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回族在人口中居第二位

二、民族构成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劳动、生息、繁衍的地区，民国时期有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土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形如下：

1.回族。回族是多种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一般使用汉语、汉文。回族在甘肃人口中仅次于汉族，居第二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陕甘总督署调查有450679人。抗日战争时期有两种估计，一种是574139人，一种是459153人。据1947年统计，在全省71个县中，56个县建有清真寺；其余15个县，也可能有零星的教徒分布。回民最集中的临夏，有10万人左右，回民人数在2万人以上的有宁定（广河，5.5万）、清水（4万）、海原（3.85万）、和政（2.95万）、平凉（2.65万）、化平（泾源，2.35万），回民人数在1万人以上的有康乐（1.87万）、固原（1.38万）、皋兰（1.33万）、静宁（1.15万）。^[6]

回族的大多数人民从事农耕，以商业、手工业作为副业。他们主要分布在临夏及其附近的积石山、太子山以及中东部的陇山等地区。社会经济制度大体与汉族地区相同。临夏的枹罕、莫尼沟等地，是甘肃耕地集中地区之一，地主占有耕地在70%以上，而回族的多数农民是佃户或雇工。回族的城镇居民多数从事手工业（作坊）或饮食服务业，或开商铺，或从事小本经营的收购、贩运，也有些成为富商。如在夏河（拉卜楞），自建县以来，商业迅速发展，“各商号资本在10万元以上者，皮毛商占十分之四，资本10万以下者甚多，约130余家。这些皮毛商多系青海及临夏之回民官绅经营”。临潭旧城、平凉等地也有一些当地著名的回族皮毛商。临夏城的回族商人除了经营皮毛，在百货、棉布、绸缎、饮食等行业中，也拥有相当的资金。

临潭旧城的“西道堂”，是一个颇有特色的社会经济集团，道堂经营农、商、副、牧各业，教主领导全体教民，掌管道堂的一切社会事业。道堂的一切财产“概为公有”；教民“各尽其能，分工合作”；在道堂内“教民生活一律平等”^[7]（按：事实上道堂内仍存在等级差别）。道堂的“经商贸易区域，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之北，东至察哈尔等地”。西道堂自1908年创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创始人马启西于1915年被回族军阀马安良派部下枪杀，但以后道堂经济势力有较大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道堂内成员私聚财产者渐多，已成分裂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解体。

2.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民国时期，人们在习惯上往往把民族同宗教信仰混同起来，称呼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为回族，把伊斯兰教又称之为回教。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通常称呼的回族内还存在着族源、语言、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一些学者分别称之为东乡回、保安回、撒拉回。^[8]他们分别自称为东乡人、保安人、撒拉人。

东乡族。指居住于临夏以东的东乡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称为东乡人。1947年，东乡地区属临夏第二区，辖5个乡镇，有33712人，此外，临夏积石乡、永靖、宁定、和政等县也有分布。东乡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主要生活在干旱山区，生活很贫困。东乡人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但与现代的蒙古语又有所不同。

保安族。指居住在青海同仁县保安三庄的保安人，因清朝官吏的压迫而逃入临夏（河州）大西乡、大河家、刘家集一带（积石山以东），其居住区也称保安三庄，因信仰伊斯兰教而被称为保安回。保安人以农业为主，大部分人是佃户，兼营手工业或其他副业，有少数人从事小商贩。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但在语法、词汇上受汉语影响较大，没有本民族文字。

撒拉族。民国时期即有称“撒喇（拉）族”的，因“全部信奉回教，所以称为撒拉回”。甘肃的撒拉人是青海循化、化隆两县的撒拉族人民因清末民初官吏的压迫和重税而逃入临夏大河家一带的，在夏河地区也有少许分布。撒拉语属阿尔泰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也夹杂着不少藏语和汉语的词汇。撒拉人以农耕为主，但绝大多数农民无耕地，被迫当佃户、做长工或短工。新中国成立后，东乡回、保安回、撒拉回，都经过本民族的同意，人民政府批准，分别定名为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9]

3.藏族。藏族群众自称番民。民国时期甘肃藏族聚居区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部落制社会，藏族聚居区社会由寺院上层和部落头人所主导。甘肃藏族群众主要分布在两大区域：一部分集中在甘、川、青三省交界的安多藏族聚居区，因这里的藏族群众自称“安多娃”而得名。安多藏族聚居区的甘肃部分是以夏河、卓尼为主的草原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还包括临潭、岷县、武都、西固（舟曲）、迭部等县的局部或大部。这里的草原面积共有4000万亩。人口7万多人。①另一部分分布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北麓，包括永登、民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等县的南部山区，人口共2万多人。甘肃藏族群众在宗教上信仰藏传佛教中的黄教（喇嘛教），用藏文书写；语言用藏语，但各地常有一些差异。

拉卜楞——夏河藏族聚居区。拉卜楞寺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循化厅后，拉卜楞寺名义上属循化厅管辖，是藏族聚居区著名黄教四大寺庙之一，有僧众3400多人，规模仅次于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丹珠寺。有子寺108个，分布于甘肃、青海、西藏、四川、内蒙、山西、北京等地，是安多藏族聚居区的宗教和政治中心。1918—1926年被马麒宁海军占领。1927年，甘肃省决定在拉卜楞建立设治局，行政上脱离循化厅管辖，宁海军撤回西宁府。拉卜楞于1928年建立夏河县，设立保安司令部，由黄正清任司令。按当时的行政体制，夏河县政府只能管理辖区内的汉、回人民等2000人。拉卜楞地区的宗教权力、政治权力都集中于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手里。在传统辖区内，由嘉木样活佛向各地派出头人以及其他代表治理。拉卜楞寺的属民大体上分三种：^[10]拉德。意为神民，由嘉木样活佛直接治理，约2万户，其中3/5在夏河境内。拉卜楞寺附近的十三庄（农民）和三十五庄（牧民）皆属此。农民、牧民都在拉卜楞寺的土地上耕种、游牧，每年交纳地租（粮食）、钱、草，并服劳役、兵役。②墨德。意为政民。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派代表贡差（更察布）与土司（部落头目）共同治理。这些部落的属民定期向拉卜楞寺交纳钱、粮草和服役，但较神民为轻。属民约三四万户，1/5在夏河境内。③厥德。意为教民，只在宗教上与拉卜楞寺有关系，108个子寺的信徒属此。这些教民在政治上不受拉卜楞寺治理，教民每年或数年须至拉寺纳献供养。1941年统计，夏河县共有47309人，其中房居者（农耕者、半农半牧者、商人等）为13249人，住帐房的26420人（其中藏族人23220人，藏地蒙古族人3200人），出家者（僧人）7640人。从人口分布上看，这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地区。

夏河有一些农耕生产方式，但地处高寒，耕作落后，产量很低。拉卜楞十三庄农民450余户，都是寺院的佃户，耕地14952亩，全属寺院所有。每户租种五六斗地（每斗地约合6市亩），播种1斗种子，产量约4斗，交租2斗。全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从外地输入面粉约20万斤，其中临夏供应70%以上，次为卓尼、临潭等地。输出以畜产品为大宗，又以羊毛为主。1936年前，每年输出羊毛在120万斤左右，以1939年达到最高峰。当年适应中苏贸易需要，共输出200万斤，而同年全国羊毛输出量为248.68万斤。输入商品中还有茶叶、棉布、绸缎以及百货、瓷器、铜器等。

拉卜楞处于甘、青、川、康四省边界交通的枢纽地位，是四省边界货物交换的中心之一，既是安多藏族聚居区及附近其他牧区畜产品和药材等货物的集合地，又是内地货物输往安多藏族聚居区以及青海、西藏、西康的转运地。1936年前，经拉卜楞输出的羊毛、皮革、牲畜等产品价值每年在55万元左右，输入（包括转运）的粮食、茶叶、青盐、棉布、绸缎、纸张等商品价值在35万元左右。

卓尼。这是安多藏族聚居区另一个藏族聚居中心，与拉卜楞不同的是卓尼实行政教分治的制度，但政权与教权是集中于一家，即杨土司家。这里仍然沿袭明清的土司制度，如土司有二子，长子继承土司职务，主管政治、军事；次子为禅定寺僧纲，主管宗教事务。如只有一子，则由土司兼僧纲。卓尼土司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兵马田制度，杨土司境内的土地，大致有四类：①兵马田。所有权属土司，使用权属于持有文书（尕书）的种户；②衙门田。租与番民。番民每年交租粮、服劳役。③章珠田。属于寺院的田，收获物按一定比例交与寺院。④丈尕田。在卓尼城区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四种田中，以兵马田最多。种兵马田者，必须向土司贡献财赋和力役。财赋，每户每年交粮4.5斗，制钱300文（一说500文），草（或柴）一背。无粮者，可抵交钱、沙金、酥油、药材等。力役有两种：一是出兵马，在战时必须出一兵一马，自带武器、粮秣，按土司命令出征；二是出“乌拉”（出差），包括人、畜（马、牛、车）等生产资料。

民国初期，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承袭祖职，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承袭土司兼禅定寺护国禅师。国民军时期刘郁芬任命其为洮岷路番兵游记司令，后改为洮岷路保安司令，辖藏兵三团。1937年8月26日，岷县驻军165师师长鲁大昌为扩张势力，策动杨部第一团团长姬从周发动兵变，枪杀杨积庆及其长子等7人。事后，姬又被杨的民兵打死。甘肃省政府任命杨积庆次子杨复兴（时年10岁）继任保安司令，由其母杨守贞暂时摄政。1939年1月，省政府决定设立卓尼设治局。据1940年的不完全统计，卓尼设治局有36306人。卓尼的农耕地和半耕半牧地约为夏河的4倍，单位面积产量也稍高。卓尼的猪有34万头，约为夏河的10倍。

临潭。1940年全县共有42430人，其中藏族群众8594人。岷县约有3500名藏族人，武都藏族人约2000人，西固（舟曲）有近万名藏族人，迭部全县人口约2万，但大部分藏族人属卓尼土司管辖，其余部分不详。^[11]

河西祁连山北麓藏族聚居区。这里同安多藏族聚居区相比，藏族人口的分布比较分散，其中永登分布又相对集中一些。大致是：永登9085人，张掖1216人，民乐849人，临泽2400人，高台345人，酒泉1056人。此外，永昌、民勤、古浪、武威等地也有少许分布。永登地区的藏族群众分布在祁连山、马牙雪山、不毛山、雷公山等处，“熟雷色异族三十六族，向隶庄浪茶马厅（按：设在松山城）。又连城洛洛城赛什曾族八族，前清归鲁土司兼管。……现与庄浪厅各属组织天祝乡一乡”，“共有男4760人，女3752人，共计8512人”。永登藏族聚居区占全县土地面积的30%。在宗教方面分属“大龙寺、朱公寺，寺内以活佛为首长，仍受西藏班禅、达赖的命令”。这里的藏族人除了少数仍过游牧生活，余均务农。耕地约20万亩，主要为寺庙占有。耕地大部分在高寒山区，农产品有青稞、燕麦、菜子三种。1927年大地震后，气候转暖，能种小麦、蚕豆。民国时期，永登藏族群众称永登番，是祁连山黑番之一。

祁连山黑番还有二支：一是东乐克族，又称山口番，主要分布于酒泉南山马蹄寺一带，大部过游牧生活，少数住城郊者务农，约208户、1637人。黑番之名来源其祖先，他们居于康木（今西藏昌都地区），元朝时奉命戍边来此地，手持长矛上系有黑牛毛缨，故称为黑番。在藏语里呼黑缨为东乐克。二是马蹄寺十四族，分布于张掖与民乐间的南山，是清初移民来此。到民国时，许多人已务农，约511户、1289人。^[12]

4.裕固族。民国时期，河西的藏族人中有称为黄番者，约3000人，他们按族源又分为两支：黄黄番和黑黄番，二者都信奉藏传佛教黄教。黄黄番来自蒙古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黑黄番主要来自新疆维吾尔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维吾尔语呼黄色为锡喇，故黑黄番又称锡喇维吾尔。他们主要分布于酒泉黄泥堡以东至高台之间的沙漠边缘以及高台南山草原，以畜牧为主。黄黄番共7族，主要分布在张掖之南山，以畜牧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黄番（包括黄黄番和黑黄番）的人民，选择了“裕固”这个词语作为本民族的族名。1954年成立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改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3]

5.土族。土族的祖先是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在北方的鲜卑族吐谷浑部。民国时期，土族在甘肃约四五千人，信仰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卓尼、临潭、临夏的刘家集和积石关、永登等地区。卓尼的土族大部分已丧失了本民族语言，多用藏语，但仍自称“土户家”，保持其部落编制，被编入杨土司的四十八旗中的上治三旗勺哇旗。居于临夏、永登的土族用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同保安语、东乡语接近。土族人民一部分从事农耕，一部分从事游牧。新中国在卓尼建有勺哇土族乡。^[14]

6.蒙古族。民国时期，在甘肃的蒙古族主要聚居于两大区域：一是酒泉专区的南山高山草场，行政上分属敦煌、酒泉、临泽等县。一是酒泉以北的马鬃山区，行政上属安西县。南山地区约3.4万平方公里，蒙古牧民在南山高山草甸、色腾儿海子（西海子）、石包城等地共有24个合首（合首意为头目，1个合首可视为1个部落）。敦煌境内的蒙古族牧民是清朝时从青海迁来的，按传统他们仍受青海蒙古右和硕特旗管理。酒泉、临泽南山有30多幕（户）牧民受当地县政府管辖。马鬃山区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原属安西县管辖。民国时期，这里遭受的战乱甚多，居民迁入、徙出频繁。迁入的先后有宁夏、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人、哈萨克族人，迁出的是酒泉、临泽、高台等地的蒙古族人。(www.xing528.com)

1937年1月，经行政院批准，设立马鬃山设治局，由安西县代管。1938年3月，改名肃北设治局，属酒泉专区。据1939年调查，蒙古族的分布情况是：肃北设治局183幕（户）、1036人，敦煌500人，临泽100人，酒泉50人。敦煌等地的南山山区的人数统计可能缺漏较多。^[15]

7.满族。满族是随清王朝统一中国后进入甘肃的。清朝在凉州（武威）、庄浪（永登）、宁夏三地筑有满城，驻扎八旗官兵约六七千人，另外在兰州等地还有满族籍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总计当在万人以上。民国时期，甘肃境内的满族人数减少，有部分人迁出甘肃。原满营士兵一部分从事农耕，部分散居各地城镇从事小贩、手工业，或做苦力维持生活，文化程度较高者则从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工作。满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在清朝曾作为国书在上层广泛使用，在民国时期很少公开使用，甘肃境内满族通用汉语、汉文。^[16]

8.哈萨克族。哈萨克族从新疆大量进入甘肃境内，是从1936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数年，新疆盛世才对居住在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族牧民征收重税并杀其头人。1936—1939年，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分四批约2427幕（户）、11680人，迁徙至甘肃安西、玉门、敦煌、酒泉、张掖、高台等地。1938年春，他们中的数千人转入青海。1939年，又有许多人从青海转回甘肃。1943年，在河西的哈萨克族人共有872幕、4019人。面对哈萨克人的大量迁入，甘肃省政府于1938年在玉门成立哈民管理局，划定玉门鱼儿红周围2000余里的草地（南至雪山青海、北抵赤金峡、西通昌马、东接高台）进行安置。但上万人大规模的被迫迁徙，没有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局部有时还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某种混乱状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对被迁入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也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对此，省政府和当地驻军（主要是马步芳部）进行严厉镇压，使哈萨克族移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1947—1948年，新疆省政府和巴里坤上层人士提出派人把甘、青两省的哈萨克族人接回的建议。1947年有2500余人返回新疆。1948年又有两批（包括部分青海哈萨克族人）返回。留在敦煌境内，甘、青、新三省边界南山地区的3个部落约200户。哈萨克人信仰伊斯兰教，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17]

【注释】

[1]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一），《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0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09页。

[2]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一），《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0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28~429页。

[3]谢阶树著：《保富·约书》卷8，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第156页。

[4]《镇番县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2页。

[5]苏润余：《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

[6]《甘肃省回教寺院拱北教派及教徒数目表》，《新西北》1943年第6卷第7期；《甘肃通志稿·民族》卷21。

[7]摘至西道堂自印的《概况》。

[8]（本目主要参考资料）牟实库主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编；甘肃民委：《甘肃少数民族》，甘肃人民出版社；顾颉刚、王树民：《甘肃闻见记·陇游日记》，1938年；明驼：《西道堂》，《边政公论》，1941年；马通：《中国西北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1986年。

[9]顾颉刚、王树民：《甘青闻见记·游陇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李廷弼：《撒拉回民》，《回民言论》，1939年；马兹廓：《穆斯林在临夏》，《西北通讯》1948年第3卷第1期。

[10]新甘肃月刊资料室：《甘肃之藏族》；谷苞：《甘肃藏区的支派及其分布》；李安宅：《川甘数边县分布概况》；余陶：《祁连山边民概况》。以上各文载于《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

[11]奇容：《黄正清与杨复兴分治下的“安多藏民区”》，《西北通讯》1947年第5期；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甘肃宗教·喇嘛教》；张其昀：《洮西区域调查简报》，《拉卜楞藏区的头人制度》，《边疆通讯》；高一涵：《拉卜楞寺一瞥》，载《新西北》1945年；谷苞：《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西北论坛》1947年第1卷第3期。

[12]《永登的番胞》，《兰州日报》1948年2月6日；沈青萍：《永登的一角——藏区印象》，《新西北》1940年第3卷第4期。

[13]戈定邦：《河西之民族语言与宗教》，《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1940年第2期；甘肃民委：《甘肃少数民族·裕固族》；《甘肃的民族与土司》，《边疆通讯》1945年第3卷第1期。

[14]顾颉刚、王树民：《甘青闻见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96页、284页；《甘肃少数民族·土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谷苞：《甘肃境内的蒙古族》，《甘肃民国日报》1948年7月16日；李玉民：《敦煌之移民》，《方志》，1936年；马铃梆：《马鬃山大事记》；《新西北》，1942年。

[1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筹办三满营生计》正编卷27，第27页；甘肃民委：《甘肃少数民族·满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17]马铃梆：《记离新入甘的哈萨克族》，1941年；《哈萨克入甘续记》，1944年。西北问题论丛编辑室：《哈萨克族近况调查》，1941年；以上文章摘自《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甘肃省图书馆藏，1984年）。