都建有供奉土地的庙宇，乡民遇事便到土地庙去祈愿，化解以后还要去还愿；靠山而居的山民多建山神庙，临河而居的乡民多建龙王庙，人们常在这些庙宇进行祭祀求愿活动。对祖宗的信仰也很虔诚，这种信仰源于重视宗族血缘和儒家“孝”的思想，各家都设供奉祖先的牌位，四时八节举行各种形式的大祭、小祭，以寄托思念，祈求护佑。对行业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行业寄托某种精神力量，祈求护佑，于是，行业精神领袖便以行业神的面貌出现了，各行业都有庇护神，木匠业祖师是鲁班，医药祖师为华佗。对贤相良将和贤德之人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建功立业的贤相良将和乡间贤德之人，均受到民间的尊崇和信仰，比如对关羽、岳飞等人物的信仰。民间信仰常把儒家尊崇对象和道教信仰主体相混淆，非儒非道，又似儒似道，人们不足为怪。
在社会变革军阀混战的背景下，人们的信仰危机四伏，一批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宗教团体和组织不断涌现，影响大的是：同善社，也称悟善社、合一会，又名先觉祠，取万善同归之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产生于四川，民国以后蔓延至全国，1920年前后传入甘肃。甘肃督军陆洪涛带头入社并积极支持，应者云集。同善社在兰州的总社设在左公祠，以后逐渐向其他县发展。1926年，北京同善社改为救世新教会，许多地方的同善社也改了名称并以北京的教会为总会，甘肃的同善社称为“救世新教会甘肃分会”。
同善社倡导静坐并研究性理之学，主张“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功夫，而证佛教果位”[4]。有人认为同善社属于佛教清静门的一个分支，其教义以佛教为基础，并吸收了道家和儒家的部分内容。国民军入甘时同善社的活动渐趋沉寂，后因部分国民军军政人员、地方士绅加入该社，其影响又起。入会的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并在春秋两季聚会祭奠吕祖。
一贯道最早活动在山东一带，前身是光绪年间的东震堂，后改为一贯道，得名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语，也称孔孟道、圣贤道、观音道，属白莲教支派之一。该道没有信仰主体，以流传地区百姓的喜好为准，有的地方崇拜佛，有的地方崇拜道，也有崇拜济公、张飞等人物的。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内的一部分人热衷参加一贯道，该道遂被日本人利用，成为鼓吹奴役百姓的信仰工具，国民党曾查禁该道，但不甚彻底。
一贯道自1940年前后传入甘肃后发展比较快，仅在陇西一地就有公共佛堂603所，家庭佛堂358所。[5]一贯道在河西地区也有活动，1949年，临泽县有道徒572人。[6]参加一贯道的有地方绅士、旧军政官僚和普通百姓。新中国建立后，一贯道被依法取缔。
瑶池道，也叫菩提学会、普度门、高灯会、清净普度门、万全堂等，以供奉瑶池圣母而得名。光绪年间从四川传入陇西，接受四川“万全堂”的领导。主张儒释道三教归一，提倡男不婚、女不嫁，已婚夫妻不得同床；敬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等。新中国建立前门徒主要分布在陇西、天水等地，在其他地方的影响不太大。(www.xing528.com)
崇道善堂，20个世纪30年代产生于江西，该堂以无道、无教、无门、无会自称，以空立道，以戒烟为目的，采取饮茶、参拜、静坐、听经等方式，用意念和毅力等精神疗法戒除烟瘾，恢复原本，不施药物，不收费用。20个世纪40年代传入甘肃的陇西、陇南等地，后因迷信蛊惑等内容一度被取缔，以后因戒烟的原因重新开道。该道堂基本是各地商人集资兴办。有烟瘾的男女老幼愿意入道戒烟的，由道友介绍举行仪式后便入道戒烟，不收费用，新中国建立后道堂解散。
红万字会是清末兴起于山东的佛教组织，1939年，出现了兰州红万字会。凡会员须品行端正无劣迹，月纳会费1～2元。兰州红万字会成立后，先后开展了社会救济活动，创办了一所小学，开设战时难民收容所和难民习艺工厂，设立救济队等。
理善公所，也称为理门，是明末清初产生在山东即墨的民间宗教组织。该教信仰儒释道三教之礼，规定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猫犬这八大戒律。其中不抽烟喝酒为道徒始终遵守的戒律。清末民初甘肃省署皋兰县（今兰州）就有理门敬义堂公所，地址在城隍庙，以后又有理门志诚堂公所，两者同源而名不同。道内一律平等，无尊卑贵贱之分，道徒互称道亲，在斋期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到公所烧香拜佛。1933年，该教成立了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建立了分会，成为有影响的教派。1939年，根据南京理教总会的通知和国民党皋兰县民政科的指示，“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改名为“兰州理教志诚堂公所”。以后凡道亲开展活动时，都要请国民党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来参加指导。该堂的道亲最多时有800人。理教公所通过道亲捐献的费用，也开展一些社会救济活动。
除了以上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组织，各地还有许多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组织。以河西的酒泉地区为例，有影响的信仰组织有大乘会，也叫清茶会，创自明末正德年间，当时在酒泉仍有人在活动。1947年，酒泉共有20堂大乘会，信徒约200人，信徒多半是乡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1947年，政府下令其归酒泉佛教会管理。玉华会（白蜡会），也是明末清初流传的民间宗教，1947年共有80堂，信徒300多人，信徒多半是乡村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新中国建立前该会归酒泉佛教会管理。皇极会，明清时期流传的民间信仰，前身为瑶池道。1937年，张掖有皇极会道徒3000多人，1940年，改为佛教居士林[7]。1945年心道法师到酒泉弘扬佛教，皇极会的信徒全部皈依了佛教，成为佛教的正宗居士。另外还有起源于云贵一带，合儒释道三教为一体的归根道[8]。在陇东南等地区，民间宗教还有三宝门和什字道德会等。
民间信仰的混乱反映出社会变革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这些信仰无一定的规程和权威，不仅不能使人有精神充实之感，相反还因其没有鲜明的信仰主题和感人的内涵，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为空虚无依。某些信仰成为个别人愚弄百姓的工具，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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